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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回忆录》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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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会长分别以来这五六年间,我不时从报纸上看到他面临的困境。战争末期他和军政府意见不一,后来还为了保住公司,一直和占领当局抗争。如果这些苦难让他衰老许多,也是不足为奇的。《读卖新闻》上有他一张照片,因为忧虑过度,眼睛周围的皮肤绷紧,就像岚野先生的一个邻居,由于常常眯眼望天,防备轰炸机,眼睛就成了那个样子。无论如何,周末即将到来,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延还没有打定主意是否要请会长。我唯有怀着希望了。

周六早晨,我早早起床,拉开纸帘,看到冷雨打着玻璃窗。下面的小巷里,一个年轻的女仆在结冰的鹅卵石路上滑了一跤,正在爬起来。天气阴沉乏味,我都不敢去查黄历。不久,温度又下降了,我在接待室里用午餐时,都能看见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冰冷的雨噼噼啪啪地敲打窗户。因为街上的路不好走,当晚所有的宴会都取消了。到了晚上,阿姨打电话给一力亭茶屋,询问岩村电器公司的宴会是否如期举行。女主人告诉我们,大阪的电话线路断了,她也不清楚。于是我洗过澡,换了衣,由别宫先生搀扶着去一力亭茶屋。他脚下穿的胶鞋是从弟弟那里借来的,他弟弟在先斗町也当穿衣师。

我到一力亭茶屋的时候,里面一片混乱。仆人房间里的一个水烟袋烧了起来,女仆们东奔西忙,没人来注意我。我就自己走过门厅,来到上周款待延和大臣的那个房间。我从没想过会有人在里面,延和会长大概还在从大阪过来的路上,豆叶出城去了,这会儿赶回来恐怕也不方便。拉开房门之前,我闭眼跪了一会儿,一手按着胸口来让情绪安定下来。我突然觉得门厅里太安静了,屋子里一点声息也没有。我想屋里肯定是空无一人了,一阵失望袭上心头。我正要起身离开,却又决定开门看看,以防万一。房门拉开,会长坐在桌前,双手持着一本杂志,从老花眼镜上方看着我。我看到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总算勉强能开口了:“天哪,会长!谁把您一个人丢在这里?女主人一定要生气了。”

“就是她把我丢在这里的。”他合起杂志说道,“我正在想她出了什么事。”

“您连喝的东西也没有。我去给您取清酒来。”

“女主人就是这么说的。你这样会一去不回,我就得整夜读杂志了。你还是陪着我吧。”说完他把老花眼镜收起,塞进口袋里,眯起眼长久地打量我。

我起身走到会长身边,觉得浅黄丝缦覆壁的宽敞屋子变得很小,因为我想没有一间屋子大得足以装下我的情感。隔了这么久又见到他,我心里某种急切之情被唤醒了。我原以为自己会喜出望外,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悲哀莫名。我曾经担心会长会和阿姨一样,在战争中过早衰老。从门口走过来时,我就注意到他眼角的鱼尾纹比我记忆里深多了。嘴边的皮肤也开始松弛,虽然我觉得这样一来,他线条分明的下颏更显尊贵。我跪到桌边时,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还在面无表情地打量我。我正想说话,他却先开口了。

“小百合,你还是个漂亮女人。”

“哦,会长,”我说,“我不信您的话了。今晚我在梳妆台上花了半小时,才让脸颊上的凹陷看不出来。”

“我相信你过去几年吃了不少苦,不只是体重减轻。我知道我也一样。”

“会长,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我从延先生那里听说了一点您公司的困境……”

“是啊,唉,我们不用谈这个吧。有时候我们能熬过逆境,完全是因为心里想着梦想实现后世界有多美好。”

他朝我凄然一笑,这表情好美,我浑然不觉地看着他嘴唇完美的弧度。

“现在你有个机会,用你的魅力来扭转局面。”

我还没说话,门就拉开了,进来的是豆叶,南瓜跟在后面。看到南瓜我很意外,没想到她会来。豆叶显然是刚从名古屋回来就直奔一力亭茶屋,以为自己迟到很久了。她向会长问了好,感谢他上周为她做的一件事,又问延和大臣怎么还没来。会长说他也正纳闷。

“今天可真特别,”豆叶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火车在京都车站外停了一个小时,我们都不能下车。最后两个年轻人从窗口跳了出去。我想其中一个可能摔伤了。我刚才赶到一力亭茶屋,好像一个人都没有。可怜的南瓜在过道里迷了路!会长,您见过南瓜的吧?”

我这才细细地打量了南瓜一眼,她穿了一身不同寻常的烟灰色和服,腰部以下点缀着金光闪闪的圆点,细看原来是绣上去的萤火虫。背景是月光下的山川河流。我和豆叶的和服都不能与之相比。会长好像和我一般吃惊,他让她站起来给他瞧瞧。她非常谦虚地起身转了个圈。

“我想要是穿平时的和服,都踏不进一力亭茶屋这种地方,”她说,“我们艺馆大多数和服都不好看,虽然美国人是分不出好坏的。”

“南瓜,如果你不说实话,”豆叶说,“我们会以为这就是你平日穿的衣服呢。”

“你在取笑我吗?我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和服。这是从街那头的艺馆借来的。你不知道她们让我付多少钱,反正我也没有钱,所以无关紧要,不是吗?”

我看到会长被逗乐了,艺伎是从不在男客面前说和服多少钱这类粗俗的话。豆叶转头对他说话,但南瓜插嘴说:“我想今晚这里会来一位大人物。”

“你心里大概想的是会长吧,”豆叶说,“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大人物’吗?”

“他知道自己是不是大人物。不用我来告诉他。”

会长看看豆叶,扬起眉毛,微哂带诧。“反正,小百合告诉我另外有人要来。”南瓜又说。

“南瓜,是佐藤纪孝,”会长说,“他是大藏省新上任的副大臣。”

“哦,我知道佐藤这个人。他长得像头肥猪。”

我们都笑了。“真是的,南瓜,”豆叶说,“只有你才说得出这种话。”

正在此时,门开了,延和大臣进来,脸都冻得发红。后面跟着一个女仆,端着清酒和点心的碟子。延用一条胳膊抱着身子,跺着脚,但大臣径直走到桌边去了。他朝南瓜咕哝了几声,把头一偏,让她挪动一下,好让自己挤到我身边。彼此介绍后,南瓜说:“嗨,大臣,我打赌您不记得我了,但我知道你不少事情呢。”

大臣把我刚倒满的一杯清酒灌到嘴里,盯着南瓜看,我觉得这是斥责的眼神。

“你都知道什么呢?”豆叶说,“说来我们听听。”

“我知道大臣的妹妹嫁给了东京都知事,”南瓜说,“我还知道他练过空手道,还弄断过手腕。”

大臣看来有点惊讶,这说明这些事情是真的。

“大臣,还有,我认识一个您曾经认识的姑娘,”南瓜又说,“直聿子。我们曾一起在大阪城外的工厂做工。您知道她跟我说了什么吗?她说你们两个干过好几回那种事。”

我担心大臣会发怒,但他表情却柔和下来,我觉得他流露出一丝骄傲之色。

“她是个漂亮姑娘,是的,聿子,”他说,笑容温和地看着延。

“哈,大臣,”延说,“我真没料到你和女人还有这么一手。”他的话听起来发自肺腑,但我能看到他脸上几乎不加掩饰的厌恶之情。会长看了我一眼,似乎觉得这一来一回很有意思。

片刻后,门开了,三个女仆送来他们的晚餐。我有点饿了,只好不去看盛在漂亮的青瓷盘里的银杏蛋奶沙司。之后女仆又送上铺在松针上的烤热带鱼。延定是注意到了我有多饿,坚持要我尝尝。后来会长也让豆叶尝了一口,还叫南瓜也尝,但她拒绝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碰这鱼的,”南瓜说,“我看都不想看一眼。”

“这鱼怎么啦?”豆叶问。

“我要告诉了你,你只会取笑我。”

“南瓜,说吧。”延说。

“我为什么要说呢?这是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没有人会相信的。”

“大骗子!”我说。

我不是真的说南瓜在撒谎。还在祇园关门前,我们玩过一个叫做“大骗子”的游戏。游戏里每人都要讲两个故事,一真一假。听故事的人就要猜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猜错了就要被罚喝一杯清酒。

“我没玩游戏。”南瓜说。

“那么就说说鱼的故事吧,”豆叶说,“不用讲另一个了。”

南瓜看来不太高兴,但豆叶和我瞪了她一会后,她开始讲了。

“哦,好吧。故事是这样的。我是在札幌出生的,那里有个老渔夫,一天捕到一条奇怪的鱼,会说话。”

豆叶和我对视一眼,大笑起来。

“想笑就笑吧,”南瓜说,“但这千真万确。”

“好吧,说下去,南瓜。我们听着。”会长说。

“嗯,事情是这样,那个渔夫把鱼拿出去洗干净,它发出的声音像人在说话,但渔夫听不懂。他叫来了一帮渔夫,大家一起听了一阵。很快鱼就奄奄一息,因为出水太久了,于是他们决定杀了它。这时一个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说,他听懂这条鱼说的每个字,它说的是俄语。”

我们都失声大笑,连大臣也咕哝了几声。我们平静下来后,南瓜说:“我知道你们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

“我想知道那条鱼说的是什么。”会长说。

“它快死了,所以……说话声音很轻。老人俯身把耳朵贴在鱼的嘴唇上……”

“鱼没有嘴唇!”我说。

“是啊,贴到鱼的……不管怎么叫,”南瓜接着说,“嘴边。鱼就说:‘让他们把我洗干净。我已经不想活了,那边刚死不久的鱼是我的妻子。’”

“这么说鱼结婚了!”豆叶说,“它们也有夫有妻的!”

“那是战前的事,”我说,“战后他们就结不起婚了,只是游来游去找活干。”

“这是战前的事了,”南瓜说,“对,战前,那时我妈妈都还没出生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延说,“当然不是那条鱼告诉你的。”

“那条鱼当时当地就死了!我还没出生,它怎么可能告诉我?再说了,我也不懂俄语。”

“好吧,南瓜,”我说,“所以你认为会长的鱼也是会说话的?”

“我可没这么说。但它看起来很像那条说话的鱼。我就算饿死也不会吃它的。”

“如果你还没有出生,”会长说,“连你妈妈都还没有出生,你怎么知道那条鱼长得什么模样?”

“您知道首相的长相,对吧?”她说,“但是您见过他吗?也许您见过。我换个更好的例子。您知道天皇长得什么样,但您没有那个荣幸见到他!”

“南瓜,会长有过那个荣幸。”延说。

“您知道我的意思。人人都知道天皇的相貌。这就是我想说的。”

“天皇有照片可看,”延说,“但你没有那条鱼的照片。”

“那条鱼在我老家很出名。我妈妈向我描述过它,现在我告诉您,它就像桌上那东西!”

“南瓜,感谢老天有你这种人,”会长说,“你让我们都成了十足的傻瓜。”

“好啦,我的故事完了,我就不说另一个了。如果你们谁想玩‘大骗子’,就让另外一个人开头吧。”

“我来说,”豆叶说,“我的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六岁那年,一天早晨到我们艺馆的井边去汲水,听到一个男人清嗓子和咳嗽的声音,像是从井里发出来的。我叫醒女主人,她也出来听个究竟。我们举着个灯笼往井里照,连个人影都没有,但那个声音一直不断,直到太阳出来才消失。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

“另一个故事是真的,”延说,“我不用听就知道。”

“您两个都得听一听,”豆叶继续说,“这是第二个故事。有一次,我和几个艺伎去大阪秋田正一家陪宴。”秋田是个知名商人,战前发了财。“我们唱歌喝酒过了几个小时,秋田先生倒在垫子上睡着了,一个艺伎偷偷溜进隔壁房间,打开一个大箱子,里面全是春宫图。还有色情版画,有的出自广重之手。”

“广重从来不画色情版画。”南瓜说。

“南瓜,他确实画过,”会长说道,“我见过几幅。”

“还有,”豆叶接着说,“他收藏了各种各样欧洲肥胖男女的画,还有几盘电影胶卷。”

“我了解秋田正一,”会长说,“他不会收藏春宫图。另一个故事是真的。”

“这么说,会长,”南瓜说,“您相信那个井里有男人声音的故事。”

“我不必相信,只要豆叶认为它是真的就好了。”

南瓜和会长选井里男声,大臣和延选春宫图。至于我么,我以前就听过这两个故事,知道井里男声那个是真的。大臣毫无怨言地喝了罚酒,但延抱怨了好一阵子,于是我们让他接着说故事。

“我不玩这个游戏。”他说。

“您要么玩这个游戏,要么每一轮都得喝一杯罚酒。”豆叶对他说。

“那好吧,既然要两个故事,我就说两个。”他说,“第一个是这样的。我有一条小白狗,名叫九保。一天我回家发现久保的毛全变成了蓝色。”

“我相信这个,”南瓜说,“它可能被什么鬼怪绑架了。”

延似乎不相信南瓜这话是一本正经说出来的。“第二天又发生了,”他迟疑地接着说,“不过这次久保的毛成了红色。”

“肯定是鬼怪,”南瓜说,“鬼怪喜欢红色。这是血的颜色。”

延一听,看样子简直要发火。“这是第二个故事。上周我上班很早,秘书还没有来。好了,哪个是真的?”

我们当然都选那个秘书的,可是南瓜却不,于是被罚喝一杯清酒。我说的一杯不是指茶杯,而是啤酒杯。大臣给她斟酒,一滴一滴地加满,差点就要从杯口溢出来了。南瓜不得不小小地啜了一口,才能把杯子举起来。我担心地看着她,她的酒量很小。

“我不相信狗的故事不是真的,”她喝完后说。我想她的声音已经有点含糊了。“您怎么能编出这种东西来?”

“我怎么编出来的?我倒要问,你怎么会相信的?狗不会变成蓝色或者红色,世上也没有鬼怪。”

接下来轮到我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故事。几年前的一天晚上,歌舞伎演员阳五郎喝得烂醉,跟我说他觉得我很美。”

“这不是真的。”南瓜说,“我了解阳五郎。”

“我相信你了解。但他说我美貌。从那晚起,他时不时给我寄信,每封信的一角都粘了一根小小的黑色卷毛。”

会长大笑起来,但延却坐直了身子,忿形于色,说:“说真的,这些歌舞伎演员真是讨厌!”

“我没听明白。你说的黑色卷毛是什么意思?”南瓜说,但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立马得出了答案。

大家都不作声,等我讲第二个故事。游戏刚开始时,我还没想要说这个,我有点紧张,不知该不该这么说。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开始说道,“一天心情非常不好,就走到白川溪边哭了起来……”

故事一开头,我就觉得自己像是越过了桌子,握住会长的手。在我看来,屋子里其他人都听不出我的话中有何异样,只有会长才会明白这个秘密。至少,我希望他明白。我觉得仿佛在和他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亲密交谈,说着说着,身上便暖和起来。我正要讲下去,又抬头看了会长一眼,希望他正愕然看着我。可是,他好像一点也没有上心。突然我一阵空虚,就像一个姑娘想在人群中摆首弄姿,却不料街上空无一人。

我知道屋里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豆叶说:“嗯?下面呢?”南瓜也嘟囔了句什么,但我没听清楚。

“我另外讲个故事,”我说,“你们还记得艺伎冈尾智吗?她在战时出事故死了。许多年前,有一天她和我说起,她常常害怕会有一个很重的木头箱子掉到她头上把她砸死。而她就是这么死的。一个装满铁制零件的板条箱从架子上掉下来。”

我一直心神恍惚,这时才发现我的两个故事都是半真半假。这我倒是无所谓,因为大多数人玩这个游戏时都在骗人。我等着会长选,结果他猜阳五郎和卷毛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就宣布他猜对了。南瓜和大臣只好喝罚酒。

接下来轮到会长了。

“我不擅长玩这类游戏,”他说,“不像你们艺伎,说起谎来不眨眼。”

“会长!”豆叶说,当然她无非开开玩笑。

“我担心南瓜,就讲简单点吧。如果她再喝一杯,我想她就要不行了。”

南瓜确实连眼神都不济了。我觉得她压根没有听见会长说话,直到他叫了她名字。

“南瓜,听好了。这是第一个故事。今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力亭茶屋的聚会。这是第二个,几天前,一条鱼走进我的办公室——唔,这个不算,你可能会相信鱼走路。这个怎么样。几天前,我打开桌子抽屉,一个穿军装的小人跳了出来,又唱又跳。好了,哪个是真的?”

“您不是想让我相信一个人从您抽屉里跳出来吧?”南瓜说。

“挑一个吧。哪个是真的?”

“另外一个,我都记不得是什么了。”

“会长,您得为此喝罚酒。”豆叶说。

南瓜一听到“罚酒”,就定是以为自己又猜错了,因为接着我们看到她喝下去半杯酒,然后情形就不太妙了。会长是第一个注意到的,立刻从她手里把杯子夺下。

“南瓜,你不是排水管。”会长说。她茫然盯着他,他问她是否听见他说的话。

“她可能听见了,”延说,“但肯定看不见你。”

“走吧,南瓜,”会长说,“我陪你回家。如果有必要的话,拖你回家。”

豆叶说要帮忙,于是这两人把南瓜扶出去了,留延与大臣和我坐在桌边。

“呵,大臣,”延终于说,“你觉得今天晚上怎么样?”

我看大臣喝得和南瓜一般醉了,但他喃喃说今晚非常快活。“很尽兴,真的,”他又说,点了好几下头。说罢,他又举杯让我给他斟酒,但延一把抢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