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这是一个印刻在一座座纪念未婚生活的文化丰碑上的词语：从《单身女孩与性》到《我的女友》，到1996年卡梅伦·克罗（Cameron Crowe）的电影《单身一族》（Singles），再到2008年碧昂丝·诺斯（BeyoncéKnowles）的歌曲，本书得名而来的《单身女性》（Single Ladies）。“单身”，还是被社会心理学家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在她的《被选中的单身》（Singled Out）一书中用作词根的单词，她由此创造了“单身歧视”（singlism）这一表述，用以描述“人们对单身人士的刻板印象，诋毁和歧视”。
“单身”，更是一个令许多女性厌恶的词。
丽贝卡·维甘德·科尔（Rebecca Wiegand Coale）说她还是单身的时候有过一个新年愿望，就是“单身”这个词不再被用来形容她自己或别的女性。29岁的丽贝卡认为她这种状况是无伴侣，而不是单身。她说当她处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时，就只会想要那个人来陪伴她，给她情感帮助。她和她的前男友“几乎什么事都一起做，从洗衣服到外出”，她回忆说。她说他们关系不错，“只是有点孤单，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结束之后，丽贝卡开始了新的生活，她通过足球和保龄球社团结识新的朋友，工作取得了进展，还在社交网络上认识了新的同行。更是和生意伙伴兼朋友的杰西卡·马萨（Jessica Massa），用她俩起的名字“The Gaggle”创建了一个网站，出版书籍，记录她们生活中的美好愿景。“突然间，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身边多了很多我可以依靠、可以联络、可以交心的人。我在恋爱的时候……内心最孤单，‘单身’的时候却最有人支持，最有人理解，最有人欣赏！”在丽贝卡开始介意“单身”的说法之后，她与一名男子结了婚。2014年，她说，和这个男人一起，“我不用牺牲未婚期间所建立起来的、充实丰富的生活”。她坚持认为，是未婚的生活，而不是之后的婚姻，让她明白了之前那段关系中自己感到孤单的原因。
2013年的《纽约》杂志（New York）上有一篇关于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Fleetwood Mac）的主唱史蒂薇·尼克斯（Stevie Nicks）的人物专访，我看了后就想起丽贝卡对“单身”说法的排斥。文中说，被问到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正式谈过恋爱的女人的生活时，尼克斯这样回答：“我并不孤独啊，我对任何事物都感兴趣，都有热情。我知道有些女人总是会有‘我不想孤独老去’之类的想法，而我则会想‘那有什么可怕的……’。我身边总是有许多人，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水晶球，而周围的友人就像土星的光环围绕着我”。
我们不是那些迷人的摇滚偶像，这种土星和光环的说法并不能引起我们共鸣。但是，未婚女人并不孤单的说法，绝对能得到许多女性的赞同，包括丽贝卡，包括我。
和结婚后相比，我单身的时候，每天见的人更多，外出更多，电话更多，对其他人的生活也了解得更多。我参加棒球赛，听音乐会；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与同事和朋友的交往也更多。但是遇见我丈夫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只关注对方，世界反而变小了。
当然，虽然无伴侣的生活不一定就意味着和外面的世界少了联系，但是女性在没有正式恋爱的时候，无需经常和男友一起同进同出，她们确实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地待在家里独自思考。这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
从贺卡公司到摇滚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每个人都认为没有人喜欢孤单一人，尤其是女人。但事实上，许多一直在人际交往中被人重视的女性，反而觉得孤单（既指独处也指独立）是难得的享受。
“我非常珍惜我独处的时间，”基蒂·柯蒂斯（Kitty Curtis）说。26岁的基蒂来自新泽西，是个发型设计师。上段恋爱关系结束的时候，一开始她觉得很害怕，想马上再找一个新的男朋友，但是这种感觉后来消失了，“我开始喜欢这种不必去谈朋友、不必为另一个人操心的生活，”基蒂说。“这样的生活我很自在，很舒服，一个人的生活很简单。”
基蒂一直喜欢旅行，但是在之前两段比较长久的恋爱关系中，她说：“我感觉像是总要硬将人拉进梦里。”她所向往的东西“只能和对方想要的进行折中，不管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我感觉太压抑了”。在最近的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她说她有一种了无牵挂的感觉，“现在，我有太多太多想看的东西，想做的事情，这比让别人走进自己梦里有趣多了”。
对于有些人而言，由着自己的愿望生活是他们永远的向往。对另一些人来说，渴望孤独的想法却时有时无。他们有时希望和另一个人相拥而卧或并肩而坐，有时却又不想。无论如何，女性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陪伴的渴望，可以同样的强烈，只是后者被宣传得更多。
在为The Toast网站写的一篇有关西方艺术中女性的讽刺文章中，作者玛洛丽·奥特博格（Mallory Ortberg）贴了一幅题为“世上最幸福女子的样子”的油画，画中是一位独自坐着的女子。“你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女人享受片刻的安宁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吗？”奥特博格写道，“如果让你一个人在孤寂的高山小屋里度过余生，你就不会想要像前辈的女性那样，把听男人的话当作一种职业了……女性单身是很美好的”[1] 。
自由
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是一位生育权倡导者，曾长期负责“自由选择成为天主教徒”组织。弗朗西丝生于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工薪家庭，在家里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高中毕业后她曾进入修道院，但很快便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从成年开始就是单身，但是生活中却不缺男人。弗朗西丝一直都没有结婚也从来没想过要结婚。“我明年就要70岁了。我非常适合一个人过，我喜欢一个人过，我需要一个人过。我本身就喜欢这样，而不是因为环境。”弗朗西丝在2013年的时候对我说。
弗朗西丝曾与好几个男人同居，并和其中一个共同生活了十年，那是在她20多岁到30多岁的时候。她说这段关系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很不错，直到“最后我们互相都很厌倦了”。不过有过这段关系，她继续道，说明了她也是能够和伴侣一起生活的，“我并不总是想与世隔绝，我只是比较喜欢独处，大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待着比和别人在一起更开心”。弗朗西丝说，她很久都没法想通婚姻的吸引力在哪里，随着她那些结了婚的朋友一个个上了年纪，她开始承认，有些夫妻确实能取长补短，有些人的婚姻里“确实有美好的东西，虽然我不会去追寻这些东西，但我的确在两个健康的、相互之间能够建立有意义的长久关系的人身上，看到了婚姻的好处”。
但是她又补充说，她那些结婚多年的朋友现在所拥有的，恰恰来自她对于婚姻最反感的地方，那就是每天都要和另一个人相处合作。“我无法接受生活中的平庸，”弗朗西丝说，“即使在恋爱时候，若有人在我思考重要事情的时候来打扰我，那也是无法忍受的。有时临时出现什么事情，你还得担心另一个人，要关心他，考虑到他的感受。比如你没有事先安排，突然和别人一起出去吃饭时，你就得打电话告诉那个人，不是要征得他同意，而是应该这么做。”
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在我20来岁和恋人分手后，我痛苦了一年才缓过来。在此之后，我有一种无牵无绊的感觉，就像基蒂和弗朗西丝说的那样。我的生活都属于我一个人，好心情自己维持，坏心情自己调整。我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我不用因为男朋友喜欢就得吃难吃的中餐外卖。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看书，听音乐，连续几个小时坐着抽烟思考。最重要的是，不会总是因为两人合不来而磕磕碰碰，整天费尽心神，就是开心的日子也过得很不开心。
有时候，把独身生活过好，就像是对那位不公平对待我们的前任的一种报复。而有时候，就像是想要证明（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看），我们不需要恋爱结婚也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甚至精彩。诺拉·埃夫隆曾经告诉我说，在她20多岁独自生活在纽约的那段时间里，她经常下厨，为自己准备一顿丰盛的美食，摆好餐具、餐巾和菜肴。如果是晚上在家，她说：“我就算好时间在九点钟搞好，那时候电视上正好有我想看的节目，客厅里摆着小餐桌，我就坐在电视机前吃着四个人的晚餐”。她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她可以单身，但是家的感觉不能少。这样来结束一天，她说，“就不会因为今天只吃了酸奶而难过了”。
对于有些人来说，不会难过是因为她们没有让污浊和马虎粗糙渗入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因为缺少社会学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所称的“监督之眼”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或行为标准。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这意味着她们有私密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一些小怪癖。
2012年，《纽约时报》刊出一篇关于一些独居者生活的报道，其中，“乐单族”网站创始人萨沙·卡根（Sasha Cagen）讲述了自己用一个红薯做好几顿晚餐的故事，作家凯特·波利克（Kate Bolick）（2015年出版《老姑娘》［Spinster］一书的作者）说她喜欢吃坚果和瓜子，穿肥大的白色灯笼裤。还有一位未婚女子则说：“我一个人生活了六年，变得越来越古怪了”。她会在广告时间原地跑，自言自语地讲法语，让衣服留在烘干机里穿一件拿一件。把干衣机当衣橱、穿沾满瓜子的灯笼裤，这些常人不会做的事情，就是卡根所称的“独自生活时完全放松、做你自己的自由，这是许多人所羡慕的”。[2]
你开始感到忧虑：担心自己无法摆脱对独立生活的迷恋，摆脱在独立生活中养成的怪癖。在我独自生活的那些年里，我也担心，而且也经常有人提醒我，我的习惯变得越来越顽固，我太执着于自己的方式，以致无法让他人走进我的生活。
这些焦虑并非毫无道理。真的是这样，我单身的时候，会很快把有可能打扰我星期六早上生活习惯的男人们赶走。星期六的早晨是我专门留给自己的时间，我要在这个时候独自享用早餐，我有个可笑的习惯——边跳舞边打扫房间，我痛恨有人打扰。追求者的电话打得太勤，我会感到压抑；要求见面太多，我会觉得像是得了幽闭恐惧症；对方不想去我喜欢的酒吧或餐馆，或是非要我提早下班，我都会觉得很烦。我已经习惯并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事。而这些男人只会把一切都搞乱。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挑剔、琐碎、自恋，连我自己都是这么想。我担心自己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怪物。
但是回想起来，我这么努力地保护我的私人空间、作息时间和独处的自由，也是一种防御手段，为了不让自己发展不是真心想要的关系。也许我对男人们太苛刻了，但同时我也确定自己对他们并不非常感兴趣。这是肯定的，因为在六年里我没有维持过一段能超过三次约会的关系，然而一旦出现了我喜欢的人，什么星期六早晨，什么破习惯，什么早下班，我都全然不顾了，他每次打电话来我都很开心。
有人难以相信有一些人真的喜欢一辈子或在某一段时间里过单身的生活，而没有发展传统的恋爱关系或性关系，他们的不信任中也混杂着对乐此不疲地耕耘自己幸福的人的不满。不婚人士数量的稳步上升，威胁着核心家庭最好、早婚最好、异性婚恋最好的传统思想，独身生活或许不久就会被说成是自私的行为。
自私与幼稚
24岁的艾莉森·特库斯（Alison Turkos）是佛蒙特州的一名公共卫生活动家，她说她保持单身的主要原因是，她只想专注于她的工作和社交生活，对别人的事情没有兴趣。她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晚上有活动就会和朋友们外出，很少待在家里，即使在家，“我也不想听你说一天的事，讨论你一天中发生的事，我只想看看《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听听潘多拉电台的节目，给我最好的朋友打打电话，开一瓶红酒喝喝，然后自己待着。”
艾莉森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停了停，像是听出她所承认的这些，在这个到处宣扬年轻姑娘都在并且也应该寻找爱情的世界里，是多么的突兀。但是她笑了笑又接着说：“在别人看来，这就是我的自私，所以我会一直单身。”
艾莉森做出这样严厉的自我剖析，主要是受我们社会向喜欢独立生活的单身女性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的影响。
“如果你单身，多半是因为你经常只考虑自己，”在特蕾西·麦克米伦（Tracie McMillan）于2012年所著的《为何你迟迟未婚》（Why You’re Not Married Yet）一书里，“你是自私的”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只关心你的大腿，你的衣服，你的法令纹。你只关心你的事业，如果没有事业，你就想着要当瑜伽老师……”被麦克米伦诊断为丑陋和不健康的自我关注行为，部分源于人可以不需要伴侣的大胆设想：“有时你会偷偷地想，”她写道，“是否真的需要伴侣，也许你一个人过也很好……实话说别人都挺讨厌的，他们不让你把麦片当晚饭吃……他们老是躺在沙发上看你不喜欢的电视节目，老是吃你觉得很难闻的东西，除非那东西是你自己在吃。”
在2008年刊登于《大西洋月刊》上的《嫁给他》（Marry Him）一文中，作者罗莉·戈特利布（Lori Gottlieb）提出了类似的不过略为温和的控诉，她说：“将近40岁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思想，她的朋友比她在中年时期遇到的那些男人，更能贴心地了解她，更能理解她的心情。她的品位和自我意识更加固定，她会说‘他要我搬去市区，但我喜欢自己海滩边的家’或‘他太没好奇心了’，要不就是‘我怎么能和对狗过敏的人一起生活呢？’”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敦促女性，宁可降低择偶标准也不要过单身的生活。
麦克米伦和戈特利布的逻辑是错误的，她们把在独立成年女性的生活中被视为基石的一些美好因素——事业心，对朋友的忠诚，对健康、宠物、家居和个人愿望的用心——描绘成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再像卡通片那样举一些女人如何自我的例子，把它们放大到十分可笑的程度。
事实上，女性渴望找一个有好奇心的伴侣，犹豫是否该放弃自己喜欢的居所，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大错，成年人喜欢宠物更是无可厚非，但是自己也没有结婚的戈特利布却认为，未婚女性是病态的、有缺陷的。她不动声色地把她那个自私女性的话题摆出来，和人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期望对照：一个真心想爱和值得被爱的女人，就应该愿意以伴侣为先。
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可能越来越不愿意为建立核心家庭而做出妥协，比麦克米伦和戈特利布更加恼怒的，是从事心理自助手册写作以外的一些批评人士。评论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为埃里克·克林伯格所著的关于美国单身独居人数创最高纪录的《单身进行时》一书作评，在这篇充满愤怒的书评中他嘲讽说，是婚姻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坍塌，使人们对个人成就的追求变得更有可能。[3] 我们的建国之父们，史华兹说：“非常重视一个有机的社会……将社会价值观内化，是防止自由变成放纵和混乱的主要保障”。然而这里被忽视的是，那些社会价值观和构成国家之本的有机社会，是建立在对公民选举权的剥夺、对黑人种族和全体女性的奴役之上的。按照史华兹的说法，一个充满不婚者的社会，他最后这样抱怨道，会纵容“把自私当美德的奇怪思想”。
但是史华兹错了，单身独居并不等同于公民不再参与自由社会的建设。首先，有多项研究表明，单身人士在社区中的表现，不像已婚者那样自私。
追随着上几代未婚女性的脚步（结果颇令人沮丧），2011年由现代家庭理事会（Council on Contemporary Families）主持的一项报告显示，84%从未结婚的女性（以及67%从未结婚的男性）会向其父母提供实际的帮助，相比之下这么做的已婚女性只占18%（已婚男性是38%）。这个更高比例的人群中也包括了未婚母亲。推动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之一的内奥米·格斯特尔（Naomi Gerstel）告诉《纽约时报》：“没有婚姻的人，有孩子或没有孩子的，更可能去关心照顾别人……让人产生疏离的不是孩子，而是婚姻”[4] 。
从未结婚的女性更可能参与政治、签署请愿书、做志愿者和参加集会。埃里克·克林伯格也说过，单身独居者更有可能参加讲座，参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之下已婚成年人会更多地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家庭中，他们或许会出席子女学校的志愿活动，却不一定会参加于自己或家人无益的组织活动。
未婚女性向世界贡献的这些补偿性能量值得赞赏，并且也和单身女性推动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相一致；此外，它一语道破那些中伤女性自私自利的言论产生的原因——千百年来人们对女性预设的期望即为，她们是无私的。
在势力强大的天主教会鼓励人们早婚的中世纪欧洲，人们还有唯一可行的一种出路，那就是进修道院。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前，许多有钱人家把修道院看作是安置未能出嫁或备不起嫁妆的女儿的庇护所（或倾倒场）。[5] 然而一如往常，这是场非常明显的交易：如果女性不能奉献给婚姻，那就奉献给基督吧。西欧的有些地方还有更激进的逃避方法，让未婚女性成为贝居安会士——不避世隐居的半宗教性质的修女。许多女性选择成为贝居安会士，渐渐地，贝居安会士被视作威胁。在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奥尔米茨主教布鲁诺（Bruno）指出，贝居安会士很麻烦，因为她们“既逃避对神父的服从，又逃避对丈夫的服从”[6] 。
主教的反对更明确地强调了女性的生活目的：她们应该，而且从来都应该舍弃自己为他人奉献，如果不为丈夫和孩子奉献，那就为神父、为上帝、为父母、为社区奉献。一旦女性所做的事不是为了服务别人，就立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
历史学家李·弗吉尼亚·钱伯斯–席勒写道，在19世纪，“和结了婚的姐妹一样，南北战争前的许多大龄未婚女性患有损害健康的疾病，身体脆弱，时常出现倦怠忧郁情绪，甚至精神失常”。但是，她接着又说：“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女性不幸的根须，是在社会文化这块贫瘠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里，女性被要求极大地顺从和依赖男人，被鼓励在抹杀自我的条件下追求自我实现”[7] 。
也许正是要求女性进行自我否定的社会预期，培养了当代女性的消费欲和占有欲。
虽然我个人反感《欲望都市》中用大量名贵的鞋子、高档的美食来显示女性独立的做法，但是我们对于应该把钱用于家居装饰的观念都已习以为常。看到凯莉·布拉德肖花几百美元买一双鞋子，我也许会吃惊地后退，但要是看到卡罗尔·布雷迪写支票买窗帘我或许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尤其对女性来讲，为自己添置东西是得之不易的自由。苏珊·安东尼26岁开始当小学老师赚钱的时候，她已经两次拒绝求婚，坚持单身。她给自己买了狐皮手套、白色的丝绸帽子、还有紫色的羊毛连衣裙后，写信问家里，要是她的伙伴们知道了会不会“因为自己已经结婚不能有漂亮衣服而感到难过”。[8]
1979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报道称，有单身女性为自己购买立体声音响、艺术品、饼干罐，还有家具，因为“单身女性也应该拥有好东西”，“谁想一直坐在装橙子的板条箱上等到有人给你的手指套上婚戒呢？”[9] 适应这种新常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该报解释说，如果说这一代的未婚消费者“比她们的母亲和祖母略微放纵了一点的话，那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值得这样’”。
但是，社会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许多认定，每一小步都走得十分漫长。早在十三年前就声称单身女性“自信，有安全感”的《纽约时报》[10] 在1987年又改变了自己的论调。它刊登了一个80年代中期的“恐怖”故事，“纽约有个单身的女性，聪明，有才气，”故事的开头这样写道，“她害怕夜晚降临，害怕黑夜笼罩城市，害怕各家温暖的厨房里亮起灯火”[11] 。（显然，《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报道的那些单身女性为自己购买的家具里，并不包括灯。）
《泰晤士报》（Times）称，单身女性看上去“工作充实，好友成群，过完刺激的一天后又是各种文化活动，健身，吃中餐，泡澡”，但实际上她们“痛苦地抱怨她们的感情生活，她们对婚姻的期望”，而且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奇怪的是，很多接受采访的女性看起来并非有那样多的怨言或不满，一名31岁的经理人员肯定地说她“对单身生活越来越满意”。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作者援引了显示“单身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快乐”的“几项研究”，又自信地指出，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与一名发型师的观点“完全相反”，那名发型师说她的单身顾客因为找男人非常苦恼。
没错，许多追求事业而不是家庭的女性都经历过孤独，但是这样的孤独是不是能够通过婚姻来缓解，却鲜有人关注。另一位女性经理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有些人选择不结婚就是不想经历上一辈已婚女性的不幸：“当你想到自己母亲的无助时，想到她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时，你就会坚决地不想上当受人欺负。”
我们的社会向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传递的信息是，单身是她们自己的错：一旦她们选择了健身房和中国菜，就牺牲了温馨明亮的厨房。言下之意就是说，女人得不到婚姻，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太好，太充实，太强大了。
当人们说那些为自己而活的单身女性自私时，请别忘了，承认女性拥有独立于他人、尤其是独立于丈夫和子女的自由，这本身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个真正的、女性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女性承认自己的需求，并以自己的需求为重，就如她们一直被训练着去照顾所有其他人的需求一样——或许真的会让女性幡然醒悟，纠正几百年来被形塑的自我牺牲行为。
艾米娜·索乌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她给予他人的建议是“永远首先选择自己。女性是非常社会化的人，她们善于选择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如果把自己放在首位，你就一定可以走出一条非同凡响的人生道路”。艾米娜十分清楚有很多人不赞同这些话。“若是你选择为自己而活，就会有人说你自私，”她说，“但这不是自私，你有动力，你有梦想。说男人自私也没那么简单。”
古怪
单身女性从来没有享受过美誉。宗教改革时期就有谚语说，至死未嫁的女性注定要“在地狱牵猴子”。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引用过此话。
尽管长久不婚或终生不婚已然成为一种新常态，尽管美国的结婚率变得更低、结婚年龄也更大，尽管单身人士几乎占总人口的30%（超过核心家庭所占的比重），[12] 但是对单身人士尤其是单身女性的诋毁——变态，古怪，发育不全，不成熟——依然无法摆脱。
2012年，作家黛博拉·休娜曼（Deborah Schoeneman）发表一篇题为《长不大的女人》（“Woman-Child”）的文章，讨论她所认识的单身女性对幼稚的奢华的沉醉，如闪亮的指甲油。同时，保守派专栏作家凯文·威廉姆森（Kevin Williamson）痛批了HBO的电视剧《都市女孩》，对于这部电视剧休娜曼也写过：“（莉娜·杜汉姆）不如把它叫做《啃手指头的女娃》（Thumbsuckers），”威廉姆森则接着说，“叫它《纸尿布》（Diapers）更合适，不过会吓到观众的。”[13] 《都市女孩》里的女主人公，因为都没有生过孩子、照顾过婴儿，所以在威廉姆森看来，她们都还是婴儿。
在更正式的场合，成年之初的单身时期常被称为“青春期的延续”或“成年青春期”，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有时被称为“孩童化的成人”。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Jeffrey Arnett）建议人们使用“成人初显期”的说法，承认这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一如那些已获正式承认的“童年”、“成年”和“中年”。“成人初显期”是人类生命跨度中界限尚未完全确定的一个时期，常常随着科学、医学、工业化和民权运动的发展而变化。“成年青春期”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尚未就业、依然与父母同住的孩子。记者朱迪斯·舒拉维茨（Judith Shulevitz）做出了“20多岁的年龄是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间歇期”的断言，将单身生活视为成年过程的停顿。
我们可以将已经成年却尚未结婚成家的这段时期，认为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但是若把这段时期说成是本质上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就有欠妥当了。毕竟，未婚生活不是真实人生的操练或预演或暂停。人生主要靠自己经历，这一路上没有什么是成年青春期专属的——工作、赚钱、花钱、恋爱、分手、婚前性行为，都不是。
虽说经济不景气时期也有成年的孩子与父母共同生活，但是这并不是新的家庭结构，历来各个阶层都经常会有成年子女和父母同住的现象，只是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没有长大。因为他们结了婚，有孩子，只是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里。
同样，在按照传统结婚的成年人中也不乏幼稚的行为：期待成为被关注的中心，要求另一半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洗衣，还要逗他们开心。而一直以来，鲜有女人抱怨有个不成熟丈夫的痛苦。
从许多方面来看，在情感和物质方面自给自足的独身生活，要比（婚后）获得成熟的生活状态来得更加困难。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凡事都要自己担当，不像有伴侣可以分忧，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操心——自己做决定，自己担责任，自己付账单，自己清理冰箱，没有正式的伴侣来帮助你。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各种顽固不化的观念，什么衡量成功女性的标准不是事业有成，不是友谊，也不是令人满意的两性关系，而是结婚与否。
而同样，形成这些观念的原因，往往是人们潜意识里认为，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结婚，那不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而是因为她没有被选中——没有人选择她，没有人想要她，没有人珍视她。在我和第一位男朋友分手的痛苦过程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一位年长的男性朋友试图安慰我，跟我说了他向自己妻子求婚的原因：“你不会让那样的商品一直放在货架上。”我伤心地端坐在属于我的货架上，无人买无人爱，满脑子想着他的那句话。
“在我的圈子里，都是思想非常开通、非常有文化的人，”那位40岁的华盛顿小说家艾略特说，“他们也有这样的观念：怎么回事？你怎么还在货架上？没人买，那你一定是次品。”每次有朋友试图用“你是人见人爱的！”这句话来安慰她时，她都能听出这样的意思。
尽管单身女性是美国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但在自己许多同龄朋友结婚后依然单身的女性，还是经常有孤立的感觉。不仅是距离上疏离，更是因为她们的与众不同。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与我公公的一位朋友一起用餐，公公的这位朋友是一名50多岁的学者，未婚，她生活在美国的中西部地区，那里，她的大部分同龄人都已结婚。当我大谈有多少女性单身未婚的时候，她的眼神让我惶惑不安。我（一个可以说有着传统婚姻的女性）所描述的那个大而热闹的单身女性世界，对她来说非常陌生。在她的那个世界里，她总感到自己是个异类，孤独，受人排斥——就像在一个全是已婚妇人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单身。
52岁的南希·吉尔斯（Nancy Giles）是生活在新泽西州的一名电视评论员，她说，虽然她心里清楚现在未婚女性越来越多，但是她潜意识里还是有这样的感觉，认为“单身女性的生活经历是彼此隔离的，我们就像被放逐在孤岛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吉尔斯认为这种感觉源于男性对单身独居女性的不理解，无论她们不婚的选择是有意还是无意。她记得自己曾给一位搭档过的电台主持人造成了困惑，她说这位白人男性喜剧演员不知道如何看待她，“他无法将我归类，”她说：“我既不是罗珊妮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他经常取笑的那种老是遇人不淑的女人。那时候，我没有和任何人约会，我也不是同性恋，他也不会说因为我是黑人的关系，但是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我，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人。为什么我找不到男朋友？为什么我没有不开心？为什么我不是那种厌恶男人的人？他的脑子里始终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中产阶级未婚女性面对的压力做了调查，发现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区中都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异样眼光（尤其是在婚礼之类的场合，在抛捧花的时候更加明显），在有些场合，人们预设所有成年女性都是妻子或母亲，单身女性就会有一种自己是“隐形的”、不重要的感觉。这项研究从而得名“我未婚，我失败，大家都来看着我吧”。[14]
还有人一直担心，没有婚姻的人是否会缺少存在感，尤其对于长久以来都因为与他人关系良好而受人重视赞美的女性来说。《当哈利遇到莎莉》中，哈利对莎莉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只身前往纽约，有可能“死了两个星期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直到臭味飘进楼道”。台词很逗，但同样令人心惊，尤其是让我们这些偶尔感到担心的人更加害怕——不缔结传统的婚姻，我们会不会就像脱锚的船只，不光游离于核心家庭之外，更与世界脱节。
孤独
孤独与一个人是否有伴侣并无直接的关系。记者朱迪斯·舒拉维茨（Judith Shulevitz）指出，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长期孤独是生物学层面和细胞层面发生的一种身体状况。这种状况至少有一部分是遗传性的，还有一部分与我们还是新生儿和儿童时期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在我们想要寻找伴侣、怯于寻找伴侣之前早已存在的。舒拉维茨说，当代的心理学家“确定孤独是一种内在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外在的客观状态”。总而言之，舒拉维茨认为，孤独“是一种亲密感的缺失”。而亲密感的缺失不一定能够通过婚姻得到缓解。
在4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孤独，而这些人并非都是单身。有过失败的恋爱经历或性关系的人都知道，亲密感不会在你做爱的时候出现并停留，它也不一定会假以时日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产生。相反，恋人之间的亲密感往往会随着时间渐渐消退。当你躺在理应是你最亲近的人身边，却只感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没有心意相通时，那反而是你最孤独的时候。
在读着梅根·奥鲁克（Meghan O’Rourke）那部关于她母亲被癌症夺去生命的回忆录时，我被她那种因为要独自承受而愈发强烈的悲痛震撼了。当写到在母亲生病期间自己的婚姻破碎时，奥鲁克回忆起她在医院遇见的那个和自己年龄相仿、显然也承受着痛苦的年轻女人，顿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然而当她再一次见到这个女人，看到她身边陪着丈夫和孩子，就立即收起了天涯同命人的感触。“我们是不一样的悲痛。”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奥鲁克的想法不无道理，如果有伴侣陪伴在身边和自己一起经历困难，她的悲痛或许可以减轻。可事实上，对于和丈夫分手这件事，奥鲁克是这样描述的，“我不知道分手是不是，或者说多大程度上是我悲痛情绪的表达”。他们的分手恰恰证明，婚恋关系不一定能像奥鲁克想象得那样，减轻医院那个女人的痛苦，它反而有可能让受害的一方陷入那样的痛苦。
奥鲁克收回对那位已婚女子的共情心理，一部分原因在于她以为那位女子没有结婚，因而带着幻想中的满足感去填补她的空白。如果说孤独是亲密感的缺失，那么单身是孤独的，因为相比之下我们想象中的婚恋关系总是亲密的，没有距离，没有空虚，没有恶言恶语，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不会想象自己有一个糟糕的婚姻，也不会想象一度美好的婚姻可能变得没有新鲜感、没有性生活，变得无比艰难、带来无限的痛苦。相反，我们总是幻想对方能分担我们的艰辛，能让我们倾诉痛苦和担忧。在我们没有伴侣的时候，想象中的那位就是特别指派给我们的，他们的责任和乐趣便是在我们生病时照顾我们，难过时安慰我们，给我们搓手捏脚，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艾略特告诉我，她常常想，“身边有一个无条件支持你，你也支持他的人会是怎样呢？只是看着这个人说‘今天好倒霉！’然后彼此鼓劲，这样的感觉多好”。尽管她庆幸自己30岁以后能拥有单身的时光，有时间做着让自己感到自豪的工作，但有时也会感觉，“就像有船驶过，而我却错过了。我过去没有想过，也根本不可能料到，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竟是这样的孤独”。
当然，单身的人是孤独的，然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曾孤独过，我们有过孤独的片刻，有过孤独的日子，有过孤独、没有穷尽的寒冷季节。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她们孤独是因为凡事都得依靠自己，或者说，凡事都得依靠自己，加重了她们的孤独。
疲累
独立生活，就算经济上有能力照顾自己也会使人身心俱疲，没有经济保障，那就更是苦不堪言。除了精神上的压力，独立生活还要面对各种非常实际的事情：打扫卫生，设置报警器，上班工作，换灯泡，水管泄漏，下水道堵塞，还有夜里叽叽嘎嘎的怪响，这一切都会把晚结婚或不结婚的我们弄得精疲力竭。
瑞秋·克罗瑟斯（Rachel Crothers）写于1910年的剧本《一个男人的世界》（A Man’s World），讲述一群生活在曼哈顿，不受陈规束缚的未婚人士的故事，剧中一名女性人物多年打拼下来疲惫不堪（当时的环境远不如现在），向一位仰慕已久的单身朋友哭诉，“我努力奋斗了十年，精打细算，受人冷落，装得志向满满，一心只有工作，可你看看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没有着落。我太累了，受够了……谁要是愿意娶我，我就嫁给谁……我会的，谁给付账单我就嫁给谁。噢，我好累，我受够了”。
近年来，有关女性选择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话题写得很多。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结婚较晚的职业女性有了家庭之后就辞去工作，依靠丈夫生活。我时常怀疑，当今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做法除了说明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分工一直不平等外，是不是还说明，她们在日益以工作为重的社会文化中独自生活了几十年后，人到中年，精力已经耗尽了。
我想这是人们因为长久单身，没有妻子打扫屋子，没有丈夫为我们挣钱，现在想搁起脚来放松休息的朴实愿望，在与我同龄的女性和男性中都不乏这样的人。我的一些经济状况稳定的同龄单身朋友也有这样的想法，她们中有的年近四十，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却依旧辞去了高强度的工作，或者自愿降低薪水以减少工作时间。
虽说婚姻自古以来都是约束性的制度，但它同时也是分摊生活负担的体系，虽然一个挣钱、一个做家务的分工常常是不平等的，但是当我们既要挣钱又要做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到中年之时，我们早就被生活拖垮了。
这里所谈的是很多单身人士往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让生活暂停是社会允许的。我深有体会，在成年后，只有很少的时候有人会热心地劝你休息、留给自己一点时间，一般是在你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当然，对于美国大多数工薪族来说，蜜月假和产后带薪假是白日做梦，但是白领阶层的单身人士，以及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不但没有人鼓励他们给自己放假，他们还要经常替休假的同事干活，工作更长的时间。在一个尚不能保障新父母在生育或领养孩子后的休假期间得到一份补助的国家，讨论为单身人士或没有孩子的伴侣提供带薪休假，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我们想要保障职场中日益增多的未婚人士的权益，就必须认识到，需要停下来喘口气、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的，不仅仅是新郎新娘和那些刚有了孩子的父母。
恐惧
单身生活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身体的不安全感，在我们享受着高度的社会自由的同时，恐慌感也如期而至。
在我20多岁和30岁出头的时候，我和朋友常常在纽约的各个地方聊到深夜，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有时候我们要到半夜，甚至凌晨四点才开始回家。那些夜晚我总是走在人行道上，穿过我所熟悉的街区，或从地铁出来，听着我的脚步声在路面上回响，是的，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同时我也非常警惕，生怕在街上遇到危险。四周的窗户大都是黑的，且不说我在这样的夜晚遭遇了抢劫，哪怕只是绊倒，扭伤了脚踝，或者是撞了头，有谁会知道呢？有谁在等着我回家吗？谁也没有。
独立生活掺杂了生命中最好的和最糟的，有美妙的时刻，也有可怕的现实，这是天文学家玛利亚·米切尔（Maria Mitchell）写于1853年的一首诗中表现的主题，这首诗是诗人在35岁左右的时候写给不知哪一个叫萨拉的人，其中有几段如下：
你不曾独自回家吗，萨拉
其实没那么可怕，
我曾无数次独自回家，萨拉
没有男人陪伴我的身旁。
独自行走在夜晚的路上，
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的道理，
若有男士相伴，他会讲个不停，
你便没了自己的眼睛和思绪。
但是倘若你独自一人，
夜晚阴云密布，你虽害怕，
但你所有的感官都异常活跃，
去领略那光与影的美。
且听那愉悦的话语，
一串串从天降下，
只有在这独自一人的夜晚，
你才能够用你的双耳去倾听。[15]
单身生活中并存的刺激和危险，即便是有非常杰出的社会关系的那些人也能感受得到，比如安和艾米娜。
安形容她在洛杉矶的单身生活时说“每天都开心地独自醒来，更开心地独自入睡”，然而她回忆起有天晚上和被她称为“我在洛杉矶的单身圈”的一些女子参加的仓库派对：舞会上，吉纳文（Ginuwine）的《小马》（Pony）一奏响，她便冲进舞池，结果一跤绊倒，摔趴在水泥地上，她立即爬起来，还一直跳到舞会结束。但是在和一位朋友回家的途中，两人在兴致勃勃地去富克汉堡店的时候，安手一甩，肩膀脱臼了。朋友立即开车把她载到一家被她称为“实在不咋样的二十四小时急诊中心”，那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安是一个没有稳定医保的自由作家，她担心自己的胳膊会花费一大笔钱。医护人员还不允许她的朋友跟着她进去一起看医生，安开始哭了。“豆大的泪珠往下掉，”她说，“我其实不怎么哭，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是自尊心的问题，我只是不会那样表达感情。但是那天我真的哭得很凶，我当时就在急诊中心，还穿着脏兮兮的舞会裙子。”
送安来诊所的朋友不得已先走了，她第二天早上还要开车去奥哈伊参加婚礼。独自一人的安突然想起来，她的裙子是从背后扣起来的，可是这深更半夜的，胳膊又脱着臼，安明白，她只能穿着裙子睡觉，直到第二天可以叫醒邻居来帮忙。慌乱中她已经给艾米娜打了电话，因为艾米娜了解她的健康计划，可艾米娜当时生活在华盛顿。“凌晨五点钟，在我需要脱掉裙子睡觉的时候，有什么用呢？”
就在那个时候，安开始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我一直相信，有了我的朋友圈，我可以无所不能让自己百分之百地快乐，”她说，“但是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说真的，这是我单身生活中唯一一次感到那样的无助。回家之后，我又哭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婚姻或认真的恋爱关系，可以保证一定不会发生像安那天晚上那样的绝望：丈夫可能会不在家，可能会因为被吵醒而发脾气，也可能不理不睬或笑话她。单身的安那天晚上也可以随便勾搭一个人回家，这个人也许会比一些当丈夫的更加细心地照顾她。而她的朋友，要不是还得去奥哈伊，也是可以送她回家帮她换下衣服的。
但是，拥有同居伴侣的最大好处是——而且这常常是生活的现实——给予你陪伴的希望，一个暖心的人，他的责任是，帮你解扣子，在你年轻时在仓库派对上把胳膊玩脱臼了的时候，在急诊中心陪着你；在你年老的时候，在你生病的时候，在你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候，这个人都会陪在你身边。
疾病
有许多备受社会保守派推崇的研究显示，婚姻能为健康带来巨大的益处。“婚姻可以使男女更加健康长寿，”作家（也是强烈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堕胎的社会活动家）玛吉·加拉格尔（Maggie Gallagher）和琳达·维特（Linda Waite）在她们于2000年合著的《主张婚姻：为何已婚者更快乐、更健康、更富裕》（The Case for Marriage:Why Married People Are Happier,Healthier and Better off Financially）一书中这样写道，“研究者们发现，即便考虑到婚前的健康状况，已婚人士的死亡率要更低。甚至生病的已婚者也要比健康的单身者更加长寿。”[16] 蒂娜·菲（Tina Fey）曾经开玩笑说：“别担心，单身女人，你们很快就会死去的”。
然而，这些研究也必然会反映出这样的事实。首先，一般健康的人更可能结婚；其次，经济条件优越的人——他们能够承担更好的医疗保健、更好的食物和更加有益健康的居住环境——是最有可能结婚的人。
很多研究在发现已婚人士更快乐、健康之外；还指出未婚人士也享受着同等的快乐；这两个人群比离异、分居和丧偶的人要健康和快乐得多——后三类人的状态也是因为之前有过婚姻。因此称婚姻——仅指婚姻，而不是美好的婚姻——有利于提升幸福感和促进身体健康的说法，或许并不可信。
但如果是慢性疾病，的确有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伴侣会起到积极作用。2013年发表在《临床肿瘤杂志》（Th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已婚的癌症病人比单身病人有更好的治疗结果，[17] 并指出单身病人因为没有伴侣敦促他们及时就医，有17%的人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单身癌症患者接受必要的治疗，比已婚病人少53%，这个统计数据更反映了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后勤服务工作：有人给你支持和爱是有益健康的，而在你接受化疗时，有人照顾孩子，有人赚钱，或者有人开车送你去化疗，对健康也是颇有裨益的。
罗莉·戈特利布（Lori Gottlieb）那篇对婚姻的赞歌听起来那么有说服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文章中，戈特利布说，即使是她那些婚姻并不那么幸福的朋友，“都和我一样，宁可在婚姻中感受孤独，也不愿意单身，因为他们，包括我，发现婚姻最终并不是为了心意相通，而是为了拥有一个队友，即便他不是你的此生挚爱，也总好过谁都没有”[18] 。
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是个十分享受孤独的人，在我写这本书期间，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人中，她是最厌恶婚姻的一个。我们聊到她在50多岁时照顾母亲的事，当时她的母亲得了肺癌，快要不行了。有一天，基斯林帮着她虚弱的母亲穿好衣服去看医生，她回忆说：“母亲突然看着我说：‘将来，谁来为你做这些呢？’我一下蒙了，”弗朗西丝说道：“天哪，以后谁来为我做这些？”
母亲去世几年后，基斯林被确诊患有肾病。“这对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因为死亡就在我的眼前，”她说，“如果你单身，你对待生病的态度真的就会不一样。”基斯林继续接受心理治疗，她想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我们说到单身，说到现在多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要解决：我是单身。”
当然，即使有婚姻和子女，生老病死的残酷事实也不一定就会改变。那些自我安慰以为结了婚就可以避免将来孤独老去的人，往往不会考虑可能离婚、被抛弃，或早年丧偶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想到，即使是在两人彼此深爱、永远相爱的最好情形下，当论及生命的终点时，我们都是在下一个令人心碎的赌注。因为生命不会碰巧在同一时间到期，即使婚姻再幸福，我们也还是有一半的概率死在伴侣之后。而统计又显示女性比男性更长寿，且女性更倾向于找比自己年长的伴侣，概率因此就更大了。在美国，寡居女性的平均年龄是59岁，而2009年的数据[19] 显示，70岁以上的女性中，超过一半的人寡居，是丧妻男性比例的两倍多，这意味着，婚姻再幸福的女人也要经历丧亲的痛苦，接着还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死亡。
是的，也许我们还有孩子，不管我们是单身还是已婚，子女的确也会给我们安慰、联系和关怀。但是，任何一个在养老院或痴呆症中心打发时光的人都会告诉你，在你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经济或情感上指望子女是不可靠的。这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在这个国家，阶级不平等日益扩大，社会又没有结构性的支持和福利提供给那些忙于生活、却要请假照顾年迈的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伴侣和孩子。
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故事，作者是一名丧偶不久的女性，她在故事中讲述了自己的孤独。她有子女，但是据她说，他们不能理解她的悲痛。她没有朋友，深受孤独的折磨，以至于有一天在开车的时候，就突然瘫痪不能动了。这个女人结了婚也养了孩子，但是在她垂垂老矣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因为伴侣的离去而变成了废人。
“无论如何，我们所有人都是孤独的，”弗朗西丝同意这一点，但是她又跟我说，我是结了婚的，而她没有，所以我们两个人的孤独是不同的。她有许多朋友，感情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本质上来说，她还是孤独的。
野蛮的制度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解决孤独问题的方法一定不是重新提倡人人都去追求婚姻。在这个婚庆业极其发达，而女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放弃婚姻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明白婚姻虽然可以缓解孤独，但却不是解决切身问题的可靠办法。
的确，当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陷入爱河、有人陪伴和支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庆祝，会激动，会充满感激，但因此就认为所有的婚姻都是幸福的婚姻，掉进迪士尼和莎士比亚设下的陷阱，相信婚礼是故事的完美结局，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必须记得，之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女性选择不结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千百年来，婚姻基本上都是强制性的，很多已婚女性过得十分悲惨。
20世纪初，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写过婚姻如何强迫女性交出“她的名字，隐私，自尊，以及她全部的生活，‘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戈德曼指出，社会对婚姻的期望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女性的不幸。“几乎从婴儿时期开始，”她写道，“大多数女孩都会被告知婚姻就是她一生的最终目标……就像无声的动物被养肥是为了被屠宰一样，她生下来就是为结婚而准备的。”
英国护士的先驱、统计学家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疑惑“女性有激情，有智慧，也有道德……为什么社会没有给她们可以施展这些长处的空间？”南丁格尔多次拒绝求婚，发誓要不惜任何代价躲避结婚，她认为婚姻“教会我们什么叫‘没有永远’……这个无情的词语，让我们真实面对生命的终结和死亡的冷酷。”[20]
19世纪作家乔治·桑（George Sand）（本名阿芒迪娜·露西尔·杜宾）写过这样的话，“生命中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爱和被爱”，她与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Frederic Chopin）的婚姻也成为了美谈，但是她却把婚姻称作是“野蛮的制度”，并在20多岁的时候带着两个孩子退出了婚姻。苏珊·安东尼还在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得知幼时的一位朋友刚嫁了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中年鳏夫，便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换了任何女人都宁可做个老姑娘到死”[21] 。
甚至有些男性也意识到了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不利。一位持上帝一神论立场（Unitarian）的牧师、“女性的天地和职责”系列演讲的讲者乔治·博纳普写道，“婚姻是女性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危机……如果她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生活，她或许会害怕退缩”[22] 。他接着又更加悲观地说：“婚礼的欢声笑语中隐隐透着悲伤，当那个光彩照人的美丽人儿走来，在所有的目光向她聚集、所有的心为她跳动的时候，我几乎能想象到，她白色的婚纱变成了素服，脸上的红晕化作了泪水”[23] 。
19世纪的一些不愿意或未能结婚的女性，和过去几百年来的其他女性一样，转向教会寻求安慰。1810年到1860年间，主张禁欲独身的震颤派（Shaker）团体成员数量逐渐增多，参与者大部分为女性。早在19世纪初就允许女性从事神职工作和组织废奴运动的贵格会（Quaker），更吸引了大批的单身女性加入。[24] 到19世纪中期，在费城，有40%的贵格会女性从未结婚。[25]
1904年，《独立报》（Independent）刊出一篇署名“单身女学士”写的《我为什么不结婚》，称是为了试图“说明为何如今会有如此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宣称不愿意走进婚姻”。文章的作者，据编辑说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大学教师，她在文中说，她之所以不愿意结婚，是因为“在我们快要结婚的时候，婚姻摆在我和那个男人面前的巨大鸿沟，让我惊骇了。那个时刻，不管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还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她看来，婚姻于男性而言意味着“获得了家庭生活，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一种帮助，而非障碍”，但对她来说，“如果我结婚有了家庭，摆在我面前的选择就是放弃所有宝贵的梦想”。
“单身女学士”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位教授辞去教职、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她由此诘问，为什么要把一个有学问的女性“关在育婴室里，让她的精神活动被无穷无尽的家务负担和身体劳累束缚，而她那位杰出又有魅力的丈夫却在文学圈和社交圈中广受追捧”？文章语气中流露出一种张狂的、对男人几近冒犯的自信，认为未婚女性的生活不仅是正常的，更是优越的。
现代读者经常会耳闻一些批评者的回应，说什么这是一种自私啦，说什么要求太高终要付出代价啦之类。在1907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关于为什么美国会遭遇婚姻危机的文章中，记者安娜·罗杰斯（Anna Rogers）提前一百年就预见，将女性的挑剔归于病态会使罗莉·戈特利布和特蕾西·麦克米伦的作品大受欢迎。罗杰斯嘲笑一些女性认定男人“必须有神一样的体格……必须有财富，有智慧，有文化，有地位，还要脾气好，跪伏在她的身边，无限地爱慕着她”。罗杰斯在新女性不愿意结婚的现象中看到了“当今个人主义的泛滥，对‘自我’这尊金牛犊的崇拜”。[26]
尽管今天的婚姻和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相比，在形式和感觉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要说婚姻是治愈不快乐的良药，是毫无根据的。
心理学家泰·田代（Ty Tashiro）在其2014年出版的著作中说，只有十分之三的已婚者拥有幸福健康的婚姻，而不幸福的伴侣关系会使患病的几率提高35%。[27] 另一位研究人员约翰·戈德曼（John Gottman）发现，婚姻不幸福会使寿命缩短四年。[28] 对于婚姻制度的其他怀疑也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和公共媒体中：耶洗别网（Jezebel）有一个关于婚礼和婚姻的版块，叫“可怕的你我”（I Thee Dread）。评论家艾力芙·巴图曼（Elif Batuman）在2014年也指出，畅销书和同名的卖座电影《消失的爱人》（Gone Girl）之所以引起大众兴趣，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婚姻是一场绑架，“妻子就是那些消失了的人”。《消失的爱人》传达出一个令人沮丧的寓意，巴图曼这样写道，“那就是在女人一旦到了结婚和生育的年龄，这个真相便会显现：她们精心打造和修护的自我身份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为丈夫和子女牺牲这所有的一切”。
简而言之，虽然单身生活有着各式各样的弊端，但是婚姻的缺点也同样不一而足。获得牢固的婚姻，找到一个于自己有益的伴侣，谈何容易。我们中的许多人依然遭遇着落入不幸婚姻的可怕命运，可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文章充满焦虑地讨论那些不幸的妻子，尽管这一人群基数众多。有人做过研究，比较已婚女人性生活获得幸福或事业获得满足的概率，和被恐怖分子杀害的概率哪个更大，却几乎没有人来过问我们。
我们仍旧乐于将婚姻看成是女性故事的（幸福）结局，乐于看到她们追求幸福的决心。我们不会去问一个女性结婚后的命运如何，也不会认为她们婚姻中可能会遭遇的危机（有时只是担心、不满或孤独）是婚姻特有的问题，却总是轻易地认为如果单身女性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因为她们没有结婚。
这是非常糟糕的。如凯伦·德宾（Karen Durbin）于1976年在《乡村之声》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独身女人”里所说，“比失去男人更可怕的，是失去你自己”。
得与失的权衡
1950年，在6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独自生活。而今天，寿命的延长和离婚率的上升，使得这个比例提高至三分之一。[29] 此项统计数据既让人担心，又给人带来了希望。这是因为，人们不一定要在传统的家庭单位里完成生老病死，社会压力的增加促使我们以更加协作的态度来对待医疗保健、家庭事务的合作，以及安乐死。女性之间组成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虽不完美但却真实存在的选择。正如弗朗西丝·帕沃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1869年所写，“老处女也不会像单身汉那样为孤单的岁月发愁。孤单的岁月是艰难的，但她会找一个愿意和她分享孤独时光的同性”[30] 。
而弗朗西丝·基斯林作为安乐死的支持者，说她和与她有着同样想法的朋友已经立下约定，要帮助彼此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我哪天变成了我母亲当年的状态，那么我和我这些朋友的约定就会起到作用”她说。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依赖伴侣和子女，就一定好过依靠朋友或邻居。
越来越多的单身人士被迫互相依赖，让人想起一个不被注意的女性主义研究课题：看护工作和家庭事务的社会化。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对传统异性恋婚姻之外关系的社会认同，而这一向是同性恋权利，特别是同性恋婚姻运动的主要奋斗目标。赋予朋友和非传统伴侣拟亲属的角色，允许他们进入病房，给予他们医疗辩护权和生命终结权，在为越来越多至死没有婚姻的群体提供更多的临终关怀上，以上举措是至关重要。但是单身的拥护者贝拉·迪波洛认为，这也是同性婚姻运动一直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部分原因所在，同性恋婚姻运动强调的是要取得社会认可的婚姻。即便同性恋男女获得了真实有效的婚姻平权，迪波洛写道，“那些单身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别的，也将依然是二等公民”。
一些女性还在别的方面寻求对女性伴侣关系的正式认可。
艾米娜和我谈到“单身人士获得赞美是多么不容易”，说她从18岁开始就自己养活自己，“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是我自己买的，但是这个社会没有人为我唱赞歌，在我家人的眼中，我是个失败者，因为到现在我还没有伴侣”。她说她和安经常开玩笑说要做一个TED演讲，话题就是“我们两个应该结为夫妻，享受婚姻的好处。浪漫，我们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单身的经济状况嘛，老天……你还得有些单身人士的入门装备”。
当然，我们还需要承受得起的医疗保健和住房，以及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国家必须发挥它的作用，为那些没有传统家庭单位的人群提供帮助。除了出台社会政策，我们的社会还必须承认独立女性之间终生互相扶持、互相依靠的关系。
我们设想中的照护契约——不管缔结的两个女子是想要为人父母，或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或是在年老得病时彼此寻求帮助——虽然听起来有操作上的难度，因为这要看环境、看财力，还要看当事者是否可靠，但是就这方面而言，它与传统婚姻并无太本质的区别。传统婚姻中，共同照顾孩子的承诺通常会因为离婚、疾病或死亡而无法履行，而照顾的责任也会更多地落在其中一方的身上，使另一方无法再参与进来。
也许，如果将来女性之间有更多互相照料，如果我们看到了成功的模式，上述的照护契约有可能变得更加可靠，覆盖更多的人，成为全面而又灵活（甚至在许多方面比婚姻更加灵活）的保护机制，让单身的人能够在一起来抵御生和死的残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