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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票》第五章 觊觎暴利预购酒业 代理县长背水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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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安在背后上蹿下跳,李明桥心知肚明,面上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代县长,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旦弄得关系太僵,两个人起了内讧,那县政府的工作还干不干?李明桥能做的,就是在县人代会召开之前,埋头把“村村通”工程搞好,这是利县利民的大事情,不管自己到时候能否顺利当选,他觉得都得把这件工作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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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副省长带着省煤炭局、发改委、商业厅、国资委等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先是在市上盘旋了两天,接着浩浩荡荡地来了蓟原。

杜万清和李明桥带领“四大班子”成员和对口科部局的头头,专门去县界处等候。

十点半钟,石副省长的车队来了。让杜万清意外的是,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竟然亲自陪同下来了,相跟着的还有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工业口的林副市长,以及市局的有关负责人。

石副省长年龄不大,大概50出头的样子。他先是跟书记杜万清握了握手,再跟李明桥握手。但李明桥发现,石副省长跟自己握手的时候,眼睛却是朝向别处的。这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顺着石副省长的目光扫了一眼,发现石副省长目光所向的地方,站的竟然是煤炭局长郝国光。

难道他们认识?李明桥心里不禁打了一个问号。

果然,石副省长跟“四大班子”成员一一见面之后,朝站得稍远些的郝国光招了招手。郝国光小跑着上前来。石副省长抓住郝国光的手,用力地摇了摇,哈哈笑着说:“国光啊,你可是好长时间没有来看我这个糟老头子喽。”

李明桥暗暗心惊:郝国光不但跟石副省长认识,而且熟络得不是一般。看来自己手底下的这个煤炭局长,还真是一位手眼通天的人物。让李明桥更为吃惊的是,石副省长根本没打算掩饰自己跟郝国光的私交,好像还有意无意地在众人面前显露这一点。

这就奇怪了,大凡当官的,当到石副省长这个级别,说话的时候一般只说半截,表态的时候喜欢藏着掖着,在私交方面更是谨慎,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社交圈子——这叫什么来着?含蓄,对,就叫含蓄,大领导的含蓄。

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玄机不成?在任何事件的背后,肯定存在相应的因果关系,只不过,李明桥暂时还猜不透石副省长此举的真正含义。他注意观察了一下,市委书记何培基、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包括县委书记杜万清,脸上都挂着一成不变的笑意,好像那笑容是从同一个模子里面雕刻出来的,一直就挂在这些人的脸上。

相互寒暄了几句,又都上了各自的车,唯独郝国光被石副省长叫了去,上了石副省长的专车。警车在前面开道,车队疾速朝县城驶去,直接开往蓟原宾馆。

用警车开道是年长富和黄志安的主意,李明桥原本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扰民不说,还显得太官僚。杜万清未置可否,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二比一,李明桥处下风,事情就这样定了。按年长富和黄志安他们的意思,本来还要把石副省长一行的接待,放到一位煤老板投资的四星级酒店里去,李明桥坚决反对,太奢华是一个方面,县政府下辖的蓟原宾馆主要用于接待上级领导,环境和档次也还说得过去,没必要住什么星级酒店。

中午的接待宴会规格比较高,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宴会厅,摆四桌,上的酒是蓟原老白干系列里面最好的50年窖藏。最中间的一桌,石副省长居上位,市委书记何培基紧挨着他坐在右首,常务副书记翟子翊、林副市长紧挨着何培基坐在次席;省发改委主任、商业厅厅长等相跟着坐在石副省长的左首;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在末席陪坐。年长富、黄志安、谢慕华等“四大班子”其他成员和市局的头头脑脑掺杂坐了两桌,郝国光、黎长钧、卫振华等人和秘书、司机坐了一桌。

石副省长是毫无疑问的中心,但李明桥还是发现,市局头头和县“四大班子”成员在敬酒的时候,似乎对市委书记何培基更恭敬些——他们对石副省长的热情是表面上的,心底下未必在乎石副省长的高位;但对市委书记何培基则不一样,他们对市委书记的热情和恭谨,是从骨子里面溢出来的,有股谄媚劲。很显然,在这些人的眼里,石副省长尽管身处高位,却离得远了些,对他们的仕途升迁不起直接作用;而市委书记何培基,手心里却攥着他们的官帽子,打个比方说吧:如果他们是蛇的话,何培基手心里攥的,就是他们的七寸!权力真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就像一个磁力四射的磁场,那么多的人,甭管自愿不自愿、喜欢不喜欢,都被它强大的力量吸引了过去;又像是小孩子们玩的魔方,再怎么拧,再怎么旋转,轴心是永远不变的,你只能始终围着这个轴心转圈——这个轴心,就是权力!

李明桥在心里算了算,这四桌饭,花去了县财政的三万多元,主要是酒喝得多,整整三大箱。李明桥一直试图杀杀蓟原县的吃喝风,临了却身不由己,没办法,来个副省长,外加衢阳的市委书记何培基等一干大员,你说,在接待上还敢马虎不成?现实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明明不该干,明明不愿意干,但还得抢着干,起劲干,迟了慢了都不成。

接待宴会结束以后,在宾馆稍事休息,三点半钟,在县委礼堂召开了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石副省长在会上做了长达40分钟的讲话,接下来,市委书记何培基也做了长达40分钟的讲话。按照官方的说法,石副省长和何培基的讲话都是“重要指示”,当然,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讲话,而是他们的身份和手中的权力。县委书记杜万清和代县长李明桥的汇报讲话简短些,各用了半个小时。

会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蓟原县城各条街道的霓虹彩灯都亮了起来,有点万家灯火的景象。

蓟原县城的各条街道都安装有霓虹彩灯,但除了节庆假日偶尔闪耀一下之外,平常时间都黑着,只亮着主干街道的行道灯。如果哪天晚上,街道两边的霓虹彩灯破例齐嚓嚓地亮了起来,老百姓们往往都会仰起头,望一会儿霓虹灯,然后撇撇嘴,说:“又来大官了。”

石副省长的官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副省级;何培基的官,比石副省长小着半级,正厅级。但他们俩人,一个是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一个是堂堂衢阳市的市委书记,对蓟原这个煤炭大县来说,意义就非同一般。所以,石副省长和市委书记何培基往蓟原宾馆里一住,天还没黑呢,霓虹彩灯就齐嚓嚓亮了起来。

第二天,市委书记何培基先行离开,返回市上,留下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和林副市长继续陪石副省长。

按照既定的参观路线,石副省长一行先是去了牛头岭矿山,参观了几处年产煤量在5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井,又看了几家冶选企业;然后折返回来,去华源煤炭经销公司等几家近郊的企业里面打了个转身。石副省长一行最后参观的企业,是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蓟原酒业公司的老总刘东福,自从上次被李明桥狠狠地了一顿之后,一下子老实了许多,对石副省长一行极尽热情之能事,没要县上领导安排,自己就主动给石副省长一行准备了成箱成件的蓟原老白干酒。刘东福一边介绍酒厂的具体生产情况,一边带领大家参观了两条新上的生产线,以及封装和窖藏车间,末了,又向石副省长大吹特吹他主持下的三期、四期扩建工程。

石副省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笑着,不时对着车间的工人们挥挥手。

参观完蓟原酒业,临离开前,石副省长做了几点指示,他说:“蓟原酒业是我们甯江省的名牌企业,百年老牌子,一定要让它健健康康地发展壮大……你们都想啊,矿山上的煤,总有没得挖的一天,但酒不一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愁没人买酒是不?国家要求所有的非资源型国有企业必须在年底前完成改制,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把企业完全推向市场,让市场来检验企业的生命力。我看啦,蓟原酒业是全省企业里面的排头兵,在企业改制上,也就当一个排头兵,率先垂范……我限定一个时间,现在七月份,八月底吧,蓟原酒业的改制必须完成!”

说到这里,石副省长停了停,用手指头点着杜万清和李明桥两个人道:“到时候,如果完不成改制任务,唯你们二人是问!”

后一句话,石副省长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却自有一股不容反驳的意味在里面。

石副省长在蓟原的视察进行了三天。期间,李明桥一直试图跟翟副书记单独见个面,但未能如愿,周围的人实在太多,市委书记何培基一离开,翟副书记理所当然地成了蓟原县的官员们包围的对象。

临离开的先一天晚上,都凌晨两点了,翟副书记给李明桥打来电话,让他到自己房间去。李明桥就在蓟原宾馆住着,他住北楼,石副省长和翟副书记一行住南楼,离得不远,但到了翟副书记门口,李明桥还是故意磨蹭了几分钟,才举手敲门。

咔哒,门开了,翟副书记把李明桥让进房间里。

翟副书记说:“明桥啊,在蓟原受委屈了吧?”

李明桥说:“委屈倒没什么,就是憋屈得慌。”

翟副书记用拳头捶捶后腰,说:“这我理解,你跟你老子一样,一根筋,容易较真。”

提到父亲,李明桥一时沉默下来。

翟副书记说:“蓟原是矿区,情况复杂着呢,但万清同志在蓟原干了这么多年,愣是没出啥事,明桥啊,你应该多学学人家万清同志。我知道,你肯定心里不舒坦,因为郝国光的事情——是我把你拦下来的嘛。”

李明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翟副书记摆摆手,继续说:“知道石副省长为什么非要来蓟原一趟吗?”

李明桥摇摇头,他还真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为了迎接石副省长一行,蓟原县委、县政府可是花了大工夫的。石副省长一行在市上的行程刚一结束,市委办公厅通知蓟原这边做准备的时候,适逢矿山上出事情,县委门口摆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死者家属正闹着事呢。杜万清急了,李明桥也急了。但死者家属任凭他们如何做工作,都死活不松口。后来,还是李明桥责成煤炭局长郝国光出面,让自己的小舅子刁富贵掏了60万元的命价款,另外又付给对方120万元,用于赔付3号煤井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同时,逮捕了三好煤井的矿长,进入司法程序……这才算让死者家属一时安然下来,否则,石副省长一来,参观个头,肯定得让闹事的人给整个灰头土脸。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翟副书记说,“上次,你在常委会上准备撤郝国光的职,我和何培基同志同时接到省上打来的电话,是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同志亲自打来的。”

李明桥不由得瞪大了眼睛。他在市委办公厅干了那么多年,然后又来蓟原县当了近半年的代县长,大大小小的官员见得多了去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听得多了去了,但还没有听说哪个县份科部局长的任免,足以劳驾省委组织部长亲自打电话的。

翟副书记没有绕弯子,直接告诉他:“潘国剑同志的儿媳妇,是你们县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女儿——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为什么来蓟原当书记县长的,只要是打算给煤炭局长郝国光动脑筋的,滚蛋的不是郝国光,而是他们自己。”

“儿媳?”

李明桥原本就圆睁的眼睛,似乎又瞪大了一圈。他以为,这样富有悬念的故事情节,一般只会出现在拙劣的影视剧里面,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有,而且就发生在他李明桥的身边——怪不得书记杜万清一再阻止自己动郝国光他们,怪不得自己在县委常委会上,甫一提出撤换煤炭局长的建议,几乎遭到了所有常委们的反对,怪不得,耿直、清廉如翟副书记者,也会弯了腰替郝国光说情……原因就是郝国光和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潘国剑是儿女亲家!

有人偏激,说组织部就是专门批发官帽子的地方。这话有些扎耳,却道出了相当一部分事实,组织部门有些人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不正之风。

李明桥很吃惊。他曾经揣度过煤炭局长郝国光身后的“大手”,但绝没有想到这只“大手”竟然是甯江省委的组织部长。在省委常委的排序里面,组织部长潘国剑有可能不会太靠前,因为他的前面还有省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甚至省纪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排名,100%都在他之前。但若论权力的大小,组织部长潘国剑手中的权力,怕只怕仅次于省委书记和省长,因为他管的,就是市厅级领导干部的官帽子,各地市州的书记市(州)长、副书记副市(州)长啦,省属各厅局的厅(局)长、副厅(局)长啦,这些人的提拔任免,都得从他的手里面过不是?想想都气馁,李明桥头上这顶七品乌纱帽,在人家潘国剑眼中,屁都不是。

翟副书记接着告诉他:“石副省长跟潘国剑同志是中央党校的同学,私下里的来往比较密切……石副省长原本只准备到衢阳出席全市国营企业改制方面的一个会议,专门带队来蓟原是后来的临时动议。”

事情已经很明了:石副省长此行,是替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来的,明面上的任务是视察蓟原这个煤炭大县的各个企业和生产状况;暗地里的目的,却是给市、县的头头脑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轻易不要动郝国光,他的背景不一般。难怪石副省长一到蓟原,就对煤炭局长郝国光表现得异常亲密。

翟副书记往沙发背上靠了靠,继续说:“如果没有这一层原因,何培基同志也不会在百忙之中扔下手头的工作,专门陪石副省长下来一趟。”

李明桥不会掩饰自己,也没打算在翟副书记面前掩饰,内心的气馁和灰心立马显现在了脸上。

翟副书记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明桥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做区县的政府主官,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对上、对下、对左右的同志,尤其在人事问题上,就更得特别小心。我的意思啊,不是要你产生什么顾虑,而是你必须得把一件事情的方方面面,都考虑透彻,都考虑成熟,得讲究策略。”

翟副书记右手握成拳,轻而有力地在沙发扶手上一擂:“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自己分内的工作,该干还得干,更得干好干漂亮了,但同时,又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轻易让自己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明桥啊,要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别看只是个县长,你掐指头数数,举国上下,能有多少个县长?全国十几亿人口,又有多少人能干到县长这个份上?我们得保护好自己,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尽可能多地为国家、为老百姓多干实事!”

翟副书记说得很动情。李明桥默默地听着,他承认,自己当初错怪了翟副书记,这个慈父般的、以“铁腕老三”在衢阳市颇有政声的市委副书记,他内心所承受的压力,远比自己这个七品芝麻官所承受的压力大得多;他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智慧,也远比他这个毛头小伙子丰富得多。

李明桥轻声说:“翟书记,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诲!”

“你父亲跟我是一同光屁股长大的,他当年,就跟你一样,直筒子脾气。虽然他只是个副县长,但敢说敢干,全县上上下下的干部和百姓都服他。他在的那个县缺水,是全国挂了号的干旱县。可他不畏难,一心要搞一个引水工程,解决全县的用水问题。因为预算很大,书记和县长都不答应。你父亲就跑到市上和省上去争取……后来,有领导出面说话,有意把原县长调离,让你父亲出任县长,把引水工程先干起来。本来都定了,但就在这个关口,你父亲指示纪委部门严肃查处了一位乡长,这位乡长没有啥,但他的舅舅当过市人大副主任,为这件事,你父亲的任命就搁下了,时间不久就出了意外。你父亲英年早逝……那个县,一直到前些年才搞了个引水工程,比你父亲操心这项工程整整迟了20年……”

李明桥强忍住涌到眼眶的泪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十来岁的学生娃娃,尚不更事。翟副书记现在提起他来,面现悲戚之色,李明桥心里也是一阵阵泛酸……李明桥知道,翟副书记专门提起父亲,一方面是想借自己父亲的经历,告诫自己要有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想让自己明白一个道理:翟副书记很在乎自己头上的那顶官帽子,也很想出任衢阳市的市长,因为他还想干更多的事情!

2

县政府成立的煤矿整顿(监管)检查小组,先后从煤炭、国土、公安、电力等各个部门抽调了将近100来人,全部集中到牛头岭的矿山上,个挨个地查,任何一家煤井都不放过,只要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煤井,先停业、后整顿;而那些无证照非法乱采的小煤矿,得先将煤井填上,然后合计着开罚单,看交多少钱了事。

公安这块,代县长李明桥点名让副局长沈小初上,沈小初和韩大伟带着十几名干警,在牛头岭驻扎了月余天气,专门配合检查组的工作。应该说,这次整顿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先后关闭了非法煤井37个;经检查存在安全隐患,吊销证照、勒令停业整顿的矿井17处。按沈小初的意思,还要把各家煤矿雇用的工人摸个底,明确一下工人们的身份,这样便于管理,但限于人力物力,最后不了了之。矿山上一下整肃了许多。也是多亏了上次的械斗事件,一位老板死了,一位老板在逃,抓了一名矿长、两名副矿长和四名小喽,而刁富贵的华光煤业公司,更是没讨到任何便宜,硬生生掏了将近300万元,才算把事情“摆平”……

有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大部分煤井的老板在检查组来了以后,表现得比较乖巧,敢于耍横的没有几个。但是,沈小初心里明白,这样的整顿,不过是暂时性的,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建立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等风头过去了,一些有背景的非法煤井,铁定会卷土重来,照开不误,毕竟,巨大的利润在那儿放着,说谁个不眼馋,肯定是假话。

这段时间,公安局大门旁边的“半山人”包子店,生意却是出奇得好,也不知是黑蛋做的包子打响了名气,还是受了副局长沈小初的影响,反正,公安局的大部分干警,早点都是去黑蛋的包子店对付,局长黎长钧也时不时踱进去,叫一盘酸菜包子吃吃。沈小初自己反倒去得少了些,一则是因为工作太忙;二呢,这酸菜包子吃得久了,胃里老泛酸味,时间长了,整个人变得酸菜似的。

一天,韩大伟跑来告诉沈小初,说他带人在半山村排查的时候,了解到一个情况,是关于黑蛋父亲的。

黑蛋姓刘,他的父亲叫刘大彪。黑蛋家里原先条件一般,后来满山遍野都是挖煤的人,有一个老板看上了一处地方,刚好是黑蛋家的承包地,就给了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一笔钱,把地租过来开矿。刘大彪手里有了一笔钱,日子倒也过得滋润。黑蛋家的邻居,就是半山村的村支书,在山上开得有煤窑,家里挺富裕。支书家新修房子,刚好占了黑蛋家巴掌大一个地角。刘大彪不愿意,跟对方起了争执。支书的儿子历来在村里比较霸道,见刘大彪竟然敢跟自己的父亲较劲,上去就是一顿拳脚,刘大彪名字虽然威风,但人老实,被打了个鼻青脸肿。这还不算,支书的儿子非要刘大彪给自己的父亲跪下来磕头赔罪。刘大彪哪儿丢得起这个人,爬起来就跑。支书的儿子不依,扛着一把铁锨在后面追。刘大彪逼急了,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顺手朝支书的儿子扔了去……

沈小初哦了一声,问:“后来呢?”

韩大伟说:“也是巧了,砖头刚好砸到对方的太阳穴上,支书那个儿子当场就死了。刘大彪被抓了起来,第一次判了12年,死者家属不愿意,打了个二审,判了死缓……”

“死缓?”沈小初疑惑地问。

韩大伟回答说:“是的,死缓。村里人说,刘大彪被判刑以后,家里的钱也全部赔给了支书家……家道就败落了,黑蛋老大不小了,也娶不上媳妇,没人愿意嫁给死刑犯的儿子。”

死缓?量刑也未免忒重了些。凭直觉,沈小初觉得背后肯定有问题。这几年,仗势欺人、恃强凌弱引发的案件多了去了。就说前年吧,有一户人家,儿子在部队上当了大官,平常就跋扈些,看邻居不顺眼,每天都把洗锅的馊水端过去泼人家大门口,弄得邻居家大门口又酸又臭,还净是烂泥。邻居家的男人老实,不敢吱声,妻子就骂他窝囊。骂急了,这男人抄起一把斧子,冲进这户人家,连老带少七口人,全劈翻在了地上,没留一个活口……老祖先说得多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很多人就是不晓得“忍”、不懂得“退”,尤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但不“忍”不“退”,还一个劲往前“冲”。他们难道就不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哪一年的案子?”沈小初问。

“案子是九年前的。奇怪的是,刘大彪在看守所里关了不到一年时间,判决书刚下来就得病死了,说是心肌梗塞……村里有人告诉我们,说刘大彪死了以后,黑蛋家里突然富了,变得很有钱。”

沈小初很惊讶,问道:“死了?你是说,刘大彪死在了监狱里?”

“是的。”

“九年前的案子?也就是说,黑蛋的父亲是八年前死的?”

“是,那时候您不在蓟原,在北京学习呢。”韩大伟说。

沈小初记起来了:八年前,沈小初第一次获得全国优秀警察的荣誉称号,被选去参加公安部一个为期一年的培训班,说是培训结束以后,给他个县局局长干干,但沈小初培训回来以后,八年过去了,还是副局长。

沈小初最近对“八”这个数字比较敏感,还不是省公安厅那份验尸报告惹的?提起“八”来就头晕。偏偏这段时间,“八”出现的概率还比较高,你看啊: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省厅出具的报告里称是死于八年前;黑蛋的父亲刘大彪,也是八年前死在了监狱里;进而让沈小初回忆起自己在北京参加培训那次,也是八年前……怎么就都不离“八”呢?

沈小初隐隐约约记得,黑蛋曾经神秘兮兮地给他提过一句,说山上死过人,死过好多人。但沈小初当时没有在意,黑蛋所说的山上,肯定是牛头岭矿山,煤矿上死人跟家常便饭似的,没嘛好奇怪的。问题是:黑蛋的话是不是另有所指,跟他父亲刘大彪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跟黄杨镇发现的那具尸体有没有联系?跟黑蛋自己有没有联系?因为黑蛋开包子店,是投了一些本钱进去的,根据韩大伟掌握的情况,黑蛋家所有的积蓄都给支书的儿子赔了命价,黑蛋哪来的本钱开包子店?靠种庄稼攒钱?笑话,20年前也许行,搁现在,种庄稼不赔钱,老天爷就已经够开恩了。

当了几十年的刑事警察,沈小初凡事都会在脑子里打个问号,就像现在,“八”,这个与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简单数字,以及与“八”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在沈小初的大脑里面构成一个大大的“?”号。佛家有语云:“凡事皆有因果关联在里面。”沈小初不信佛,但他却相信:任何事情,都包含有必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交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沈小初琢磨,这一连串“八”,看似偶然,是不是也包含着某些必然性呢?

蓟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老总刘东福哭丧着脸来找李明桥。自打送走石副省长一行之后,刘东福已经是第三次来找李明桥了。前两次,李明桥忙,让刘东福有什么事情去找分管的副县长。分管乡镇企业的副县长就是谢慕华,县政府班子里面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刘东福哪敢去找她?女人家心眼小,上次招惹了这位女副县长之后,刘东福可是挨了李明桥好一顿臭骂,现在眼巴巴地凑上前去,铁定是热脸贴冷屁股,人家100%不会搭理你。

刘东福越是怕见谢慕华,李明桥就越把他往谢慕华跟前推。

李明桥说:“刘总啊,酒厂改制的事情呢,由谢慕华同志具体负责,我呢,顾不上,也不好具体过问,你还是找谢副县长汇报情况吧。”

刘东福的脸都扭成了一张苦瓜:“李县长,您是知道的,上次……上次,谢副县长不是生气了吗?我去找她汇报,肯定挨。”

“哦,有这事?谢慕华同志为什么生气啊?”李明桥慢悠悠地问。

刘东福一看,明白了:别说副县长谢慕华的气没有消,代县长李明桥的气也给他记着呢。但现在的情形是,李明桥和谢慕华铁定是刀俎,自己才是鱼肉,人家愿咋刮就咋刮,愿咋剁就咋剁,主动权已经不在他刘东福的手里了。

刘东福低了声音,哀求似的说:“李县长,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让我去找谢副县长,她又不做主,我怎么找她?”

李明桥说:“慕华同志怎么就不做主了?刘总啊,你别整天瞎猜疑,企业改制的事情,慕华同志负责,她说了就算。”

刘东福说:“石副省长不是说,不是说八月底,让咱酒厂改制完成吗?”

“对呀,石副省长是这么说的,”李明桥抖抖办公桌上的文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在八月底前让酒厂跟政府脱钩,把蓟原酒业卖出去吗?卖掉就是了。”

刘东福咧了咧嘴,像哭一般:“李县长,您可别介啊……”

“嗯,有问题吗?按你刘总的意思,咋办,不卖?”

李明桥左一个刘总,右一个刘总,叫得刘东福背心直发凉:

“李县长,我……不是……不是卖不卖的问题,改制这个,国家有政策,优先法人……”

李明桥说:“这个也应该不存在争端啊,你是蓟原酒业的法人代表,到时候你直接参与竞拍就成了。”

刘东福心里叫苦连天,面上还得赔着笑容:“我是可以直接参与竞拍,可是,您要不点头,我就竞拍不下来……”

李明桥奇怪地看了看他:“怎么,刘总心里犯虚?蓟原酒业的品牌在那里放着,即使要卖,也得卖个好价钱,政策是政策,在符合政策的前提下,也得看谁出的价钱高,是不?”

刘东福一屁股坐到一旁的沙发上,不说话了,呼呼地直喘粗气。

刘东福估计得没错,李明桥心里的火是还没有消下去。别看刘东福在接待石副省长一行的事情上很卖力,但李明桥给刘东福记下的账不是一笔两笔,多着呢。最让李明桥生气的一件事是,有一所村学的校舍年久失修,刚好碰上一场暴雨,几间教室全塌了。村学校长找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又跑来找李明桥。当时财政资金紧张,一些大项目的资金报告,都还在手里面压着呢,李明桥就想揩揩企业的油。他把刘东福找了来,让酒厂出点血,给这家村学赞助十几万经费,重新修修校舍。刘东福勉强答应了。但后来,刘东福没掏这个钱,只是雇了一帮民工,拉了砖头石棉瓦上去,简单地维修了一下,屋顶用石棉瓦遮了遮。就这,村学校长还自掏腰包,花了百十块钱送给刘东福一面锦旗。李明桥那个气啊,你糊弄他这个县长,没啥;你糊弄学校和老师,就是天大的罪过。李明桥终究从财政上挤了二十万资金,给这家村学修了一座小两层的教学楼。

见刘东福满脸的沮丧,面上表情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李明桥才气顺了些,说:“这样吧,让慕华同志过来,我和她一起听听具体情况。”

李明桥边说边用座机拨了办公室主任卫振华的电话,让卫振华通知谢副县长到自己办公室来一下,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让黄副县长也过来。”

刘东福的眼睛亮了亮,但旋即又暗了下去。

不一会儿,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女副县长谢慕华一前一后进来了。

谢慕华看见刘东福,很夸张地“哟”了一声,说:“哪阵风,把刘总给吹来了?”

黄志安开玩笑说:“那还用问?肯定是谢县长的香风呗。”

谢慕华说:“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去一趟酒厂,都让刘总给赶了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东福苦着脸,诺诺地说:“哪有的事?哪有的事?”

李明桥做了个打住的手势,说:“关于蓟原酒业的改制,咱们小范围碰个头,让刘总谈谈他的具体想法。”

刘东福看了看李明桥,又看了看黄志安和谢慕华,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他三番五次来找李明桥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自己要以蓟原酒业法人的身份,参与竞拍蓟原酒业;二呢,是寻求政府的支持,刘东福知道蓟原酒业不会太便宜,他拿不出太多的资金,不足部分必须依赖于县政府出面,跟银行协调贷款;第三呢,就是希望县政府向他政策性地倾斜一下,不然,他刘东福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拍不到蓟原酒业——天知道蓟原县身家过亿的煤老板到底有多少。

但李明桥一直不理他的茬,刘东福就比较着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华光煤业公司的总经理刁富贵又放出话来,说是华光煤业公司将逐步涉足非资源型企业,竞拍蓟原酒业是其中之一。刁富贵是什么人?煤炭局长郝国光的小舅子。蓟原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郝国光是蓟原县的座山雕,是老大,任谁都不敢招惹的主,省上来个副省长都得对他点头哈腰。同样是企业老总,刘东福打心眼里瞧不起刁富贵,觉得刁富贵充其量就是一流氓,吃喝嫖赌的主,就差抽了,钱再多也是白搭。但刘东福又不得不承认,在竞拍蓟原酒业这件事上,自己和刁富贵压根就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刁富贵有煤炭局长郝国光在背后撑腰,自己哪是人家的对手?否则,刁富贵也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放话出来——刁富贵明摆着是要告诉其他对蓟原酒业有想法的人:离远点,酒厂已经有主了。很显然,只要刁富贵出面竞拍,其他煤老板即使有想法,通常情况下也会敬而远之。跟刁富贵的官方背景比起来,刘东福法人代表的那点优势,根本就谈不上是优势。

刘东福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觉得自己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替蓟原酒业打下的这片江山,有可能就拱手送给别人了。但刘东福毕竟是刘东福,在他的人生字典里面,压根就没有“放弃”这个词,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对酒厂撒手的。

听完刘东福介绍的这些情况,李明桥有些意外,黄志安和谢慕华也感到意外。

李明桥意外的是,郝国光的小舅子刁富贵竟然卯足劲想要竞拍蓟原酒业。他跟刁富贵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刁富贵的大名却是听过的。如果说,李明桥对刘东福的印象不怎么好的话,那他对刁富贵的印象就更不好了。李明桥听人说过,刁富贵这个人,好事跟他没关系,坏事离不开他。上次牛头岭矿山发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肇事方就是刁富贵的公司,虽然调查显示肇事起因是下面一位矿长的自作主张,跟刁富贵没有什么牵扯,但李明桥对这件事情一直心存怀疑。别的不说,单就刁富贵在社会上的不良声誉,他造的酒,谁敢喝?酒厂在他手里能办好才怪。

副县长谢慕华跟李明桥一个心思。她认为,刁富贵本质上就不是经营企业的料。华光煤业公司之所以经营状况比较好,全赖背后有个郝国光,不然,早垮杆了。而且,造酒跟挖煤可不一样,不是什么人都能造出好酒来的,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把酒卖出去。

常务副县长黄志安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他觉得郝国光有些贪得无厌——刁富贵有狗屁的实力,还都不是郝国光的产业——当局长就当局长,挖煤就挖煤,买什么酒厂啊,难道就不知道贪多了嚼不烂吗?他对郝国光的跋扈早就看不顺眼,但没有办法,他黄志安在某种程度上还得依靠这位煤炭局长。

李明桥对着黄志安和谢慕华说:“你们二位是什么看法?”

谢慕华说:“与其卖给刁富贵,还不如让刘总以法人的身份直接接手。刘总平时虽然抠门点,但在酒业这个行当里面,却是有名的专家,从业时间长不说,管理经验和营销经验都很丰富。”

刘东福赶紧接过话头,说:“就是嘛,就是嘛,谢县长是个明白人哩。”

谢慕华用鼻子眼“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正因为我太明白了,才被刘总从酒厂赶了出来。”

刘东福只好讪讪地闭上嘴巴,不再说话。

在郝国光的真实意图没有明确之前,黄志安只能替刁富贵说话,他清了清嗓子,说:“这个呢,蓟原酒业的改制,我认为还是从长计议的好。也不能说刁富贵参与竞拍就不好,市场经济嘛,一切都交给市场去自行消化。政府这块,也不宜介入太深。”

李明桥点了点头。黄志安说得有些道理,现在啥年代?市场经济都多少年了,让市场自行消化各个层面的矛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情。

李明桥权衡了一下利弊,知道现在还不能给刘东福一个明确的说法,尤其不能许愿,否则后患无穷。李明桥就委婉地对刘东福说:“这样吧,过段时间,县政府专门去你们公司搞一个听证会,听听公司的其他中层领导都是什么意见,工人们又是什么意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综合起来,我们再研究具体的改制方案;刘总呢,也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该向你倾斜的,我们肯定会向你倾斜,这点你大可放心。”

李明桥说让自己放心,刘东福就越不放心。但事已至此,刘东福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有气无力地给三位领导打了个招呼,起身离开了李明桥的办公室。当他郁郁地走出县政府大门时,又突然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

3

郝国光最近上火,牙床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每说一句话,都疼得“、”地吸气。刁月华也是,牙龈发炎了,嘴有些歪,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妆还化,擦很厚的粉,却没了往日的细心。

啥人说的:冲动是魔鬼——冲动确实是魔鬼,这不,刁富贵为了贪图一点小便宜,指使手底下的矿长,把3号煤井开采到了别人家的地盘上,以致引发了大规模的械斗事件,还打死了一个老板……便宜没占到多少,亏却吃大了。这就像偷嘴的猫,腥没偷到,反惹了一身骚。偷嘴的猫,惹的“骚”是惹到了自己身上,刁富贵惹的“骚”,却是惹到了郝国光夫妇的身上。刁富贵闯的祸,大也罢,小也罢,都得郝国光来擦屁股,因为华光煤业公司的后台老板,实际上是他们夫妻俩。唯独这次,擦屁股的代价忒大了些。给死去的那位高姓老板赔付命价,以及跨界开采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次性付给高姓老板的妻子280万元;给黎长钧的一个私密账户上打了100万元,用于公检法口的上下打点;3号煤井的矿长、两名副矿长、还有四名打手,先后以故意伤害等罪名被拘捕了,这些人是替刁富贵去坐牢的,矿长家里,给了100万;两名副矿长家里,各给了50万元;四名小喽家里,各给了20万元,安抚这七个人的家属,又花去了280万元。

算下来,这次“擦屁股”的代价,总共花去了郝国光夫妇的660万元,数字很吉祥,却让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疼得揪心,这就是刁富贵“冲动”的代价。

黄小娜劝他,说虽然损失了几百万,但只要人没事就好,再说了,前段时间签的十来份订单,完全可以把这次的损失补回来。

郝国光用手护着腮帮子,“”地吸着气说:“那不一样,是两码事,那是咱该赚的钱!”

刁富贵之所以冲动,受贪小便宜的心理驱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仗势欺人!

刁富贵仗谁的势?还不是郝国光的,仗着自己的姐夫是煤炭局长,以为只要是想在牛头岭混饭吃的,都得让他刁富贵三分不是!只不过,欺过了头,高姓老板和马姓老板奋起反抗,这才惹出祸事罢了。

郝国光在官场和生意场上混迹了大半辈子,知道刁富贵的一些想法很危险。大部分人的想法,只要自己的亲属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显赫位置上,就越是谨慎小心,越是夹紧尾巴做人,怕被人盯着,怕被人揪了短。刁富贵却不这么想。他跟这些人截然相反,仗着姐夫郝国光大权在握,在蓟原城里横着来竖着去,张扬跋扈不说,还一身痞子的做派,吃喝嫖赌,啥事都干。

这次损失惨重,突然给郝国光提了个醒。原先,碍着老婆刁月华的面子,一味地纵容刁富贵的胡作非为,现在想来,是大错特错了。刁富贵这样的人,你就得给他安上辔头、绑上缰绳,否则,不定哪天又尥蹶子,惹出天大的祸事来……他考虑,要不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头衔给拿下来。他跟刁月华提了提,刁月华没敢吭声,她知道郝国光这次真生了气。

事实上,刁月华自己也非常生气,白白扔了几百万,就为了替自己的弟弟擦屁股。但要把刁富贵的总经理去掉,刁月华又一百个不情愿。事情明摆着,刁富贵占着华光煤业公司总经理的位子,这个公司就永远是郝国光和刁月华俩人的;刁富贵不当这个总经理了,公司算谁的?这可就很难说了,黄小娜可是上辈子狐狸精超生的,不但会勾男人,在生意场上也精明得不是一般。刁富贵怎么着也是自己一奶同胞的亲弟弟,有他在那儿撑着,自己就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刁富贵被赶走了,自己的主动权就没了,弄不好,连郝国光的妻子都没得当——不就跟财政局长周伯明上了一次床吗?他郝国光在外面花天酒地还少了?弄得自己一天到晚跟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左右不受待见。

郝国光再提换刁富贵的事情,刁月华就拉了脸,虽不反驳,却一把抓过电话,给在省城的女儿打电话,母女俩絮絮叨叨半天,说着说着,刁月华就抹了眼泪。这是刁月华最后的杀手锏。郝国光一看刁月华那架势,就知道做不通她的工作,只得作罢。

但那损失了的660万元,却一直是郝国光的一块心病,他一直琢磨着用什么办法再补回来。国土局长张得贵从黄小娜手里拿走了一套房子,位于省城的黄金地段,是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在省城置办的。时间不久,张得贵很偶然地对郝国光提到,说西平市有一块地皮,地段还不错,西平市政府准备挂牌出让——西平市就是邻省的那个县级市。

前段时间忙,一直没顾上,这段日子,用660万元替刁富贵擦了屁股,郝国光就又记起这块地来。他催促黄小娜赶紧去找找张得贵,以她的名义先把西平市那块地拿下来,即便将来不开发,转手卖掉也肯定会大赚一笔——对国土局长张得贵,郝国光向来比较放心。张得贵虽然好喝酒,而且非15年窖藏的茅台不喝,但人却挺仗义,他一般不会向别人伸手,但伸了手,就一定会在合适的时机给你相应的回报。郝国光没有让黄小娜当正宫娘娘的打算,但他现在必须对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提防着点,所以,让黄小娜背地里出面拿地,最是合适不过了。刁富贵显然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矿山械斗事件刚一摆平,就又满城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郝国光对刁富贵一肚子气,心里就很不痛快。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在后面撑着,刁富贵拿什么来竞拍?他有那么多钱吗?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不过,刁富贵的大肆宣扬,反倒提起了郝国光对蓟原酒业的兴趣。他记得石副省长在视察蓟原酒业公司的时候,也对这家县属国营企业很是重视,认为牛头岭所有的煤矿企业加起来,都比不上蓟原酒业重要。石副省长的原话是:“过100年,过200年,甚至过300年,牛头岭还有煤矿吗?肯定没了。但蓟原酒业不会没,只会越来越好……年代越久,酒就越香越值钱,茅台和五粮液就是典型的例子。”石副省长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本来就是这么个理。别看大部分煤矿企业每年的利税,都比蓟原酒业高得多,但在可持续发展和扩张性上,却没有一家煤矿企业能够比得上蓟原酒业。比较大的煤企,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每年能够达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蓟原酒业近十年来,每年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都保持了30%以上的稳步递增,去年更是分别高达43%和49%——刘东福虽然气量窄,抠门点,做酒厂倒是一把好手。

郝国光寻思,把蓟原酒业买过来,倒也不失为一件比较划算的事情。但他不准备让刁富贵出面,自己的小舅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惹祸,他造酒,不定哪天喝出人命来。郝国光还是倾向于让黄小娜出面。经历过这几拨事情,郝国光有些离不开黄小娜了:这个女人,年龄不大,却能时时处处替人着想,也够精明。但是,刁月华和刁富贵姐弟俩是最大的障碍。首先是刁月华,她绝对不会同意黄小娜出面收购蓟原酒业,因为华源煤炭经销公司名义上黄小娜是总经理,实质上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公司,公司赚来的钱仍然是他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刁月华不同意,黄小娜也没办法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其次,刁富贵肯定也不会答应。刁富贵处心积虑,谋划了好长时间,为的就是一举拿下蓟原酒业。刁富贵给他姐说得好听,蓟原酒业由他们姐弟俩买下来,就是老刁家世世代代的产业。刁富贵果真是这么想的吗?只怕未必。他心里面盘算的小九九,别人不清楚,郝国光还能看不出来?刁富贵无非是想置办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把蓟原酒业买下来以后,作为自个发展的一个大平台,借机摆脱郝国光夫妻俩的控制而已。

刁富贵的如意算盘打得好,郝国光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小舅子称心如意。必须让黄小娜出面竞拍蓟原酒业,否则,郝国光一百个不放心。当然,让黄小娜出面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让刁富贵走人。让刁富贵卷铺盖走人的方法有很多种,却唯独没有一种既能让刁富贵走人,又能哄刁月华高兴,让她不怪怨自己的两全其美的法子。私藏枪支、开枪伤人致令对方身死、找人顶罪等等,任何一项罪名都足以让刁富贵的后半辈子在监狱里面度过。但这不是上上之策。刁富贵进了监狱,就等于把一把刀横到了他们夫妻俩的颈项上,这样的蠢事情坚决不能干。最好的办法就是,既能把刁富贵赶出蓟原地面,又能让他们夫妇俩身处安全地带,不然,折腾到最后,弄个鱼死网破,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书记杜万清自打回到蓟原以后,就老感到胸闷,肝部隐隐有些疼。原以为是陪石副省长一行劳累所致,疼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结果,半个月过去了,不但痛感不见消失,而且明显地感觉到疼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给省人民医院的同学打电话。老同学在电话中沉默半晌,才呐呐地说:“老同学,我必须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杜万清的心脏忽然就“突”地一跳,他意识到了什么,紧张地问:“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

老同学说:“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了,刚出来,你肝部那块不太明显的阴影,是一个肿瘤,恶性的,而且已经扩散了……”

这几句话传进杜万清的耳朵里,就像一阵惊雷从他的脑门上滚过,他的大脑“轰”的一声,就懵了。杜万清再不懂医学,但基本的一些常识还是有的。所谓“肿瘤”的意思,就是癌,癌症;而“扩散”的意思,无非是说已经到了中晚期。杜万清怎么也不会想到,年仅58岁的自己,竟然跟癌症联系在了一起。癌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已经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意味着自己剩下的岁月,将用分和秒来计算,扳着手指头就能数清;意味着自己这偌大的一副皮囊,就交给了肝部豌豆粒般大小的一处暗影……

老同学还说了些什么,杜万清没有听清楚。他慌乱地合上电话,一屁股瘫坐在身后的大转椅上。杜万清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不管是在蓟原当县长,还是当县委书记,天大的事情搁他手里,他都是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该干啥干啥。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身体内部的矛盾,不但跟自己的身体密切相关,还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感到两条腿发软,心脏“嘭、嘭、嘭”地跳动着,一声紧似一声,如同擂鼓一般。

肝癌?这两个字眼,此刻是如此刺眼和醒目。58岁并不是一个太老的年龄,却因了“肝癌”这两个字眼的突然闪现,这个年龄有可能就成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点站。死亡的威胁突然就逼到了自己眼前,离自己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让杜万清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属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面前这一小忽儿。

一种巨大的恐慌感,牢牢地攫住了杜万清的身心,他有种被捆绑的感觉。他想喊,但喊不出来,喉咙好像被人卡住了;他想跑,却抬不起腿,两只脚好像被强力胶牢牢地粘在了地面上;他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那根救命的稻草虽然近在眼前,却总是差着一指头的距离,够不着……

没有谁不怕死!真的,任何人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都是脆弱和不堪一击的,他杜万清也一样。癌症、死亡、肝癌、癌症、死亡、肝癌……这些字眼交替出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演一场蒙太奇的电影。完了,彻底完了!责任、权力、金钱、欲望、信仰、亲情等等,这些现在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在死亡的阴影面前,一切都变成了浮云,一切都是浮云!现在这个时候,权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许多人虎视眈眈的县委书记这顶官帽子,也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如果,如果可以的话,杜万清情愿从头再活过一次,他宁愿不要头上这顶官帽子,只希望自己和家人身体康健、平平安安……但是,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知道在自己的身体内部,癌细胞已经像无孔不入的细菌,蔓延开去。

杜万清不知道属于自己的岁月究竟还有多长……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两年?三年?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这具稍嫌肥胖的具体,在一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杜万清在转椅上呆呆地坐了大半个时辰。他试图想清楚一些问题,试图想清楚一些人和事,试图回忆起一些属于他的、曾经美好的岁月……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清楚,越想越混乱,越混乱就越想不起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大权在握的县委书记,杜万清从来没有迷信过什么。但现在,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迷信了,他甚至不无悲哀地想:难道这就是报应?难道这就是老天爷对他应有的惩罚?

手机铃声一直在丁零零地响着,杜万清没有去接,他甚至看都没有看手机一眼。他觉得,自己浑身已经没有了一点点力气,连把手机举到耳朵边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瞬间,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死了,僵硬的尸体摆在灵堂里,尸体上盖着白布,两边一溜儿摆开去的,是红红黄黄的花圈,一些面目模糊的人前来上香、鞠躬,然后离开……这个可怕的想象几乎彻底击垮了他,他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跟任何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一样,他的呻吟声中充满了恐惧、绝望,是那么的落寞,又是那么的无助和忧伤!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县委书记杜万清才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猛丁清醒过来。不管怎么说,该来的终究来了!作为一名久经风浪的领导干部,杜万清知道恐惧和忧伤不解决任何问题。他感到自己虚弱到了极点,也脆弱到了极点。他很想找个人来倾诉倾诉,哪怕就是陪着自己安静地坐一会儿也好啊。但是,他在自己大脑里面起劲搜索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可供他倾诉的人——妻子是不能告诉她的,儿子和女儿,也不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只会引来他们无尽的担忧和伤心!自己已经这样了,他不想让身边的亲人再替自己担心。但是,除了自己的亲人,杜万清又能跟谁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呢,又敢跟谁说呢?

这就是杜万清面对的现实,身在官场,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一位可供说真话的朋友都没有。但紧接着,杜万清就反应过来,意识到现在千万不能泄露自己身患绝症的消息!多年丰富的从政经验告诉他,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从衢阳市到蓟原县,上上下下将会惊动很多人,弄不好,又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他杜万清能不能全身而退,都尚是未知数——这是杜万清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也有另一种可能,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上面直接拿掉他的县委书记,让他提前退休,但这样的结果,同样是杜万清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在官场浸淫了大半辈子的人,无法想象自己从权力的核心位置退下来之后,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手机铃声还在不停地响着,杜万清艰难地抬起手,慢慢拿过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看都没看,就摁了。过了几分钟,电话又不依不饶地响起来,这次,杜万清看了一眼,是老同学的电话,就摁了接通键,老同学焦急的声音从话筒中清晰地传了过来:“老同学,万清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你要急死我啊?”

杜万清心底滑过一股暖流,温温的,有种湿润的感觉:“没事!没事的,我挺得住!”

老同学说:“万清,我的话没有说完,你就挂了电话……”

杜万清说:“你说,我听着呢。”

老同学说:“老同学啊,病情已经很明朗了,你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杜万清苦笑了一下,肝癌晚期,担心与不担心,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病,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还是有法可治的,”老同学字斟句酌地说,“我已经跟北京一家医院联系过了,可以做手术的,完全可以做手术,而且成功率高达73%。”

杜万清突然就精神一振,坐直腰身问:“你是说,可以治好?”

“是,完全有治愈的可能。”

老同学详细地告诉他,肝癌听起来可怕,但现在的医疗条件先进得很,只需做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就完全可以治愈肝癌,美国和德国早在十年前就有成功移植的例子,国内是近一两年才有,只有北京这家医院能做,当然,费用很大,一般人根本承担不起。

老同学说,一个肝脏移植手术做下来,最保守的估计,也得一二百万元。

杜万清沉默了:一二百万元,放在普通老百姓头上,就是一个天文般的庞大数字,放在一个县委书记面前,只不过是冰山下的小小一角。一个县域的一把手,动辄成千上万的资金从他手里面过,一二百万元,实在算不得是多大的一笔钱。但是,这不大的一笔钱, 却让他感到非常作难。他的内心很矛盾。这笔不大不小的费用,搁在别的县委书记头上,也许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但搁在他杜万清头上,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窘。他承认,自己的工资账户上没有攒下那么一大笔钱——尽管他非常想去北京做这个肝脏移植手术。

这无疑意味着,他杜万清又要做一次非常艰难的抉择!

4

衢阳市市长一职,在空缺了两个月零十三天之后,终于有了下文:常务副书记翟子翊被任命为衢阳市代市长。又过了两周,恰逢市人大召开一次全委会议,在会上补选了一下,翟子翊就成了名正言顺的衢阳市市长。

这个结果,既在大部分人的意料之中,同时又在大部分人的意料之外。一方面,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在衢阳盘踞多年,在干部和老百姓当中很有口碑,由他来出任衢阳市的市长,无疑是众望所归,没什么好稀奇的;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翟子翊的背景又是最弱的,可以说,翟子翊压根就没有背景——翟子翊能够以弱势背景胜出,自然出乎相当一部分人的意料。

据说,为衢阳市市长的人选问题,甯江省委高层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在组织部门提交的可供候选的人员名单里面,除了衢阳市常务副书记翟子翊以外,还有两位人选:一位是省委副秘书长,海归博士,正厅级,省委常务副书记多年来的高级幕僚;一位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也是正厅级,其舅舅是省长赴任甯江之前、在北京某部委工作时的老上级。唯独翟子翊,上溯八辈子,也找不出一个能跟中央领导或者哪个省上领导扯上关系的亲戚来,还是个副厅级,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省委常委会议议过好几次了,都是因为省长和省委常务副书记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着谁,最后的结果是,谁的提议都没能通过,只有不了了之。

在衢阳市的官场上,任何一次比较敏感的人事变动,都会引起人们无尽的猜测和议论,这次也不例外。有爆料称,说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争着抢着安排自己的亲信,原本没有翟子翊什么事,只是后来,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去了一趟省城,跟省委书记认真汇报了一番……说这话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对方还说,何培基同志站在衢阳市发展的立场上,正正反反替翟子翊说了一箩筐好话,这才好不容易打动了省委书记,点了头,同意让翟子翊上。

这些小道消息,仅仅停留在人们的口头传说阶段,无法证实。有的人听了,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认为尽是不实之词。原因非常简单,何培基在当市长的时候,常务副书记翟子翊为某一件事情,曾经跟他拍过桌子,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段时期,俩人的关系一度还比较僵。试想,何培基的肚量再大,即使大到能撑船的程度,也未见得会专门跑到省上去替翟子翊要官——不在背后使坏,不给他翟子翊落井下石,何培基就已经够仁义的了。

当然,这些满天乱飞的消息,对李明桥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衢阳市市长人选尘埃落定,翟副书记终于得偿所愿。

翟副书记出任衢阳市市长,李明桥打心眼里比较高兴,不论是从自己对翟副书记的私人感情上,还是翟副书记的德能勤绩和个人政治智慧方面,李明桥都认为翟副书记是衢阳市市长的最佳人选。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李明桥准备给翟副书记打个电话,一是问候,二是祝贺。但想想又作罢了,人家当了市长,自己猴急猴急的,未免显得过于俗气。但不吭不哈,也有些不大好——这个时候,翟副书记的电话肯定都要打爆了,祝贺他荣升的电话自然非常多,甚至一些比较精明的人,会专门跑到翟副书记的家里去祝贺。李明桥平时不大注重这些,觉得工作是工作,人情是人情,一旦混为一谈,难免会滋生一些不必要的掣肘——但自从上次跟翟副书记彻夜深谈之后,尤其是翟副书记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官场内幕,他忽然通透了许多,明白自己平时忽略了的个别细节,弄不好恰恰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环节。

想了想,李明桥还是拿出手机,给翟副书记发了一条短消息,只有四个字:“任重道远”。过了几分钟,手机嘟嘟地响了几声,是短消息。李明桥拿过手机一看,翟副书记回过来的,也只有四个字:“静水流深”。

李明桥会心一笑。

时间进入了八月份,天气就贼热。李明桥的县长办公室和住的蓟原宾馆里,都安装有空调,还没有感受到啥,一出门就不成了,要不了几分钟,全身就会被汗水湿透,空气粘滞,好像停止了流动,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蓟原的蚊子也特别大,长腿的那种,咬人忒凶了些。有天晚上,大概是窗户没有关严实,溜进来几只,折腾得李明桥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起来一看,胳膊和大腿上全是玉米粒大小的红疙瘩。

但李明桥暂时还顾不上关心蓟原的天气和蚊子,距离九月份的县人代会,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说实话,自己究竟能不能顺利当选,他心里也没有底。政府办主任卫振华时不时告诉他一些小道消息。就在昨天,卫振华还告诉他,常务副县长黄志安跟张得贵、黎长钧几个拼酒,把自己灌醉了,嘴里嚷嚷着说,市委常委已经让他搞定了多一半,翟子翊当了市长他也不怕……黄志安的话只有半截,李明桥不知道他搞定一半的市委常委准备干什么,把自己调离?还是有什么其他阴谋?想得头疼,李明桥就不想了。小道消息听多了,也烦。他知道卫振华是好意,担心别有用心的人在九月份的人代会上做手脚,但李明桥宁愿卫振华把他的好意和心思用在工作上面,也不愿再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了。

矿山检查整顿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该停业整顿的、该关的、该罚的,都借石副省长蓟原之行的前前后后,做了相应的处理和处罚。不过,李明桥心里也明白,这些举措,都只能临时应应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矿山的混乱问题。他也知道,这段时间,风头过去了,有些小煤窑又偷偷地开了起来……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煤老板们跟上上下下领导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真要跟他们较上劲,试图捋个一清二楚,李明桥的县长估计也就当到头了。翟副书记说的,工作要干,但还要学会保护自己。吃一堑长一智,李明桥也准备学乖些,这条道直着走无法通过,那就绕着走呗,只要能到达目的地就成。

“村村通”工程,是李明桥来蓟原以后亲自抓的一项重头戏。往年,县上领导是光吆喝得紧,不见实际行动,大部分乡镇公路,烂得跟啥似的;有的村落,至今还是牛车走的便道。李明桥在这些村落视察的时候,心里那个疼啊,都啥年代了,乡亲们生活的条件还如此艰苦,还是人背驴驮的生存方式,更别说享受一些现代化的生活内容了。李明桥给23个乡镇的头头们下了死命令,必须改善各乡镇、各村落的交通条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托。李明桥还强调,只要有人家的地方,你就得把路给俺修通了,哪怕只有一户人家住在那里,也得修,不能落下。

有乡镇书记提了个意见,建议把“村村通”工程放到冬季,非农忙时节,老百姓闲暇时间多,可以动员当地的老百姓们投工,这样不但可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

李明桥没有同意,不但没有同意,还专门强调了一下,要求各乡镇、各村社在实施“村村通”工程的时候,不能向当地的老百姓们搞摊派,更不能用“以工代赈”的名义,变着法让乡亲们投工,就由政府掏钱投资修,县乡两级财政共同承担——蓟原县的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机构,一年下来光接待费、光吃喝玩乐花的钱,少说也得几百万吧,修几条破路就没钱了,还得向当地的农民兄弟们伸手,忒可恶了些不是?

截至目前,全县23个乡镇里,拟改造拓宽乡镇公路8条,拟新修村级公路37条,拟铺设涵管、桥梁29处……让李明桥比较满意的是,这些工程中,有一多半已经上马了。在建设经费问题上,由县财政担负的那部分,财政局长周伯明没敢马虎,该拨付的,都及时拨付了下去。

黄志安在背后上蹿下跳,李明桥心知肚明,面上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个是代县长,一个是常务副县长,一旦弄得关系太僵,两个人起了内讧,那县政府的工作还干不干?李明桥能做的,就是在县人代会召开之前,埋头把“村村通”工程搞好,这是利县利民的大事情,不管自己到时候能否顺利当选,他觉得都得把这件工作做好了。

黄小娜带人去了一趟邻省的西平市,拿到地的过程几乎毫无悬念。走之前,她先去见了国土局长张得贵,张得贵没有明确说什么,只是让她带两箱50年窖藏的蓟原老白干,替他送给西平市的国土局长。到了西平市,见了该市的国土局长,对方对黄小娜一行很是客气。说是挂牌拍卖,但最后操作下来,那块地等于白送给黄小娜一般。那位国土局长说了,西平市欢迎外省的投资者,对于愿意到西平市开发投资的外省企业,他们有足够的优惠条件和相关的优惠政策。除了国土局长看黄小娜的眼神有些色迷迷以外,这趟邻省之行,还算令人满意。

对于男人们的眼睛,黄小娜向来不以为意,除了蓟原县的代县长李明桥,几乎任何一个男人看到她,都要眼睛不由得一亮,眼珠子瞪得贼圆,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贪婪和欲念……男人嘛,都是这副德性,只要见了漂亮女人,就像苍蝇见了腐肉、粪蛆见了大粪一般,恨不得立马一口叮上去。

这天下午,黄小娜约常务副县长黄志安在一家茶楼见面。这家茶楼叫“水之韵”,名字优雅,环境也比较清幽。蓟原的茶楼和酒吧多得是,但大部分都变相地成了赌场,大大小小的老板、有权没权的领导,还有一些上班没球事干的干部职工,都成天钻在茶楼里打麻将。谣谚里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炒股。”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怪不得人家外国人笑话中国是“全民皆赌”。麻将、牌九、拐三之类,黄小娜也会玩,但不精。也用不着精,黄小娜轻易不玩,要玩也是陪一些比较要紧的大客户,要不就是陪一些重要领导,陪这些人的时候,她的任务就是输钱,所以,学精了也没用。

黄志安磨磨蹭蹭,过了好半天才来,比约定的时间迟了整整半个小时。黄小娜不急,也不恼怒,面上仍然保持着吟吟的笑意——她本来就是风尘女子出身,这点功夫还是很到家的。黄志安的脸上有些灰败,精神不大好。黄小娜就笑着问他:“咱500年前可是一家子啊,咋啦?谁个招惹你黄大县长了?”

黄志安无精打采地摇摇头,说:“没,昨晚没休息好。”

黄小娜是那种心细如发的女人,也是那种眼睛很毒的女人,黄志安的心思完全让他的表情出卖了,还能逃过黄小娜的法眼?黄小娜知道,黄志安肯定在为一件事情忧心,这件事情肯定让他最近食不安味、有寝难眠——那就是,常务副书记翟子翊当了衢阳市的市长。翟子翊当市长,对黄志安而言,是最要命的坏消息。天下人都知道,翟子翊是代县长李明桥原来的主子,俩人关系热乎着呢,黄志安一直跟李明桥对着干,还能落下好去?黄志安、郝国光他们背地里鼓捣九月份人代会的事情,黄小娜是知道的,她觉得事情有点悬。关键是她看不上黄志安的人,黄志安人聪明,能力也强,但都是小聪明,能力也全用到了巴结上级领导和搂钱财这方面了——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

事实上,翟子翊当了市长,黄小娜也有些隐隐的担心。李明桥一直不待见郝国光和黎长钧等几个局长,总想找机会把郝国光他们的局长帽子给撸掉,翟子翊起来了,如果非要给李明桥撑腰的话,蓟原的地面上,可就不太平喽。有人说,翟子翊的市长一职,是市委书记何培基同志专门去省城,从省委书记手里给要来的;也有人说,翟子翊之所以能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买过省委组织部长一个天大的面子,省委组织部长潘国剑才动了恻隐之心,出面扶了翟子翊一把——至于是什么天大的面子,传话的人语焉不详。

这些都是坊间传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黄小娜担心的是,郝国光的摊子铺得太大,所谓树大招风,会招人嫉恨的,何况向来以清廉和刚硬著称的翟子翊当了市长,加上李明桥又在蓟原县虎视眈眈,事情就有些麻烦。这次她去西平市拿的地,已经是郝国光在西平拿到的第三块地皮,都处在该市的黄金地段。前两块地是刁富贵出面去办的,一块转手卖了,一块开发成商住楼,卖了楼花。黄小娜知道,郝国光绝不是等闲之辈,精明着呢,不然也不会成为蓟原官场上的“不倒翁”,用“老奸巨猾”四个字来形容郝国光,一点也不过分。早在十来年前,郝国光就开始有意识地把从煤炭上赚来的钱,偷偷往房市上转,据她所知,郝国光夫妇光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拥有不下30套房产;而且,郝国光还把儿子送去了加拿大,给儿子在加拿大注册了公司,每年都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把资金往儿子在加拿大的公司转一部分过去。当然,这些事情都做得非常隐秘。

很显然,郝国光在为自己铺设后路,不出事则已,一旦出事,郝国光夫妇有可能就变成加拿大籍的华裔了。黄小娜明白,郝国光倒了,她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她必须继续帮助郝国光拼天下。郝国光已经决定了,不打算让刁富贵出面竞拍蓟原酒业,他认为刁富贵靠不住,让她出面找黄志安,为的就是竞拍蓟原酒业的事情。当初,矿山上发生械斗,郝国光拼了命保刁富贵,花了好几百万元,当时的情况是,不保不成;过了一段时间,风平浪静了,郝国光又让她背地里想办法把刁富贵挤走,直接把华光煤业公司也接过来。

怎么样把刁富贵挤走,又不戳破他姐刁月华的脸面,黄小娜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她先是买通了一位副矿长的妻子,那位副矿长被抓了。黄小娜让她拿着刁富贵给的20万封口费去公安局闹事,就说自己丈夫是冤枉的,是替刁富贵顶的罪;又找了一直跟刁富贵的一位小喽,让他出面指证高姓老板挨的一枪是刁富贵打的,那把“五四”手枪也是刁富贵专门从广州买来的。在公安局长黎长钧的配合下,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黄小娜当着泪眼婆娑的刁月华的面,连夜安排人把刁富贵送去了广东,准备择日让他出境。前后脚的,公安局发了追捕令,但那只是做个样子,并不真的抓捕——要把刁富贵逼走,但又不能让他落到公安家手里,真抓回来了,郝国光还不又得破费大笔银子,把人给捞出来?

黄小娜说:“好我的黄大县长,别老是苦着个脸,好像我这个小女子欺负了你似的……”

黄志安说:“你要真欺负了我,说明我的艳福来了,我还不乐和死?”

黄小娜就抿了嘴,边笑边说:“千万别,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小女子的罪过可就大了。”

黄小娜长得好看,笑起来更好看,黄志安就咽了口唾沫,但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不能碰的,郝国光的女人,还轮不到他来动心思——男人们之间就是这样,钱财可以共花,衣服可以共穿,但女人,有的可以共享,有的却是碰都碰不得。他说:“黄总啊,你别拐弯抹角的,有什么事情你就说,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谁让咱是一家子呢。”

黄小娜说:“那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刁富贵犯了事,跑了,华光煤业公司我也接了过来,下一步,我准备把蓟原酒业也兼并了。”

黄志安连连摆手,说:“我看你呀,别费这个劲,那么大的生意做着,钱赚着,还嫌不够啊?刁富贵当初嚷嚷着要竞拍蓟原酒业,我就觉得不怎么靠谱,现在刁富贵跑了,你又起劲了……你还是劝劝老郝,贪多了嚼不烂,刘东福那人,也是个难缠的主,他都找李明桥好几回了。”

黄小娜说:“钱又不烧手,多多益善呗,难道我们的黄大县长对钱不感兴趣?”

说着,黄小娜从坤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搁在茶几上,缓缓地推到黄志安的面前,接着说道:“这是100万,只要你帮着把蓟原酒业搞定,我再往这张卡上打200万。”

黄志安没有伸手,他皱了皱眉头,说道:“这件事情,恐怕比较难办,政府班子里,主抓这块的是谢慕华,最后拍板的,肯定还是李明桥,以我对李明桥的了解,此人只怕油盐不进,钱再多,也不见得起作用。”

“正因为他油盐不进,咱们才有空子可钻,”黄小娜端起茶几上咖啡,吹吹气,轻轻啜了一口,“你毕竟是常务副县长,李明桥在蓟原孤家寡人一个,哪是你黄大县长的对手?”

黄志安问:“你准备拿多少钱来买蓟原酒业?”

“3000万,这是我的底价,不能超出这个数去。”黄小娜说。

黄志安摇摇头,说:“只怕难,蓟原酒业的情况你知道,光蓟原老白干的品牌,就值不少钱呢,别说3000万,估计三个3000万,也未必都能拿得下来。”

黄小娜说:“要不,我怎么会来找您呢?黄大县长肯定会有办法的,我如果在3000万内拿不到蓟原酒业,您黄县长又哪来300万硬嘎嘎的人民币呢,咱们就都看在钱的面子上,合作愉快!”

黄志安嘟囔着说:“你和老郝,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黄小娜说:“鸭子只有上了架,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黄志安知道,自己今天赴的是一个鸿门宴,这100万不管他黄志安拿不拿,该帮郝国光的地方,他都得照帮不误——他还指望着郝国光替他说话,在背后力挺他竞选县长呢。既然拿与不拿,结果都一样,那就拿呗,黄小娜这个妖女人说得一点也没错:钱多了,确实不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