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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推荐序二 要“真枪真刀”地解放科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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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代表《经济参考报》报社邀请杰里米·里夫金先生来中国交流时,他在演讲中一再重复的一句预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分布式太阳能、风能等得到充分发展和利用的未来,人们可能像今天通过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信息一样,借助能源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能源。

摆在读者面前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可以说是里夫金先生对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这方面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如果回溯得更远一些,读者可能记得,20世纪80年代,他还写过一本中文名为《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著作。从那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多产的趋势学家思想演绎的理论原点乃是热力学第三定律。

如果说21世纪注定是一个远甚于20世纪的“颠覆时代”,那么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里夫金先生将这个时代的颠覆聚焦在了彼此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嬗变,即由通信互联网与逐渐成熟的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融合而造就的物联网革命。他在新作中描绘道:“物联网将把这个集成世界网络中的所有人和物都连接起来。物联网平台的传感器和软件将人、设备、自然资源、生产线、物流网络、消费习惯、回收流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连接起来,不断为各个节点(商业、家庭、交通工具)提供实时的大数据。反过来,这些大数据也将接受先进的分析,转化为预测性算法并编入自动化系统,进而提高热力效率,从而大幅提高生产率,并将整个经济体内生产与分销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至趋近于零。”

二是因这种革命而日益凸显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悖论:竞争与创新驱动生产效率持续提升和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可是当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商家将无法收回投资,利益相关方也无法获得满意的利润,行业巨头会因此争取市场份额以建立垄断,阻碍“看不见的手”引领市场达到生产和消费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最有效模式。针对这一似乎无解的矛盾,里夫金预言,资本主义时代正在淡出世界舞台,新兴的物联网正在催生一种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新经济模式:协同共享。在未来几年,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将引进“零边际成本”模式。在全球协同共享模式和各经济体依赖性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类正迈入一个超脱于市场的全新经济领域。

姑且不论这种几乎与经典社会主义不谋而合的经济模式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如何,互联网以至“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种种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的趋势,正在真实地发生着。里夫金在新作中勾勒了这样三个方面的变化:

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产消者”(prosumer,即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制造“绿色电力”(green electricity)。据估计,全球有将近10万名业余爱好者采用3D(三维)打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同时,600万名学生正在参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网络课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课,学生的学分还能得到大学的认可。在这三个例子中,虽然前期成本相对较高,但都有增长指数曲线,就像过去几十年间将计算机运算的边际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指数曲线一样。在未来20—30年里,各大洲和全球网络中的产消者将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绿色能源、商品和服务,并且通过在线虚拟课堂学习,将经济带入一个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的时代。

同样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也日益感受到这种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力量的影响。它不仅是更为便捷的工具,更是快速拓展发展空间的力量。无论是旅游、租车、零售等典型消费经济,还是金融、电信、传媒、医疗等高壁垒行业,甚至一些更为复杂、高端的领域,也开始互联网化和移动互联网化。毫不夸张地说,梦想一旦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便会成为绚丽多彩的现实。君不见,只因牵手淘宝而“触网”,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天弘基金便异军突起为行业翘楚。

“互联网+”的重要延伸便是物联网。它正在被广泛应用于绿色农业、工业监控、公共安全、城市管理、远程医疗、智能家居、智能交通、环境检测等领域,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力和扩散性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价值观念乃至生态环境的变革。

全球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把物联网视为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大颠覆性技术之一。美国高科技资讯研究机构福雷斯特公司预测,到2020年,全球物物互联的业务与现有的人人互联业务之比将达到30∶1;思科系统公司(简称思科公司)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将通过节约成本和增加收益,创造14.4万亿美元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物联网不仅打破和颠覆了传统思维,而且将触发生产力的革命和跃迁。生产者协同制造、敏捷生产、动态联盟、大规模协作等生产方式和创新模式将被无限激活和放大。

有识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物联网确立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重点。美国已明确将物联网上升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点之一;欧盟制订了促进物联网发展的14点行动计划;日本的U-JAPAN计划将物联网作为四项重点战略领域之一;韩国的“IT839战略”将物联网作为三大基础建设重点之一。可以说,全球新一轮物联网浪潮与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竞争大幕已然拉开。发达国家一方面加大力度发展传感器节点、核心芯片、嵌入式操作系统、智能计算等核心技术,另一方面加快标准制定和产业化进程,谋求在未来物联网的大规模发展及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为应对这场全新的变革和竞争,中国也开始了积极的部署和行动。2011年,工信部制定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培养10个物联网产业聚集区和100个骨干企业,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汇集和产业资源整合。北京等28个省市先后制定了发展物联网产业的规划政策,积极打造智慧城市,发展物联网示范工程,培育物联网产业,研发物联网核心技术。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的出台,国内物联网产业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区等四大区域集聚发展的总体产业布局。

青铜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历史变迁的一个个节点都表明,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与以往相对单一或特定领域技术革命不同的是,当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技术环境和基础设施深刻变化,进而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发展“指数级增长、数字化进步和组合式创新”(见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著《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的新时代。

对于在“三期叠加”中艰难转型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将这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化作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契机成为摆在当代中国人面前的严峻考题。我想,终极答案可能只有一个:通过“真枪真刀”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突破思想牢笼,最大限度地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最大限度地激活市场主体,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先导的生产力。

杜跃进 《经济参考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