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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回忆录》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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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豆叶回到镇上,听说妈妈决定收养我,倒不像我预料的那么高兴。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满意是当然的,但她没有笑。我问她是否事情不尽如人意。

“哦,不是的,螃蟹医生和延之间的竞价正如我所愿,”她对我说,“最后会是个很大的数目。我刚知道这事,就听说新田夫人要收养你。我实在没法更高兴了!”

这是她说的话。但后来几年我慢慢了解到,真相并不如此。首先,竞价根本不是在螃蟹医生和延之间展开的,而是螃蟹医生和男爵。我没法想象豆叶对此有何感受,但我想有段时间她突然对我特别冷淡,这肯定是个原因,因此她也没有把实情告诉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延毫无涉足此事,他确实来势汹汹地竞争我的“水扬”,但几天后价格超过了八千,他就收手了。他退出也许不是因为价格太高。从一开始,豆叶就知道,如果延愿意的话,他可以击败任何人。问题是,豆叶没有料到,延对我的“水扬”兴趣并不大。只有一种男人会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追求“水扬”上,可偏巧延不是这种人。几个月前,如果你记得的话,豆叶曾说,如果不是意在“水扬”,没有一个男人会和一个十五岁的学徒发展关系。那次她还告诉我,“你别以为是你的谈吐吸引了他。”我不知道她这句关于我谈吐的断言是否正确,但我吸引延之处,也不是我的“水扬”。

至于螃蟹医生,如果让像延这种人把一次“水扬”从他手里夺走,他可能是会选择自杀这种古老方式的。当然,最初几天,他并非是在和延竞价,但他不知道这情况,而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铁了心要把他瞒到底,想尽可能地抬高价格。因此在电话中,她是这样跟他说的,“哦,医生,大阪那边传来消息,叫价已经上到五千元了。”她也许是从大阪得到的消息,也可能是从她妹妹那里听到的,女主人倒不是个喜欢无中生有的人。但她一提到大阪和叫价,螃蟹医生就想当然地以为是延在叫价,其实那人却是男爵。

男爵却完全清楚他的对手是医生,但他并不在乎。他想要我的“水扬”,一想到他可能赢不了,就会像个小孩一样噘起嘴。后来,有个艺伎告诉我当时她和男爵的一段对话。“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男爵对她说,“我想安排一次‘水扬’,但半路杀出个可恶的医生。只有一个人能够开发这块处女地,我想成为这个人!但我该怎么做?这个蠢医生好像不明白他甩出去的数目都是真的钱!”

随着竞价的上升,男爵开始说要退出了。但数字已经接近新的纪录,一力亭茶屋女主人决定要把价格再抬一抬,她打定主意要像误导医生一样来误导男爵。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一位先生”出了个大价钱,又说“不过很多人都相信他不会出更高的价了”。我想确实会有些人相信医生出不了更高的价,但女主人不是其中之一。她知道无论男爵最后的叫价是多少,医生都会盖过去的。

最后,螃蟹医生同意为我的“水扬”支付一万一千五百元。这在当时的祇园,是“水扬”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也许在日本的其他艺伎区也是最高的了。要知道那时候,一个艺伎每小时陪客只有四元,一件精致的和服大概是一千五百元。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工人的全年收入。

我得承认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大多数艺伎引为自豪的是她们从不用带现金,而是习惯于到处记账。即使现在在纽约,我也是这样。我去认识我的店里购物,店员就会很热心地为我记账。月底账单来了,我会让一个漂亮的助手去为我付账。所以你知道,我没法告诉你我用了多少钱,也说不出一瓶香水又比一本杂志贵多少。所以谈到钱的事,我可能是世上最茫然的人了。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本是我的一个好友告诉我的。他在六十年代当过日本大藏省副大臣,他讲的事我不是太明白。他说,现金在逐年贬值,所以豆叶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扬”价实际上超过我一九三五年的价格,虽然我的是一万一千五百元,而她的是七千多或八千元。

当然,在我出售“水扬”的那阵子,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人都知道是我刷新了纪录,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一年才被胜美代打破,在我心里她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艺伎之一。另外,据我的大藏省副大臣朋友说,豆叶的纪录是保持到了六十年代。但无论这个纪录是属于我的,胜美代的,还是豆叶的,甚至上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豆光,你都完全可以想象到,妈妈听到这笔闻所未闻的款子,肉乎乎的小手要发痒了。

不消说,这就是她要收养我的原因。我“水扬”的费用除了还清我在艺馆的债务外还有富余。如果妈妈不收养我,部分钱就会落到我手里,你能设想妈妈对此有何感受。我成为艺馆的女儿后,我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但我所有的收入也归艺馆所有,不仅是我“水扬”的费用,也包括以后的一切收入。

下一周举行了收养仪式。我的名已经改成小百合了,现在我的姓也改了。在海崖上的醉屋里,我是坂本千代,现在我叫新田小百合。

在一个艺伎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里,“水扬”当然是最重大的。我的“水扬”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当时我十五岁。下午,螃蟹医生和我在仪式上共饮清酒,这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仪式的缘由是,虽然“水扬”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但螃蟹医生今生今世都是我“水扬”的恩主,而不是拥有其他的特权,你懂吧。仪式在一力亭茶屋举行,妈妈、阿姨和豆叶都在。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也参加仪式,还有我的穿衣师别宫先生。穿衣师总是参加这类仪式的,他们代表艺伎这一方的利益。我穿一套最正式的学徒装:带五个纹印的黑袍和红色的衬袍,这个色调代表新的开始。豆叶教导我要端庄严肃,要毫无幽默感。我走进一力亭的前厅,袍裾拖在脚边,因为心里紧张,要显得严肃倒是不难。

仪式后,我们去一家吉兆饭店用餐。这也是个庄重场合,我话少,吃得更少。席间,螃蟹医生可能已经开始想到后面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烦躁的人。一顿饭,我都垂着眼睛,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每次我朝他偷偷一瞥,都发现他透过镜片的目光像是在谈公务。

饭终于吃完了,别宫先生陪我坐人力车到南禅寺附近一家漂亮的旅馆。那天他早先已经来过,安排好隔壁的换衣间。他帮我脱了和服,给我换上一件家常衣服,宽腰带上没有要系结的衬垫——衬垫对医生来说是个麻烦。他把结扣打得容易解开。穿好衣服后,我紧张得要命,别宫先生只好扶我回到屋里,让我在门边等候医生。他走开后,我有种万分恐惧的感觉,好像就要动手术切除一个肾脏或肝脏之类的东西。

螃蟹医生很快就来了,他吩咐我给他准备清酒,自己则去室内浴室洗澡。我想他大概希望我帮他脱衣服,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色。但我双手发冷,僵直,没法去帮他。几分钟后,他穿着浴袍出来了,拉开通往花园的门。我们坐在木结构小阳台上,啜着清酒,听着脚下的蟋蟀鸣声和小溪的潺潺流水。我把酒泼到了和服上,但医生没注意。说实话,他好像什么都没注意,除了附近池塘里溅出水花的一尾鱼,他还指给我看,好像我没见过一样。我们坐着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仆,把我们的床铺并排铺好。

终于医生进去了,把我独自留在阳台上。我微微侧身,恰好可以用眼角余光看到他的举动。他从包里拿出两块白毛巾放在桌子上,左右摆弄了一阵。他又同样在一个床铺上摆弄枕头,然后过来站在门口,直到我起身跟他进去。

我还站着的时候,他除下我的腰带,让我去舒舒服服地躺在其中一个床铺上。可是一切事物在我看来都是既奇怪又可怕,无论怎么都不可能做到舒服了。但我还是仰面躺下,脖子下枕了个塞满大豆的枕头。医生掀开我的袍子,又花了不少工夫一步步解开里面的衣服,摩擦着我的双腿,我想他是想帮我放松。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拿来那两块先前取出的白毛巾。他让我抬起臀部,把它们铺在我下面。

“这是吸血的。”他对我说。

当然,“水扬”是要出一定量的血,但没有人准确地向我解释过原因。我原该默不作声,或者感谢医生如此为我着想,还铺了毛巾,可我脱口而出:“什么血?”说话时,我的声音发尖,因为喉咙太干燥了。螃蟹医生开始解释,“处女膜”——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撕裂时总会流血……然后是这个,那个,另外……我想我听着听着就紧张了,我从床铺上微微抬起了身,医生把手按在我肩上,轻轻把我按下去。

我能肯定这类谈话足以让某些想成事的男人扫兴,但医生不是这种人。他解释完毕后,对我说:“这是我第二次有机会采集你的血样了。你想看看吗?”

我注意到他带来的不仅是过夜用的皮包,还有一个小木箱。医生从衣橱的裤子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木箱的锁。他把箱子拿过来,从中间打开,原来是个独立式的陈列箱。两边都是盛放着玻璃小瓶的支架,瓶上带塞子,瓶身用带扣固定。支架底部有几件工具,什么剪子啦,镊子啦。除此以外,整个箱子里就塞满了这样的小玻璃瓶,大概有四五十个之多。除了最上层的架子上有几个是空的外,瓶子里都有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医生把桌子上的台灯移过来,我这才看清了每个瓶子顶部都贴了白色的标签,上面是各个艺伎的名字。我看见豆叶的名字,还有著名的豆月的名字。我还看到其他许多熟悉的名字,包括初桃的朋友光琳。

“这个,”医生边说边取出一个小瓶,“是你的。”

他把我名字写错了,小百合的“合”他写了别字。瓶子里是一块缩成一团的东西,我觉得像块话梅,但它是褐色而不是紫色。医生拔出塞子,用镊子夹出来。

“这块棉签浸透了你的血,”他说,“你记得吧,是你弄伤腿那阵子。一般我不会保留病人的血样,但我……非常喜欢你。收集了这个样本后,我决定要成为你‘水扬’的恩主。我想你也认为这种样本会很特别,不仅取自你的‘水扬’,还取自几个月前你腿上的伤口。”

医生接着又向我展示其他几个瓶子,包括豆叶的,我强忍着厌恶。豆叶的瓶子里不是棉签,而是一团白色织物,上面染了铁锈色,十分僵硬。螃蟹医生似乎觉得这些藏品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唉,为了礼貌起见,我把脸对着它们,但医生一不注意,我就转开视线。

他终于关上盒子,放到一边,又摘下眼镜,折好了搁到一旁的桌子上。我担心的这一刻到来了,果然,医生分开我的双腿,然后跪在我腿间,摆正姿势。我想我的心跳已经和老鼠一样快了。医生解开睡袍的腰带,我闭上眼,想用手捂住嘴,但又一想这样难免会留下个坏印象,就把手放在头边了。

医生的两手挖掘了好一阵子,就像几周前那个年轻的银发医生所做的,让我很不舒服。接着他俯身悬在我上方。我竭尽全力想象有块金属隔板挡在我和医生之间,但我还是没法不感到医生的“鳗鱼”——照豆叶的说法——在我大腿根里撞击。台灯仍然亮着,我搜寻着天花板上的影子,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现在医生用力推着,弄得我的头在枕头上摇来晃去。我不知道该拿自己的手怎么办,只好抓住枕头,紧闭双眼。很快我的身体上进行着一大堆的动作,我也能感觉到身体里面也有一大堆的动作。肯定出了大量的血,因为空气里有股不好闻的金属味。我不断提醒自己,医生为这个优先权付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刻我希望他比我享受到更大的乐趣。至于我的乐趣,不会比有人用一把锉刀在我腿间摩擦直到流血更大。

最后,我想,无家可归的鳗鱼在他的领地上作了标志,医生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汗流浃背。我很不喜欢挨他这么近,所以我假装自己呼吸困难,希望他能把身体移开。过了很长时间他没有动静,但突然他跪了起来,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没看他,但我从眼角瞥见他正用原来压在我身下的一块毛巾给自己擦拭。他扎好腰带,戴上眼镜,却没发现镜片一角染了一点鲜血。他开始用毛巾、棉签之类的东西在我腿间擦拭,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医院的一个诊断室里。我最不舒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得承认躺在那里我简直觉得好笑,虽然我还是两腿分开,暴露无遗。我看到他打开木盒子,取出剪子,在我身下染血的毛巾上剪下一块,团紧了,和一个他用过的棉球一起塞进那个写错我名字的瓶子里去。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向我鞠躬,说:“非常感谢。”我躺着,没法很好地还礼,但没关系,因为医生立刻站起来,又进浴室去了。

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但我确实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稳住了呼吸,看起来还像正在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但觉得一阵轻松,我微微笑了一下。整个经历中有些成分使我感觉如此荒谬,我越想越觉得可笑,最后竟笑了出来。我应该保持安静,因为医生还在隔壁房间。但是一想到我的整个未来都因此改变,那又如何呢?我想象着竞价期间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给延和男爵打电话,想象着所有花掉的钱和一切麻烦。如果是和延发生这事,该有多么奇怪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把他当作我的朋友了。我更不愿去想和男爵之间的情况了。

医生还在浴室里,我敲了敲别宫先生的房门,一个女仆冲进来换被单,别宫先生帮我穿好睡衣。后来,医生睡着后,我起来悄悄地洗澡。豆叶告诉过我要整夜不合眼,以防医生醒来需要什么。但无论我怎样努力不睡,仍然禁不住瞌睡过去了。我只是做到早晨及时醒来,医生睁眼看到我时,我已准备停当。

早饭后,我看到螃蟹医生走到旅馆前门,就去帮他穿鞋。他走之前,为昨夜的事向我道谢,还给了我一个小包。我猜不出里面是什么,是和延一样送我一件珠宝,还是从昨晚染血的毛巾上剪下的几个小块?我回到屋里,鼓起勇气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中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问了别宫先生,他说我应该每天用它泡茶喝,这样能降低怀孕的可能。“小心点,这是很贵的。”他说,“但也不用太小心。比做流产总要便宜。”

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水扬”之后,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确实不一样了。南瓜还没有经历过“水扬”,虽然她比我大,我不知怎么就觉得她不懂事、孩子气。妈妈和阿姨,还有初桃和豆叶当然都是过来人,不过在这件特别的事情上,我可能比她们更能认识到这点共同之处。“水扬”后,学徒要换新发式,束在针插型发髻底端的是一条红绸带,而不是印图案的发带了。有段时间,我走在街上,或在小学校的过道里时,除了留心哪些学徒用红发带哪些用图案发带外,我很少注意别的。对于那些经历过“水扬”的人,我有种新的敬意,对于没有经历过的,我自觉比她们更见多识广。

我相信,每个经历过“水扬”的学徒,都和我差不多感到有了变化。但是在我而言,还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我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改变,因为妈妈对我的看法不同了。我知道你看得出,她是这样一种人,只注意那些上面有价格标签的东西。她走在街上时,脑子八成像算盘一样运作:“唔,那个是小幸子,她的愚蠢让她可怜的姐姐去年支付了一百元!这边来的是一松,她的新旦那花费的钱肯定让她很满意。”如果在一个和煦的春日走在白川溪边,你几乎肯定能看到一种美丽的东西顺着樱树的嫩枝滴入水面,妈妈却大概什么也不会看到,除非……我不知道……她心里正计划着把树拿去卖钱,或者诸如此类的念头。

在我“水扬”之前,我想妈妈根本不关心初桃是否在祇园给我惹麻烦,但如今我有了高价标签,我没向她提出要求,她就让初桃别再给我找麻烦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可能她只是说:“初桃,如果你的行为给小百合造成问题,让艺馆花了钱,你是要赔偿的!”自从我妈妈病后,我的生活一直很艰难,但眼下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顺顺当当的。我不是说我从不感到疲倦感到失望,事实上,我经常觉得累。女人在祇园讨生活不是件轻松事。但脱离了初桃的威胁,总是轻松多了。同样在艺馆里,生活也几乎充满乐趣。作为养女,我可以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原先是南瓜挑好和服才能轮到我挑,现在是我先挑,挑定以后,阿姨就会把缝口缝到合适的宽度,再把领子缝到我的衬袍上,之后她才会去缝初桃的。我不在乎初桃因为我享受特殊待遇而拿愤恨的目光来看我,但南瓜在艺馆里经过我身旁眼中带着忧伤,我们面对面时她也不看我,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以前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挡在我们之间,我们的友情是可以发展下去的。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

在我“水扬”之后,螃蟹医生几乎完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说“几乎”是指,虽然豆叶和我不再去白井茶屋给他陪酒,但我偶尔也会在祇园的宴会上碰到他。男爵我却再也没有见过。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我“水扬”升价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回想起来,就能理解为什么豆叶会希望我们分开了。我在男爵身边也许会浑身不自在,正如豆叶留我在他身边也会浑身不自在。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怀念这两个男人。

但有一个人,我热切渴望能与他再次相见,相信我不必说出他是会长。他在豆叶的计划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我也不认为我和他的关系会因我“水扬”的结束而改变或终结。不过,我得承认,几周后我听说岩村电器公司打电话来邀我去陪宴,我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到的那天傍晚,会长和延都在。要在以前,我当然是去坐到延身边,但如今妈妈已经收养了我,我就不必再把他当成我的救星了。恰好会长身边有个空位,我就过去坐了下来,心里一阵激动。我给会长斟酒时,他很是亲切友好,喝酒前还举了举杯,以示谢意,但整个晚上他都没有看我一眼。而延,每当我向他看时,他都盯着我,好像我是这屋里他唯一看到的一个人。我当然知道对某人心有所待是何等滋味,所以宴会结束前,我借机过去陪了他一会。此后我就小心翼翼地不再忽视他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傍晚在宴会上,我偶尔向延提起,豆叶已经安排我去参加广岛的一个节日。我都不确定他是否听到了我的话,但第二天我课后回到艺馆,在屋里发现一只新的木质旅游箱,是他送给我的。这箱子甚至比我向阿姨借去参加男爵箱根宴会的那只还好得多。我原以为既然延已经不再是豆叶任何计划的重点了,我就可以把他甩开,如今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难当。我给他写了封谢柬,告诉他我非常希望能在下周见到他时当面道谢。那是岩村电器公司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大型宴会。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宴会开始前不久,我收到通知说已经不需要我出席了。洋子,就是我们艺馆专管接电话的那位,认为宴会被取消了。正巧当晚我要去一力亭茶屋参加另一场宴会。正当我跪在门厅准备进去时,我看见最里面的一间宴会大厅的门拉开了,一个年轻的艺伎走出来,她叫克江。她关门前,我确信自己听到会长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我大惑不解,所以我站起身来,还没等克江走出茶屋就追上她。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我说,“您是刚从岩村电器公司的宴会上出来吗?”

“是啊,很热闹呢。那里肯定有二十五个艺伎,将近五十位客人……”

“那么……岩村会长和延先生都在吗?”我问她。

“延不在。今天早上他身体不适回去了。错过这个宴会,他会很遗憾的。会长倒是在。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记得说了句什么,她就走了。

在此刻之前,我一直以为会长和延一样乐意我的陪伴,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这是否只是幻想,在乎我的只有延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