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制定非常高的目标。我的工作是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之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的工作是画出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我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这就是领导和管理之间的区别。
老板
权力和实施管理依赖于获得权力提供者的信心。如果一名领导者管理的那些人觉得自己的领导者对于工作都事无巨细地关注，那么这位领导绝不可能成功。在足球中，提供权力的人是俱乐部的老板。如果他们非常信任并且支持自己俱乐部的教练，那么教练的工作会好做很多。当我在东斯特灵郡队申请自己第一份兼职教练工作时，我太急于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了，而没有注意到俱乐部的情况以及掌管财政的人的性格。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快就意识到，对于那些你需要进行汇报的负责人，了解其性格是何等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自己的雇主、老板的性格或是他们在集团内部营造出来的氛围。但是这一点在足球界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有太多糟糕的老板。关于球队长期稳定的所有权，准备好必要的投资来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团队，关于这样做的好处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在各行各业的管理中，这都是无价的基础。我读过很多关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书，我想那些总领着各种各样公司的领导者会更多地考虑到长期的繁荣，而相比之下，那些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则会担心如果下个季度的收入不佳就会跟投资基金管理人发生争执。如果你有老板或股东，而他们只看重短期结果，这会让每个人都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之中。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足球。
足球教练们应该寻找自己的沃伦·巴菲特——那些有长远眼光的人；那些为球队提供建设资金的人；那些不会干涉日常管理的人；那些有求必应的人；那些明白自己只需要做两个决定的人：一、更换教练或首席执行官，二、卖掉俱乐部。然而不幸的是，在足球的世界里，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而且最近50年来，球队的老板开始从当地商人变成了外国的寡头、阿拉伯酋长和对冲基金经理，他们追求的只是涌入英超联赛的海量的电视收益，这让问题变得更糟。
对于这些老板来说，他们应该明白足球跟他们经营的商业不同，虽然他们在那一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是俱乐部不是连锁超市、银行或电子产品批发商。
足球是一项鲜活的娱乐项目，其规模无与伦比。你不能像生产电话或剃须刀一样胸有成竹地生产成功，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表现、情绪的随机影响、机会和伤病。同时所有的老板还必须实事求是。一名忠实的球迷也许会一场不落地观看球队比赛并期盼胜利，但是俱乐部的老板则必须脚踏实地。
自我执教曼联之日起，到2013年退休，英超联赛中的48支俱乐部总共雇用过267名正式的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还有俱乐部找不到教练。2014—2015赛季初，阿尔塞纳·温格执教的英超比赛次数比其他教练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大部分英超俱乐部中的教练的真实称号应该是“临时教练”。
我在曼联执教期间，切尔西换了13位全职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曼城队换了14位（不包括临时教练）。当我得知切尔西为解雇那些教练支付了多达4000万英镑时，一点儿都不惊讶。切尔西和曼城都曾雇用过很多教练。在英超联赛中，糟糕的雇佣案例比比皆是。比如说利物浦队，2010年该俱乐部解雇了拉斐尔·贝尼特斯（Rafael Benítez）。他们的老板四处打探，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罗伊·霍奇森身上，他刚刚带领富勒姆队打进了欧洲联盟杯的决赛。利物浦队雇用了罗伊，但是不到6个月就将他解雇了。我不确定整个欧洲范围内的情况是否更好些。我执教曼联期间，拜仁慕尼黑更换了14名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虽然有时同一名教练被雇用了若干次。这样做简直是愚蠢透顶，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频繁更换教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多年以前，足球教练们有着更长的职业寿命，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球队老板都来自周围社区，他们更看重长期的成功和球队的稳定，而今天的老板们则不同。1945年到1969年的这25年时间里曼联队的主教练一直是马特·巴斯比（他于1970年到1971年又返回了俱乐部）；1962年到1975年，乔·哈维（Joe Harvey）在纽卡斯尔联队执教13年；1925年到1934年，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在阿森纳队执教9年，此后乔治·阿里森（George Allison）于1934年到1947年在此执教13年。斯科特·西蒙在流浪者队执教13年（1954年至1967年），而在他之前，比尔·斯特鲁斯（Bill Struth）在该球队执教长达34年之久（1920年至1954年）。
最让教练感到安心的事情就是感觉到自己老板的支持。就像一位年轻人从事第一份工作，他们往往在集团的最底层，也正如一位领导者得知自己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你的老板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灭你。这是我在阿伯丁队执教时领会到的，当时我的老板是迪克·唐纳德。他对我的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这一点在我刚到俱乐部的第一年显得尤为重要，那是一段坎坷的时期。当时我还不得不面对前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Billy McNeill）带来的问题，他很受球员们的欢迎，他离队后去了凯尔特人队当教练。1979年3月在苏格兰联赛杯决赛中，我们以1:2输给了流浪者队，我当时沮丧至极。有不少球员公开表示他们更喜欢以前的教练，而当地的报纸、媒体和杂志也都开始质疑我的执教资格；我把这些都告诉了迪克。他说：“我雇用你是因为你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我对媒体怎么说不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不要抱怨，你是个男人。”这番话着实让我为之一振。
我来到曼联之后也得到了同样的支持，尤其是我初到曼联时，在开始获得奖杯之前的那段时期。1990年的足总杯上，我们去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场踢比赛，那场比赛被宣传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孤注一掷的一战。就在比赛前一天，马丁·爱德华兹给我打电话，他的话简单却又意义非凡：“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你都不会丢掉教练一职。”
我是幸运的，无论是在阿伯丁队还是在曼联队，我的大老板都以球队为骄傲。在阿伯丁时，迪克·唐纳德1949年加入该俱乐部并于1970年成为主席。他绝不能容忍其他股东干涉球队的事务。他的年度股东大会通常会在3分钟内结束；最长的一次开了7分钟，是因为一位当地的商人挑起了一些事端。虽然迪克在年轻时也曾做过一阵子职业球员，但是他明白俱乐部老板和教练之间的分界线。我从未感觉到他试图证明自己在足球方面懂得比我多。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事。对于那些最棒的老板来说，如果下属选择离开他们，他们会确保下属能够加入一个更大更优秀的团队，并引以为傲。迪克·唐纳德就是这样一位老板，1986年我告诉他我打算离开阿伯丁队，去更大的俱乐部迎接新的挑战。他很郑重地告诉我，我需要考虑的俱乐部只有一个：曼彻斯特联队。当时，我对于曼联是否对我感兴趣不得而知，但是迪克提及了这支球队，这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更使我信心满满。当我最后离开阿伯丁队时，我知道他并不想让我离开，但是我还是带着他的祝福离开了。那是一种无价的恩赐。
现在我会告诫那些正在寻找球队的教练，他们一定要确保俱乐部的主席明白他们工作的复杂性。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俱乐部或是去扭转局面，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都是最大的奢侈品。无论是实施自己的想法，还是把球队结构落实到位，这都需要时间。如果这些教练很幸运，找到了一位理解他们工作并愿意给他们时间的老板（这样的人实属罕见），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成功。否则，如果他们不能取得成绩就会被解雇。每一名足球教练都曾被解雇过，我也不例外。虽然并非因为足球——何塞·穆里尼奥、阿尔塞纳·温格和卡尔洛·安切洛蒂都曾被解雇过，只有那些刚刚进入这一行业的教练未曾体会被解雇的滋味。
确实有一些很棒的俱乐部老板，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经营了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Ipswich Town）的郭保德家族（Cobbold family）堪称足球界的宝石。他们深深地植根于周围的社区之中，拥有数家酿酒厂和酒吧。阿尔夫·拉姆齐（Alf Ramsey）和博比·罗布森都曾在伊普斯维奇执教过，这样的老板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如今在伊普斯维奇镇上有一家名为“郭保徳俱乐部”的贵宾俱乐部，虽然该家族已经久未参与其中了，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影响力。很多俱乐部都会忘记自己之前的老板。阿森纳的老板们也是有远见卓识的。几十年来，该俱乐部都由两个家族所有——布雷斯韦尔（Bracewell）-史密斯（Smiths）和希尔（Hill）-伍兹（Woods），接着是大卫·戴恩（David Dein），他是一位股东兼副主席，是他为阿森纳队招来了温格，并且是推动俱乐部长期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来到曼联时，马丁·爱德华兹是俱乐部主席，同时也是最大的股东。他继承了父亲路易斯·爱德华兹的职位和资产，他父亲于20世纪70年代初买下了曼联。
正如我之前所说，马丁跟迪克·唐纳德有很多相同点。他不会去试图证明自己的足球知识，他非常清楚老板和教练之间的区别，总体来说我们相处得不错。
格雷泽家族在买下曼联后饱受谴责。人们批评该家族向银行支付了高额利息来买下曼联，同时还有各种其他费用。还有一些人说曼联之所以再度成为公开上市公司，是因为格雷泽家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投资赚钱了。我经常会接到一些球迷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他们要求我支持各种反对格雷泽家族的活动，逼迫他们下台。每当他们为之疯狂、闹得不可开交时，就会有人说如果我辞去主教练一职，那么格雷泽家族就不得不把俱乐部卖出去了。这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告诉那些激进的球迷：“如果我辞职了，你们认为周六曼联队会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比赛吗？”
在我执教曼联期间，格雷泽家族的成员从未给我找过麻烦。也许很多人都会感到惊奇，但是从一个教练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很不错的老板。一位教练希望从老板那里得到四样东西：不干涉球队、购买新球员所需的资金、支持和合理的薪水。当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时，他们宣称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那时已经持有美国球队坦帕湾海盗队（Tampa Bay Buccaneers）10年之久了。当他们接管曼联之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调整。相反，他们买下球队之后没有解雇任何人。他们很看重持续性。无论是球队的商业部还是教练组都没有出现人员改变，而且他们从不会在阵容和球队战绩方面给我施压。这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领导方式。
他们从不会对我说“不”，或者拒绝我所关心的事情。我可谓是他们的天赐之物，因为我从不向他们索要高到离谱的金钱。当2012年我们以2400万英镑买下范佩西时，那是我们为了引进一名29岁的球员开销最大的一次，而格雷泽家族也仅仅问了一下范佩西的年龄。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2008年我们以3075万英镑从托特纳姆热刺队买来了27岁的迪米塔·贝尔巴托夫。虽然他在2010—2011赛季打进了21粒入球，并列英超射手榜榜首，但是贝尔巴托夫潇洒而又怠惰的方式并不适合曼联。于是在2012年，我们以30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富勒姆队。因此我理解格雷泽家族为什么会询问范佩西的年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你有机会得到一位如此才华横溢的球员时，你就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是一名有抱负的足球教练，或是梦想着执教一家大型俱乐部，那么我会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对俱乐部所有权的构成进行谨慎的观察。伯明翰城足球俱乐部（Birmingham City）的前主席杨家诚（Carson Yeung）目前正在监狱里。曼城队的前老板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正在进行自我放逐，无法回到泰国。当然还有很多英国籍的无能的球队老板，他们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不懂足球。如果他们买下了一支在英超垫底的球队，他们也会渴望能够赢得顶级俱乐部才能享受到的财政收入；如果他们去低级别联赛中买下了一支球队，他们就会奢望球队能够晋级英超联赛。
当某位球员和教练发生争执时，即使是最糊涂的老板也知道支持球员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俱乐部中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经常会有整支球队都与教练对抗的例子，但是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据报道，2013年，当一群球员闯入了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之后，保罗·迪卡尼奥（Paolo Di Canio）就被桑德兰队解雇了，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我只知道，就算一名球员被他的经纪人搞得自怨自艾，陷入了疯狂，这时老板们也不应该站在他那一边。
那些曾经当过球员，后来想当教练的人中，大部分都跟我加入东斯特灵郡队时一样。他们都是那么孤注一掷，任何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能把他们吸引走。他们无法忍受在家中等电话的感觉，而且那段失业的日子会让任何人都怀疑自己。但是这些教练总是太过于心急了，殊不知在他们签署新合同的同时，他们也签下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他们得到的回报简直是可笑的。一只苍蝇的寿命都比英超球队教练的寿命要长。
虽然证据是如此明确，那种渴望和雄心总会压过残酷的现实。几年前，曼联的著名射手奥莱·索尔斯克亚正在跟卡迪夫城队磋商执教事宜，他曾经在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上打进制胜一球，帮助球队战胜了拜仁慕尼黑。他退役后曾经执教过曼联预备队，后来返回了他的祖国挪威去执教莫尔德队（Molde）并大获成功。在挪威度过了几个赛季之后，他开始渴望能够执教一支英超球队，我在读报纸时获悉他已经跟卡迪夫城队的老板陈志远（Vincent Tan）进入到最后的磋商阶段，后者刚刚解雇了马尔基·马凯（Malky Mackay）。我暗自想道：“他肯定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份工作——这一定会是一场梦魇。”于是我给他发了短信并且给了他一些非常坚定的建议。我告诉他：“明天是你能够对老板表现得最为强硬的一天。所以你需要在合同中涉及所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执教的事宜，哪怕是再小的细节。”9个月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陈老板决定换一位教练。而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说，好消息是他有一份滴水不漏的合同，而且一定会有老板欣赏他的才华。
还有一些教练也很倒霉，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做报告的老板换人了。布莱克本队的主教练山姆·阿勒代斯在球队被拉奥家族（Rao family）收购后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拉奥家族是V.H集团的主人，这是一家印度的运营鸡肉加工农场的公司。在他们买下该球队几周后，新任老板就解雇了执教2年的阿勒代斯。虽然阿勒代斯获得的资金援助很微薄，但是他始终让布莱克本在英超中保持着不错的位置。拉奥家族雇用了一位代理人杰罗米·安德森（Jerome Anderson）作为顾问，解雇了阿勒代斯，然后让原来的助理教练史蒂夫·基恩（Steve Kean）担任主教练。接下来，为了证明他们对足球管理的无知，拉奥家族甚至要求基恩坐飞机去印度参加董事会会议。2年后他们也炒了基恩，让一位曼联前球员亨宁·伯格（Henning Berg）担任主教练。亨宁·伯格后来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警告他注意自己的老板，但是他在被挪威球队利勒斯特罗姆足球俱乐部（Lillestrøm）解雇后太渴望重回赛场了。57天后，他也被炒了，但是获得了法院判给他的220万英镑的违约费。
有的教练鞠躬尽瘁，但是从老板那里获得的待遇却非常糟糕。乔克·斯坦在凯尔特人队执教13年，带领球队赢得了25座奖杯，并于1978年退休。你几乎找不出一个比乔克更优秀的领导者。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所有的赞美之词都给了球员。但是尽管他做了这么多，董事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董事会席位。他们告诉乔克，他可以去凯尔特人的商店工作。他们对乔克的助理教练肖恩·法隆也是如此，而他在俱乐部待了28年。他们为球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而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实在让人震惊。
有时我的助理教练们会有离开曼联队的打算，因为他们知道我肯定不会离开曼联——我总会告诉他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史蒂夫·麦克拉伦代替了我的助理教练布莱恩·基德，但是3年后他也开始跃跃欲试，希望执教一支球队了。那时西汉姆联队和南安普敦队都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他最后选择了米德尔斯堡队，原因就在于该球队的老板史蒂夫·吉布森（Steve Gibson）的名声很好。他非常年轻，并且已经做好了投资俱乐部的准备。米德尔斯堡拥有一处非常棒的训练场，麦克拉伦很喜欢这一切。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老板。麦克拉伦的决定表明了花时间对形势进行评估的好处。他做了准备工作，花费时间去评估这个俱乐部，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是否能够从老板那里获得支持进行了判断。这证明了花费足够的时间去做重大决定的重要性，而不是见到机会就急于去抓住。
控制
我经常会被描绘成一个对权力充满渴望的暴君。对此我不敢苟同，这一点也不奇怪。我承认自己对于成功有着热切的渴望，并且很重视保持完全控制，但是——依我看来，这些都是有效领导的必要条件。那些无法控制航线、调整航速的船长是不能够安全抵达港口的。足球俱乐部也是一样。一位寻求控制的领导者跟渴望权力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控制和权力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任何集团的领导者都会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种东西很容易被滥用。当一个人依靠恐惧感来领导，滥用权力的副作用就出现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其中部分原因是我的岁数越来越大，而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只有少发脾气，真正发起脾气来才会更有效。我认为如果你的部下始终都对你心存畏惧，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当你有正当理由时，发脾气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一点儿小事情就动怒的话，会让整个团队都瘫痪掉。每当我发了脾气，那片阴云可能会持续一天左右。虽然对于我这种所谓的“大声宣泄”，有的球员毫不买账，但是我敢肯定很多球员，尤其是那些年轻球员都会在那里瑟瑟发抖。有时我并未注意到我的寥寥数语会给某名球员带来的影响。人们经常会告诉我，就算我动动眉毛或者只是看了某些球员一眼，他们都会被吓坏。我可以肯定很多领导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把其他人吓跑，特别是如果他们很少提高嗓音或是把茶杯摔在地板上，就更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讲道理并且充满同情心。但是任何有权力涨工资或是解雇他人的人几乎都看起来很吓人或令人恐惧——或者两者兼具。但是我需要为自己做出解释，媒体的报道让我看起来总是一副坏脾气。但是如果你看看我的球员，你就会发现球员们都很享受比赛，并且会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见到我就瑟瑟发抖，或者他们都不敢直视自己的老板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的。如果曼联队是这种情形，人们看到的将是一支专心于避免失败的球队，而不是一支追求胜利的队伍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屈不挠而又公正的人，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怪物。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曼联队也越来越成功，我逐渐开始明白了一个眼色、点头或是皱眉就可能扰乱一些球员的信心。当我对球队进行训话时，我会注意不去挑出那些新入队的年轻球员，而是把目光放在敢于直视我的那些球员。如果我知道无论我怎样精心组织自己的语言，有一名球员都会因为我的话而彻夜难眠，我通常会让迈克·费兰替我传达这一信息。他后来成了曼联的助理教练。严厉的训斥和大发雷霆这两种方式，如果用得少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无论做任何事情这都是消极的具有破坏力的方式。让人们对自己有信心，对团队的方向保持信念，这样做要比像匈奴王阿提拉一样去统治好得多。
与此同时，我通常会非常谨慎地保证自己的控制力不会被人篡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那些尝试破坏我的控制的球员卖掉的原因。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说这话我有些犹豫，因为这很可能会被误解为麻木不仁。有人曾经说过：“墓园里躺满了那些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我只是无法让自己的俱乐部以某一两个人的未来或健康状况为中心。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假如我从未跟一名球员在管理上发生冲突，而且他们也从未给我找过麻烦。如果他们长期受到伤病困扰，或是需要休赛很久，或是干脆结束了职业生涯。这时，我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让球队取得成功。幸运的是，在我执教曼联期间仅有少数几次重大的球员问题需要解决。C罗毕生的愿望就是去皇家马德里踢球，而当我们兑现对他的承诺时，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我必须重建球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展望球队的未来。我不愿意失去他，我知道他的离去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进攻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空缺，但是我同样也知道如果我做出了正确的决断，那么曼联队还会继续繁荣下去。
人们很容易认为控制的开始和结束由运营该机构的人说了算，事实并非如此。人们经常会把我说成是一位控制癖，但是我并不这样看自己，因为这样是无法运作一个集团的。我当然希望能够了解俱乐部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跟我工作相关的事情，诸如：在训练过程中对球队或预备队进行观察、队医的最新报告、球探们的新闻、下一场比赛日的天气预报和球场情况。但是我不可能顾及所有的事情，我无须知道球队洗衣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洗衣粉或者是比赛日节目中用的是什么字体，这些事会有人负责。我是操纵木偶的大师，而不是控制癖患者。
授权
控制和授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年轻时，我本能地想去控制一切。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自己亲力亲为就是完成任何事情最快最好的方式。
没有人告诉我与他人合作或者授权他人去做事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前提是他们知道你想要什么并且对你言听计从。我逐渐开始理解这正是管理和领导之间的差异。
我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关于领导学的教育。显然，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也会留心教练们的言行，但是在足球俱乐部里没有那种长达数十年之久的CEO培养计划，如通用电气或高盛投资公司。没有一个俱乐部会把一位心怀梦想的教练送去哈佛读行政工商管理硕士或是让他去其他商业学校就读。因此我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并运用自己的智慧。我从未管理过别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通过其他人帮你做事会让你收获更多并且扩大你的控制范围。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能干的管理者。抛开足球不谈，公司培养方案旨在批量生产数以千计的管理者。在曼联队，有很多人在某一领域的管理都比我强得多。球队草皮修理人员的管理者在土壤管理和灌溉方面比我懂得多。我们的队医所涉及的领域也不是我能不懂装懂的。我们青训队的教练比我更了解小伙子们的能力。于是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的工作是制定非常高的目标。我的工作是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之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的工作是画出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我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这就是领导和管理之间的区别。
在我执教之初，即在苏格兰的东斯特灵郡队和圣米伦队初试牛刀时，由于缺乏资源，我的那种天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化了。那时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雇用太多人，于是我会凡事都亲力亲为，我那时认为自己可以统治世界。我会去买清洁材料和草皮，确保比赛当天馅饼的供应量充足，而且十分关心比赛日节目的内容。我禁止那些长期支持者进入茶室免费享用馅饼和保卫尔牛肉汁，此举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事，我想到的事情就是对的，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阿伯丁队和曼联队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教会了我授权的好处。当你成为一名管理者时，注重细节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你也要明白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到每件事。有些教练简直就是狂热分子。在约翰·克鲁伊夫执教巴塞罗那时，他会在比赛前一天带着仪器去球场检查湿度水平，他甚至会要求将草皮修剪到一个指定的高度。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虽然我越来越擅长授权，但是有时我还是会去注意细节。有一件事我总是会非常关注，那就是球场的宽度。我的对手都知道，我喜欢宽的球场，因为我们可以依靠更大的跑动空间击垮对手。有一次我们在曼城队之前的主场缅因路球场（Maine Road）比赛，早上我去球场进行视察，发现球场管理员们正在按照命令缩短球场的宽度。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在赛季开始时各球队就已经登记过各自球场的规格。于是我去裁判那里进行了投诉，让他们把球场恢复到原来的宽度，最后我们以3:0横扫曼城。
这些都是特例。总体来说，你最好向周围的人解释清楚，告诉他们你在乎细节，而具体工作需要他们来做。
我信任那些我雇来做事的人，我相信他们能把工作做好，有任何问题也会来问我。在曼联时，我雇来做事的人就是教练组成员或球探，但是对于队医、运动科学家和录像分析团队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都接受过必要的训练，有技术背景，比我要专业得多。我不是医生、营养师或电脑奇才，因此虽然是由我来决定雇用那些非常有才干的人员，让他们运营各个部门，但是他们所遗忘的专业知识比我懂的还要多。如果一位医生说一名球员不能上场，我绝不会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改变建议。这些部门中不少人都是从各自领域的底层做起的，但是后来他们展露出了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了晋升。史蒂夫·布朗最初只是一位试用的录像分析师。他逐步得到了晋升并开始崭露头角，他也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断获得涨薪机会并成为其团队的核心人物。
随着足球事业的发展，其团队成员也越来越多。这就要求足球经理需要进行更广泛的任命，并对其周围人员进行授权。如今所有的大型俱乐部都有首席执行官，由其负责全部的商业活动并确保账目平衡，这对于很多俱乐部来说，不至于太过失控。因此我让大卫·吉尔负责电视合同、拉拢赞助商、敲定球员合同的细节、管理财政和市场营销部、应付稽查员和律师、确保俱乐部遵守健康与安全条例以及适用于所有集团的法律法规，更不用说那座定期会有75，000人聚集在一起的球场了。因为我手头已经有太多跟足球相关的工作要去做了。
关于授权的力量，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从我执教之初一直牢记于心。1972年我去德比观看一场赛季末的大型比赛——利物浦队对阵德比郡队。乔克·斯坦帮我弄到了门票，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比尔·香克利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参观了德比郡会议室。当时已经是晚上7：25了，7：30比赛就开始了。于是我问比尔他是否需要跟自己的球员在一起。他说：“孩子，如果在赛季的决胜局比赛中我一定要跟球员们在一起，那么他们肯定出了什么毛病。”
当我们走进球员通道时，所有的球员都已经站好了队，除了队长汤米·史密斯（Tommy Smith）正在用头颠球。香克利对他说：“汤米，让对手回家吧！孩子，你知道该怎么做。”这句话充分证明了香克利的领导方式。
决策
有效的授权依靠的是其他人做出决定的能力。有些人能做决定，而有些人则不能。如果你天生优柔寡断，可以允许事情处在暂停状态，那是行不通的。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几位教练就经常改变主意。圣庄士东的博比·布朗会将首发队员名单钉在板子上，如果有人对此阵容怀有异议，半小时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份新的名单。
像博比·布朗这样的人也许缺少的正是坚持决策的信心，而其他人则会一直去追求那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信息，并以此为借口不做出决定。在足球的世界里，我想对于其他领域也是一样，你做出决定所依据的是你目前可以使用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你渴望得到的信息。我从不会因为信息不完整而无法做出决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在曼联执教期间，我炒掉了一些优柔寡断不能做决策的人。对于那些稀里糊涂的人，那些根据自己最后一次的交谈做出判断的人，我无法跟他们合作。他们只会让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1986年我来到曼联时，球队的球探是托尼·柯林斯（Tony Collins），他在唐·里维（Don Revie）执教利兹联队的黄金时期也担任其球探。托尼人很好，但是他无法就某一名球员给我提出建议。他经常会说“你自己去看看好了”或“你去瞧瞧嘛”。第二年夏天，我辞退了他，让莱斯·克肖替代他，这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选择。
有些人的性格更适合当二把手而不是领导者。这并非批判，虽然听起来有这种味道。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二把手，因为在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成为领导者的需要。其实要做好二把手并不容易，因为即使你跟领导者一样辛苦，最后你也无法获得他那样的荣誉和收入。布莱恩·基德担任我的助理教练长达7年，表现堪称完美。后来他曾尝试去做主教练，但是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后来他在曼城队担任助理教练却大获成功。
关于决策还有一个问题是时机，决策的时机也许只有两个——太早和太晚。如果我注定会犯其中一个错误，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直到1990年我将近50岁时才完全领悟到这一点。那是我执教曼联的第4个赛季，我最终决定对球队进行大换血——而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在几个赛季前就应该去做了。
如果一个人在为他人做决定时都举棋不定，那么当他们为自己做决定时情况会更糟，因为其中会纠结着情感和不清不楚的判断。在足球界，总会有人去做那些赔本的买卖。2008年当卡洛斯·奎罗斯第二次离开曼联去执教葡萄牙队时，我告诉他他疯了。我说：“你只需要考虑两件事——你是否能够带领葡萄牙夺得世界杯冠军或欧洲杯冠军？然后你告诉我：葡萄牙是否夺得过世界杯冠军？”但是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执教自己的国家队，他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那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如果当年他没有回自己的祖国，现在很有可能接替我成为曼联主帅了。
在我年轻时，我做过很多冲动的决定。
我记得执教圣米伦队时，我在比赛开始仅7分钟时就换下了中场球员比利·斯塔克（Billy Stark）。那是一次愚蠢的换人。除非他被起诉、受伤或者因为入室盗窃而被捕，那么在比赛进行不到1/10时把球员换下场都是很愚蠢的，因为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认为他很不错，可以进入首发阵容。事实证明，那场比赛我非常需要比利·斯塔克。数十年后，当曼联队0:2落后于西汉姆联队时，正如我之前所说，上了年纪之后我会更加谨慎。那场比赛我让帕特里斯·埃弗拉首发，打左后卫。但是当时他正被国际税务缠身，并且不好的状态表现在了球场上。我耐心地等到上半场结束，换下了埃弗拉，让吉格斯去打左后卫，最后我们以4:2获胜。
在我进行球员买卖的过程中也做过一些非常欠考虑的决定，事后我非常后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01年我们把荷兰后卫雅普·斯塔姆以几百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拉齐奥队，这比1998年我们买下他的价格要高。斯塔姆那时已经29岁了，刚刚伤愈复出，并且拉齐奥开价不菲，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他卖给了拉齐奥。6年后，他仍旧在阿贾克斯效力，并且在此期间曾经帮助AC米兰打进了欧洲冠军杯决赛。2010年，我们买来了葡萄牙前锋贝贝（Bébé），那时我们还没有像平常一样做好侦察工作。贝贝在曼联过得很不好，从来没能够融入其中，我们在把他租借出去几次之后，最后还是把他卖掉了。
有时犹豫让我付出代价。2007年我们从西汉姆联队借来阿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之后，我们就开始考虑跟他签长期合同了。但不幸的是特维斯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特维斯的所有权是属于不正当的第三方所有权，由第三方控制。这让沟通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们错过特维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不清楚我们是否需要他。在2008年圣诞节前，我们本来可以以2550万英镑买下他，但是我想多观察观察他的表现。在我做出决定时已经太迟了，因为曼城队以4700万英镑的高价买下了他。
我尽量不想花太多精力去思考其他教练做出某些决定的原因和方式。因为我的时间很紧张，尤其是当你并未参加他们的讨论或者不熟悉他们的具体情况时，想要猜测别人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执教生涯中对此深有体会。例如，当我1995年卖出了因斯、休斯、坎切尔斯基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但是他们未曾意识到有一大批颇具天赋的球员正在冉冉升起。如果一个顶级俱乐部签下了一位我们曾经拒绝过的球员，我就经常会感到迷惘，虽然私底下可能会有所抱怨，但我还是会对其他教练的英明决定备感钦佩，尤其是那些抢在我们前面下手的教练。无论怎样，说起决策来，没有什么能比古巴导弹危机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做出的决定更英明了——他的冷静、拒绝向压力低头（无论是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他在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无情的媒体时应对不完整信息的那种意愿，让其他决定都黯然失色。做出一个在周六的下午让75，000人感到高兴的决定是一码事，而拯救亿万生灵免受核战争之灾是另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