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人类能做到的事情最终却没有发生的时刻。要是人没有如此胆大妄为，那除非是因为以下三种原因之一：（1）人类心智从根本上改变了（但愿如此！）；（2）全世界的社会契约改变了，“愤怒的人”不再能够“被赋权”（同样，但愿如此！）；（3）砰！地球爆炸了！
——加勒特·安德鲁斯对我2015年10月21日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刊登的专栏所做的评论
除非我们彼此相爱，爱到足以修补我们各自的空虚，否则爱不会赢。
——喜剧演员萨曼莎·比2016年6月13日在其TBS节目《萨曼莎·比全面开战》上对奥兰多大屠杀发表评论
自1989年《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我一直巡回于不同的国家，推销我的每一本书。我至少做了上百场演讲，面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听众。那么，这些听众提出的问题中最好的是哪一个？这很容易回答。那是在1999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剧院里，当时我参加了世界事务理事会举办的一次活动，正在推销我的《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一位年轻人站起来，问了我一个问题：网络空间里有上帝吗？
我承认，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他这个满怀诚意、渴求答案的问题。毕竟人类已经为人与人的互动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新领域。如果超新星位于天堂与地球之间，那么谁是它的主宰？是亚马逊网公司，还是高高在上的上帝？这个问题问倒了我。我打电话向拉比特兹维·马科思寻求解答[10]。拉比特兹维·马科思是我最敬仰的精神导师之一。他是一位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的伟大学者。我在耶路撒冷的沙洛姆哈特曼研究所认识了他。他目前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我征求他的意见，到底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马科思的解答太棒了，并将它增补进了《凌志车与橄榄树》一书的平装版中。之后我便将它放在了一边，忘得差不多了。当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总结部分时，我发现自己开始更多地反思这个问题，以及拉比马科思的答案。事实上，我偶尔也会抓住机会向宗教领袖以及其他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问坎特伯雷的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网络空间里有上帝吗？”他跟我开玩笑，网络空间里一定有上帝，因为每次他总能在伦敦地铁里听到人们冲着自己的手机喊：“哦，上帝，怎么没信号了！”
以下是拉比马科思当初给我的回答。他先是建议，每当我被问到“网络空间里是否有上帝”这个问题时，应当首先回答：“这取决于你是怎么理解上帝的。”如果你认为上帝就是一个能够现身的全能的神，通过神圣的干预惩恶扬善，那么网络空间里确实没有上帝。网络空间里充斥着色情图片、赌博、谩骂他人的博客和推特，以及歌词中充满暗示意味又夹杂着粗话脏话的流行及说唱音乐，更不用提各种形式的仇恨言论了。现在，诸如“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满怀憎恨的团体还利用网络进行犯罪和招募成员。事实上，以前人们总说，万维网上最常用的三个字母的单词的排序是“性”（sex）与“MP3”（免费下载音乐的重要协议），而不是“上帝”（God）。
然而，拉比马科思补充说，当然还有一种后圣经时代的犹太观点。就圣经的观点而言，上帝总是在干预，他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他惩罚坏人，嘉奖好人。而后圣经时代的观点认为，我们自己的选择与决策才是决定上帝是否存在的原因。上帝总是隐藏着的，无论是在网络空间里还是在家附近的商场里。要让上帝与你共处一室，无论是在真正的房间还是在网络聊天室，你都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道德选择以及鼠标点击将他带到你身边。
拉比马科思指出，在《以赛亚书》中有一句经文：“你是我的见证，我是耶和华。”公元2世纪的拉比评论家将其解释为：“如果你是我的见证，我是耶和华。如果你不是我的见证，那我也不是耶和华。”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以善行见证神的存在，不然他不会与我们同在。除非我们的行为体现了上帝对万事万物的运筹帷幄，不然他就不再运筹帷幄。按照后圣经世界的观点，从世界的第一天开始，上帝就信任并赋予人类做出选择的权力。上帝相信亚当能够对伊甸园里哪些水果可以吃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有责任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做的选择，让上帝的存在显现。这对网络世界而言尤为重要，因为没有人对这个空间负责。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比网络能给人更多的自由选择。在网络空间里，我们所有人都连接在一起，没有谁是主导。
所以，正如我在平装版《凌志车与橄榄树》中所写的，我开始告诉所有提出“网络空间里是否有上帝”这个问题的人们，问题的答案是“不”——但他想要在那儿。只不过，前提是我们得通过我们的行为将他带到那里。上帝会赞美一个人类极度自由的宇宙，因为他知道他在世界上能够真正显现的唯一方式，不取决于他是否干预，而取决于当面临选择之时，我们能否在当时的环境下选择神圣与道德。正如拉比马科思所说：“在犹太后圣经的世界观中，除非你完全自由，否则你无法成为有道德的人。如果你不自由，就意味着你没被赋权，而如果你没有权利去选择，那你就不能代表你自己。上帝会说，网络空间是你能够真正自由的地方，我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你这么做了，我就会与你同在。”
已故以色列宗教哲学家大卫·哈特曼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空间类似于先知们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一个人类可以联合起来并获得完全自由的地方”。但他继续补充道：“危险在于，我们正在一个没有上帝的网络空间里把人类联合起来。”网络世界里没有任何价值体系，没有任何过滤器，没有真正的治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会重新提出这个基本问题：网络空间里是否有上帝存在？感谢这个加速发展的时代，20年前人们所提出的顾虑在今天全都得到证实，只不过真实发生的情况比预想的严重100万倍。
当我们削弱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强化由下而上的权力架构；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创造出了超级大国，同时也创造出了威力超强的个人；当我们将远方的陌生人拉近身边；当我们加速思想及创新能源的流动；当我们赋予机器思考的能力；当我们通过改变DNA来消除疾病、改造植物以及设计新材料；当希腊人民拒不交税的行为能够影响到德国波恩、马里兰州德国城的债券市场以及银行；当一个在马来西亚的科索沃黑客可以窃取美国零售商的资料，将它卖给基地组织，基地组织能通过推特威胁身份遭到黑客攻击的美国军人——当所有这些同时爆发的时候，我们联手打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的想象、信念、抱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刻，如今，人们能够更快速、更深入、更便宜、更广泛地将他们的想象、信念与抱负付诸行动。
如果我们需要在某一个时刻停下来进行道德反思，那么这一时刻就是现在。“每一种技术都在其被透彻理解之前就得到使用。”里昂·韦瑟蒂尔在2015年1月11日《纽约时报》书评栏目中写道：“一项创新的产生以及理解其所带来的后果之间总会存在时滞。我们就生活在这段时滞中，而现在我们应该反思了。我们可以得到很多，也可能失去很多。”
坦率地说，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界：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上帝。我们还创造了一个有许多新疆域（我们称之为网络空间）的世界，在那里没有律法，没有价值观，似乎也没有上帝。将这两股趋势放在一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近年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问我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并用自己的方式询问上帝是否在掌管着网络空间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要求我们进行反思：在一个人类越来越像上帝的世界里，在这个越来越多没有上帝掌管、没有价值观也没有法律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反思伦理道德，应该如何培养出正确的价值观？
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寻找道德创新。谁又能责怪他们呢？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十字路口。毫无争议，就我们拥有的威力而言，我们正变得更像上帝。在今天，“只要是你能想象的事，它就能发生”。神经科学家埃里克·罗伊特哈德指出：“唯一的问题就是代价是什么。如果你能设想出一个大混乱的局面，或者提出一个解决贫困或疟疾的方案，比起之前，如今你更可能（容易地）实现它。”个人行为的延展性在今天既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同时也可能是个解决方案。“个人行为现在将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如今，我的行为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而世界的行为也能影响我”。
想一想生物学。“过去只有大自然能掌控物种的进化。现在，人类继承了这一能力。”克雷格·蒙迪表示：“我们开始操纵作为所有生命之基础的生物学。”例如，今天人们在问：我们是否应该消灭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因为现有技术通过计算和数据收集可以使我们做到这一点。这种技术被称为“基因驱动”（genedrive）。《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杂志在2016年2月8日进行了如下报道：
科学家称，一项具有争议性的基因技术将在几个月内问世，这项技术能够消灭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
这种被称为“基因驱动”的技术只是在去年在酵母菌、果蝇以及可传播疟疾的蚊子身上使用过。它使用基因剪切技术CRISPR强制实现基因改变，并通过繁殖活动在种群中广泛扩散。
三个处理蚊子的美国实验室——两个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在弗吉尼亚州——表示它们已经在致力发明针对埃及伊蚊的基因驱动技术。这种蚊子被指认为是传播寨卡病毒的罪魁祸首。一旦实施，该技术理论上可以导致该物种灭绝。
超新星促进了合成生物学的应用，它正在创造之前不曾存在的生物体，使现有的生物具有了它们以前没有的属性，并正在消灭大自然进化而来的有问题的或不具生产力的生物体。这一切曾经都是大自然的工作，通过自然选择的进程来完成。而很快，你就能在家里玩这个游戏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由此引发了各国的核军备竞赛。从那时开始，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单一政府能够摧毁整个地球的世界里。现在这也适用于描述个人。以前一个人只能干掉一个人；后来，一个人可以干掉十个人；再后来，一个人可以干掉数千人。现在，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织就能够杀死所有人。或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读到相关的报道，称“伊斯兰国”（ISIS）已经获取了3D打印技术及相应的材料，可以装配出一个带有少量可裂变物质的手提箱炸弹。或许过不了多久，某个恐怖分子或丧心病狂的人就会试图去获取类似埃博拉病毒或其他传染性细菌，并将它们变成生化武器。2016年3月，有报道称，“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策划将比利时核武器科学家劫持为人质，以便进入比利时核武器研究所。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迈向这样一个世界：如果我们携手同心，就能够让所有人都吃饱、穿暖，并得到保护；就能够治愈所有疾病，为所有人增加自由，让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并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超新星正使更多的人可以走到一起，为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重大问题而共同努力。全球共同信仰运动“世界信仰”（World Faith）的创始人弗兰克·弗雷德里克斯指出：“我们是第一代拥有可以解决人类最重大的挑战所需的人力、思想和资源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称，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站在道德的分岔路口：我们中的某一个人能够杀害所有人；同时，只要我们真的下定决心，我们也能解决所有难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坚称，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更像上帝。
总而言之，适当地行使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权利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创新，而这样的道德创新在美国或全球都几乎还没有开始探索。这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基本道德素养，而这也是大多数领导人所缺乏的。
“也许我们的想法太过浪漫主义了，但我认为领导力需要有解决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的能力。”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杰弗里·加滕说道：
教育需要补充一剂强烈的人文科学。我们应当如何思考隐私问题或基因实验？这些都是不存在国际制度框架的领域，事实上，几乎连国内的制度框架都没有。中国已经在某些动物身上开展大规模的基因工程。未来将走向哪里？这种活动应以何种法律和道德原则作为基础？谁有必要的手段来建立正确的原则？你如何在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之间保持平衡？这些是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不到的东西，在那里你学习的都是核物理。这就是最大的讽刺。当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强大，我们就更需要框架和格局更广的人。你能够聘请技术专家让系统保持运转，但什么才是系统的目标？这需要不同类别的领导人来回答。
阿门！
“伊斯兰国”（ISIS）视频配啤酒
毫无争议，我们正在创造大量全新的、不受管制的空间——没有规则，没有法律，没有联邦调查局，更没有上帝。在过去两年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异常的新闻。先来看一则2015年3月3日发布于CNNMoney频道的报道：这则报道曝光了YouTube网站在“伊斯兰国”（ISIS）或其他恐怖组织上传的视频前插播商业广告：詹妮弗·安妮丝顿称赞阿维诺护肤品的妙用；百威啤酒在一场音乐会上炫耀它的啤酒；维多利亚的秘密售卖气味清香的除臭剂。都是些寻常可见的广告，但不同之处在于广告之后播放的内容。这一次，紧接着播放的都是“伊斯兰国”（ISIS）和圣战分子的视频……
像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向公司出售广告时间，广告会在视频播放前自动播放。这篇报道指出：“虽然广告客户可以指定传播的目标人群，但他们并不能直接控制广告的刊登位置。”报道援引法律分析师丹尼·塞瓦洛斯的话：“从合同的角度来看，这些花了大价钱从YouTube网站购买导流点击的公司如果发现他们的广告后紧跟着的是“伊斯兰国”（ISIS）的招募视频，那他们可能不会感到高兴。”
“伊斯兰国”（ISIS）的追随者中也许没有几个人喝啤酒。也许网站的算法探测到有许多年轻人访问了这些网站，并推定其中会有很多爱喝啤酒的人。无论是什么原因，投放广告的公司并不知情，也不会感到高兴。
在看了一段视频之后，安海斯·布希啤酒公司负责消费者关系的副总裁向CNNMoney频道诉苦：“我们不知道会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广告与这种视频放在一起播放。”在CNNMoney频道报道此事后，YouTube撤下了与“伊斯兰国”（ISIS）的相关视频。
以下是Bustle.com网站的跟踪报道：
YouTube刊登广告的方式是这样的：在品牌支付广告时间费用之后，视频网站会依据算法将广告随机地安排在一段视频之前，但除非亲自观看，不然YouTube和投放广告的公司都无法知道广告究竟投放在哪个视频之前。尽管公司无法要求其广告在某一特定视频前播放，但它可以要求针对某些目标群体投放其广告。但是，为何百威啤酒、丰田和Swiffer除尘掸的广告会在“伊斯兰国”（ISIS）的视频之前播放，这显然是个未解之谜。因为，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哪家公司会选择瞄准18岁至55岁之间、想要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武装分子。
再来看看澳大利亚悉尼发生的这则新闻。2015年12月24日，出租车预约公司优步为上周在悉尼发生咖啡店劫持事件时提高车费道歉。在这场16个小时的恐怖事件中，共有3人丧生，枪手也被击毙。据BBC新闻网站报道，一个枪手控制了悉尼的一间咖啡店，人们纷纷逃离这里，有人拔腿就跑，有人则乘车逃离，优步公司在乘车需求大幅上涨之时，将车费提高至正常价位的4倍之多。
在悉尼的马丁广场发生劫持事件的那天，优步因提高价格而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此，它开始提供免费的出城服务。
优步还表示，它将退还受到加价影响的乘客的乘车费用。
“我们没有立即停止动态定价。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优步在周二发表的一篇博客中表示。
优步表示，它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安全离开中央商务区，但是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大家对其动机产生很多误解。
优步在其他城市捍卫其动态定价的策略，但已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协议，在国家面临紧急情况的时候限制该政策。
所有这些报道体现了一个共同点——做决策的不是人，不是道德，更不是上帝，而是算法。所有这些报道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一些技术力量聚集到一起，使人与机器的力量呈指数级的阶段性变化，远比我们人类重塑自己，重塑我们的机构、法律和领导方式的进程要快得多。
“我们正在让科技做人类本不应放弃的工作。”西德曼说道，“是人做出的决定，让YouTube通过算法为视频匹配广告。但之前这从来都不是科技要干的工作。”这应当永远是人类的职责。“科技使新的行为、体验和连接方式成为可能。”他补充说，“但是，需要人类来为其制定行为准则，让体验更有意义、连接更加深入，并根植于共同的价值观与抱负。”不幸的是，人类进步与道德发展不存在摩尔定律。这项进程是凌乱的，不遵守线性趋势。它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曲折多变。这很难，但确实没有其他办法。
随着网络空间进入家庭，这一切变得更具挑战。回想一下2015年11月在科罗拉多州卡能市所发生的事件：当地高中100多名学生被发现相互交换裸照，并将照片储存在智能手机隐秘的照片保险柜应用中。学生们拍摄了自己的裸照并进行分享，然后使用手机上的“幽灵程序”储存并隐藏照片。幽灵程序看上去与任何一款正常的应用程序很相似，最受欢迎的一款应用看起来像一个计算器。如果你的父母或老师拿到你的手机，他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计算器的图标。但是，如果你在键盘上输入密码，就会转入一个隐藏的页面，你可以在其中储存色情照片、视频和短信。这听上去很像是10年前Q博士安装在詹姆斯·邦德手机里的东西。现在，每个高中生的手机上都有。“私人照片保险柜”（Private Photo Vault）是苹果应用商城中所有照片及视频类应用软件中下载量最多的应用。该应用阻止了父母、警察以及任何其他人向青年人传播可持续的价值观。
“在过去，如果父母抓到自己的孩子在做坏事，他们会说：‘回你的房间。’”西德曼说道：“只要孩子在家里，家长就可以控制他们——所以他们会命令孩子回房间，那里没有电视。”但现在，即使你让孩子回他们的房间，他们仍然能使用秘密的应用程序与整个世界连接，妈妈和爸爸被蒙在鼓里：看起来他们正在使用计算器，实际上却在发送色情短信。
你给孩子配一部手机，是想方便地知道他们午夜后的去向，或是让他们在聚会后呼叫优步回家。但是，这部手机不仅是父母管束的绳索，也能成为孩子们进入禁忌世界的钥匙。所以，“回你的房间去”这道命令，现在必须改为“把你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iPod、苹果手表、无线网卡以及手机上保险柜应用程序的密码交出来，然后再回房间”。
这些不受控制的领域不仅仅限于前卫青少年特有的工具。2015年12月17日，在巴黎圣战者自杀袭击爆发后，CNN.com网站的报道称：“巴黎袭击事件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证据。他们认为这些证据表明，一些恐怖分子使用了加密应用程序隐藏袭击计划……恐怖分子使用过的众多应用中就包括Whats App和Telegram。这两款通信应用软件都标榜自己采用了难以破解的端对端加密技术来保护用户的隐私。”
接着，发生了一个著名案件。2015年12月2日，赛义德·里兹万·法鲁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枪杀了14名民众。当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交出赛义德所使用的iPhone网络锁柜的密码时，苹果公司以全世界各地的iPhone用户的隐私问题为由，拒绝帮助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最终成功破解了这部手机，并通过从第三方网络安全机构上购买的一个“工具”提取数据（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不愿透露这个第三方机构的名字）。这场保护隐私与保护安全之间的军备竞赛才刚刚开始。这要求美国国会进行严肃的反思：面对威力强大的愤怒者日益严重的冲击，我们该如何管理和平衡网络空间中的隐私保护。
是时候让所有人重返主日学校了
诚然，世界上永远会有邪恶存在，总会有犯罪行为，总会有骗子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或网络空间的自由来欺骗社会、邻居或陌生人。当我们谈论应该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领域的时候，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提高遏制这些恶行的概率——毕竟，它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消灭。
任何一个社会的第一道防线都是它的防护栏：法律、交通信号灯、警察、法院、监控、联邦调查局以及脸书、推特、YouTube等领域的基本道德准则。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加速时代，光有这些还不够。显然，我们还要更加严肃地思考如何激发出更多的“持久的价值观”：诚实、谦卑、诚信、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社会纽带，尤其是带来希望。这一切都掌握在家长、中小学校长、大学校长和精神领袖手中。与这种“持久的价值观”相对的是西德曼所谓的“情形价值观”：即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只要所处情形允许，就可以去做”。西德曼认为，持久的价值观承担着“双重责任”，西德曼补充道，既能激发产生信任和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的行为，也能激发希望和韧性。当面对不良行为的时候，持久的价值观让我们挺身而出。
当我思考全球范围内面临的这一挑战时，我自己给出的小药方是：我们需要设法让更多人践行黄金法则。至于到底是哪个版本的黄金法则并不重要。既可以是圣经中所说的“无论何事，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也可以是这句话在《巴比伦塔木德》中的另一个版本。在《巴比伦塔木德》中，伟大的犹太教老师拉比希列尔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对你的同胞做你所认为的卑鄙的行为。这是整个摩西五经的要旨，其他的都是注释。去吧，去学习它吧。”也可以是你的信仰中信奉的版本。
当我们以一人之力就能杀害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携手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当我们一生中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行沟通、竞争、协作，并在一个每个人都互联互通却不受任何人主宰的网络中开展商业活动时，黄金法则愈发重要，并急需在大范围内普及。
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高塔姆·穆昆达指出，黄金法则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是所有道德指南中最简单的，但是“它能够产生各种最复杂的行为。它具有不断适应的能力，能够适用于各种可以想象到的情况，而这是其他规则所不具备的”。这个世界已经够复杂了，你不会希望让它变得更复杂。若要简化这个世界，没有哪个道德法则比黄金法则更为有力——真的，其他所有的都是注释。
将黄金法则向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情形下推广和普及，这听上去完全不切实际，很天真。这一点我也知道。但实际上，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让更多的人以“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别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激发更多的持久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将是“第一个自取灭亡的物种”，埃默里·洛文斯表示。
这对你来说足够现实吗？
改变人们的信仰是很难的。要让这个观念被普遍接受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今天，即使提出这个想法听上去都很天真。但是，让我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真：在这个威力强大的愤怒者层出不穷的时代，继续无视道德创新面临的挑战，期待着这样下去会有好结果，这才是真正的天真，而且还是不计后果的鲁莽。
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尾声的时候访问了日本广岛。他也是第一位访问广岛的美国总统。2016年5月27日，他在广岛发表演说时说：“科学使我们能够跨越海洋、穿越云霄进行沟通，使我们能够治疗疾病、了解宇宙，但科学也能变成更有效的杀戮机器。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真相。广岛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真相。若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人类的制度没有一起进步，那么结果可能是世界末日。原子科学革命需要一场与之并进的道德革命。”
奥巴马继续说道，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将我们不断加强的相互依存视为和平合作的理由，而非开展暴力竞争的原因。用我们的建设能力，而不是破坏能力，来塑造我们的国家。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反思，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员，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我找不到更好的话语来表达这个意思。这不是天真，这是当下残酷现实的本质。让我再重复一遍：天真才是务实。作为一种物种，我们要想在这个加速时代存活下去，就必须找到新的方法管理新的领域，也要找到新的方法管理旧的领域。是的，这需要我们的社会技术快速进化。
那么，要从哪里开始呢？
《火星救援》
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团结在一个健康的社区里。法律和护栏、警察和法庭，都比不上一个强大的社区更有约束力。非洲人的谚语是有道理的。他们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社区肩负着双重责任。它们创建了一种归属感，能够产生信任，而这种信任是黄金法则的基石。此外，对于那些想要越过雷池的人来说，社区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2001年9月11日，我在以色列。次日一早，我采访了以色列情报专家，询问他们对于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看法。在与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他们已经面对过许多类似的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回答。他们说，尽管以色列可以通过严密编织的情报网络阻止一部分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不让他们离开位于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的村庄并在公交车上或餐馆里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是，总会有漏网之鱼，除非巴勒斯坦的村庄对他们说“不”，除非这些村民说：这不是他们所认可的烈士，而是他们无法认同的谋杀行为。
在一个健康的社区中，人们不仅会为彼此着想，而且还会从脸书里走出来，走到彼此面前。一个健康的社区不会认同毁灭和欺凌，而且会动员起来反对这些行为。如果家庭、社区、文化以及宗教约束都消失了，或者从未出现过，那么，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会更加猖狂。
下面是2016年7月15日法新社发布的有关尼斯地区卡车司机实施恐怖袭击的新闻报道：
该名卡车司机涉嫌在尼斯滨海区用卡车冲撞人群并杀害了大量民众。在司法取证专家搜查他的公寓时，他的邻居说他是一个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独来独往的人。根据在卡车中找到的身份证明文件，警察确定该司机名为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是一名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人。该名司机所居住的公寓位于尼斯的一个工人阶级社区的一幢四层公寓楼中。法新社的记者采访了该司机的十几名邻居，他们将其描述为一个独居的人，沉默寡言，也不会在走道里回应邻居们的问候。
环境战略家哈尔·哈维曾经评论道：“让我夜不能寐的事情，就是想到有一个人坐在小黑屋里，吃着外卖披萨，盯着电脑，想方设法要打开胡佛水坝的闸门——只有在道德和社交方面与世隔绝的人才会想到要这么干。破坏一个水坝要比建造一个水坝容易多了。”在一个充斥着威力强大的个人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加倍努力，确保创建更多的有道德的社会环境，编织健康的相互依赖关系，接纳移民、陌生人和孤独的人，激励更多地方的更多人去建设而不是去破坏。
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就是想到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会憎恨或鄙视你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意识只能在一个社区里激发。“举国上下，各个学校与组织都在尝试塑造个性的新方法。”我的同事大卫·布鲁克斯在2015年11月27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方法，就是塑造浓厚的社区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个性不是由个体自己形成的，而是在交流中产生，在集体中塑造的。”
要想巩固并推广用健康社区塑造性格的做法，一个途径就是向人们展示心连心、手牵手所能带来的欢乐和成果。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在对别人做什么，而且是与别人一起做，我们能取得的结果将是巨大的、坚实的，也是能够带来改变的。
我很喜欢《火星救援》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因为演员精湛的演技和情节设计。电影讲述的是马特·戴蒙所饰演的美国宇航员在火星上陷入困境、孤立无援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一幕是：美国宇航局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组装好一个火箭，将至关重要的补给物资运送给被困的宇航员。但是火箭却在升空后不久爆炸了，因为在如此仓促的准备时间里，工作人员没能对火箭进行适当的检查，也没能进行飞行前的测试。正当美国宇航局手忙脚乱地寻找另一个解决方法时（建造一个火箭需要很长的时间），场景突然切换至中国。《中国日报》在2015年9月12日发布的影评中写道：“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内部会议室里，两名高级官员在讨论中国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如果这么做了，在政治上、外交上和经济上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恰好有一个已经整装待发的火箭。但是，由于这是中国的机密项目，世界上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火箭的存在。所以，即使他们不施以援手，也没人会知道。”
但是，中国人主动伸出了国际合作的援手，决定帮助这名被困火星的美国宇航员，使其不至于饿死。他们使用自己的运载火箭将这位受困者急需的物资送到火星上。我们看到中美航天专家合力解决了问题。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家航天局的领导与美国宇航局的领导肩并肩站在一起，和全世界的人们一道，为这个最终成功的援救任务加油。
遗憾的是，这种故事只会发生在好莱坞。这是一部政治性的科幻电影，因为正如《中国日报》在影评中提到的：“出于人权问题和国家安全考虑，自从2011年开始，美国国会禁止美国宇航局与中国开展合作。时任国会众议员的弗兰克·沃尔夫将这条禁令偷偷塞入了预算法案。沃尔夫是一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议员，在国会服务多年，曾担任负责监督美国宇航局的国会众议院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对《科学内幕报》的记者说，‘我们不想给（中国）提供任何机会从我们的技术中谋取好处。与他们打交道也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收获。’”
但是，《火星救援》的编剧和制作人有他们的想法。那个虚构的国际合作场景打动了我，而且它不止打动我一人。据报道，许多去影院观影的民众在影片的最后纷纷鼓掌，为好莱坞所描述的国际合作而鼓掌。然而，该影片的奇妙之处在于，导演使整个情节看上去十分正常，十分符合逻辑，十分正确——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一直这么做呢？若是如此，我们的生活不是会变得更好吗？”
作为一个物种，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将对“社区”的定义拓展到整个星球。这话说得很大，但却是句实话。如果大自然把我们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如果一个人的力量、机器的力量以及流动的力量能够同时影响我们每个人，那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社区。如果我们属于一个全球性的社区，那就必须像一个社区一样行动。
“相互依赖是一种符合道德要求的现实。”西德曼解释道，“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同舟共济，荣辱与共；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即便彼此相隔甚远，也能相互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与繁荣的策略只此一条：形成健康的、深刻的、持久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社区里的关系，商业活动中的关系，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繁荣，而不是一起沉没。这并不复杂，但却艰难。”英国环保主义者汤姆·伯克说：“我们在当今世界的座右铭应该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颗星球。’”
为何会如此艰难呢？因为“作为人类，我们的最大缺陷就是部落性”。未来研究所执行主任玛瑞纳·戈比斯说：“我们需要依靠集体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们的思维就是这么设定的。自人类燃起第一堆篝火开始，我们就一直是一种部落动物。”
这蕴藏着挑战，也蕴藏着道德创新的需要：在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所在的部落，我们必须拓宽社区的边界，就好像奥巴马总统在广岛演讲中所提出的：“我们这个物种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不受制于遗传密码，不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一个讲述共同人性的故事，一个不太会有战争、不太轻易容忍残忍行径的故事。世界曾经在这里被永久地改变了，如今这座城市里的孩子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戈比斯所言不差。我们生来就具有部落性，但我们的部落观并没有被铁丝网牢牢地限制住。与动物不同，我们是具有适应性的，我们能够通过学习了解到：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扩大篝火圈子，才能看到共同的人性，将邻座的人视为兄弟或姐妹。36岁的歌剧明星卡拉·蒂里科夫·卡纳莱斯在全球各地表演了80多次《卡门》。我与她的初次相见是在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的一个艺术节上。她在密西根州长大，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保加利亚人。她向我阐释了这种生活给她带来的挑战。她说，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她从小到大填表填到“种族”一栏的时候，都需要“在‘其他’这个方框中打钩。这令我觉得我不属于任何群体。这令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星人。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我认为，作为人类，我们渴望得到归属感。我试图在一个更广的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一个人，所以我属于‘所有’这个方框。我们都属于‘所有’这个方框……我们需要从‘其他人’转变为‘所有人’”。就在美国逐渐变成一个“少数对多数”的国家的时候，卡纳莱斯创立了自己的小组织，致力于拓宽围在篝火边的圈子，“帮助其他人完成由‘其他人’向‘所有人’的转变”。
2016年5月3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早间节目》栏目播报了社会科学记者尚卡尔·韦丹塔姆所做的一则新闻报道。韦丹塔姆的专长是研究人类行为中看不见的规律。这则新闻报道是关于一项与他人共舞能带来什么健康益处的研究。韦丹塔姆解释道，牛津大学的心理学研究者于近期在《进化与人类行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讲述了让志愿者们进入一个舞池，并教授他们不同的舞步时会发生的故事。在舞池中，研究人员将志愿者们分成四人一组，给大家带上耳机听音乐。配对的舞伴，有的是两个人学同样的舞步，有的是两个人学不同的舞步。在志愿者们随着音乐起舞之前和之后，研究人员将血压计袖带捆在他们的手臂上，测量了他们对疼痛刺激反应的阈值。
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呢？韦丹塔姆说道：
志愿者们在一起跳舞前和一起跳舞后，他们对疼痛的感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些学习同样的舞步，并且听到同样乐曲的志愿者，他们的舞步能够彼此同步……在跳过舞之后，明显显示出更强的忍痛力——他们的疼痛阈值提高了。
相比之下，听到不同乐曲的志愿者，或者就同一曲音乐学习不同舞步的志愿者，他们的舞步无法彼此同步。这些志愿者在跳舞之后，或是对疼痛的感觉没有变化，或是疼痛阈值降低了，感觉很疼。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呢？韦丹塔姆表示，研究人员是这么认为的：
当人们感觉某种经历是好的，那往往标志着这些体验达到了某些进化的目的。比如，由于某些食物对我们的祖先有生存价值，因此大脑在进化后会觉得这些食物是好吃的。
作为社会性的物种，成为一个组织的一部分有着生存价值。进化也可能使大脑适应这样的情况：当我们与别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或者当我们为了他人做一件事时，大脑会感受到一种获得奖励的感觉。和别人一起跳舞，尤其是在动作同步的情况下，会给予你这样的暗示：实际上，你与许多人都保持着和谐。研究者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文化中都有群舞的习俗，这也是为什么群舞会给人的健康带来益处。
在我对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默西的一次采访中，他也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十分痴迷于新的药品和新的疗法，但是，只要你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同情与关爱是我们拥有的最古老的药品，它们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当你行医之后，你很快会发现同情与关爱在康复过程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扩展这种疗法当然很困难，我并未心存幻想。或者说，我知道，有很多人仍然会想要逃离“所有人”的方框，而在“其他人”的方框中寻求庇护。欧盟之所以会诞生，是因为在经历了种族间的竞争和仇恨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痛定思痛，觉得还是联合成一个“共同市场”更好。但是，这样的认识近年来似乎在逐渐消退——英国公投脱欧就是一个例子。而且，这不仅发生在欧洲。自成年以来，我一直都以一个记者或专栏作家的身份在中东进行采访。我发现，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什叶派教徒与逊尼派教徒、伊拉克人与伊拉克人、叙利亚人与叙利亚人，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奔跑。最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很多人其实都明白这一点。
2016年5月2日，正当我在给本书收尾之时，《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叙利亚的报道，讲述了五年内战后当地的悲惨生活。在报道的最后，作者引用了85岁的萨利姆·艾尔-里法伊所说的一句话，他是大马士革的一座清真寺的看守人。里法伊说，即使是最糟糕的灾害也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这个同样也会过去”。但是，在它过去之前，里法伊说，他的同胞需要改变：“我们需要相信上苍，去做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需要互相帮助，重新做人。”
25万人死于内战，这接近叙利亚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叙利亚人已经忘记如何在叙利亚做一个人了。对于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刚果、卢旺达、乌克兰和波斯尼亚的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之中有太多的人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对彼此的憎恨超过了对自己孩子的爱。这就是忘记如何做一个人的真实写照。忘记如何做一个人，意味着杀一个人仅仅是基于他的宗教派别、宗教信仰，或者他的身份证或他的口音。即使杀人者知道这样做意味着撒下仇恨的种子，并且仇恨之火终将焚毁他们的后代脚下的土地，摧毁他们的未来。这与建设社区是截然相反的。
如今也存在值得注意的相反的趋势。例如，2016年4月22日，这一天是地球日，来自175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尽管协定仅达成了自主控制碳排放的最低标准，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最低标准的数字已经非常之大。在此之前，这样一份为了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危险上升的、期盼已久的协定，还从未在这样“全球化”的范围达成过。的确，可能是大自然加速的挑战终于让人类的思维从“其他”转向了“所有”。哈尔·哈维表示，该协定是一个最佳的例证，证明了人类有能力在消灭所有人或者拯救一切之间做出选择。随着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以及能效的上升，“破坏气候和拯救气候的代价是相等的。我们所要付出的金钱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会产生不同的赢家和输家”。煤炭和石油公司，以及传统的公共电力设施企业将成为输家。而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以及其他高效的分布式能源的供应商将会成为赢家。“然而，在宏观层面上，要么全世界都获胜，要么整个星球都会失败。由此带来的影响将会波及未来的每一代人，并且丝毫不会受到国家疆域的限制”。
这是对我们的召唤。重复一遍奥巴马总统在广岛所说的：“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不是天真烂漫的想法，而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这是每个人的工作——家长和政治家、老师和精神领袖、邻居和朋友。如果你在寻找一个故事，我可以向你推荐乔纳森·马尔兹曼所讲述的一个故事。马尔兹曼是我所在的马里兰州科尔沙龙犹太教堂的拉比。2015年的犹太新年时，他用如下这段话开始了他的布道：
一位拉比曾经问他的学生：“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夜晚什么时候结束，白天什么时候开始呢？”学生们认为自己领悟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有许多只能在夜间开展的祈祷、仪式和习俗，也有许多只能在日间进行的祈祷、仪式和习俗。因此，知道夜晚什么时候结束，白天什么时候开始是很重要的。
于是，最聪明的学生最先回答：“拉比，当我朝田野望去，能够分辨出我家的田地与邻居家的田地，就是夜晚结束、白天开始的时候。”第二名学生给出了他的回答：“拉比，当我从田间看到一间屋子，并且能够分辨出我家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就是夜晚结束、白天开始的时候。”第三名学生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拉比，当我看见远处的一个动物，并能分辨它是什么动物，不管是牛、马或是羊，就是夜晚结束、白天开始的时候。”接着，第四名学生又给出了一个答案：“拉比，当我看到一朵花，并能分辨出它的颜色，无论是红色、黄色还是蓝色，那就是夜晚结束、白天开始的时候。”
孩子的回答让拉比越来越悲伤、严肃。最终，拉比大喊：“不！你们都不明白！你们只会分隔！你们将自己的房子和邻居的房子分隔，将自己的田地和邻居的田地分隔，将一种动物与另一种动物分隔，将一种颜色与所有其他颜色分隔。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个吗？分隔再分隔，直到将世界撕裂成碎片吗？世界还不够支离破碎吗？世界所裂成的碎片还不够多吗？这是律法存在的意义吗？不，我亲爱的学生们，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学生们震惊地看着拉比悲伤的脸。“那么，拉比，请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夜晚什么时候结束，白天什么时候开始呢？”
拉比注视着学生们的脸，嗓音突然变得温和而恳切。他回答道：“当你看着你身边人的脸，看到的是你的兄弟或是姐妹时，夜晚才结束，白天才开始。”
让那样美好的一天加速到来，是我们这一代的道德使命。我不知道它将在哪里结束，但是我知道它必须从哪里开始——它的开始，必须通过将人们安置在紧密团结的家庭和健康的社区里。如果人们是漂泊无定、内心不安的，那么，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们会在所有的场合都遵循道德的黄金法则。以我的能力，我无法告诉你如何塑造牢固的家庭，但是我对于强大的社区略知一二，因为我就成长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因此，请允许我带你回到我的家乡，作为我们这段旅程的结点。在那里，我会讨论在这个加速的时代中，提升韧性和驱动力所需的最后一种创新——建设健康社区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