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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爱得闪闪发亮》鸡冠花的红,柳树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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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推崇在电视里看的“佩瑞·梅森”系列剧,梦想着成为一名律师,而且觉得要有恋人,却不需要丈夫这种麻烦的东西。

然而现实是我成了光学机器公司的事务员,年仅二十七岁,却结了两次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总之,我的人生稍稍有些麻烦。

我清楚地记得电视里佩瑞·梅森系列剧的背景音乐,嗒铛、嗒嗒、嗒铛、嗒嗒。一听到这音乐,身为小学生的我就心潮澎湃,揣测着身材健硕、沉稳又逻辑性强的佩瑞的计谋,早早地心花怒放。

“然后呢,今天出什么事了?”

弟弟一只胳膊拄在窗框上,很愉快地问。

“事先声明,都三点了。”

弟弟那让人感觉绝对梳不通的头发不是褐色,几乎是黄色的,苔藓绿的羽绒服旧得如同流浪汉的衣服,明明脸庞那么俊俏。

“我知道。”

我说着从弟弟的大衣兜摸出啤酒和芝士鳕鱼。电车缓缓开动了。

“但不是挺好吗,正好有这班电车。”

“哪儿正好了?”

弟弟笑了,从另一侧兜里取出自己的啤酒,起身脱了大衣。

是弟弟说的,布鲁克林美术馆的德加画作来宇都宫的美术馆展出了。他眼里闪着亮光说绝对要去,所以我们现在坐在新干线上。

我们约好正午在东京站见。弟弟在鞋店做店员,为配合他的休息日,我请了带薪假。然而我的人生混乱至极,没办法从家里出来,结果迟到了两小时四十分钟。

“亚纪跑来了。”

我说着喝了口啤酒,打开椅子扶手上的小桌放下啤酒罐。我的老公迷惑女人,也迷惑男人,总之怎么说呢,是某种博爱主义者。

“是你把阿郎介绍给我的,所以你也有责任。”

新干线车厢内的暖气开得十足,太热了,好在座位在最前面。我脱了鞋把双脚撑在前面的车厢上。

“什么责任?”弟弟很诧异地问。

“我人生的混乱啊。”我回答说,他眼球滴溜溜地转。

“我可不管,千奈美你不是自己和阿郎跑了吗?而且,”说着弟弟笑了,“大家的人生都很混乱,无论何时都是。”

我思考着这句话,咬着一根芝士鳕鱼。窗外眼看就要下雨了,阴沉的天空似乎很冷。

“是啊,你这么一说是挺有说服力的。”

弟弟从三岁开始学小提琴,恐怕俊俏的面庞和早熟的言行也帮了忙,他曾经被誉为天才、神童,很是轰动。他和周围的人都深信等他长大了会当小提琴家。我想如此一来我们姐弟俩便是律师和小提琴家的组合。弟弟十五岁留学德国,二十岁回国时不仅放弃了小提琴,还成了同性恋。

在宇都宫站一下车,风如冰冻般寒冷,我缩起脖子。三月了,却还像隆冬。

“这城市感觉好冷清啊。”我恨恨地看着他,好像这一切都赖弟弟。

没时间了,我们从车站前坐上出租车,好容易赶在闭馆前进了美术馆。气派十足的美术馆掩映在山上的杂树林中,显得别有情致,却根本没人。

“真浪费啊。我要是住在附近的话每天都会来。”弟弟说。

我走在弟弟后面,后悔穿了跟这么高的鞋子。

“千奈美,你太吵了。”

弟弟回头说了一句。美术馆地面的构造太传音。

“等等我,你慢点走,一着急声音就格外大。”

很有趣的展览,集结了分别代表法国和美国的印象派画作。除了德加,还有莫奈和玛丽·卡萨特,也有库尔贝和西斯莱。

但是弟弟站在德加的画前面不动了。脚尖张开九十度,脚跟相接,如军人一般挺立着,一直只看着一幅画。

“我在大厅等你。”

大致看完后,我觉得无聊了,跟弟弟说。门口的美术馆商店,不知为何除了明信片和海报,还卖景泰蓝胸针和手染的丝巾。我匪夷所思地望着这些东西,忽然觉得心里很孤单。很孤单,很不安。

好想见阿郎,我想。如弟弟所说,我是自己和阿郎“跑的”。阿郎和我的气场完全一致。我的二十七年,阿郎的四十年,我们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勉强活着形成的气场。

弟弟常常出入一个奇妙的沙龙,有一天我跟他去那儿,结果遇到了阿郎。

不敢相信那仅仅是一年前的事。当时我已经和别的男人结了婚,阿郎也有以亚纪为首的若干女友。先不说阿郎,对我而言结婚和恋爱应该是重大且神圣的。至少到一年前为止是这样。

某日我去那里,因为弟弟说他只在那儿偶尔拉小提琴。

“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弟说。

他说:“那是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心情一舒畅就想要点音乐,感觉大家都这么想。很自然地,与其说是我拉的,更像是音乐自己要出来,虽然这说法很奇怪。”

这让我觉得很不得了。从小我们关系就好,甚至被别人嘲笑说是什么“同卵双胞胎姐弟”或是“近亲乱伦”。但在我这样的姐姐面前,在那么疼爱他甚至让他去留学的父母面前,还有高度评价且深信他的才能,忘了是叫舒尔兹还是史托兹的那位德国学校的教授面前,他都拒绝拉小提琴,却竟然在别的地方“偶尔拉”。

说是沙龙,但并不是定期的集会,那里只是普通的人家,总有人聚在那儿而已。那所位于东京郊外的独门独户的破房子里,住着一对古怪的夫妇。据说房子是租的,那位妻子瘦瘦的,个子不算高,只有头发和手脚特别长,她说:“人都是很快就会死,不明白那些要买土地的人是怎么想。”

无论什么事情,她都是这种腔调。

“哎,我们没有孩子,也不用为谁留点什么。”

比妻子更理性的丈夫补充道。但那所房子里也有孩子到处乱窜。开始以为是亲戚家的,但不是,据说只是邻居家的。那座昭和初期修建的日式房屋当然带院子,院里长年杂草丛生。

几年前,弟弟被一位同性恋朋友带去那里。他说,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一眼就相中了。

我与阿郎在那儿相遇。那个迷惑女人又迷惑男人、温柔又自私的不良中年男人阿郎。

聚集在沙龙的人,除了孩子有一半是男同性恋,其中再有一半是医生。不知为何,其中医生的百分比很高。事先说明,阿郎两者都不是。他是活动策划人,虽是博爱主义者,却是异性恋。

我人生的混乱便始于那个沙龙。

我在门口角落的吸烟处吸着烟,萤火虫的光和告知闭馆的广播一起在空气中游荡开来,如同被一起赶出来那样。弟弟回来了,眉开眼笑的。音乐、绘画,还有某种电影及戏剧总会让他兴致高涨。

“尽兴了?”

我问,在烟灰缸里捻灭了烟站起身。鞋发出咣当声。

来到外面,没想到竟飘起了雪花,雪飘落在美术馆使用了大量玻璃的现代建筑上、尽是枯木的山景里,还有向下延伸到小城的宽宽的坡道上。

“好美。”我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抬头远望,呼出的气息是白色的。

“静得瘆人啊。”

弟弟也是双手插在口袋里,仰望着天空说。我的视线回到地面,沉迷地看着弟弟仰起的侧脸。

“好俊俏的脸。”我阐述着感想。

旁边的停车场空空如也,那块空阔的地上白天也许停了许多观光大巴,现在却只停着应该属于职员的两三辆私家车。

“喂,我们怎么回去啊?”

我一问,弟弟也瞬间愣住了,说“我去问问”,快步折回了美术馆。

我们用入口侧面的公用电话叫了出租车,等了三十分钟。来关大门的人怜悯地看着我们。飘落的小雪中,我们终于坐上了出租车,此时太阳早已下山。

“好冷。”我哆嗦着说。弟弟说:“饿死了。”

回到市里,霓虹灯到处闪烁。冷是冷,但哪儿都没下雪。我们进了车站前的饺子馆,店中央烧着煤气暖炉。

要了两瓶啤酒和两盘饺子。

“哎?亚纪怎么来着?”

夹着小小的、煎得脆脆的饺子,弟弟很愉快地问。除非有特别伤心的事,一般他都很愉快。

“听我说。”

我兴致勃勃地说起来。说那个明知别人为出门请了带薪假,却在这天上午十点突然来访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

她叫市原亚纪,据说高中时患了重度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反反复复住院出院。借用她的话,说是“抑郁症导致她有意怀孕了,为了不被迫打掉,一直保守秘密,但最后还是流产了”。只听这些会觉得很心痛,但现在二十一岁的她已经彻底恢复,变成了一个只在名义上“帮忙做家务”的能说又好色,又无所顾忌的女人。虽然是个美人,嘴却很损,让周围的人感到棘手。

“我来玩了。”

一打开门,亚纪麻利地脱掉鞋子进了屋。让亚纪说的话,我是个“把她的阿郎横刀夺爱的可怕丑八怪”。

然而在这方面,我更相信阿郎的话。

“怎么可能,我跟亚纪什么都没有,一根指头都没碰过她。唉,但有几次她自己把衣服脱了,为给她穿上衣服不得已碰过她的身体。”

“你今天请了带薪假吧。那我可以在这儿慢慢待着了。”

亚纪从厨房取来刀,一圈一圈削着我为喜欢水果的阿郎买来的日向夏蜜柑的皮。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要出门呢,吃完你就乖乖回去吧。”

知道。亚纪说。

“是和你弟弟出去吧?听阿郎说了,我们是网友,不管什么都会告诉对方。在邮件里,连平时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都可以坦诚说出来。”

“什么是跟谁都无法启齿的事?”

我拿来另一把刀,不服输地也削起蜜柑来。我和亚纪的周围弥漫着清凉而苦涩的柑橘味道。

“比如与老婆做爱时的不满。”

“撒谎!”

“比如老婆是鼓肚脐。”

“撒谎!”

终于,我笑了。

“别净说些这么没礼貌的话,赶快走吧。”

亚纪没笑,她目光犀利地看着我说:“没劲。最近千奈美你一点都不理睬我的挑衅。结了婚就安心的人最差劲了。你走好啦,我帮你看家。”

她伸出纤长的手,取过第二个柑橘剥起来。

“但是,不论我对回来的阿郎做什么,你都不要抱怨哦。”

这种时候我真的很困惑,不知到底该怎么应对才好。包括阿郎在内,进出那家沙龙的人身上都带有深不可测的强势。不知称为强势对不对,但我是这么认为的。有时候那看起来又近似脆弱,很让人迷惑,但说不定正相反。

结果过了一点钟,亚纪还在我家。她环视着屋里说:“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这么寒酸啊。阿郎好歹是活动策划公司的社长吧?为什么住在这么穷酸的地方?”

“喂,有没有刺激点的音乐?比如桑塔纳乐队啊贝多芬啊。”她在电视下面的抽屉里挑着,说“就这个吧”,放起滚石乐队来。亚纪喜好的音乐简单易懂。

她跟随音乐晃动身体,说:“给阿郎打个电话吧。”

弟弟又点了一瓶啤酒,仍然愉快地听我说。

“然后呢?最后怎么让她回去的?”

饺子店的大婶一边越过吧台递过来啤酒,一边怯生生地问:“你是外国人?”

在弟弟的人生里,这问题也许被问过上百次了。

“不是,日本人。”

弟弟回答完,大婶如释重负,不好意思地哈哈笑了。

“什么啊,果然是日本人啊!哎呀,我觉得要是外国人讲的,这日语说得可真好啊!”

大婶欢天喜地的,说到“讲的”这个词,犹如对外国人使用肢体语言一样,手在嘴前面合起又张开。

“我跟她说,你说阿郎在邮件里说这说那,又在撒谎,不如我们打开邮件看看吧。”

弟弟错愕地看着我。“不会吧?”

他似乎都没注意到我的杯子空了,没办法,我自己满上。

“是真的哦,”我接着往下说,“阿郎不删邮件,全都留着,马上就能看到。”

“不会吧。”弟弟又说了一遍,和亚纪的话一模一样。

“不敢相信。”亚纪说。我打开笔记本翻盖,她在我旁边岔开腿站着,声音紧绷。

“不许这样!”一副命令的口吻,“你要是打开开关,我就揍你。”

我吓了一跳,不禁看了她一眼。她气得眼睛鼓鼓的,细细的眉毛紧锁着,如同迷茫着不知要哭还是要打人的孩子一般,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竟然随便窥视别人的内心,你太差劲了,猪都不如!品行低劣!竟然能想到这主意,真不敢相信!”

我叹了一口气。

“不是内心啊,这只是台机器吧?”

“真不敢相信。”亚纪重复道,犹如厌恶蚯蚓的人看到蚯蚓一般注视着我。

我感觉自己似乎变成了一种很肮脏的生物,所以说:“你回去吧!”

“你要是现在走的话,我就不打开。”

一段时间谁都没有动。我深感羞愧,搞不明白究竟为何要因为这个女孩产生这样的想法。

亚纪回去了,临走没忘丢给我一句:

“差劲的女人!”

她高傲地抬起下巴,直直地看着我,声音极尽轻蔑。

我不擅长对付亚纪,也许因为她太刻板了。刻板、直接,要让我说的话这就是暴力。

“太好了。”弟弟说。

我点上了烟。

“那没看邮件喽。”

“当然啦。”我说。但这只是个结果。我最讨厌电脑了。

“别那种表情。”

我吐着烟,捏了下弟弟的鼻子。

“你为什么要为了那种人摆出一副受伤的表情?”

弟弟夸张地摊开双手。“不是为了亚纪啊,是为你吧?”他一本正经地吐出了比亚纪更夸张的论调。

回去的新干线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语。弟弟这回也坐在靠窗一侧,一直望着窗外。我拿出向阿郎借的文库本看起来。封面上画着一位邋遢的大叔,大叔坐在纸箱上,一只手撑着下巴,裤子里冒出一条黄色的毛巾。

“到了东京,再去喝一杯?”

弟弟说,声音里读不出情绪。窗外夜色正浓,车厢内的景象映在窗上,外面什么都看不见。他一直在看什么呢,我觉得奇怪。

“去。”

我小心地回答,尽量不让人听出自己有多开心。

阿郎总是很晚回家。我的工作很少加班,所以七点就到家了,但阿郎回来则要到深夜。虽说是以人脉决定胜负的工作,可我觉得也太过分了。我不可能知道他到底工作到了几点。

“生什么气呢?”弟弟很好笑似的说。

仅仅是半日的远行,但一下车,站在东京车站,我就觉得十分安心,欣喜地说“城市夜晚干爽的味道”,仰起头用鼻子深呼吸。

“千奈美你真脆弱啊。”

弟弟笑了。

说喝一杯,那一定是去城西,那里有一家令弟弟流连忘返的酒吧。很小的一家店,店里暗得吓人。厚重的窗帘在墙壁上打着满满的褶皱垂下,天花板上吊着好几只空鸟笼。是一家似乎会有吸血鬼出没的店,现在店里就摆着叫“吸血鬼之血”的酒,香气袭人。

“欢迎光临。”

打开沉重的黑色大门,这家店的主人——一对男同性恋情侣前来迎接。一个是光头,一个是黑色短发。两人都已过中年,却没发福,举止优雅,擅长与人聊天。

“哎呀,千奈美小姐也一起,难得。”

黑发的那人说。店里浮动着线香和香水混合的味道,一定点着什么。

弟弟在这里流连忘返,但不是为了这两个人。

“噢!”

一个男人在吧台里说。弟弟也抬起一只手回了同样的话,跨在凳子上坐下。

“晚上好。”

我说着坐到弟弟旁边。男人和弟弟四目相对,如同我不存在一般。

“今天真冷啊。”

男人说。

“嗯。”

弟弟回答。连这样简单的交流都能迸发出爱的火花,我心想哎呀呀。这个在店里工作的男人是弟弟现在的恋人,也是把弟弟拉进那个家的罪魁祸首,而且是第一个让弟弟陷入恋爱的日本人。

“博摩尔加冰。”

我说,一只胳膊拄在吧台上观察相视的情侣。

“这么冷,我们店旁边的树却开花了。”

“樱花?”弟弟问。

“这个嘛,也许是梅花。”

弟弟扑哧笑了。

“听见了吗?千奈美,阿绀这人连樱花和梅花都不分呢。”

“听见了听见了。”我点头,似乎相当开心哪。

“不都是花吗?”男人嘀咕道。

弟弟是同性恋这件事,我和父母现在都接受了,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弟弟依旧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弟弟。

在德国发生什么了呢?

我有时候想,到底是怎样的男人,又是何时让弟弟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是在弟弟放弃小提琴之前还是之后?

但就算想也无可奈何。弟弟说在德国的日子是“第一次的真实”,“但已经过去了”。

我记得这么一件事。

小时候,我们住的房子旁边有一家肉店。肉店每天都炸可乐饼,一到傍晚就飘荡出香气。弟弟很喜欢可乐饼,但父母禁止我们买来吃,诚实的弟弟遵守着这个规定。当然我买来吃了,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满不在乎地买来吃。

“给你一半。”

即便我这么说,弟弟也倔犟地不肯吃,但也不去跟父母告状,只是很难过地注视着我吃。好热,我清楚地记得油乎乎的可乐饼滚烫的味道。

“新婚生活如何?”

也许因为我一脸无聊,光头走过来笑嘻嘻地问。

“阿郎有没有当个好老公呀?”

“怎么可能。”弟弟的恋人插嘴说。这男人和两个老板不一样,不用女性用语,也不擅长与人聊天。我猜不出弟弟是被这个男人的何处吸引。他好像已经年过三十,却还像学生一样笨拙、刻板。据说大学毕业后,在工作过的每家公司都和上司吵架,因而被辞退。他现在好像在画画,弟弟说那些画很有意思,但我还没见过。

“不过,伸先生,千奈美对阿郎那么痴迷,所以很受影响。今天还在电车上读什么色川武大。”弟弟说道。

光头和弟弟哈哈哈地笑起来。有什么好笑的啊。

“先不说这件事,你能不能帮我管管亚纪?”

我跟弟弟的恋人说,亚纪只听他的。

“亚纪?不行不行,那家伙是个孩子。”

“对于孩子,你不是最在行吗?”

我小口喝着博摩尔跟他说。来那个家玩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这男人在对付。

“因为亚纪也痴迷阿郎啊,女人的爱是不顾一切的。”

男人嘿嘿笑着。在别的桌上应酬客人的黑发老板鼓起掌来。“说得太精彩了!”我当然没有错过弟弟的表情,他在凳子上蜷着背,就着盐一小口一小口抿着龙舌兰,微笑着。

我想这个世界真是奇怪的地方。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变成佩瑞·梅森,也许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