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门陷入了暴力混乱，混乱到了都不能称之为一场内战。
——西蒙·亨德森，《也门的解体带来了不断上升的威胁》
《华尔街日报》2015年3月25日
1965年至1970年，美国有部名为《糊涂侦探》的情景喜剧颇受欢迎。该剧是一部恶搞007詹姆斯·邦德的作品。唐·亚当斯饰演特工麦克斯韦尔·史马特，代号“86号特工”。芭芭拉·菲尔顿饰演其搭档，代号“99号特工”。这部情景喜剧由巴克·亨利与梅尔·布鲁克斯编剧，让美国观众记得最牢的是那台著名的皮鞋手机。这部情景喜剧也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它演绎了一种地缘政治视角，介绍了一个双极世界。
麦克斯韦尔·史马特工作的情报机构叫“控制局”（Control）。“控制局”的死对头叫“混乱局”（Kaos），这是“一个邪恶的国际组织”。
《糊涂侦探》创作者比他们所处的年代更超前。归根到底，我们现在所处的“后后冷战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像《糊涂侦探》里“控制局”和“混乱局”之间的对立，或者，用我的说法，一边是“有序世界”，一边是“无序世界”。
这是许多美国人、欧洲人在冷战结束后没有预料到的。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两大秩序体系之间的斗争。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能够控制盟友，使盟国的意识形态与自己保持一致。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能保持领土完整，同时避免军事冲突。两大阵营地理及意识形态的分界线是：东方和西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
1989年至21世纪初期是后冷战时代。在后冷战时代，主要的斗争——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斗争——发生在美国霸权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获胜了”。大部分人认为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各国效仿我们成功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速度快慢问题，再接下来就没什么问题了。
因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军事及经济实力上占据绝对的优势，他们选择动用这部分优势镇压拒不顺从民主化趋势的顽固抵抗者，例如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海地的军事统治者、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并且借助人权运动对中国施压，借助北约与欧盟东扩向俄罗斯施压。整个世界都会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这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
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教授迈克尔·曼德鲍姆在《任务失败：美国及后冷战世界》一书中写道：在这一时期，美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从战争转向治理，从关注别国政府在其边境以外的动作转向关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和治理”。
曼德鲍姆谈到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的行动，以及对中国人权政策、俄罗斯民主化、北约扩张以及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进程上所采取的行动。他的观点是：“冷战之后，美国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好像是一群国家中的亿万富翁。美国不像在冷战时期只能关注‘必需品’，现在，美国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美国选择了一个奢侈品，即将其部分资源用来改造其他国家。”
但是，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预失败了，随后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陷入了衰退。这使美国主导世界的雄心受挫。这消耗了美国的实力与自信心。美国曾经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做哪些正确的事，也确信自己能够做到。这种挫败感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中。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再那么好为人师，在美国是否知道什么是最佳方案方面更为谦卑，对外国人——尤其是对声称与我们持有相同价值观并示意我们与之合作的中东人——抱有戒心，在向海外派遣部队的问题上，几乎是在滴眼药水，一滴一滴地数。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批评奥巴马。奥巴马在处理中东事务上谨慎行事是有原因的。在其他地方，如东欧和亚洲，奥巴马事实上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存在，以此平衡俄罗斯和中国。此外，他动用美国军队遏制西非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势头，对防止该疾病的全球流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关于美国在奥巴马的领导下退出世界舞台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是，美国确实从中东有所抽身，并由此带来两大严重后果：““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叙利亚迅速崛起，并导致大量难民从该地区流入欧洲。难民潮反过来导致了强烈的反移民情绪，就好像是火上浇油，加速了英国脱欧以及几乎每个欧盟成员国家内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的兴起。
我们要记住美国是世界舞台的最重要一员，美国在力量部署上的细微调整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的势力在世界部分地区收缩，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世界格局随着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而加速变革，共同定义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将之称为“后后冷战世界”。这个世界既有旧时代的地缘政治竞争，也有刚刚出现的新型地缘政治竞争，两者同时交织在一起。这也就是说，传统的大国博弈（主要是美、俄、中三国）再次上演（如果此前真有消停过），且与此前一样激烈。美、俄、中三国在传统的断层线——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中国南海——上争夺势力范围。这场博弈受历史、地理以及大国地缘政治等传统因素的驱动，并随着俄罗斯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而进一步加强。三个大国之间的均势决定了博弈的轮廓与边界。关于这些，已经有了很多详细的论述，不是本书的重点。
我最感兴趣的是后后冷战世界出现的新现象：市场、大自然、摩尔定律同时加速是如何重塑国际关系，迫使世界尤其是美国重新思考应如何稳定地缘政治。与自冷战开始以来任何时候一样，我们再次“亲历创世”。《亲历创世》也是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给自己的回忆录所起的书名。在回忆录中，他记录了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极具可塑性的那段时期（1949—1953）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经历。在那段时期发生的事件包括：苏联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兴起、核武器扩散、帝国的衰退以及一大批新国家的诞生。
地缘政治的加速时代是一个同样具有可塑性的时期，但我们是否有能力或想象力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家们一样，建立联盟和全球机制来稳定这段时期，这一点还不清楚。但这是我们的使命。
我注意到一些新的挑战正在涌现。首先是全球相互依赖性的上升，尤其是，这种相互依赖导致了一些不寻常的地缘政治反转，而这些反转现在已经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每一个决定。例如：在冷战时期，你的盟友会保护你免受敌人伤害。然而在后后冷战时期，我们相互依赖的程度非常之高，以至于你的盟友，譬如希腊，可能会比你的敌人更快地将你置于死地。如果希腊无法偿还主权债务、私人债务，或是欧盟因为英国退出而四分五裂，可能会触发多米诺骨牌的倒塌，引发连锁反应，破坏欧盟与北约。其产生的影响之快、范围之广，不亚于俄罗斯或中国所做的任何一件事。这将给美国带来巨大影响，因为欧盟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价值观，并使世界基本保持稳定的主要合作伙伴。
在相互依存的时代，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也发生着反转。今天无法确定的是，这些国家变得强大，亦或变得脆弱，哪一种结果将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其中一方发生崩溃并沦为无政府状态，都将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横跨9个时区，而且目前在俄罗斯，尚有数千个需要控制的核弹头、数百位核弹设计师。我们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俄罗斯，保障其核武器都能上锁，同时遏制其国内的黑手党、毒品贩子以及网络罪犯。我们还需要一个稳定的俄罗斯制衡中国，充当欧洲的全球能源供应商，照顾老龄化的公民。如果中国陷入混乱，那么，从你脚上的鞋子、身上的衬衫到你的房贷、你钱包里货币的价值，都将因此受到负面影响。中国或许是美国的对手，但在现如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的崩溃对美国造成的威胁远大于其崛起造成的影响。中国崛起后最糟糕的局面也许是迫使所有的邻国顺从中国，在中国南海管理更多的岛屿；或要求外国投资者给予更多经济上的让步。然而，中国的衰落可能会引发美国股市崩盘以及全球大衰退，甚至还可能产生更为恶劣的后果。
高度相互依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发生国家失败的风险升高，这带来了另一种挑战。这种风险在全球随处可见。大西洋条约协会副主席、华盛顿国防大学访问学者朱利安·林德利·法兰西对他所谓的“弱势现象”（Weakism）及“分裂现象”（Disintegrationism）提出警告，国家瓦解成了一个个威力强大的帮派和部落，“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等组织随即出现并填补了权力真空。非洲与中东脆弱国家土崩瓦解，现在局势已经非常严峻，出现了大规模的无政府状态，或是用《糊涂侦探》中的说法，都被“混乱局”控制了。从这些区域涌出了大量的难民与经济移民，并开始威胁有序世界的稳定，欧盟的逐渐分裂就是一例。
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力量，包括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盟友如欧盟、日本的力量，以及我们主要对手如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现如今，美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管理和控制弱点，包括我们的盟友欧盟和日本的弱点，一个愤怒而蒙羞的、经济衰落的俄罗斯的弱点，那些已经土崩瓦解的国家的弱点，以及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弱点。管理弱势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活儿。如果美国不干预这些正在分裂的国家，那么无序世界会不断扩大；如果美国插足他国事务，可能又会陷得太深，无法自拔。你要为此付出巨额的成本：看看我们在阿富汗、索马里和伊拉克的账单就知道了。
法兰西所说的弱势现象和分裂现象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不谋而合，同时也助长了这个新的挑战：摩尔定律、市场全球化正在催生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主体，我将其称之为威力超强的破坏者。此前我们已经讨论过超新星能赋予创造者们更大的力量。然而圣战分子、像朝鲜这样的无赖国家、愤怒的怪人以及网络犯罪分子同样可以获得强大的力量，并在更长的战线上与超级大国和超级创造者展开较量。你家中的电脑都可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现在，网络攻击者能够远程锁定你的电脑，直至你同意交付赎金为止。
将所有这些旧的、新的挑战放在一起来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至少对美国而言，在冷战期间过得更容易。当时，我们能够专注于一个全方位的政策：遏制苏联。只要能够遏制苏联，就能解决我们面对的所有外交问题。在加速时代，后后冷战世界变得更为复杂。我们既要像往日一样，遏制传统的大国竞争对手，还要尽可能缩小无序世界的范围，防止弱国解体，尤其是，从这些弱国涌出的大量移民已经威胁到了欧盟的凝聚力。此外，我们必须遏制和瓦解那些威力强大的破坏者。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这就是为什么在加速时代，我们必须反思地缘政治框架，但我们最好更加谦卑一些。亨利·基辛格2015年1月2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做证时说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从未面临过如此多样化的危机。”他接着说：“在历史上，当和平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因为权力的聚集，潜在的强势国家会对邻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平更多地受到权力瓦解的威胁。有些国家陷入混乱，成为一片一片无管辖的区域，暴力活动扩散并蔓延至国境之外和地区以外。”基辛格指出，这在中东尤其严重。他说：“几种不同的动荡正在同时出现：国家内部有权力斗争，国家之间在相互较量，种族与宗教群体之间爆发了冲突；国家间的世界政治体系受到冲击。其结果就是：很多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变得无法管控，或至少是未能管控。”
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不是为这个世界准备的。我们的传统工具失灵了。全球体制机制尚未根据这个世界进行调整和适应；我们国内争论的议题与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并不合拍。在这个后后冷战世界，当我们谈论外交政策的时候，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保守主义”？
所以，是的，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地缘政治的创世现场，而且很多责任将落在美国的肩上。我们寻找解决方案，提出政策创新，并慷慨地管理地缘政治新格局。下面是我对于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地步，以及如何摸索前进的一些思考。
我对你的建议是：如果有一天你接到了美国总统打给你的电话，他或她打算让你出任国务卿，请告诉他或她，是的，你的确喜欢坐飞机，但算了，你还是想当农业部长。
地缘政治全新世
今天我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的国际秩序很像是地缘政治的全新世。气候上的全新世为地球提供了像伊甸园一样完美的生存环境。经济上的全新世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完美的经济条件，而地缘政治的全新世为当时刚刚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完美的国际政治环境。当时，这样的国家非常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大帝国相继解体，数十个新的独立国家诞生了。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出现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俄罗斯割让了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的衰落还催生了新的波兰与罗马尼亚。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出现了一批新独立或殖民化的国家，包括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塞浦路斯和阿尔巴尼亚。在非洲，德意志帝国原来的殖民地被分割成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波民族解放运动，诞生了印度、巴基斯坦、利比亚、苏丹、突尼斯、埃塞俄比亚、摩洛哥、马里、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索马里共和国、尼日尔、乍得、喀麦隆、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卢旺达、厄立特里亚、赞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卫星国纷纷独立，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爱沙尼亚也成为独立国家。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出现了众多新的小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
这些国家中没有几个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要说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化民主国家，就连形成一个稳定的专制国家都不行，但在冷战期间及紧随其后的一段岁月，由于种种因素，他们的弱点被掩盖了多年，以至于很多处于“平均水平”或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仍然可以混下去。
首先，当时的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稳定。20世纪上半叶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美、俄两国的领导者都不是希特勒，也不是自杀炸弹袭击者或圣战分子。这两个超级大国甚至还维持了一条“热线”，这条电话线直接连通白宫与克里姆林宫，双方可以互相沟通，避免发生误解，以防止发生直接的核武器热战。战略上，双方部署了足够的核武器，确保不仅能够发动首次袭击，而且还具备进行报复性还击的能力，以防对方首先发难，并由此打造了一个“确保相互毁灭”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MAD，为疯狂之意）。如此一来，保证了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核武器。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在大棋盘中为拉拢盟友展开了激烈竞争，它们为许多新国家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加强了这些国家的秩序建设，使其中许多国家能够在领导力评分只有“C+”的情况下依旧过得下去。这就好比一个人既不运动，也不降低胆固醇、不增强肌肉力量、不去提高心率，就这样得过且过。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如果有两个超级大国争相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建造道路，给予他们技术援助，供应他们武器，以便稳定国内安全，保卫边界，控制人民，那么，这些国家为何自己还要努力呢？莫斯科和华盛顿还向这些成绩普普通通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发放了数十亿美元和卢布的外国援助，帮助他们平衡预算，建立学校，建造体育场。它们还向进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年轻学生提供大量奖学金。
当时，全球大棋盘上每一个方格的稳定都关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切身安危。因此，叙利亚曾经在1967年、1973年和1982年三次被以色列击败，每一次苏联都愿意向叙利亚提供援助，帮助其重建军队。美国则年复一年地支持从拉丁美洲到菲律宾的许多腐败政府。而当援助起不到作用的时候，他们便直接干预。俄罗斯会直接出兵东欧和阿富汗，而美国则直接出兵拉丁美洲和南越。美国想要确保当欧洲失去了原有的殖民地之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会被苏联支持的各国共产党接管。克里姆林宫则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牢牢掌控东欧，并想办法把某个中美洲国家从美国阵营中拉到苏联阵营里来。
与此同时，当时要影响另一个国家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新生国家的人口相对较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相对而言，很少有人能够将他们的处境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做比较。外国援助可以长时间有效。以伊朗为例，1980年伊朗人口仅4000万，现如今已超过8000万。此外，气候变化也未达到我们目前面临的破坏性极端情况，因此作物的生长季节更为可靠。当时，中国仍然是个封闭的国家，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低工资工人都构不成威胁。当然，那时候也还没有机器人可以挤奶或是缝制纺织品。
同时，经济与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也使美国能够轻松地向许多普通国家提供支持。正如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迈卡菲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的那样，经济健康的四个关键指标，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就业人数、中位数家庭收入，在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稳步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多年来，这四个指标全都稳步上升，步伐一致堪称完美。”布莱恩约弗森在2015年6月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指出：“换句话说，就业与工资的增长跟上了产出与生产力增长的步伐。美国的工人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同时还获得了相应比例的收益。”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主任之一詹姆斯·曼尼卡认为，事后看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柏林墙倒塌的这段时间可以被称为“一段不可思议的经济大稳定时期”。经济上的稳定推动政治上的缓和与稳定，从而使包容性及移民相对易于容忍。大多数国家仍然受益于医疗保健及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即青少年人口大幅增长，而需照料的老龄人口相对较少。如此一来，许多国家也更容易负担较为慷慨的养老金。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耗尽自然资源。
总而言之，在冷战时期，甚至是后冷战时期，要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主或专制国家是相对容易的。那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全新世时代。
好吧，对这一切说再见吧……
国家无法再安于平庸
事实上，几乎所有那些在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让平庸的弱国相对容易生存的条件都已经消失了。请看一眼下面的清单：中国和越南可以吸走在全球各地大量的低收入劳动工作，首当其冲的就是诸如纺织等低端行业。机器人能够给奶牛挤奶。石油价格全球性下跌，意味着无论是产油国还是那些间接受到石油支持的国家都会受到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近来增长放缓，减少了其对非洲、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大宗商品的需求。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全球增长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强劲增长带动了许多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经济大幅增长。然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在10年的时间里，中国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7年的150%，大幅上升到今天的约240%。这削弱了中国经济增长及进口的势头，减少了其对外援助的可用资金和对非洲、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投资。
2011年5月，我曾在埃及待过一段时间，报道后穆巴拉克时期的社会动荡情况。在离开我的妻子两周后，我准备回家。我在开罗机场还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于是逛了逛一家名为“埃及珍宝”的商店，希望能找到一些纪念品带回家。我不太喜欢那些图坦卡门的镇纸或是印有金字塔图案的烟灰缸，但对一只毛绒骆驼格外感兴趣。如果挤压它的驼峰，它便会发出骆驼的叫声。我把这个毛绒骆驼翻过来，想看看它是哪里制造的，我看到了：“中国制造”。金字塔烟灰缸也是“中国制造”。埃及这个国家几乎有一半人口每天仅靠2美元过活，失业率达到20%，但突然发现自己要与一个大半个地球之外的国家竞争。这个国家可以把埃及的民族象征印在像烟灰缸这样的纪念品上，还能生产会叫的毛绒骆驼，这些产品漂洋过海，到了埃及，但还能卖得比埃及当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利润更高。更糟的是，埃及国内的骚乱令许多想骑真正骆驼的游客望而却步。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当大国停止援助，以及全球经济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来哪些国家的经济真的有实力，哪些国家不过是侥幸遇见了大宗商品和石油价格的上涨。四周一看，原来有很多国家都没有‘穿游泳裤’。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在有钱的时候大手大脚地花钱，从未想过要未雨绸缪，现在正面临崩溃。但这还不是全部。气候变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窘境，特别是在中东和非洲，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非洲及部分阿拉伯国家，人口的持续高增长放大了各方面的压力。所有这一切变化，再加上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让有不满情绪的人更容易组织起来让政府下台，但要组织起新的稳定政府却举步维艰。
潮水还可能进一步退去。创造了“新兴市场”一词的投资者安东尼·范·艾格特梅尔认为，我们将面临制造业的范式转变，新范式会让许多工作从发展中国家重回美国和欧洲。范·艾格特梅尔说：“过去25年较量的是谁能让成本降到最低，下一个25年比拼的是谁能让产品更加智能。”美国的廉价能源与更灵活、开放的创新体制相结合，正在将美国打造成为“下一个新兴市场”。高校、初创公司与公司分享脑力资源，创造新的发明；制造商使用新一代的机器人和3D打印机，使更多生产能够在当地进行；新产品集成了使用新材料的无线传感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智能和快速。这对我们来说固然是好的，但或许不利于传统的新兴市场。
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一个平庸的国家仍然能过得很好，以及为何一些国家开始陷入无序世界。这个无序世界包括了索马里、尼日利亚、南苏丹、塞内加尔、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西奈半岛、利比亚、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西部、乍得、马里、尼日尔、厄立特里亚、刚果等非洲国家和地区，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在内的大片中美洲地区，以及印度洋海盗横行肆虐的水域。无序世界还包括了在俄罗斯周边邻国分裂出来的由军阀统治的区域——乌克兰东部、阿布哈兹、车臣、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所有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中央政府或者已经崩溃，或者其政令不出首都。美国及其盟友对这些国家实施的斩首行动只能让这些国家更动荡不安，比如伊拉克和利比亚，但又未能有效地建立继任政权。还有一些国家则是由于内战、环境恶化和极端贫穷的压力而自行解体，现在正在向全球各地输送大量难民。
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许多失败的国家，尽管不是全部，它们的边境线都是笔直的。这些笔直的边界线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划出来的，是为了划分它们的势力范围，但并不符合真正的民族、宗教、种族、部落甚至是地理逻辑，更不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自愿结合而形成的国家。
这些国家缺乏能力来驾驭加速时代。他们就像房车公园里的拖车房屋，就在水泥板上，没有真正的地基或地下室，也没有考虑其朝向与风向和天气的关系。人们总是在想：“为什么龙卷风总是袭击那些活动房屋？”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活动房屋受到打击时太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边界完全由他国人为划定的那些国家。这些平庸的国家在冷战时还能得过且过，到现在就陷入困境了。
受到冲击的不单单是这些边界笔直的国家，还有很多各种形状、不同规模的弱势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在过去几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报道无序世界里的各个国家。以下我将介绍马达加斯加、叙利亚、塞内加尔和尼日尔。这些国家作为样本，凸显了冷战世界的终结以及市场、大自然和摩尔定律加速塑造的世界的兴起，是如何将这些已经脆弱不堪的国家逼至悬崖边缘，甚至跌落悬崖。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是一个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岛屿国家，也是全球十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曾于2014年夏天到访此地。马达加斯加是在三大加速力量推动下从平庸国家走向终结的典型例子。
从哪儿开始呢？先说人口吧！马达加斯加人口在过去的20年里呈现暴发式增长，年增长率达到2.9%，是非洲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从2008年至2013年，马达加斯加在5年间增加了300多万人，现在该国人口达2300万，几乎是1990年人口的2倍，但马达加斯加的面积没有扩大一丝一毫。冷战结束后，外国援助减少了，龙卷风越来越厉害，破坏了该国的道路、电力及供水基础设施。我乘坐吉普车，在一条主干道上开了2小时，进入马达加斯加的腹地。这条道路被严重侵蚀，一路上坑坑洼洼。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我有生之年在地球上行驶过的最糟糕的道路。马达加斯加超过9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当地有60万名学龄儿童上不了学。
马达加斯加在冷战时期的不同阶段收到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美国有段时间曾在那里花钱建造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卫星跟踪站。马达加斯加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向马达加斯加提供了很多援助，并为马达加斯加武装部队送去武器装备。苏联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古巴派去了教师；中国派去了筑路工，甚至建造了一个糖厂。最后，说来你可能不信，马达加斯加那闪闪发光的白色总统府，好像马达加斯加版的白宫，是由朝鲜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建造的。不仅如此，朝鲜还培训了马达加斯加总统的安保人员，并提供农业和灌溉方面的援助。
今天，大部分外援都没有延续下去，而马达加斯加的部分地区已经被雨水冲毁。马达加斯加的土壤铁质含量高、营养成分贫乏，而且通常很松软，不适合发展农业。在20世纪，马达加斯加90%的森林遭到砍伐，被用于发展刀耕火种的农业，被做成木材、柴火和木炭。当雨水降临的时候，大多数山坡没有树木保护其土壤不流失。沿着西北海岸飞行，向下俯瞰，你就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你会看到一大片滑坡所致的红色泥土像血液一样流入贝齐布卡河、布贝托克湾和印度洋。这一混乱场面触目惊心，以至于宇航员在太空拍摄的照片里都能看到这一幕：整个国家都像是在流血。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悲剧。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数据显示，“马达加斯加98%的陆地哺乳动物、92%的爬行动物、68%的植物、41%的繁殖鸟类，在全球都是绝无仅有的。”马达加斯加还是“全球2/3变色龙和岛上独有的50种狐猴”的家园。不幸的是，很多野生动物都遭到猎杀。全球化也带来了非法贸易的全球化。非法商人和腐败的当地官员勾结起来，非法出口一切有价值的物品，从紫檀木材到罕见的海龟。
有一段时间，全球化确实为马达加斯加吸引了一批纺织品制造商，为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他们在当地设立工厂，提供低技能岗位。但随后，由于当地出现政局不稳，这些制造商撤回了投资，并迁移至越南等其他地方。这些制造商有各种选择机会，一旦遇到惊吓就会离开。空空荡荡的工厂向我们诉说着一切。在后后冷战时期，马达加斯加这个曾经的平庸国家，现在已经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了。马达加斯加的义务制教育只到15岁，而且使用的是马达加斯加当地语言，使他们很难与在1年级就开始教计算机编程的国家如爱沙尼亚竞争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
现在还很难看出马达加斯加如何才能逆转这些趋势。来自非政府组织“保护国际”的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罗素·米特迈尔自1984年起就在马达加斯加工作，帮助当地保护环境。他表示：“土壤流失的情况越严重，脚下的土壤就更少，就有更多人种不了东西。”而且人们越是感到不安全，他们就会生更多的孩子作为保险。
叙利亚
叙利亚是加速时代的地缘政治超级风暴。当所有坏趋势交汇于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超级风暴：极端天气，极端全球化，极端的人口增长，极端的摩尔定律，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最近突然决定不愿再果断介入。因为它们知道，介入的结果只能是赢得一纸账单。
要充分理解这一切，还得先从大自然说起。2014年，为了撰写专栏和拍摄纪录片，我曾经前往叙利亚北部。我们要为《多灾凶年》（当时还是在Showtime频道播放）系列纪录片拍摄一集关于干旱对内战影响的片子。干旱在阿拉伯语里叫作“jafaf”。“不是干旱导致了叙利亚的内战。”叙利亚经济学家萨米尔·阿塔向我解释道，但是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是引发暴动的一个关键因素。
故事是这样的，他解释道：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从他已故父亲手中接过权力，之后他向大农场主放开了叙利亚受管制的农业部门。这些大农场主中许多人都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些人可以想购买多少土地就购买多少，想钻取多少地下水就钻取多少，最终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许多小农户被迫离开土地，来到城镇，四处寻找工作。死亡率下降，导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人口出现高速增长。那些离开农村的人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人在城市周边的镇子，如阿勒颇定居。部分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在10年间由2000人膨胀至40万人。政府无法为数量突然激增的青年人提供合适的教育、工作或服务。
接着，大自然开始发威。2006年至2011年期间，叙利亚大约60%的陆地被当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旱灾破坏。由于地下水水位已经很低，河流无水灌溉，这次旱灾剥夺了80万到100万叙利亚农民和牧民的生计。与此同时，叙利亚人口在60年里翻了一番。其结果就是，自21世纪初开始，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叙利亚人中有一半背井离乡，前往城市。此外，由于阿萨德没有向饱受干旱之苦的难民提供任何帮助，许多非常单纯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变得政治化了。
国家就是在这个地区起源的。最早的国家诞生于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其功能就是为了管理灌溉和作物的种植，但阿萨德没能做好这项工作。年轻人和农民渴望工作，土地渴望水，这些都是革命的引火线。
旱灾难民传递出的就是这样的信息。2013年5月，我在位于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城市桑尼乌法的一间简易公寓中见到了法藤。她当时38岁，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她与她19岁的儿子默罕默德一起逃至此地。她儿子曾是自由叙利亚军的一名成员，几个月前在战火中受了重伤。法藤要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氏，并向我诉说她的故事。她出生于东北叙利亚一个名为莫哈森的村庄。她和她丈夫“曾经拥有自己的农田。我们年年播种。我们有小麦、大麦、青菜、黄瓜，自给自足，无需到市场上去买。感谢上帝，雨水滋润让收成很好。但突然之间，出现了干旱”。
那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看到农地的样子，我们非常伤心。”她说道，“农地变得和沙漠、盐碱地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黄色。
阿萨德政府提供帮助了吗？“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她说道，“我们要求获得帮助，但他们不予理会。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从来就不在乎。我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
那你们做了什么？“遭遇干旱天气后，我们坚持了2年，然后我们说‘够了’。于是我们决定搬到城市去。我当了护士，而我的丈夫开了一家商店。生活很艰难。大多数人都离开了村庄，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干任何能够维持生计的活。”
那些该上学或结婚的年轻男子，受到干旱影响，无法再上学和结婚了，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大。一般人家都会选择更早地将女儿嫁出去，因为他们无力供养。法藤头上裹着保守的黑色围巾。她说，干旱以及政府的无所作为让她、她的邻居和她们的儿子都变得激进，最终她们的儿子成了反对派战士。2011年3月，当革命抗议的炮火在叙利亚南部达拉阿小镇点燃时，法藤和其他干旱难民迫不及待地加入其中。“自从听到了‘真主’第一声呼吁后，我们都加入了革命，马上加入了革命”。这是因为干旱吗？“当然！”她说道，“干旱与失业是促使人民参加革命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她来到土耳其是为了让她儿子默罕默德接受医疗服务。当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默罕默德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一会儿看看手机里的战斗照片，一会儿看看叙利亚境内反叛部队电视台的卫星电视广播。）
阿布·哈利勒，时年48岁，他是那些不仅发出抗议，还采取了其他行动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曾是一位种植棉花的农民。干旱毁掉了他的农场，他不得不为了维持他16个孩子的生计而干起走私的活儿，后来成了叙利亚自由军在特尔阿布雅德地区的指挥官。在我进入叙利亚拉卡省（干旱的重灾区）的时候，我在一个破损的叙利亚军检查站遇到了他。经过叙利亚中间人的介绍，体格像个坚韧的拳击手的阿布·哈利勒向我介绍了他的战斗队伍。他并没有依照他们的级别，而是根据血缘关系指着他身边的武装分子向我介绍：“我的侄子，我的表弟，我的兄弟，我的表弟，我的侄子，我的儿子，我的表弟……”叙利亚自由军战斗队伍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在一个几十年来政府都不希望任何人相信任何人的国家，这一点也不奇怪。
“我们可以接受干旱，因为这是真主的旨意。”阿布·哈利勒说，“但我们不能接受政府什么都不做。”这样的最终结果便是一场“饥饿革命”。在我们分开前，他将我拉到一边和我说，他们的人需要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来消灭阿萨德。“奥巴马能不能让黑手党送一些给我们？”他说，“放心，我们不会用这些武器来对付以色列的。”
一些外交官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14年1月21日，我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引用了被维基解密披露的一份2008年11月8日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的电报。当时正值叙利亚干旱期间。大使馆告诉美国国务院，叙利亚联合国粮食和农业代表阿卜杜拉·本·耶赫阿正在联合国寻求旱灾援助，并希望美国捐款赞助。
下面是关键的几个段落：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于9月29日发出请愿，呼吁捐资大约2023万美元帮助约100万人，称他们遭遇了该国40年来最严重干旱影响……
耶赫阿提议将这部分钱用于向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15000名小农户提供种子及技术援助，保护当地农村和农业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组织。如果联合粮农组织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那么耶赫阿预计东北部将涌出大量移民，加剧已经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并破坏社会稳定……
耶赫阿不认为（巴沙尔·阿萨德政府）会让任何叙利亚公民饿死……然而，耶赫阿告诉我们说，叙利亚农业部部长……公开表示，干旱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应对的能力范畴”。耶赫阿说，联合国通过发起这次请愿试图对抗的是随着叙利亚农村地区农业遭受侵蚀而可能出现的“社会毁灭”。这种社会毁灭会导致政治局势动荡。
阿拉伯之春与此前（2009—2010年）的气候灾难分不开。例如，全球第四大小麦出口国俄罗斯遭受了100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即所谓的“黑海干旱”。热浪引发大火并烧毁了俄罗斯的大片森林。干旱破坏了农田，缩减了该国粮食产量，以至于俄罗斯政府禁止小麦出口1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小麦出口国澳大利亚遭遇了大规模洪水。《混乱回归线：气候变化与暴力事件地理分布新趋势》的作者克里斯提安·帕伦蒂在2011年7月20日发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com）的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与美国中西部地区及加拿大出现的暴雨同时发生，导致了更多的玉米和小麦产量受损，而“巴基斯坦一反寻常地暴发大规模洪水，令整个国家20%陷入雨水中，同样惊吓到了市场，刺激了投机者”。
结果：根据联合国的报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2月创下历史新高，使约440万人陷入贫困。“阿拉伯之春”也就在此时发生。在气候的影响下，物价水平大幅飙升，抬高了埃及的面包价格，引发了该国的动荡。中东地区局势越是动荡，石油价格越是走高，每桶石油已经高达125美元。这导致从化肥成本到开拖拉机的成本都在上升，一切都变得更加糟糕。“在那几个月里，几个中东政府相继倒台，从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到肯尼亚的内罗毕都爆发了骚乱，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这三个国家爆发了新的战争。”帕伦蒂补充道，“在需求不断上升、能源价格上涨、水资源短缺以及发生极端气候的情况下，全球粮食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013年6月，我在开罗。一天早晨，我5点起床，去看一家在贫穷的印巴巴社区出售政府补贴面包的面包店是如何经营的。透过一扇敞开的窗户，你能听到后面的古兰经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愉快地重复老师念的经文的声音。面包店老板一打开店门，一大群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推搡着争夺他们的口粮：皮塔饼。他们必须很早赶到那里，因为他们知道，面包店老板只卖一部分接受了补贴的皮塔饼，他们会将剩余的有政府补贴的面粉以5倍于官方价格在黑市上售卖给私人面包房。面包店老板告诉我，他别无选择，因为燃料成本太贵了。我亲眼看见一个个年轻人将印有政府印记的补贴面粉袋扛上肩头，从侧门运了出去。面包店老板告诉我：“这是埃及最难做的工作。”每个人都很恨他，尤其是那些很早就来排队但依旧没有领到面包的人。
2011年让穆巴拉克总统下台的抗议者们呼喊的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面包，自由，尊严”——面包放在第一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加速时代下的政治。
塞内加尔和尼日尔
2015年，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我第一次遇到巴布。莫尼克·巴布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她做了一个演讲，展示了三张非洲的地图，每一张地图在非洲大陆的中间，都有一堆圆点，圆点的外边有一个方框。第一张地图展示的是2008年非洲荒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第二张地图显示的是2007—2008年非洲的军事冲突和抢粮骚乱的分布图。第三张地图是2012年非洲的恐怖袭击的分布图。这三张地图上的圆点都集中在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南部的中心地带。巴布解释说：“荒漠化是导火索。气候变化是放大器。这些因素带来了我们今天遇到的各种政治挑战：经济移民、种族冲突和极端分子。”
巴布的观点是，无序世界正在扩大，而这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战争问题，还包括非洲气候、荒漠化和人口问题在内的多重问题。我们在新闻报道中看到那些满载难民的小船在地中海的汹涌波涛中颠簸摇晃，无数难民争先恐后地逃离无序世界前往有序世界，这一幕让我们不禁流泪，但人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约1/3的难民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他2/3的难民主要来自那些干旱的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冈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要想理解为何无序状态在非洲部分地区不断蔓延，最好去看看移民潮的源头，接着跟随移民向东北方向进发，穿过尼日尔来到利比亚，在那儿他们试图乘船前往欧洲。你会发现有三股加速的力量在发生着作用。
我们先从恩迪阿马古恩这个塞内加尔西北部的村庄开始。若要我给你指点方位，那么我会说，这个村庄就在尽头处的尽头。走到高速公路的尽头，走到柏油路的尽头，走到砾石路的尽头，再走到沙漠小径的尽头，在最后一棵猴面包树处左转，你就到了。但如果想要探究移民潮从何处兴起，他们为何要迁移，这一路的艰苦跋涉都是值得的。
2016年4月，我为了撰写一篇有关气候变化与人类迁徙之间联系的专栏，并与《多灾凶年》的制作团队（现在他们转为国家地理频道供稿）一起拍摄另一部纪录片而专程造访该村庄。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是2016年4月14日，当天气温45℃，远超历史同期平均气温，真是令人咋舌的极端天气。但在这里我发现了更加异常的现象。恩迪阿马古恩是一个农村，家家户户住在泥砖房或茅草屋里。村长让村里几乎所有人都出来接待我们。身上绘有彩色图案的妇女和从学校回家来吃午餐、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的男孩和女孩共同围成了一个圆圈来迎接我们。但就在我和他们一同坐下的一瞬间，我立刻意识到这幅画面背后的问题。
在这个300多人的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男子和中年男子。他们全都走了。
这一切并非是由疾病所致。男人们都背井离乡了。在极端气候打击下，种田已经无法维持生计，收成在不断下降，而家里有那么多孩子（据统计，塞内加尔42%的人口在14岁以下），有太多张嘴需要喂哺。所以男人们都远走他乡寻找工作，希望能在维持自己的生计之外，寄一些钱给妻子和父母。这一趋势席卷了整个西非。哪怕你告诉那些年轻的非洲男人，他们到欧洲的概率非常小。他们也会告诉你，当你连为生病的母亲买一片阿司匹林的钱都没有，就不要去计算概率了，只管上路。
“我们大多是农民，依靠农业为生，但现如今这一套已经不管用了。”村长恩迪奥瓜·恩迪阿耶讲的是沃洛夫语，有个翻译帮我。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干旱，之后气候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大约在10年前，天气变得真的很奇怪。以往，雨季总是从6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现在第一场雨可能要到8月才下，然后会停一段时间，田野都干透了，接着雨又开始下。一下就是倾盆大雨，洪水泛滥成灾。村长说：“所以不管种什么，庄稼都会歉收，根本赚不到钱。”
村长自称有70多岁了，但到底多大年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件事情他记得很清楚。他年轻的时候，在种植季节，任何时候走到田地里，脚会陷入潮湿的泥土。“土壤湿滑，油腻，会粘在你的腿上和脚上，你得刮掉它。”而现在，他边说边抓起一把热沙说，这土壤“就像是粉末，没有生命了”。
我问他是否听说过“气候变化”？恩迪阿耶说：“我们曾在电台里听到过，但我们亲眼见证了气候变化。从东边吹向西边的风变了，来自西方的风现在变暖了。冬天变得特别短，今年甚至没有冬天。我们一直生活在夏天。”
我们一直生活在夏天里。村长的大致印象没有错。塞内加尔国家气象局显示，从1950年到2015年，该国平均气温上升了2℃，比预期快得多。自1950年以来，年平均降雨量减少了约50毫米（约2英寸）。所以，恩迪阿马古恩村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迁移到更大的城镇，或选择索性离开自己的国家。极少部分幸运的人设法通过利比亚偷渡到西班牙或德国。利比亚好似非洲的软木塞，美国和北约推翻利比亚独裁者之后，并没有在当地留下军队帮助确立新秩序。于是非洲的木桶塞被拔出后，形成一个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巨大漏洞。
那些相对不那么幸运的人在达喀尔、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找到了工作，而最不幸的人只能沿路四处游荡。他们远离家乡，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内心不甘屈辱。这给像博科圣地这样的圣战组织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理想的招募人选。博科圣战每月给他们支付几百美元工资，相较于每天依靠2美元维持生计的日子，几百美元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了。
村长领我见了马约罗·恩迪阿耶，他的儿子离开村庄去外面找工作。他说：“我儿子1年前前往利比亚，从此失去音讯，没有来过电话，什么都没有。他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曾经是做贴瓷砖的活儿。在附近城镇赚了一些钱后，他前往毛里塔尼亚，然后到尼日尔，接着前往利比亚。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联系上他。”
说到这里，这位父亲抽泣起来。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十分困难。他们养这么多孩子的一大理由就是保障年迈父母的晚年生活。但男孩们纷纷离开，生活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失去了唯一曾经拥有的东西：深厚的族群意识。在这里，你在家中长大，父母照顾孩子，孩子以后照顾父母，所有人都吃住生活在一起。
但现在土地产出越来越少，族群也开始衰败。村长说道：“各家都有男性家庭成员不得不选择离开……在我年轻时，我和兄弟一起帮父亲种地。母亲会等着我们把作物带回家，然后她会料理接下来的事情。全家人在一起享受丰收。如果现今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终有一天，我们可能无法继续留在这里，因为我们将无法维持生计。我们将被迫跟随孩子去其他地方。”
所有数据都显示了相同的趋势。塞内加尔国家民航气象局气候部门的负责人欧斯梅恩·恩迪阿耶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过气象学方面的培训。在达喀尔机场的狭小办公室里，恩迪阿耶在戴尔笔记本电脑上点击着一张张气象图，告诉了我一个可怕的事实。
他说：“上周的天气比正常平均温度高5℃，在1年的这个时段属于非常极端的气温。”他接着点击图表二。“从1950年到2015年，塞内加尔平均气温上升了2℃。”恩迪阿耶说道，“要知道2016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的目标是避免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2℃……而这种情况在塞内加尔已经发生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在2010年对塞内加尔做了四种情形分析，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而现在，他说：“观测值表明我们正朝着最坏的情况发展，而且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快，到2100年，预计平均气温将上升4℃。人们还在怀疑气候变化，我们却已经身处其中。”
恩迪阿耶接着说：“如果你住在这里，在电视里看到欧美国家的人们过着美好生活，拥有民主的制度，而现实中你在这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人们就会想：必须得做点什么……他们在这里没有生存的工具。人类仅仅是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如果被推到穷途末路，动物的本能就会挣脱出来寻求生路。”
要完成对难民潮的全景分析，就必须向西北方向行进，前往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地带。这里是尼日尔的阿加德兹。自2015年起，每周一晚上都会定期出现这样的场景：数以千计的年轻男子，挤在一辆辆丰田皮卡后部，汇聚成大型车队，长途跋涉想从轻度无序世界（尼日尔），穿过重度无序世界（利比亚），希望能找到一些船只进入有序世界：欧洲。车队汇集的场景令人震撼。哪怕是在傍晚时分，气温仍有40.5℃，我们的两个摄影师热晕了，躺在拍摄器材旁。这里是沙漠，就位于阿加德兹的边缘，夜晚的照明只能依靠新月微弱的光。
突然之间，沙漠喧闹起来。
利用智能手机上WhatsApp通信服务，当地蛇头与遍布西非的人口贩运网络组织建立了联系，秘密地将遍布全城、待在安全屋和地下室里的移民一批一批装上卡车。移民基本都是年轻男子，从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利比里亚、乍得、几内亚、喀麦隆、马里以及尼日尔的各处城镇汇聚到阿加德兹。每辆丰田皮卡上大约能挤15个人，他们的胳膊和腿从车的两侧伸出来。车辆缓缓行驶，跟着前面的先导车。先导车时不时会开到远处进行侦查，确保不会有讨人厌的、没有花钱买通的警察和边防护卫。整个过程宛如欣赏一曲交响乐，但你不知道指挥家在何处。每周一所有的车辆都会在城北集合点集合，形成一支200辆车的巨型车队。之所以需要那么大的阵势，是为了防备沙漠土匪。
我站在阿加德兹高速公路控制站旁边看着这一切。丰田皮卡在我面前驶过，尘土飞扬，沙漠道路上留下了默默站在皮卡后部的年轻男人们在月光下的剪影。要前往利比亚海岸，他们至少得站24小时。他们宁可前往被战争蹂躏的利比亚，这足以说明他们要离开的地方生活处境是多么令人绝望。每个月，有9000～1万个男人走上这条路。
阿加德兹过去的经济支柱是探险旅游业和贸易。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遗产，以华丽的泥砖结构建筑著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上写道，该地“拥有众多土制住宅和保存完好的大型宗教建筑群，其中包括一座高达27米、完全由泥砖搭建的尖塔，在泥砖结构的建筑中为世界最高”。现在所有旅游车都改作他用，成为将人口从无序世界贩运到有序世界的工具。有个蛇头告诉我们：“以前我们从事做旅游业的。我们呆在阿加德兹是因为有人来旅游。现在没人来旅游了。但我们有车，我们就靠这个维持生计。我们运人。我们以此过活。”
我们找到几个偷渡客，他们同意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他们表现得很紧张。一群来自尼日尔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正要赶去尼日尔北部的迪加多淘金。更加典型的是5个年轻人，他们脸上套着滑雪面罩，操着塞内加尔口音的法语。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个非常耳熟的故事：村里没有工作，就去了镇上，镇上没有工作，就再往北走。
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荒漠化成了导火索；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则扮演了放大器的角色，种族和部落冲突是政治上的副产品，而WhatsApp一方面把欧洲描绘成人间胜地，同时也为移民搭乘车队前往欧洲提供了廉价的通信工具。巴布说道：“在以前，我们只需要在欧洲或是在美国举办一两场慈善音乐会，接下来就可以把他们忘了。但是现在不行。这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现在的问题太大了。”
没有一堵墙能永久阻挡住迁徙的人流。我在阿加德兹国际移民组织的援助中心采访了来自10多个非洲国家的20名男子。他们都曾前往利比亚，尝试偷渡去欧洲未果而返回，但又身无分文回不了家乡。我问他们：“如果能够以合法的身份进入，你和你的朋友中有多少会选择离开非洲前往欧洲？”
“Tout le monde！”他们都举起了手喊道。我法语懂得不多，但我猜想他们说的应该是“所有人”。
今天，全球难民和经济移民的数目呈现爆炸式增长，这一现象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瓦解所导致，而非国家间的战争。大卫·米利班德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机构负责在30多个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开展救援行动。他指出，事实上，目前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次数“处于历史的最低水平”，但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逃离冲突”。这是因为现在一些弱势的国家内部正在发生着30场内战，这些国家“无法满足其国民的基本需要，也无法阻止内战的发生”。这标志着国家在加速时代的压力下正从内部瓦解。
美国也不能免受移民洪流的影响。虽然近年来拉丁美洲的移民人数大幅下降，但2014年10月，美国接收了来自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5万多个无家可归的儿童。Vox.com网站报道称：“他们从祖国的威胁和暴力中逃离。那里情况糟糕到许多家庭别无选择，只能不顾路途遥远、旅途险阻，将孩子送去北方。”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是中美洲生态退化最严重、砍伐林木最多的地区。他们砍了森林，我们多了孩子。
无序世界经济和气候移民眼中的应许之地，不仅仅只有欧洲和美国。以色列，这个真正的应许之地近年来也涌入了大约6万名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厄立特里亚和苏丹。在特拉维夫中央汽车站四周转上一圈，你会看到许多非洲人拿着手机站在街上，他们在这里寻得一个庇护之所。他们乘船、旅行或开车来到以色列边境，然后自己偷偷溜出来，或是在沙漠游民贝都因人的帮助下横穿埃及西奈沙漠偷渡进入。吸引他们的，不是复国主义或犹太教，而是秩序与和平的希望。
联合国难民署根据各国政府、合作机构和自己的报告数据，对世界各地被迫迁徙情况进行跟踪。2016年6月20日，该机构发布报告称，2015年底总共有6530万人流离失所，而12个月前仅仅有5950万。2013年底，这一数字为5120万，10年前还只有3750万。此外，报告认为，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全球每122人中就有1人要么是难民，要么流离失所或寻求庇护。如果把所有这些人组成一个国家，那将是世界第24大的国家。
自由的失衡
市场、大自然、摩尔定律的加速，不仅由外而内，而且自下而上，向脆弱的国家施压。也就是说，今天的技术与全球化既使那些“政治创造者”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希望将专制社会重塑成为一个更加基于共识的社会；同时也加大了“政治破坏者”的威力，他们想要打倒政府，建立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极权统治，即便他们缺乏任何有效治理的能力。
先从政治创造者来看。历史学家沃尔特·罗素·米德曾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总是喜欢说这么一句话：“将水族馆变成一锅鱼汤，要比让一锅鱼汤变成水族馆容易得多。”
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居民要在国家崩溃后开展重建并维持正常运转都绝非易事，而在加速时代可能更加困难。你需要为你的民众提供终生学习机会，需要建造基础设施来最大限度地从全球化中获益，你需要为维持经济不断增长而保持创新势头，而这些都变得更加难以实现。如果你的国家在后后冷战时期陷入崩溃，那么要追赶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时代没有哪个超级大国会见义勇为，跳入火海，帮你开展重建，即便是给钱他们也未必会伸出援手。此外，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因素：互联网。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过社交网络，从受到压制的秩序转化为革命很容易，但把革命转化为新的、可持续的、协商一致的秩序要难得多。
受到以赛亚·柏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的影响，多弗·塞德曼提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消极自由（freedom from）”的程度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不仅仅是摆脱独裁者，还包括摆脱管理上事无巨细的老板，摆脱强迫我们观看商业广告的电视网络，摆脱家门口的商店，摆脱当地银行家以及摆脱连锁酒店”。
但到了政治问题上，人们最珍惜的自由是“积极自由（freedom to）”，即拥有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以选举、宪法、法治和议会为基础的。当今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消极自由”，但依然未能建立起“积极自由”。这也就解释了许多正在蔓延的、难以消除的失序现象。西德曼认为，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或埃及（穆巴拉克总统下台之后）等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缺口，当地人民摆脱了一个自由权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还没有获得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而这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不平等关系。
“‘消极自由’发生得快速、猛烈、富有戏剧性。”西德曼说道，“但要争取‘积极自由’则需要很久。犹太人摆脱埃及法老统治后，在沙漠中流浪了40年，才制定出让他们获得积极自由的法律和道德标准。”
事实证明，社交网络、廉价的手机与通信应用的确善于发动或阻碍集体行动。它们使人们能够更容易且有效地建立平行联系，但它们同样使得底层的个体能够更容易、有效地将身处高位的人拽下马来——无论他们是友是敌。军事战略家会告诉你，在技术变革时期，网络是最有威力的组织形式。经典的层级制度在一个扁平的世界中无法得到最优结果，但网络可以。网络可以破坏指挥与控制系统——无论是谁在指挥，同时还能加强身处底层的人的话语权——无论是谁在底层，让他们可以回嘴。社交媒体擅长集体分享，但并不总是那么擅长集体制造；利于集体破坏，但或许并不利于集体建设；便于快速聚集暴民，但并不善于在政党纲领或是宪法问题上快速达成共识。
突尼斯革命与所有其他由脸书驱动的阿拉伯觉醒运动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它成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革命的原因，是突尼斯公民社会，像工会、律师协会、妇女团体、商业协会、人权组织等都拥有很深的社会根基。在突尼斯独裁统治倒台后，正是社会各界集体的、面对面的努力，弥合了伊斯兰教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这些社会组织也因此赢得了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它们并未诉诸脸书。
在其他地方，由于真正的政治秩序难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缺乏积极自由”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不平等破坏了稳定，“但自由的失衡同样破坏稳定”，西德曼说。当我们获得“消极自由”的能力超越获取“积极自由”的能力的时候，对于那些力量增强但被毁灭性思维所控制的人，“如果不能激励他们投身建设性的事业，他们就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和破坏”。他指出：“他们就像是逍遥法外的囚犯。”
没有人比被人称为“谷歌人”的韦尔·戈尼姆更适合用来说明争取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间的区别了。戈尼姆曾在2011年帮助发起反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运动。当时我恰好在开罗。在穆巴拉克总统辞职前一天，我通过阿拉伯卫星电视周五午间播报关注戈尼姆。他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充满了对政权的愤怒和对民主革命的热情。为革命助阵的社交媒体更让他激情高涨。但是，由于进步力量未能团结起来，穆斯林兄弟会借机将其演变为一场宗教运动，埃及军方利用所有这些民间团体的弱点维持对埃及国家及其经济的控制，这场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2015年12月，已经搬到了硅谷的戈尼姆发表了一个TED演讲，讲述了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在演讲中坦诚地提到了这个问题：比起创造“积极自由”，互联网是否更利于制造“消极自由”。他结论的核心是：“我曾经说过，‘如果你希望解放一个社会，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我错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11年，当时我匿名创建的脸书页面点燃了埃及革命的火花。阿拉伯之春揭示了社交媒体最大的潜力，但它也暴露了其最大的缺点。让我们联合起来推翻独裁者的工具，同样也是最终使我们四分五裂的工具。”
在21世纪初，阿拉伯人纷纷涌上互联网。戈尼姆解释道：“由于渴望知识、机会以及与全世界的其他人建立联系，我们逃避了令人沮丧的政治现实，选择了以另一种虚拟的方式生活。”这其中也包括他本人。接着，在2010年6月，他指出：“互联网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浏览脸书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遭到酷刑的年轻埃及小伙子的尸体。他的名字叫哈立德·萨伊德。萨伊德是一个29岁的小伙子，来自亚历山大，他死于警察之手。我在他的照片中看到了我自己……我匿名创建了一个脸书页面，并命名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在短短的3天时间里，就有10万多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埃及人关注了该页面。”
很快，戈尼姆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使用脸书来集思广益。“这个页面成为阿拉伯世界中关注人数最多的页面。”他说道，“社交媒体对这次运动至关重要。它使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得以兴起。它让人们意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并且社交媒体也使得政权无法阻止这场运动。”戈尼姆最终在开罗被埃及安全部门抓捕，遭到殴打，并被单独关押了11天。但就在他被释放3天后，通过他的脸书页面聚集在一起的数以百万计的抗议者们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哎，幸福感很快就消失了，戈尼姆说道，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共识，政治斗争导致了强烈的两极对立”。社交媒体“便于错误信息、谣言、回声筒和仇恨言论的传播”。他指出，这“只会使两极对立更加严重。这样的环境是有毒的。我的网上世界成为找茬、谎言和仇恨言论的战场”。军队的支持者与伊斯兰主义者使用社交媒体相互抹黑，而戈尼姆和许多其他人推动的民主运动则被边缘化。他们的革命被穆斯林兄弟会窃取。当革命失败后，军队逮捕了许多为革命最早出力的世俗的年轻人。埃及军队现在建立了脸书页面为自己辩护。
经过反思，戈尼姆说：“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两极对立主要是由我们人类的行为所造成的，但社交媒体助长了这种行为并放大了其影响。你可以说你想说的话——尽管那不是事实，你可以挑起斗争或无视你不喜欢的人。这些都是自然的人类冲动，但因为有了科技，将冲动转化为行动只需要轻轻点击几下鼠标。”
戈尼姆注意到当今社交媒体在政治领域面临的五个重大的挑战：
第一，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谣言。确认并迎合了人们偏见的谣言被信以为真并在数百万人中广为传播。第二，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回声筒。我们倾向于只和我们认同的人沟通交流，而社交媒体也给了我们选择静音、取消关注、屏蔽其他任何人的权利。第三，线上讨论很快沦为愤怒的暴民。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深有感触。在网上我们好像都忘记了屏幕后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化身。第四，我们的观点变得很难改变。由于社交媒体传播快速与简洁的特性，我们被迫直接跳到结论，在140个字以内就复杂的全球局势发表尖锐的观点。而我们一旦发表这一观点，它便会永远地存在于互联网上，即使有新的证据出现，我们也没什么动力再去修正这些观点。第五，在我看来，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体验被设定为倾向于传播而非交流，偏爱发帖胜于讨论，喜欢简单点评胜过深度对话。就好像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彼此不停诉说，而不是相互交流。
在今天，有很多关于如何打击网络骚扰和网络攻击的讨论。这一点的重要性，没有人可以质疑。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设定社交媒体体验，使其能够促进文明，鼓励思考。我很明白这个事实，即如果我写得更加耸人听闻、更加片面，时不时加入愤怒与激进的表达，就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写的文章。我会更受关注。但如果我们更多地关注质量呢？……我们同样还需要思考的是有效的集思广益机制，对网上广泛传播的信息进行事实核查，并鼓励这么做的人。本质上，我们需要对今天社交媒体生态系统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设计使用体验来鼓励深层次思考、文明礼貌、相互理解。
5年前，我说道：“如果你想解放社会，你只需要互联网就够了。”今天，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解放社会，我们首先需要解放互联网。
在国际民意调查领域经验丰富的克雷格·查尼指出，戈尼姆们都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经历提醒着我们，虽然互联网“改善了联系的能力，但它无法成为政治组织、文化或领导力的替代品。自发运动在这些方面往往最为薄弱”。这么多阿拉伯觉醒运动的努力都失败了，是因为他们最终都无法建立起组织，凝聚政治力量，将他们的进步思想转化为多数派观点。2014年2月28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治理世界：观念的历史，从1815年至今》的作者马克·马佐尔在《金融时报》上指出：
列宁主义基本观点至今依然成立：没有组织就一事无成。如果说“团结工会”能够转化成为波兰政治中的长期力量，那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明白自我组织的必要，因为它源自工会运动，这使其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内生的组织结构……
推翻一个暴君有时候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是带来了新的暴政。革命者既热爱自由，同时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开展长期的政治斗争，才会带来一场皆大欢喜的革命。
有时候，你必须敲门、印传单、当面规劝你的邻居，一个一个地规劝，一点一点地建立制度力量及公民习惯。如果没有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争取“消极自由”要比“积极自由”更容易，我们会发现无序世界的版图将不断扩大。
破坏者
2014年11月，我陪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梅耶尔将军到伊拉克访问。在我此次行程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二十四海军陆战队远征军为迎接来访主席所安排的一次路边炸弹展示。这支部队部署在拉马迪附近的逊尼派三角地带，他们准备了一张桌子，上面全是拆除了引信的路边炸弹。这些炸弹将是炸药与手机缠在一起所制成。当美国车辆经过时，你只需呼叫该部手机，炸弹就会爆炸。桌子上摆满了你可以想象到的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手机炸弹。
我心中默想：“如果在地狱门口有个免税电子商店，大概就像这样吧。”
三大力量的加速演变重塑了地缘政治关系，使我们更加相互依存，使弱国不堪重负，使强国承受压力，此外还通过赋予个人强大威力而使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无序。
超新星“充当了人类行为的放大器”。奥林工程学院院长理查德·米勒说道：“随着人口的代际交替，通过不断应用新技术，越来越少的人就可以对越来越多的其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其结果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新技术不停地发展，不断地加重每一代人可能经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我们将那些能够建设性地运用他们超级威力的个人和群体称为“创造者”。但是，如前所述，同样的技术也产生了被赋予强大威力的愤怒的男男女女——即“破坏者”。很不幸，“创造者”的伟大时代也是“破坏者”的伟大时代。如果现在你想要进行大规模破坏，那么这也是你的时代。在过去，“重大的技术进步在当时的全球体制下还无法立即实现全球传播。今天，重大的技术也可以以极快的速度和放大比例落入恶人手中。”克雷格·蒙迪解释道，“当这些技术仅限于国家使用时，你尚能防止核武器扩散。”但现在，再也不能了。在今天，任何一个有维萨卡的人都可以轻易地从云端下载如何制造危险武器的方法。因此，和创造者一样，破坏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这些能量源来放大自己的力量，并且与有同样想法的人建立联系、沟通与协作。
今天的破坏者不仅仅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而且他们也更不易被遏制。对于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ISIS）而言，没有“确保相互毁灭”（MAD）系统保证它们不走向极端。对于圣战分子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来说，确保相互毁灭就像是一场与99个童女约会的派对邀请函。正如哈佛大学战略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总结的：“从历史来看，民众的个人愤怒程度与他们利用愤怒能够办到的事情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是，因为有了现代技术，加之人们愿意杀死自己，极为愤怒的个人现在只要得到了正确的材料，就能杀害数百万人。”随着流动的全球化和3D打印技术的兴起，获得材料变得越来越容易，你可以在自己的地下室制造几乎任何东西，只要地下室能装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无法决定到底要选用哪些令人恐惧的案例，来表明那些威力超强的愤怒者能够轻易地制造出非常大的混乱。我最终选择了下面的几个故事：
“五角大楼联合简易爆炸装置防御组织（JIEDDO）数据显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因战斗死亡或受伤的美国人中，1/2至2/3的人都是被放置在地表、车辆、建筑物、自杀背心、自爆车辆中的爆炸装置所害。”《今日美国》于2013年12月19日报道：“美军死亡人数超过3100人，受伤人数超过33000人。其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包括1800名在伊拉克、阿富汗失去了手脚的士兵。而根据军方数据，绝大多数都是由于爆炸导致的。联合简易爆炸装置防御组织主任、陆军中将约翰·约翰逊说，炸弹曾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军队在战区内的移动方式，为避免走陆路，美军严重依赖直升机与其他飞行器。约翰逊说：‘它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投入了大量财力’。简易爆炸装置已经催生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包括车辆与身体防护、机器人、地面穿透雷达、监测、电子干扰、反情报、计算机分析、计算机控制的假肢等。美国政府审计署表示，要估算美国在两次战争中用于应对炸弹而花费的总成本不太现实。但五角大楼在装甲车辆及防卫工具上至少花费了750亿美元。”
2015年1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周一早上，一架小型无人机避开了探测诸如飞机、导弹、大型无人机等飞行物的白宫雷达系统，撞到了南草坪上的一棵树……这次撞击引发了关于如果危及奥巴马总统，特勤部门能否将其击落的热议。”事后发现，该设备是由一名政府雇员操纵的。据报道，他当时喝醉了。《纽约时报》进一步报道称：“一位布岗在白宫南部的特勤人员‘听到并注意到了’这架无人机，但这位特勤人员及其他驻扎在白宫的特勤人员未能在该无人机冲过白宫栅栏撞上大树前将其击落。这架无人机太小了，且飞行高度太低，无法被雷达探测到。官员们补充道，因为它的大小，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只大鸟。”虽然总统及总统夫人当时正在出访印度，但他们的两个女儿萨沙、玛利亚当时正在家中。
在两英尺宽的四旋翼无人机坠毁在白宫地面上后，奥巴马在2015年1月27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法里德·札卡瑞亚的采访时，做了以下评论：“这架在白宫着陆的无人机，你可以在无线电器材商店（Radio Shack）买到同款。”
感谢大数据与超新星，我们现在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茫茫大海中找到那根针。与此同时，强大的破坏者现在也能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精准度在我们身边插入针头。未来将会是一场谁先找到谁的较量。来看一下2016年2月18日，新科学家网（NewScientist.com）上的一则故事：
相较于之前，勒索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买卖，现在它不再需要人们准备大袋大袋的现金。本月早些时候，网络犯罪分子袭击了一家洛杉矶医院，要求其支付比特币，才会解锁医院的计算机。这是利用勒索软件进行的最高调的网络勒索。
针对好莱坞长老会医学中心的攻击导致该医院无法登陆网络。病人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医院，医疗记录也改用笔和纸，工作人员通过传真通信。
攻击者要求支付9000比特币，约合360万美元。经过两个星期的讨价还价，昨天，医院支付了17000美元。
前英国警探、现效力于总部设在弗罗里达的威胁情报分析公司“塞姆卢团队”的史蒂夫·圣托雷利说：“在过去几年里，勒索软件大行其道。”据称，仅其中的一个勒索软件，即密锁3.0（Crypto Locker3.0）在2015年1年里就为攻击者挣得3.25亿美元。
网络安全公司“复制信息安全”（Rendition Infosec）的创始人杰克·威廉姆斯说道：“这些人都是疯狂的天才。”
剑桥大学安全研究员罗斯·安德森说，比特币帮助网络罪犯在获取赎金的同时免去被抓捕的担忧。“在过去，收赎金是很困难的。警察只要在装满了20英镑面额的钞票的袋子里放入一个无线电跟踪器，他们就能抓到犯罪分子。但现在可以用比特币来收赎金。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最后一个故事：
2016年2月9日，在向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提交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美国国家情报机构负责人詹姆斯·克莱普首次将“基因编辑”列为潜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扩散威胁”。正如《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在那天指出的那样：“基因编辑指改变活细胞内DNA的几种新方法。目前最流行的方法，即CRISPR，已彻底改变了科学研究，它能创造出新型动物、作物，还可能提出解决严重疾病的新一代基因治疗方案。根据评估报告，基因编辑操作越来越便利，令美国情报界非常担忧。”克莱普的报告称：“鉴于这种双重用途的技术分布广泛，成本低廉，且加速发展，有意、无意地滥用该技术，可能对经济、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家庭地址不详
现在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个人破坏者能够以成本更低、更容易的方式造成更多破坏；而且，他们已不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来进行武装或指挥，而组织是容易被警方、被军队跟踪和消灭的。
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独来独往的恐怖分子”。他们由个人、夫妻或是非常小规模的团体，有时候是由兄弟或表亲组成。这些人通常心理上有创伤，在网上接触到圣战组织或其他激进的思潮或运动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成了激进分子。然后他们开始对无辜平民实施极端暴力的行为，其中许多人只是在事后声称对伊斯兰主义或其他事业效忠。
2016年7月14日，有人开着卡车冲进法国尼斯庆祝巴士底日（法国国庆日）的人群，造成8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每日电讯报》对这个悲剧的报道只有下面寥寥几段：
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出生于突尼斯，在妻子离开他之后“变得抑郁”，被描述为“怪异的独行者”。他持有法国护照，居住在里维埃拉市，常常惹上官司。
据说，布哈勒并不在恐怖分子监测名单上，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的作案动机，并寻找可能的帮凶。
一位2004年为其看病的精神病医生告诉《快报》，布哈勒因为行为问题找他看病，并被诊断为“精神病初期”。
法国内务部长伯纳德·卡泽努夫说，攻击者“似乎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变成了一个激进分子”。他离异妻子的一位邻居补充道：“穆罕默德在四月才开始去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