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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路(我的官样年华)》第一章 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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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学校毕业,我就在枫林山庄宾馆担任了总经理助理。可总经理怕我对他构成威胁,便设计逼走了我。跳槽至《云梦法制报》,因与领导交恶,广告部主任任命书刚下来就被收回。而步入官场时,迎接我的却是一位局长朋友的锒铛入狱。

●反讽?踌躇满志时悲情离职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