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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前的那些爱》第十五回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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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流行歌手庞龙因为一首网络歌曲《两只蝴蝶》而在流行歌坛一炮窜红,他曾经说,他要感谢网络的传播力量,但我觉得他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远古时两个相爱的人,是他们的故事让那两只蝴蝶在东方的情感文化里有了无比神秘的力量。

我想,之所以我们对“两只蝴蝶”会那样的认同,是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被梁祝化蝶的故事深深打动过。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东方式爱情理念的宣传“名片”不是《红楼梦》,而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它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就被全世界的记者誉为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对于梁祝的故事内容,我想大多数人大概都是从越剧或由越剧翻拍的电影里获得的印象,说有个女孩儿名叫英台,她的故事特别精彩。她先是男扮女装到杭州去上学,路上遇到梁山伯,两人草桥结拜,在学校两个人朝夕相伴,同学三载,祝英台暗恋梁山伯,梁山伯却懵懂无知,只把祝英台当兄弟看。两个人毕业的时候,分别前有一段十八相送,是梁祝戏里的经典,最后祝英台与梁山伯约定,把家中的九妹许配给梁山伯,让他七月七来家中迎娶。送走祝英台后,梁山伯从师母那里得知,英台竟是女儿身,也就明白了所谓的小九妹其实就是英台自己,是英台把自己许配给了梁山伯。这让梁山伯非常兴奋,他根本就等不及到约定的东方情人节那天,一早就赶到祝英台家提亲,可是这时候祝家已经把英台许配给了太守家的公子马文才。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前,祝英台只能含恨送别了梁山伯。梁山伯兴冲冲而去,却败兴而回,不多久就抑郁而终。祝英台得知梁山伯去逝的消息,在父母逼婚的那天,外披红喜服,内穿白丧服,与父亲谈好要先到梁山伯坟上拜祭,然后才去马家行婚礼。到了梁山伯的坟上,她脱去红衣,露出丧服,是放声大哭,这哭声感天动地,使得梁山伯的坟突然裂开。祝英台纵身一跃,跳进坟里,与梁山伯合葬在了一起。祝英台死后,她和梁山伯的坟上飞出两只美丽的蝴蝶来,他们相伴相依,再不分离,人们就把那双宿双飞的蝴蝶,一只叫做梁山伯,一只叫做祝英台,这就是美丽的“梁祝化蝶”的故事。

对于这个故事,我首先谈两个小小的疑问。第一,就是祝英台的父亲为什么在对女儿的态度上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第二,就是那个倒霉的马文才,他到底是怎么卷进这场故事里来的?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说祝英台父亲的表现前后不一致是什么意思呢?

这要从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说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因为祝英台的女扮男装、杭城求学。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我考证了一下,从女扮男装所具有的社会性意义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四库全书》所记载的典籍里,祝英台的女扮男装在中国古代那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虽然先秦时的《左传》里也说过楚王的王妃樊姬偶尔也学男人扮成将军的模样,但这并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女扮男装。而梁祝的传说大概起于三国以后、六朝以前,现在可以考证的,最早有梁祝故事记载的,应该梁元帝时期《金楼子》一书,此书著作的年代大约在公元552——554年间,可是他的原作在明末已经消失,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还提到这本书。现存可以见到的最早记载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晚唐张渎的《宣室志》上开始有了较为详细记载。《十道四蕃志》和《宣室志》最后都提到晋丞相谢安奏请朝廷表彰这件事儿,也就是说,梁祝的故事最迟应该发生在东晋的时候。

后来一个较为著名的女扮男装的典型就是花木兰,但花木兰故事产生的准确时间应该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从时间上看,它应该是晚于梁祝故事的。至于说后代有很多女扮男装的事儿,那基本上是在明清市民文化的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比如说黄梅戏里的《女驸马》,《再生缘》里的孟丽君等等。所以从“女扮男装”这一行为艺术的产生根源上看,祝英台可谓是一个开创者,从这个角度上不仅可以看出祝英台本身的个性气质与性格特征来,更重要的是从这个细节上还可以看出祝英台那种较为开放的家教、家庭环境来。也就是说,祝英台的父亲,戏里那个古板的祝员外,其实在对待女儿的事上应该是非常开明的。你想嘛,在那个时代,连女儿女扮男装独自外出求学这种开天辟地的事儿,做父亲都支持,至少可以说他是没反对的,这说明这个做父亲的相当不容易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比我们现代文明社会里的许多父母还要强!最少他能跟女儿沟通,并能最终接受女儿大胆的想法,并真地让她去实施,这在今天很多父母都不一定能做到,更何况是那个远古时代呢?而且,祝英台在外男扮女装一扮就是三年,这也说明父母对祝英台的信任度是很强的。

那么,这样一个开明的父亲为什么会在后来祝英台的情感生活中那么坚决的反对梁祝恋,并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呢?有人会说,这女扮男装和婚姻大事是没得比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在古代的封建礼教下,那可是比天还大、比地还大的约束。

请注意,梁祝故事所发生的东晋时期,并不是我们后来传统印象里认为封建礼教盛行的宋明时期,因为这时候儒家的理学还没产生,社会对女性的桎梏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再看东晋时候的历史实践,这时候社会民众的思想是非常开放的,《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一些故事,有的就是表现做父母的并不能完全主宰孩子的婚事,尤其是女孩子,在自己的婚姻上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还继承了先秦的传统,还可以算是中国古代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时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又在这样一个开明的家庭环境中,而且,还有梁祝两个人的师母为二人做媒,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没有“媒妁之言”的,经过祝英台和梁山伯努力地、坚决地,甚至是抵死地抗争,祝英台的父母还是“任你风狂雨骤,我自岿然不动”,我觉得,这就让人有些疑惑了。

有人会说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你难道没看过那部轰动全球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吗?那里头说得很清楚嘛,因为是马文才家,也就是马太守家逼婚,所以祝英台她爹没办法。他一个员外,胳膊拧不过大腿,怎么敢跟太守家悔婚呢?

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很好,事实上整部戏的关键也确实就在这个问题的解答上,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二个问题:马文才那个倒霉蛋是怎么卷到这场梁祝的爱情故事里来的呢?

我想,看过好莱坞动画版本的观众,肯定都对吴宗宪配音的马文才印象深刻,这个天下最大号又是最小号的电灯泡从一开始就跟梁祝纠缠在一起。说他是最大号的电灯泡,是因为他从梁祝相识、结拜开始,就一个劲儿地追祝英台,损梁山伯,一直到梁祝化蝶,他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锲而不舍,也算是痴心不改了。说他是最小号的电灯泡,是因为影片为他设计的形象是瘦瘦的,小小的,长条的,是无耻却无聊,又相当猥琐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电灯泡最后既毁灭了梁祝的爱情,却又照亮了梁祝的爱情!

说实话,从情节设计上看,马文才这个人物形象的刻划是相当成功的。但是,这纯属是后人的艺术创作,不要说马文才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同学,就是动画片《梁祝》和某些电影、电视剧里常说的马家逼婚一事,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那也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些电影、电视剧的祖本都是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戏曲版的《梁祝》中并无马家逼婚一出,而且情节表现出来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都并不认识马文才,只是说祝英台从学堂毕业回家的时候,父亲告诉她已经把她许配马文才,而马文才则是太守家的公子。越剧里最后的三场戏分别是“哭孝”、“逼嫁”与“化蝶”,这三场戏始终都没出现过马文才,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马家的人。而且从“逼嫁”这一场的名称也可以看出来,是祝英台的父亲在逼祝英台嫁,而不是马家在逼婚。这就说明,把梁祝的悲剧责任强加在马文才身上,或者说是强加在马家身上,那是不太公平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故事在古代的版本中还有一个结尾,但被现代版越剧改编时完全摒弃了。据明代史学家王世贞与杨慎根据唐人典籍考证说,最后是马家把祝英台对梁山伯的忠贞这件事儿,向上汇报给了当朝宰相谢安,并奏请谢安表彰祝英台与梁山伯的墓为义妇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难看出,马家在梁祝悲剧这件事上完全是个旁观者,虽然梁祝的悲剧也确实是因为祝家与马家的结亲而起,但马家,以及马家的那个马文才,在这出爱情悲剧事件上并不是什么元凶,甚至连帮凶也根本算不上。

如果马家不是帮凶,那么就不存在马家逼婚这一说,那这样的话,祝英台父亲的“逼嫁”的行为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这个本来很开放,很开明的父亲,就这样一意孤行,一手把亲生女儿逼上了绝路了吗?

其实越剧在改编这个古代故事时,是明显注意到了这一点的。所以开始第一出,就把祝英台要女扮男装去求学的戏设计成女儿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说祝员外是个老古板,坚决不准英台去杭州求学,是英台女扮男装装成个算命的骗了他,才最后获得他的允许。这样,这个古板的老头形象才会与最后的那个迂腐的父亲形象完全吻合起来。但即使这样,越剧也只是把梁祝结合的障碍设计为祝员外一人,因为越剧在这个戏上的初衷还是为了表现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扼杀。但后来,在影视作品改编加工时,我们已经习惯了表现封建各种丑恶势力对所有真、善、美的东西的迫害,所以顺理成章地要把马家和马文才拉下水,让他们成为那个落后社会的黑暗代表,这比只启用祝英台父亲这个人物,那效果无疑要好得多。所以经过强化祝英台父亲的迂腐与刻板,强化马家父子的无耻与丑恶,现代版梁祝的故事就有了我们现代人特别容易的接受的主题,那就是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真挚爱情的迫害,封建制度对所有真善美事物的扼杀,这让我们更容易想起某个年代特别喜欢说的一句口号:

“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啊!”

但是请注意,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并不是到现代才流传开的,古代的人们就很喜爱这个故事,民间更是对梁山伯对祝英台充满了同情,要不然人们也不会把那些双宿双飞的蝴蝶就分别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古人是没有我们现代人这种觉悟的,也就是他们在这个故事看到的并不会是什么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迫害,那么这个爱情故事真正打动那个时代人们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还原这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先来看看古代典籍记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与现代版的梁祝故事有什么不同。

我们前面说过,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梁祝故事最早有着较为详细记载的是唐代张渎的《宣室志》,这里面是这样记载的: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祝英台女扮男装的惊世之举确实是实有其事。另外,她也确实跟梁山伯是同学,是好朋友。但是祝英上了两年学就先回家了。又过了一年,梁山伯从同学、友人那里得知祝英台竟然是女孩子,心里是“怅然有所失”,回到家就让家里人去祝家提亲,可得知这时候,祝英台已字马家了,“已字”就是女孩儿许配给了男方。

梁山伯闻此消息,后来抑郁而终,病死在鄞阳县令的任上,墓在鄮城西郊,正好就是祝英台去马家成亲必经的路上。祝英台成亲路上,船过这一段江面,江上大风大浪,就堵着船不让过去。祝英台一问才知道曾经思念她成疾的梁山伯就葬在岸边,于是上岸哭祭,真情感动天地,墓陷地裂,祝英台于是跟梁山伯得以合葬。注意,最后,梁山伯这个墓最后经谢安申请,被朝廷表彰为“义妇冢”。要知道这本是梁山伯的墓,按道理应该叫“义夫冢”啊,就算是两人合葬在此,也不能只叫“义妇冢”啊?原来啊,在古代男权社会里,古人认为梁山伯对这段错失的情感念念不忘固然不易,但祝英台作为一个女人,能对已经逝去的梁山伯还如此有情有义则更为不易,所以才将此墓叫做“义妇冢”。

看了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大体情节上与现代梁祝的故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通过情节所表现出来的人们的情感取向是不一样的。最关键的就是造成这个爱情悲剧的两大外力不见了,既“马家的逼婚”与“祝家的逼嫁”不见了。虽然造成梁山伯抑郁而终的原因还是祝英台已许配马家,但这已经纯属是命运的捉弄,而非人为的惨剧了。

既然不看重这种外力因素,那么这段爱情本身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内涵让世人感动,我想这才是这个爱情故事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也一样被人广为传播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种特别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我以为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错过”。

就我个人感觉而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打动我的地方,并不是它的时代意义和社会内涵,而是那段爱情的本身。

对于爱情来说,最痛心的爱,大概就是被错过的爱。

用李商隐的诗来说,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用周星驰美丽的大白话来说,就是“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摆在我的眼前,我却没有珍惜,等到错过之后,才追悔万分。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会对那个女孩儿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这段话说得实在太精彩,以至于虽然是段假话,也同样被人广为传颂。请注意,周星驰扮演的孙悟空在对紫霞仙子说这话的时候,当时的意图还是为了骗她,为了得到月光宝盒。但我想,如果是换了梁山伯或者祝英台说这话,我相信,这一定是他们痛彻肺腑的痛心之语。所以当梁山伯知道祝英台竟是女儿身,而她又许配给了马家之后,那种巨大的后悔让他在短时间内就抑郁而终了。所以当祝英台得知思念她的梁山伯已经抑郁而终时,就扑在梁山伯的坟上,痛哭到天崩地裂,与梁山伯一起虽不能生则同室,却最终死则同穴了。

我们经常会在“当爱已经往事”时,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事实上,没有爱可以重来,所以留给我们的只有如深渊般的悔恨与苍凉。这种感觉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一样。我从来就不同意在爱情上也有进化论一说,唯独爱情是不可能与时俱进的,是千百年来也是千百年后都不会有丝毫变化的,我说的是那些让人产生爱与恨、悔与痛的各种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们在解读梁祝故事的时候,产生了最为强烈的共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注定与一些人、一些事曾经失之交臂、擦肩而过。

正因为如此,最后的化蝶才特别的美,因为那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与我们的爱,比翼双飞。

说到擦肩而过与失之交臂,我们在人群里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但《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也唱过“人海之中,找到了你,找到了真爱所依!”也就是说,幸运的话,你可能偶然一抬眼,就会在人群里找到你的真爱所依,有一位叫桃叶的女子,便是这样的幸运。

请看下回:桃叶的故事——“闻郎江上踏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