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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沈万三并非死于朱元璋之手 据称明朝立国前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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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聚宝盆》里,张卫健饰演的沈万三,从一个吃不饱饭的穷孩子成长为一代巨商,还跟朱洪武拜了把子,看了挺励志的。遗憾的是,他仅仅是一个民间商人,信史不可能为他单独立传,偶有提及,亦寥寥数语,以至于民间传说、戏说甚嚣尘上,种种谜团,挥之不去。

《明史》记载沈万三叫沈秀

沈万三这个名字最广为人知,但在《明史》里,他叫沈秀。在孔迩《云焦馆记谈》、蒋一葵《长安客话》里,他叫沈万山,而在《周庄镇志》及各种墓志铭里,他还有沈进、沈富、沈万三秀等诸多名字。哪一个正确呢?

对照起来看,沈富,字仲荣,这个名和字,比较可靠。沈进、沈万山之类的名字,无非是后人赞美他经商有成、财富如山罢了。

综合明代学者杨循吉《蓬轩别记》和《明史》的说法,沈万三秀这个名字应该是综合了其本名、“行三”和朝廷户籍制而成。

“秀”,在明代,是阶层等级制的一个划分。

明初沿袭元制,将百姓分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是最上等。其中又按财富多寡再分若干等级,“富者,谓之万户”,沈富恰好行三,又分在“秀”的第三等,于是有了“沈万三秀”之名。

马皇后口中的沈秀,显然是官方对小民习惯上的称谓,相当于“姓沈的富商”,如此而已。

地方志和墓志铭显示,沈万三并非明朝人

关于沈万三的传说非常多,如扳鱼得聚宝盆、洪武皇帝抢夺聚宝盆等。至于电视剧里说他跟朱元璋是把兄弟,这已然不是传说而是戏说或恶搞了。

信史里则有沈万三参与修筑南京城墙,主动犒军,惹恼了朱元璋,亏得马皇后说情,才发配云贵的说法。由于《明史》乃清人所修,我们信归信,得多留个心眼才好。

稀奇的是,有些地方志和墓志铭却显示,沈万三并非明朝人。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吴江县志》里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史料源自明人莫旦撰写的《吴江志》。当然,莫旦自己似乎缺乏自信,在文后加了存疑的注释。

在《周庄镇志》里,沈万三似乎还有一个儿子叫沈荣。笔者不太相信,儿子取名,为何不避父亲的讳?这有违常识。

如果沈荣确是沈万三之子的话,他的墓志铭倒是可以作为莫旦的证据,其墓志铭说:沈荣死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秋八月,享年71;(其子)沈森与父亲死于同年,享年48。

也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称帝时,沈荣已经62岁,如果他是沈万三的儿子,那么沈万三起码80多岁了,又如何跟朱元璋称兄道弟、发生那么多纠葛?

关键在于《周庄镇志》的记述本身矛盾太多,使我们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也就推翻了沈万三“生于元朝,死于元朝”的说法。

倒是沈万三的亲侄子沈汉杰的墓志铭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说沈家获罪,是在洪武15年,流放地是云南。虽然时间上与《明史》有出入,但从一个侧面能够说明沈万三是经历过明王朝创立的,说他是元末明初人,当不为错。

沈万三是否在南京居住过,沈汉杰的墓志铭做出了否定回答,这与信史记载是截然相反的。如此,不但让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所说的南京会同馆是沈万三的故宅、玄武湖是沈家后花园的说法,失去了可信度,也使得《明史》中沈万三参与修筑南京城墙、犒军等等变得脆弱起来。谁对谁错,不好说。

借乱世,起于“农本”成于“金融”发于“外贸”?

沈万三拥有置石化金的聚宝盆?当然不可能。

其财富积累的过程,按照《周庄镇志》的说法,莫外乎三种,一是靠种地发家,二是外财相助,三是搞外贸。其中的所谓外财,是指苏州富商陆德源以巨额财富相托:“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

杨循吉《苏谈》中支持了这个说法:“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前文中说了,由于缺乏信史依据,我们只能姑妄读之信之。

实际上,如果联系到元末明初那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也不难窥测出沈万三发家的大致脉络,敛财途径可谓多多。

其一,战乱时期,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多荒芜,沈万三借机扩占无主之地,或有可能,通过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终于拥有了不少的良田,攫取了第一桶金,此所谓“农本”;其二,元末盛行高利贷,沈万三或是通过广放高利贷,从而迅速致富,此所谓“金融”;其三,元末无海禁,海商往来频繁,沈万三可能充当了徽商与海外之间的贸易桥梁,此所谓“外贸”。

借乱世,起于“农本”,成于“金融”,发于“外贸”,最终成就了沈万三之大地主兼巨商的传奇。如果“陆氏赠财说”有史料依据的话,也只能说明沈万三善于理财而已,不足称道。

沈万三由盛转衰,不能绕过“在商言商”

如今的剧评家、学者等都在纷纷撰文,期望通过沈万三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些道理,有赞其励志的,有责其炫富的,也有夸其为富守仁的,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窃以为,就传奇而言,探讨沈万三由盛转衰的滥觞,不能绕过“在商言商”四个字。

熟悉《明史》或读过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朱元璋兼并吴地、打败张士诚,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吴地富商百姓对张士诚的倾囊相助。

由此,朱元璋对江南商民恨之入骨,曾课以重税。

在这样的政治气候里,作为商人的沈万三应该明哲保身,“在商言商”,才是他的公共表达,对其他的任何事,可以不表态、不参与、不反对,恐怕才是理性选择。可惜他过于高调了。

苏洵曰:“赂权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可比肩的帝王尊严,朝廷基石的军队,焉是一个匹夫商人所能左右和冒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