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协同共享机制下，买卖双方都让位于产消者，产权让位于开源共享，所有权让位于访问权，市场让位于网络；信息制造、能源产生、产品生产和学生教育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于是问题出现了：既然新兴物联网能使上述一切成为可能，那么如何对物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呢？（第十二章将单独论述如何监管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的问题。）
边际成本论战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如何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问题就已经出现。当时它被称为“边际成本论战”，并在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和政府政策制定者中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该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抽象问题。但是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面临的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我们对几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进行投资的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在21世纪剩余时间内组织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式。
1937年12月，已退休的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在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深奥的论文，论文标题为“与税收、铁路运价和最大利用率相关的公共福利”（The General Welfare in Relation to Problems of Taxation and of Railway and Utility Rates）。
霍特林在论文开篇中指出：“获得最佳公共福利的条件是所有产品以边际成本销售”。1当然，如果企业以边际成本销售它们的产品，它们很快会因为无法收回投资而被淘汰，因此，每个企业家都会将前期成本计入所销售的单个产品中。
然而，霍特林意识到，公共商品领域的一些商品并不存在竞争，因为每个人都有对公共商品的需求，例如道路和桥梁、水和污水处理系统、铁路、电网。这些公共商品通常是为开展其他经济活动而建设的基础设施，并且一般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不存在竞争，这些公共商品更适合自然垄断模式。在路网、桥梁、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电力传输等方面开展竞争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如何支付建设基础设施和制造公共商品的费用呢？霍特林认为，如果在使用基础设施时仅仅支付边际成本，那么公众将从中受益。鉴于此，建设基础设施和制造公共商品的最佳资金来源应该是公共税收。霍特林倾向于利用所得税、遗产税、土地增值税进行公共商品投资。他认为，如果政府将税收用于对非竞争性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投资，那么“每个人都会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2
霍特林以对桥梁收费与否为例进行阐述：
一座不收费的桥梁的建设成本并不会比收费的桥梁多，并且前者运营成本更低；此外，免费桥梁会更多地被利用，尽管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为其埋单，但整个社会也会因此获得更多效益。相比之下，收费桥梁则会导致一些人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绕行不收费道路上，更会使一些人就此放弃桥梁通行。3
霍特林承认，用税收支付公共商品开销可能会对一些纳税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富裕阶层，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税收的种类。举例来说，遗产税和地产税虽然能够增加公共福利，但会给全国最富裕的人群增加一些轻微的负担。
霍特林认为，政府收入应该“用来支付建设基础设施所需的固定成本，包括电厂、水厂、铁路，以及其他需要巨额固定资本投入的行业，以降低这些行业产品销售和服务的边际成本”。4许多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认同霍特林的观点，认为这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合理方法。
然而，也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赞同他。自由企业的众多传统提倡者认为，公共商品（尤其是构成基础设施的公共商品）不存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新增单位商品的平均成本将随着需求时间的增长而下降。他们认为，以“下降的平均成本”收费更加明智，这会在确保企业收回投资的同时避免政府干涉经济运转。
1946年，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参与到边际成本论战中，通过特例的方法证明霍特林主张的社会补贴“可能导致生产要素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均，而且可能造成一定的损失，而这些损失则是霍特林曾经极力避免的”。5
科斯认同霍特林关于“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价格应涵盖所有成本。他提出了一个分区定价方案，即公共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者应该在边际成本的基础上为商品运输支付额外费用。这样，纳税人就不用为此埋单了，因为一些纳税人根本就不会用到这些公共商品或服务。科斯认为，分区定价能够涵盖边际成本和总成本。6
无须费力解释关于边际成本论战的细微差别，我只想说，科斯开启了推崇自由市场的潮流。在传统的无干涉市场理论中，自然垄断行业应该由私营机构控制，企业则应该制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来收回投资，而政府不应该进行补贴。到1946年，“市场在不受干涉的条件下才能成功”的理论再次受到专家的青睐。现在，与此有关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杜菲（John Duffy）认为：“总之，现代公用事业理论一般不建议使用普遍的公共补贴来迎合全球边际成本定价法则。”7
在现实中，许多反对政府补贴的市场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建设公共商品和服务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自然垄断者应该采取高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来收回固定成本。事实上，这种论调非常虚伪。他们一方面反对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却对私营企业以近乎垄断的地位从事公用事业的现象视而不见，而大量政府税收补贴正是被这些私营企业收入囊中。
在美国，超过一半的联邦政府税收补贴流向4个行业：金融、公用事业、通信以及油气及其输送管道。除金融行业外，其余三者都具备公用事业的所有特征，可以归类于公用事业。2008—2010年，天然气和电力获得了超过31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通信获得的补贴超过300亿美元，油气及其输送管道则获得了240亿美元。8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浪潮之前，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上述三个行业都归政府所有，并且由政府进行投资，这样消费者就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有产品和服务。但是在美国，上述行业的很大一部分仍归私营机构所有。尽管电力和天然气这两项公用事业由政府监管，但是私营机构仍然能够以高于边际成本的金额定价，使他们在赢利的同时享受丰厚的政府补贴。
这些补贴还未包括政府以专利形式对知识产权所进行的保护。尽管最初的目的在于鼓励发明，以及促使企业家回收成本，但是长期以来，知识产权保护却一直发挥着其他作用：使自然垄断者能够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享有再次垄断，从而以远高于边际成本的金额定价。
但是，随着互联网迅速崛起，维护信息安全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一切也都将随之改变。接下来，随着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3D打印“物体”以及在线高等教育取得丰硕成果，边际成本将持续快速下降。
物联网是史上第一个通用技术平台，它可以将大多数经济组成部分的边际成本降至接近于零。这就是边际成本论战对人类的未来如此重要的原因。能否发掘物联网的潜在本质，取决于谁为物联网平台投资。控制权之争已经在幕后展开，各地的管理委员会、法庭、立法机构、公司董事会、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学术界都在试图获得这一权力。迄今为止，公众只接触到边际成本论战的冰山一角。随着年青一代不断成长，他们对经济前景的偏好也将逐渐显现出来，这种偏好将有可能改变边际成本论战的现状。
第三次工业革命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从小习惯了开源访问和对等协作的产消者能否找到一种融资模型发掘新基础设施的潜力，以创造一个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另一方面，采用旧有资本主义模式的企业能否使用知识产权保护、监管政策以及其他法律手段，迫使基础设施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运作，进而以远高于零的边际成本定价，并维持利润流。
两方面势力达成共赢的关键在于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不断增长的私人资本使企业家阶层发展壮大，并获得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掌控，与此同时，该阶层也掌控了立法、司法及行政监管权。尽管政府对大量基础设施及其周边关键行业进行了补贴，但是真正实施运作的却是私人资本，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如前所述，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很多重要的基础产业都归政府所有，特别是那些提供非竞争性公共产品的产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到里根/撒切尔推动将国有企业抛售给私营机构的大管制解除时代。在鼓励自由市场的幌子下，抛售持续了将近30年。
然而，物联网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则有所不同：来自富裕资本家和公司股东的资金并不多，大部分资金来自数百万消费者和纳税人。首先，让我们从物联网基础设施的通信媒介——互联网说起。谁是互联网的拥有者？实际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互联网，也可以说互联网不属于任何人。互联网系统构建于一系列协议之上，计算机网络则能够通过这些协议实现相互交流。尽管互联网的物理网络（互联网骨干网）是由一些大公司通过铺设电缆、提供有线和无线连接、流量路由以及数据存储等建设起来的，但这些公司仅仅是供应商和推进者。此外，还存在一些网络公司和非营利的网络组织为互联网提供内容服务。然而，互联网本身是一个虚拟的公共广场，任何可以支付互联网接入费用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广场，并加入对话。互联网已经将27亿人连接起来，在那里，访问和发送各种形式信息的边际成本都接近于零。9
互联网正在将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整合起来，以创造新经济模式的神经系统，因此，问题就转换为：谁在投资物联网？总的来说，不断发展的智能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互联网）是由消费者投资的，还有少量由政府投资，主要是为了刺激新型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绿色入网补贴已经成为推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手段。为了鼓励早期应用者投资并安装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以及小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并将绿色电力回输到电网，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各级政府都在力争提供高于其他能源市场价格的溢价，其期限一般为15—2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体将其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入网，整个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吸引了来自制造商的新投资进入，创新了电力回收技术，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降低了成本，而所有这些都刺激了市场的进一步成长。
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降低了可再生电力的发电成本，使得绿色能源电力价格逐渐降低，接近了传统的化石燃料和核燃料电力的市场价格。随着新型可再生电力价格接近平价，政府可以逐渐削减对其的补贴，并在该电价真正达到平价时取消所有补贴。
目前，已经有65个国家实行了入网补贴，其中半数为发展中国家。10事实证明，入网补贴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入网的有力政策。全球接近2/3的风能发电和87%的光伏发电都得到了入网补贴。11
入网补贴资金要么来自月付电费账单上的小幅增长，要么来自税收。换句话说，要么是电力公司将因电价提高所产生的额外负担转嫁给可再生能源的消费者，要么是纳税人经由政府税收支付入网补贴费用。在实施入网补贴的早期，大型太阳能和风能公司最有可能从入网电价溢价中获益。它们通过建立大型集中式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获取利润，收益则来自分摊到数百万小规模电力消费者头上的上涨电价。有时，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甚至建立自己的子公司来生产风电和太阳能电力，加上溢价后再回输给母公司，最后全部由公司的电力消费者埋单。这种方式使公司从数百万用户的电价差额中获利。
然而，公众逐渐意识到了企业的“敲竹杠”行为，也意识到了自身有机会成为集生产和消费绿色电力于一身的产消者，这使数百万小企业主和家庭用户成为向分散式可再生能源转变的推动者。在承担入网补贴的同时，数百万电力消费者也开始获利，而且此类消费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此外，他们还将自己的钱投资到可再生能源就地收集技术上。尽管前期投资巨大，但他们已经开始获得银行和信用机构的低息绿色贷款。贷款人愿意降低利息来发放贷款，因为将绿色电力回售给电网的溢价非常可观，可以确保贷款得以偿还。
从能源消费者向产消者的转变成为电力生产和使用方式的转折点。20世纪，大型石油、煤炭及天然气公司经常勾结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怂恿政府进行补贴，因此，他们有能力聚集和运作巨额的金融资本，从而获取国家电力供应的控制权。今天，电价上涨为入网补贴提供了资金来源，利用入网补贴，数百万小企业发起了它们自己的可再生能源革命。
目前，德国正在引领欧洲迈向绿色电力。截至2011年年底，德国意昂集团、莱茵集团、巴登符腾堡能源集团、瑞典大瀑布电力公司等传统的大型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仅占可再生发电装机容量的7%，而个人则“拥有40%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能源利基市场参与者占14%，农民占11%，各种能源密集型产业公司占9%，金融公司占11%，小型区域公用事业公司和跨国公用事业公司占剩下的7%”。12德国近半数的风力涡轮机由当地居民拥有，13其他欧洲国家的有关模式也与之类似。消费者正在变成产消者，生产自己的绿色电力。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的CEO热拉尔·梅斯特拉莱（Gérard Mestrallet）说，仅在10年前，欧洲的能源市场还被屈指可数的区域性寡头公司所垄断。梅斯特拉莱说：“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一些消费者已经成为生产者。”14德国莱茵集团的CEO彼得·特里姆（Peter Terium）肯定了欧洲供电模式从集中式电力到分布式电力的大规模转变，他说较大的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公司“必须认清事实，转变思想，从长远来看，常规发电的赢利能力将显著低于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水平”。15
假如10年前有人声称欧洲大型电力和公用事业公司将纷纷崩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小型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微型动力的参与者将开始为电网输送他们自己生产的绿色电力，这一定会被斥为无稽之谈。而现在形势真的变了。“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梅斯特拉莱说。16
消费者和小企业主不仅通过上涨的电费和税收承担起了绿色电力入网的成本，还承担起了扩建能源互联网的大部分成本。就在最近，美国政府动用了34亿美元联邦复苏法案基金，同时向私营部门筹措相等或更大数额的资金，并最终将筹集到的78亿美元用于支持电网现代化。17如果你觉得这个数额听起来很大，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每年因低性能和低效率电网导致的电力中断、限电、停电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的损失。“电力损耗和中断……导致美国人每年至少损失1 500亿美元，相当于每人损失500美元（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18
在美国，地面以上仍有许多老旧的输电线路，而电线则挂在腐烂的木头电线杆上，这成为电力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气候变化，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不断出现，包括冬季的暴风雪、春季的暴雨和洪水、飓风等，这些都导致输电线路的断裂频率大大增加，从而造成大范围的电力短缺和电力中断。电力损耗曾经只是偶发事件，但现在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电力损耗已经成为常态，其原因也是极端天气对老旧、下垂的输电线路的无情侵蚀，事实上，这些输电线路早就应该埋入地下。但这些还不是全部问题，“全部用电量的10%以上消耗在低效转换上”。19部署安全、数字化、分布式的现代智能地下电网将极大地降低电力损耗、减少电力中断，同时提高输电线路的传输效率。
美国电力行业的非营利性智库EPRI（美国电力研究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预计，为了逐步建立国家能源互联网，在接下来的20年里，每年需要花费170亿—240亿美元，总花费高达约4 760亿美元。20 这看起来耗资巨大，但考虑到经济回报，也不算太过昂贵。这个数额约等于美国国防部每年建造两艘新航母所需的花费，或者从能源领域来说，该数额相当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2011年全年的收入（4 700亿美元）。21
然而，美国电力研究协会估计的金额可能太低了。它只计划通过安装智能仪表，以及铺设更多电力线路等廉价、简单的方式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智能化。其他研究指出，考虑到还需要能源存储、机器布线、设备、电网温度控制器，以及对能源互联网中成千上万节点反馈回来的大量数据进行管理的费用，建设国家能源互联网所需金额将高达2.5万亿美元。瓦茨拉夫·斯密尔（Vaclav Smil）是一位卓越的能源分析师，他提醒我们，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替换现有的化石燃料电厂和核电厂所需的至少1.5万亿美元的费用。22
但是，现实情况可能是：建设时间将持续30年以上，投入资金在1.2万亿美元左右。电力公司将通过提价的方式将建设能源互联网的部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当然，涨价幅度会很小，而且易于管理。其余的成本将被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以直接支出、补贴、奖励、减免等方式承担。这种私营和公共组合的投资方式，也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通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方式。
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的研究表明，部署大陆范围的能源互联网将给消费者带来更多节能效益，这一金额高达两万亿美元左右，足够收回建设基础设施所花费的前期费用。23然而，这两万亿还不包括将所有经济活动纳入智能网络化的物联网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因潜在生产力显著提升而产生的效益。这种智能网络化的物联网基础设施不断使用大数据反馈和最新的分析方法和算法，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提高热力学效率和生产力。如前所述，总体能源效率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14%的水平急剧提高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40%，与此同时，生产力也有所提高，这些都将使我们更接近零边际成本社会。
当前，有14个国家正在建设智能电网。在多数情况下，能源互联网的资金来自提高的终端消费者电价，以及居民及企业的税款。大部分资金花在了重新配置电力线路，建设变电站，以及组成物理操作系统的其他硬件设备上。24剩余的大部分资金则将投入智能通信技术。智能通信技术用于协调由数百万独立产消者生产、存储和分享的复杂的绿色电流。
正如第五章所述，每栋建筑的每个设备上都将安装连接到物联网的传感器和软件，从而将电力使用的实时信息反馈给产消者和网络的其他环节。整个网络可以感知每台设备的即时耗电量，这些设备包括温度控制器、洗衣机、洗碗机、电视机、吹风机、烤面包机、烤箱、电冰箱等。持续的信息反馈使产消者可以对自己的电力使用情况进行编程优化。同时，由于系统的分布式和协作化特点，成千上万的能源参与者以能够优化整个网络的方式共享电力。例如，大量的能源产消者可以对他们的节点进行预编程，以形成一个自愿式的系统，这样，当某个地区热浪来袭，出现空调用电需求高峰时，各家的温度控制器会自动调高一两度，洗衣机会自动切换到较短的漂洗循环，以节约电力，使得系统在电力需求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为电网提供帮助的产消者将在下一张电费账单中获得电费抵免。
公用事业公司急于从智能电网中获利，并倾向于控制整个网络的通信。由于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每月的电费中，大量安装在建筑中的智能电表实际上最终是由消费者埋单的，尽管如此，这些仪表的所有权却属于公用事业公司。通过锁定对管理能源互联网至关重要的通信设施，公用事业公司可以阻止大量企业和家庭用户从自己投资的智能电力系统中获利。
但他们的努力很可能会失败。因为数十家公司正在进入市场，他们带来了全新、有网络连接的智能能源设备，使产消者可以连接他们建筑中的每一台设备，并通过无线网络与电网进行通信。25戴夫·马丁（Dave Martin）是Intwine能源公司（美国一家致力于无线电网连接的初创公司）的总裁，像其他推崇能源互联网无线接入的人一样，马丁注意到了用分布式、开放的、协作式的横向模式绕过老旧的、中心化的专有通信方式背后的机会：
我们相信，较之于必须依赖专用、封闭的系统，为家庭配备宽带，使其有能力接入现有的互联网并使用互联网，这会为家庭和公用事业带来显著的益处。26
马丁指出，使用无线网络和远程设备对能源互联网上的能源进行编程、管理和调度，具有灵活性、移动性和简洁性的特点，并且能够降低成本。他这样解释无线智能电网连接背后的原理：
我们的系统能够加强家庭用户和公用事业之间的合作。成果是：能源用户可以根据个性化生活方式定制自己的能源管理措施，而能源生产者无须建设和部署专门系统，即可满足管理需求。
无线网络设备将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控制自己的能源生产和消费，使他们能通过大陆能源互联网将能源管理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27
将整个社会基础设施推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并不比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可怕。前两次工业革命都在40年内开花结果。而这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很可能演变得更加迅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互联网具有全球互联性，其使数十亿人积极参与新的通信/能源矩阵构建活动成为可能。这种参与范围非常广，可以使能源互联网的横向扩张速度加快，甚至达到过去20年来互联网的指数增长速度。
清洁网络
年青一代的社会企业家正在通过运用社会化媒体，鼓励他们的同龄人像加入互联网一样参与到能源互联网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正在创造新技术，以释放物联网基础设施固有的热力学效率和生产潜力。
“清洁网络”运动是始于2011年美国和世界各国的草根运动。两个年轻的风险资本家苏尼尔·保罗（Sunil Paul）和尼克·艾伦（Nick Allen）在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网站上这样阐述清洁网络的愿景：
我们相信下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洁网络”，它是一种清洁技术，能够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移动通信改变我们消耗资源、联系世界、相互影响和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28
清洁网络运动（也被称为能源IT或清洁IT）可能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驱动变革。当这场变革将传统商业实践边缘化的时候，商业领袖们会对他们的一败涂地感到疑惑，就如同当互联网时代开始创建应用程序并使用社交媒体分享音乐、视频、新闻和信息的时候，大部分传统媒体和娱乐产业都遭到了无情的淘汰。
为了理解这种变化发生的速度，我们需要退一步考虑，看看“扎克伯格法则”。该法则以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名字命名。扎克伯格发现：社交媒体的指数曲线类似于摩尔揭示的计算能力，以及斯旺森揭示的太阳能技术。扎克伯格用Facebook的内部集成数据计算出网络共享信息量每年翻番，而且这种势头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廉价电脑和移动设备数量激增，使人们更易于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刻。例如，Spotify（声破天）音乐流服务可以将用户听过的每首歌自动发布在Facebook上。在其推出的前几个月，15亿段“音乐”通过Spotify和其他应用程序被共享。现在，iPhone推出了一个“找朋友”的应用，iPhone可以追踪一个人的位置，并将之分享给网络中的其他人。29越来越多的类似应用程序使人们能通过能源互联网合作生产，并共享绿色电力。
“清洁网络”运动还在世界各地举办周末比赛。这些活动将促进软件开发人员、社会企业家以及环保主义者的深入合作，以建立应用程序，让数亿人参与到能源互联网中来。奖项会颁发给最佳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
在纽约清洁网络大赛上，数百名开发人员被分为15个团队。经过28小时的紧张工作，他们研发出了通过使用网络技术管理绿色能源的创新型应用程序。纽约清洁网络大赛的获胜者是一个名叫Econofly的团队，在他们的网站上，消费者可以比较电器的能效评级；Parkifi是另一组获胜者，其应用程序帮助用户找到在纽约提供Wi-Fi（无线局域网）接入的公园信息；第三组获胜者是nycbldgs.com，他们使用纽约能源数据绘制所有市政大楼的地图，并按照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排名。该应用程序的目标是识别那些可以被改造和转换成微型电厂的建筑物，也就是那些可以突出绿色设计和能源效率的“最佳”建筑物。30
“清洁网络”运动背后的理念是运用通信技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手段，将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创造横向规模经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这意味着能效信息的收集过程被简化，从而使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更容易且更便宜。
美盛公司是一家清洁网络公司，利用基于网络的大众资金，在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有趣的是，可再生能源成本主体并非太阳能电池板本身（它们越来越便宜），而是包括寻求客户、网站评估以及融资在内的软成本。在美国，太阳能公司大约需要花费2 500美元来争取一个新客户。据估计，IT解决方案（利用社会化媒体）能够使太阳能的成本下降75%，变得比煤炭还便宜。31
“清洁网络”运动获得了大数据的支撑，此项支撑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发起的“绿色按钮”计划。这项计划于2011年启动，它鼓励能源和公用事业公司自愿提供实时能源使用数据。而这一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安装在数百万家庭和企业中的智能电表。智能电表是能源互联网基础设施中至关重要的数据收集点，公司客户可以下载数据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信息，以便更有效地管理能源的使用。不到一年时间，即时访问能源使用数据的客户数量已经飙升到3 100万。32
Opower、埃创集团、First Fuel Software、Efficiency 2.0、EcoDog、贝尔金公司和Honest Buildings等公司正在争先恐后地开发新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通过使用“绿色按钮”数据，确保用户能在未来掌控自己的能源使用情况。33
这些个人能源使用数据的价值正在被社交媒体放大。研究表明，金钱往往不是改变人们能源使用方式的关键因素。相反，改变一个人能源使用习惯的因素在于为营造可持续生活而合作的意愿，以及对行使集体权利理念的认同。
在社会化媒体上共享能源数据，开启了探讨能源管理途径的新方式。共享能源，提醒对方采用新应用以提高能源效率，合作并集中安装能源设备以使可再生能源更便宜，或通过友好竞争寻找乐趣，这一切都将使可持续发展支持者的全球社区逐步壮大。
2012年，Facebook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Opower等16个公用事业公司合作推出了“社会能源应用”。参与者可以在Facebook的绿色能源应用或Opower网站上注册。应用程序从用户的能源清单上收集数据，经过一系列计算后，它会显示各个家庭在全美类似家庭中的能源使用情况排名，同时也可以显示其在Facebook好友中的排名。参与者不但可以与他人比较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减少能源使用量，还能通过建立兴趣小组探索各种绿色能源计划。社会能源应用还为所有参与者提供提示和平台，从而为其能源共享建议提供帮助和支撑。Facebook可持续发展项目经理玛丽·斯科特·琳恩（Mary Scott Lynn）说：“应用程序旨在使能源节约社会化，并构建一场有关节能技巧的对话，而这样的对话之前从来没有过。”琳恩认为：“在之前创建在线能源社区的尝试中，缺少的就是增加环保行动的社会属性。”34
“清洁网络”运动把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社交媒体与可再生能源整合到一起，创建了一个强大的组合。这一新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看到了网络通信与可再生能源融合所产生的重大意义。多米尼克·巴索托（Dominic Basulto）说：“当绿色能源满足摩尔定律时，试想‘清洁网络’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吧。”他在“大思想”博客中写道：
社会创业者曾经认为，“清洁技术”和“网络”是两个非此即彼的投资方案，但现在可以实现两全其美：未来可以在投资太阳能公司的同时投资网络或手机。在过去的20年里，原始计算能力迅速增强，但愿硅谷也能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扩大清洁网络规模，这是十分可行的。35
免费Wi-Fi共享
产消者未来会自费生产绿色能源，并使用自有无线设备监控能源的使用和分配。随着共享免费Wi-Fi的推出，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实现上述设想又向现实靠近了一步。2013年2月，美国电信行业的监督机构FCC（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投下了一枚“炸弹”。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提议，即在美国创建“超级Wi-Fi网络”，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FCC计划要求电视台和其他广播公司将未使用的频段重新卖给政府，这样，这些频段就可以重新应用于公共Wi-Fi网络。重新使用的广播频率的传播范围能达到1.6千米或更远，可以穿透墙壁和障碍物的阻隔，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使用他们的手机打免费电话，家庭和企业也可以免费使用Wi-Fi连接，这使上网费用大幅降低。36
利用通信零边际成本管理接近零边际成本的可再生能源，这会为社会构建物联网基础设施和改变经济模式提供关键的操作平台。FCC富有争议的提议使得美国电信公司的无线运营商与同等实力的互联网企业相互对峙，前者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德国电信的子公司T-Mobile、英特尔和威瑞森等，后者包括谷歌和微软等。前者已经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用于获得FCC频谱许可证，但是免费Wi-Fi将导致其面临亏损1 780亿美元的严重风险。37后者则认为免费Wi-Fi连接将促使“数以百万计的设备接入网络，并形成未来物联网”。38谷歌已经开始在曼哈顿的切尔西街区和硅谷附近社区提供免费Wi-Fi服务。39
行业分析师预测，免费的Wi-Fi服务“可以取代无线运营商服务”。40 FCC也有类似的看法，FCC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更关注终端用户的利益，而不是运营商的利益”。41
FCC的提议是过去10年技术快速进步的结果，技术已经将电磁频谱这种稀缺资源变成了具有无限潜能的资源，就像封存在地球上的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一样。当20世纪20年代出现广播时，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广播电台在使用相近或相同的频率，那么这两个频率就会中断或干扰彼此的信号。到1927年，无线电广播数量激增，导致无线电接收混乱，这迫使国会制定并通过了无线电法案，建立联邦无线电委员会，以明确哪些频段可以使用，并确定频段的使用者。42 1934年，后续通信法案赋予了新成立的FCC频谱分配的权力。43 FCC承担频段管理的责任，这意味着分配给每家广播公司的是一个特定的、独立使用的频率。由于频谱本身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也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商业资产。
现在，无线通信管理的新技术使得频率不再像过去那样稀缺，广播通信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智能天线、动态频谱接入、认知无线电技术以及网格网络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通过更有效和更灵活的使用方式，将频谱扩展为丰富的资源。新技术可以集中传输信号，将信号仅传送给用户天线，从而避免与其他天线之间发生干扰。它们可以感应到其他传输，并共享未使用的频谱。它们还可以扫描频谱，寻找暂时未使用的频点并加以利用。在无线网络中，无线电接收器甚至可以互相协调信息，允许并行传输，以及优化特定的时间槽。
一份由NTIA（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2010年发布的关于未来使用非授权频谱的报告表明：“当这种技术可用时，射频频谱的容量将呈指数增长，并且增长多个数量级。”44 NTIA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连这么小的潜在可能都能成为现实，那么当今的频谱短缺概念就可能会消失，而拥有许可证的传统频率需求也会发生显著改变。”45
许多业内人士说，新技术将使电波“极大丰富，以至于政府没有理由定量分配频谱的访问权，或为某些服务商提供优先权”。46在不久的将来，每个人都将能够通过丰富的免费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正如我们将免费分享丰富的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一样。
开放式的无线Wi-Fi通信互联网将很快超越传统的授权有线通信。网络流量分析公司康姆斯科的一项研究发现：“2011年12月，在美国，有40.3%的移动互联网连接，92.3%的平板电脑通过Wi-Fi连接互联网。”47更有趣的是，思科公司的一份报告发现：只有35%的移动数据是在“移动”中使用，而40%是在家中使用，25%则是在工作中使用；48在2012年，33%的移动数据通过Wi-Fi进行传输。思科公司得出的结论是，在2017年，这个比例将超过46%。49
开放式无线Wi-Fi通信的影响将在智能电网中表现得越发明显。无线服务在智能电网通信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0%以上。50
在未来几年，通过免费Wi-Fi网络使用无线连接，这很可能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的一种常态。即便传统有线运营商对此表示反对，但考虑到Wi-Fi网络对人类发展的巨大作用，也必须对其加以利用。对21世纪中叶的年轻人而言，通过集中有线通信互联网进行通信的概念即将成为历史。
超越政府和市场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难理解的新现实。以前，我们一直认为经济资源是稀缺的，以至于我们很难相信经济过剩的存在。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新通信技术把广播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信息、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线高等教育也是一样。然而，通往经济过剩的路上荆棘密布，对协同时代的到来构成了威胁。找到一种新的管理模型，从而将社会带入新时代，这是一项挑战，而这种探寻将我们带回边际成本论战。70年前，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为此持续争论了很久。霍特林和科斯对社会管理模式持两种不同的态度，霍特林强烈主张由政府管理公共基础设施产品，而科斯则支持由市场来管理。
命运就是如此，科斯的非凡成就帮助他在边际成本论战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该成就恰恰是关于频谱私有化的论文。他主张将全部频谱一次性售出，供商业企业专有使用，或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科斯认为，与政府监管机构和官僚机构相比，市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资源分配途径。或者，按照今天的说法，“政府不应该在商业中选择赢家和输家”，这不仅因为它缺乏即时市场信息，无法判断卖家和买家创造的市场价值，而且因为政府决策者还可能受到特殊利益的驱使而以权谋私。
大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科斯的观点，FCC也最终开始采纳科斯的观点，即将频谱授权分配给公共拍卖中出价最高的人。51 FCC拍卖租赁的做法并非毫无私利。从纯粹的金融角度来看，政府认为，出售宝贵的频谱可以为联邦资金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因此，这远比免费要有意义。他们的想法是通过出售频谱租约，使政府和私人企业从中受益。
然而，双赢的合作基于一种假设，即频谱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也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商业资产。随着新技术的引入，这种假设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崩溃，因为新技术将频谱从稀缺资源转变为过剩资源。工程师认为，即便频谱不是无限资源，那也无疑是一种尚未被开发潜能的可再生资源，它的使用成本几乎为零。
社会评论家和一小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则抓住了频谱过剩的机会，开始从社会条件的角度讨论相关框架建设。他们认为，拒绝赋予数百万的人以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相互沟通的能力，相当于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毕竟，今天，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沟通都是通过电子邮件、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完成的。在协同共享时代，由于人们之间越来越多的通信交流，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将成为不可或缺的沟通手段。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伊莱·诺姆（Eli Noam）、哈佛大学的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凯文·沃巴赫（Kevin Werbach）在内的新一代学者都赞同传统市场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都认为，FCC监管无线电会导致低效和浪费。但他们不认同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市场管理是替代政府监管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将剩下的频段出租或出售给私营领域，电信巨头将囤积大量频谱，从而形成垄断，这就增加了电信巨头对全国通信渠道的控制力度，剥夺了数百万产消者和数十万企业的免费通信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他们支持第三种替代方案，也就是使国家通信脱离政府和市场的控制。他们称之为“协同网络”的新管理模式。网络活动家谈论的不是昔日封建老祖先们的共有权，而是一种高科技的、21世纪的共有权。它可以对分布式的、点对点对等的、基于物联网的横向规模经济进行管理。该网络化的共有权将成为全新协同经济时代的管理机构。
他们所倡导的方案远远超出了频谱管理的范畴。因为IT计算、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组织和管理信息、绿色能源、电力、3D打印、网络高等教育、社会化媒体营销，以及清洁运输和物流，网络协同已经成为对物联网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管理的模型。虽然新数字时代的民众都不希望政府或市场突然萎缩，但他们已经看到政府和市场向第三种替代方案做出了让步，在接近零边际成本的世界，第三种方法将在管理各个地区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发挥日益主流化的作用。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已经登上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