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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贩卖故宫国宝惊人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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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逊帝溥仪4岁即皇帝位,在位仅3年,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但溥仪却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因此,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这15年的宣统时期,溥仪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满怀复兴帝业的“壮志”,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

流失宫外的珍宝古物,至今还没有一份翔实的统计,估计数目惊人,其价值也无法估量。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赏赐”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从溥仪这一方来说,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赏赐是指溥仪有意为之的,赏赐的是皇亲,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溥仪曾以“赐赏”的名义赏赐两位伴读,即皇弟溥杰、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画书籍。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携带”出宫的宫廷古物,各种情形都有,数目无法统计。

溥仪主动“赏赐”溥杰、溥佳珍宝古物,实际上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活动。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仪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这座皇宫,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的费用怎么办?这样,宫中珍宝古物便成为逊帝盗卖的目标。盗运出宫的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古版书以宋版为主,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这批盗运出宫的书籍、字画,颇费了溥仪的一番心血,也历尽了周折。

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都由专人保管看护,有账册登录在溥仪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载明物件名称、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还要到(内务府)司房登记,开具条子才能出宫。溥仪便想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溥佳,让他们每天下学出宫时带出宫廷。溥仪、溥杰、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讨,认为宫里不能居住时,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后,北京正受战火威胁,溥佳的父亲恭亲王载涛就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购买了一所楼房以备溥仪不时之需。

溥仪这样写道: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溥仪既赐赏溥杰,也赐赏溥佳。1922年起,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后就带一包赏赐物出宫。溥佳曾这样回忆: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赏溥杰单”,公之于世,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陆续变卖了几十件——购买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价购得如此珍贵的宫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