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在其他运动中一样，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数据迷。统计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会去看这些数据，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组建球队的依据。数据更适合被用来衡量标准是否得以保持。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告诉你一名球员是否偷懒，态度是否端正。这些证据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场上。
创新
在1986年到2013年期间，曼联队的商业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曼联队执教的最后一年，俱乐部的收入高达3.63亿英镑。虽然球队在赛场上取得的成绩为财政收入的上涨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几乎很少参与到俱乐部赚钱的细节当中去。俱乐部的商业发展由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来负责。他们负责和赞助商进行沟通并就赞助合同进行磋商；扩展我们的宴会、款待和活动项目；组织赛季前的旅行并为媒体和市场营销部提供素材，包括曼联电视台、网站、杂志和今天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他们还建立了人力资源部，因为当你雇用着800名员工时，这个部门是必需的。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俱乐部的发展发生了变化。
回顾过去，我想自己可能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我会被调离自己现在的职位，去负责俱乐部中更多的事务。但是俱乐部的职务总有着自然的划分，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个顶级球队的教练在执教足球的同时还能负责俱乐部的商业活动。足球界中的责任划分跟报社、时装商店或广告公司中的划分类似。你需要有人去负责各自产品的编辑、设计或创意。同时，你还需要一名首席执行官，总管全部商业活动——订阅和广告销售，开店和卖衣服，跑客户和控制收支平衡。无论怎样，我已经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让球队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要提前应对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变动。
在过去的40年里，技术上的进步和大量的信息让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都发生了变革。如果你对比一下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开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斯特林·莫斯开的赛车，克里斯多夫·弗罗梅（Chris Froome）赢得环法自行车赛时骑的自行车和20世纪70年代艾迪·梅尔克斯（Eddy Merckx）骑的自行车，或是对比罗德·拉沃（Rod Laver）和罗杰·费德勒的网球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方式都有着极大的差异。
很多领域的创新都在足球俱乐部中得到了运用。每支球队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战胜对手的优势。一旦抓住了这一优势，你就希望能够将之保密，虽然难免会走漏风声，其他球队也会争相效仿。在过去的30年里，曼联队的创新和信息可谓是齐头并进的。
饮食得到了改善；球员的职业寿命延长；球场——多亏了土壤技术——也有了更好的排水系统、地下供热和各种更强壮的草皮，再也不会在第一场雨过后成为一片泥泞的沼泽了；足球也不像以前那样爱吸水了；球员们现在穿的球衣都是合成材料制成的，而在几年前他们还穿着棉毛制品。如今顶级足球赛事的节奏要比30年前快上很多，一部分原因是1992年出台的回传条例，但是更多的是因为球场质量得到了重大改进。这些球场给了当今球员一个绝佳的舞台。我敢打赌，其结果就是今天的球员的跑动量要比20世纪60年代球员的跑动量高15%。
营养学、运动学、医药科学、数据和录像分析，特别是视光学，都在足球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每当有人靠近我，建议我们采纳一些新技术，我总是会持怀疑态度。很多商家会找到我们，推荐一些最新的花样或时尚产品。他们的一些销售技巧会让你觉得他们是否从卢尔德（Lourdes）装了些包治百病的泉水回来。我经常会让某个人去证明为什么一个新奇的点子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这让我有时看起来有些守旧。但是如果这个新想法说得通，并且能够对曼联队有所帮助，我还是很乐于接受它的。我不想因为错失先机而让曼联落后于其他队伍。我绝对不希望错过未来。因此我们在日常项目中加入了运动科学和营养计划，并且对医疗护理和工作人员质量进行了重大改进。我们还对录像分析系统做了开发。
过去没有人在意足球队员的饮食。赛前的标准午餐包括三道菜。在苏格兰时，午餐包括粥、一块炖肉或肉酱和土豆，一块蜂窝糕作为甜点。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个菜单，也许这个人希望球员们能在周六下午睡个好觉。这种午餐对我来说口味太重了，因此凯茜通常会在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中午为我准备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
当我首次在东斯特灵郡队当上教练时，我就非常注意饮食。那时我们即将对阵福尔柯克队（我非常希望战胜他们，因为我也曾在该球队效力过），于是我想要改变球队的饮食习惯。我告诉董事会，以后我会带领球队去用午餐，将其作为赛前准备的一部分。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一顿午餐要花费28英镑，而在那时球员们是自理午餐的。我在比赛前一天到达了福尔柯克的酒店，告诉那里的厨师为每一名球员提供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厨师告诉我球员们会饿肚子的，我回答说：“那很好。”后来我们以2:0取胜。后来在阿伯丁队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时阿伯丁队习惯在比赛前窝在酒店里，在赛前吃上一顿里脊牛排。当时的酒店老板是阿伯丁前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的朋友，他在听到我对菜单的改进之后向俱乐部主席预言，说我这个主教练做不久了。于是我们很快就转移了阵地，从此之后球队在菲力酒店用午餐，那里的菜单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糖，或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
英格兰的顶级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饮食带来的好处。在那个时代，进入足球领域的大部分年轻球员都保持着一种不变的食谱：馅饼和薯条；对他们来说，营养饮食这一概念就像一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一样陌生。解决饮食的办法经历了数个不同的阶段。香蕉曾一度很受欢迎，然后就有人认为淀粉含量高的食物会很管用，如一大份意大利面。曼联队在1990—1991赛季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当时我们雇用了来自谢菲尔德的营养师特雷弗·利（Trevor Lea）。然而很奇怪的一点是，他年轻时曾经经营过一家报纸和杂志商店，同时销售糖果和巧克力。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营养师的工作背景。
特雷弗明白在训练中心提供健康食品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于是我们在一天晚上跟球员的妻子和女友们召开了会议。特雷弗向她们解释了自己的目标，并强调球员应该在比赛前几天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他对此非常严肃，因为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肯遵守他制定的饮食规则的人身上。后来当我希望减肥、降低自己的脂肪水平时，他对我也持同样态度。他会说：“你要么完全按照我说的来做，要么干脆不要做。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对此我总是说不出话来。然而他对我的劝告是正确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将球员们的脂肪水平从体重的百分之十四五降低到了8%。我们还在卡灵顿的训练场里为那些来自光照更为充沛的地方（相对于英格兰北部）的球员准备了日光浴床，帮助提高其维生素D的吸收。
大部分的足球队员的视力都很好，我也从未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盖尔·斯蒂文森（Gail Stephenson）医生突然写信给我谈及此事。她是曼联队的死忠粉丝，但同时也是利物浦大学的视觉专家。当时我们在客场比赛时会穿灰色球衣，并且输掉了最近5场客场比赛中的4场。她写信告诉我那种暗色的球衣不如平时的球衣鲜明，因此球员们很难找到自己的队友。于是我们改变了客场比赛服的颜色，然后便开始赢球了。通过这件事，我开始注意到了盖尔。我邀请她来开会，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也就成为我们幕后团队中可贵的一员。后来她还提出，如果球员们的周边视觉能够得以扩展，那么他们在赛场上会有更优异的表现。我跟很多人一样，认为周边视力是天生的，亦如头发的颜色或身高。经常活动在边路的球员（左后卫或右边锋）可能在一个方向上拥有很好的周边视觉，但是在另一个方向则不然。盖尔的一些工作是基于冰球运动员脑震荡恢复过程中进行的研究，然而我们的球员却从她的训练中受益匪浅。
对于运动科学也是如此。曼联队在2007年开始重视运动科学，并雇用了托尼·斯特鲁德维克（Tony Strudwick）作为我们首任运动科学总监。他大幅度改善了我们的健身训练、移动性和灵活性训练以及室内热身训练。我们的健身房里曾经有很多举重设施，突然之间新增了很多健身脚踏车、跑步机和大屏幕，这样一来，球员们就可以在训练时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了。他告诉我们如何衡量训练的强度，借此我们就能够监控球员们心血管系统和肌肉系统的负荷情况。与我踢球时不同，我们不再采用跑上几英里的训练方式，曼联队把重点放在了间歇训练上——短暂的、具有爆发力的（非常累的）突然加速。我们会把球员们的跑动距离控制在两百米以内，这也是我们体能训练方面的革命性举措。托尼还很注重身体的核心训练，这也对我们帮助很大。后来当我们发现紧腿袜对球员的赛后恢复很有帮助时，我们也将其纳入了准备工作之中。
想到40年前，我们需要在训练完之后跑8000米，或是在汉普顿公园球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难怪我们会连续很多天疲惫不堪。当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那儿的训练简直乏味之极。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我们会在跑道上跑一圈，然后走一圈。之后我们来到球门后面做各种锻炼，最后进行比赛。那时根本没有技术训练可言。你只有在比赛中才能看见球，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技战术的讨论。我们的健康检查也很简陋。我们不检查肺活量、肌肉质量，也没有应力测试、血液检查、电脑断层扫描、心电图或超声波心动图。
回顾过去，即使是在执教阿伯丁队时，我还是无意识地折磨着球员们。我们会让球员们在山上跑上跑下并且围着高尔夫球场跑圈。那种方法简直太落后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式。在曼联队时，新的技术和最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确保球员们不至于累垮。在每次训练结束后，托尼都会给我一张总结表，上面会对每名球员的努力程度进行记录。这种表格是颇具启发性的，于是我们在比赛中也采取了这种做法——有时这份报告的结果会令人非常不满意。所有这些元素，包括那些我未提及的技术，让曼联队走进了21世纪。
数据过载
如今你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简直可以把你淹没。但是在我执教之初却面临着一个相反的问题——信息太少了。当时的俱乐部里没有统计师和数据科学家；球员们也不佩戴用于衡量他们在比赛中的运动强度的心率监视器，或是记录他们比赛中跑动距离的GPS装置。当时没有对手比赛的电视录像，更不用说那些紧凑的视频剪辑了。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教练，我收集球员和球队信息的方式就是每个赛季都亲自去现场看数十场比赛。我会在整个苏格兰跑来跑去，无论是什么天气，每天如此。我曾经看过帕尔蒂克队（Partick Thistle）、马瑟韦尔队（Motherwell）、希伯尼安队（Hibernian）和中洛锡安哈茨队（Heart of Midlothian）的比赛。我的车平均每年行驶的里程数达数万英里。
在获取球员信息时，通常我会努力保证信息的简约。我对球员的性格和他的成长环境很感兴趣。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了解他的速度、平衡性和球技，并摸清楚他对足球的热情。我们从不用秒表去测试球员的50码或100码的速度。我们只需知道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对于我来说速度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将事情复杂化。如果你看了布莱恩·麦克莱尔和卡洛斯·特维斯的训练，你一定想不到在比赛中他们简直是马不停蹄。如果有些电脑根据他们训练期间的数据对其赛场上的表现进行推测，那么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拿范尼斯特鲁伊来说，我们知道他很善于短距离冲刺，那是他的强项。于是我们会争取提高他的强项，而不是提高他的整体耐力。
就像在其他运动中一样，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数据迷。但是当天空体育开始大量播出足球节目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一位观看者所能获得的信息只有比赛结果、进球者姓名和进球时间。而如今，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控球率、助攻、射门次数，以及10年前就一文不值的数据。一位教练能够获得全部这些信息以及很多其他信息。统计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会去看这些数据，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组建球队的依据，数据更适合被用来衡量标准是否得以保持。
教练组成员，尤其是门将教练们会执着于研究对手如何罚点球，尤其是当比赛进行到突然死亡时期。他们会花费数小时去用心钻研数据，然后会预测球会飞向左侧还是右侧，抑或是球门的哪个上角。我一直认为这是徒劳的，而且我一再告诫我们的门将要站在球门正中间，而不是偏向一方。直到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2005年某些以色列经济心理学家在对286例点球进行分析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精英门将的行动偏倚”的论文，其结论也是：守住点球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球门正中间。
电视转播还酝酿出了另外一个专业：录像分析。如今任何一家合格的足球俱乐部都会有录像分析室和专门负责比赛视频剪辑的团队。也许因为在我执教的很多年里是没有录像可以分析的，所以我从不依赖于录像分析。虽然这样做很有帮助，但是观看一个又一个的比赛视频是很浪费时间的。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告诉你一名球员是否偷懒，态度是否端正。这些证据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场上。我经常会去浏览数据，但是它们能告诉我的都是我已经得出的结论。有时我对数据持完全否定态度。1987年曼联队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找到了我，当时我正在观看预备队的比赛。他告诉我史蒂夫·布鲁斯没能通过医学检查，那时我们已经决定从诺维奇队买来布鲁斯，而且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我说：“他在过去5年里几乎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比赛，身体还能有什么不妥吗？”于是我们最终买下了布鲁斯。
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信息，这就是在赛季前进行的“体能测试”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测试是由一系列的20米短跑组成的，用来测量球员的身体状况。这种体能测试很残忍，但是也很精确——对于我和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非常有用。我们通常会在赛季末测试球员的身体健康水平，然后在赛季前重新排兵布阵时，对球员进行再次测试。借此我们可以很快了解到他们是否在暑假期间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身体。
很多年前，你如果想观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唯一的途径就是长途跋涉去观看比赛。迄今为止，这仍旧是最好的观察方式，但是今天的摄像机可以把镜头拉得更近。在阿伯丁队时，我们使用的是原始的录像分析。其实就是由两三台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少数几场比赛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的质量很差，而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进行剪辑。但是这些带子还是聊胜于无的——虽然强不到哪儿去。如今每一场比赛都会有摄像机去记录，从各个角度去录制。在曼联队，我们的录像分析团队会把那冗长的录像带编辑成精华片段。
曼联队首次安装专业的录像分析系统是在21世纪初。借此我们可以告诉球员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也改变了我们计划未来的方式。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录像分析了解很多对方球队和球员的信息及数据。这是计划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当赛程排得很满时，球队需要面对密密麻麻的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盟杯的赛事，这时录像分析的作用便得以彰显。
录像可以显示出对手在比赛中所采取的阵容、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换人选择以及他们角球和任意球的踢法。我可以借此挑选出最佳的阵容，因为我不得不提前安排出好几场的比赛——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派上最强的11个人。在我执教曼联的后期，我更加努力地做这项工作，我会让一些球员休息两场比赛，以便他们能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拥有最好的状态。
运动科学和录像分析团队总能够想出新的测量方式，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因为我总是对新鲜的事物很好奇。但是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电脑能够为我提供运动员热图，或是告诉我一场比赛中球员的跑动距离是多少，因此我更多地去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则来自我观看的数以万计的球员的数千场比赛，而不是依靠那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任何一位具有竞争意识的人直接的自然冲动便是将这些信息保密。但是我会把信息分为两类：我希望透露的信息和我连自己的祖母都不会透露的信息。
领导者的一大特征就是乐于分享信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很高兴分享自己的知识的——或者至少是他有的部分知识。在阿伯丁队进入欧洲联盟杯的比赛之前，博比·罗布森执教伊普斯维奇队，他告诉了我分享信息这一概念。博比邀请我去看伊普斯维奇的训练，我甚至学到了一种传球训练的方式，将其化为己用。我相信博比知道我已经对他的球员耳熟能详了，因为我在现场和电视上都看过他们的比赛，于是我去了之后就只观看训练。我认为那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是他做人的标志，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非常乐意世界各地的教练们来我们的训练场参观并做些笔记，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教这些人如何使用玉米片、番茄酱和两杯面粉制作原子弹。1983年沃特沙伊托尔队（Waterschei）的主教练恩斯特·库尼克（Ernst Künnecke）在欧洲优胜者杯半决赛之前来观看阿伯丁队的比赛。他在阿伯丁待了几天，在那期间我邀请他观看我们的训练。他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但是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一次普通的日常训练，注重控球、穿插跑位和结尾训练。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他走的时候在想：“我的天哪，这个俱乐部居然会让我观看训练。”
2011年，我们希望改善球队的医疗中心，当时拜仁慕尼黑队让我们去参观。于是曼联队的高级医师史蒂夫·麦克纳利（Steve McNally）和我前往德国去考察。拜仁队允许我们察看整个医疗中心。他们的医疗中心运营得就像一家医院，我们备受启发，并且借鉴了他们的很多想法。他们还有一个带有阶梯座位的录像分析中心，并且录像中还为不懂德语的球员加入了字幕。我非常希望曼联也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卡洛斯·特维斯和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不懂英语。
当我们在卡灵顿兴建医疗中心时也效仿了拜仁的做法，消息不胫而走，都说我们这里是英格兰最好的医疗中心，于是其他英超球队都希望来参观。我认为这没什么可惊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包括物理治疗师、牙医和手足病医生。他们知道我们购买了哪一种机器，而且我敢肯定各生产商会很乐意把自己的宣传册拿给他们看。
有时我很好奇为什么人们对于信息念念不忘。这就像站在病房里盯着病床监护仪上的数字，而病人却因为吃鸡肉三明治而噎死了。你必须考虑生活中的人为因素，因为环境和偶然事件会改变任何事情，甚至是那些清晰报道的精确数据。知道一名球员的心率并且把世界上所有跟他踢一个位置的球员的录像拿来分析并没有什么用途，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在比赛一开始就被罚下场了。
机密
虽然我认为自己很开明，也很乐于分享经验，但是对于有些事情，我还是很谨慎的。因为在任何一场激烈的竞争中，保守秘密和机密都是强有力的武器。透露自己的动向或是告诉自己的对手你的打算，这样做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对于任何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将其严格保密——我们可以支配的用来签新球员的款项、我们中意的球员或是伤病情况。我的口头禅是：“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我永远都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想要签哪名球员，我也不希望其他教练知道我的队员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2009—2010赛季，鲁尼在欧洲冠军杯第一赛程的1/4决赛中受了伤，我让他一直穿着自己那双康复用的鞋子，这样拜仁就不知道他能够在第二赛程中出场了。这一计策很奏效，但不幸的是我们仍旧没能进入半决赛。秘密行动和保密工作是任何团队的有力武器。
以前我经常会在比赛的前一天向队员们公布第二天的首发阵容，但是这一消息总会泄露到报纸媒体那里去。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会告诉每一名球员他们是否会出场，但是我会确保在比赛当天早晨之前不透露完整的首发队员名单。2012年保罗·斯科尔斯首次退役后复出是在足总杯的一场比赛，我们对阵曼城。在斯科尔斯脱掉领带和夹克穿上队服之前，甚至连曼联队的其他球员都不知道他是否会出场。
足球经纪人经常会对自己的球员死缠烂打，试图获得比赛阵容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些信息讨好记者们了，他们会坐在车里，在训练场外面等待自己客户的出现。他们会给球员打电话，然后进行狂轰滥炸似的盘问，如：“今天过得如何？训练得怎么样？谁受伤了？你明天会上场比赛吗？教练说了些什么？”1分钟后，他们就会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跟自己关系好的记者。
曾经有一段时期，曼联队的秘密总是会出现在同一家报纸上，而记者也是同一个人。这简直让我抓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我调查出这位记者住在阿尔德利埃奇（Alderley Edge），那是曼彻斯特城的一个郊区，我们的很多球员也住在那里。原来，他会在周六的晚上跟曼联的球员们一起喝酒，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运用某种技巧从球员们那里套出他们本应保守的秘密。在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因之后，我把所有住在阿尔德利埃奇的球员都召集在一起，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再看到那些不希望看到的内容，你们就都完蛋了。我不管是谁泄露了信息，你们全都要被罚款。”这招果然很奏效。
格雷姆·霍格（Graeme Hogg）是曼联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后卫球员，他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保密这一概念。1987年我们对阵埃弗顿队，他们是当年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为此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排兵布阵，最后我决定仅用3名后卫队员去应对对方的2名前锋。就在比赛当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格雷姆·霍格协助完成的一个专栏，题目是“我们如何打败埃弗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不至于在见到霍格时杀了他。虽然那场比赛霍格上场了，后续也踢了几场比赛，但是不久之后的1988年我们就把他卖给了朴次茅斯队（Portsmouth）。
整体看来，与政界人士相比，我的处境还算不错的。在1997年大选之前，我跟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曼彻斯特共进晚餐，当时我们谈到了让他的内阁大臣们都能够表现得中规中矩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这些内阁大臣都垂涎他的职位，他们会向自己最喜欢的记者透露一些机密，借此换取对他的正面报道。我对布莱尔说：“如果你每天都能把他们召集在一间屋子里，那就无须操心这些了。但是他们可能会离你而去。”他笑着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回答道：“我说的就是对的，不用担心。”
我的知己很少，我能够吐露真情实感的人只有凯茜，我的弟弟马丁、布里奇特（Bridget）和一位亲戚约翰·罗伯特森。除了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打小就认识的朋友和2位阿伯丁时期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律师莱斯·达尔加诺（Les Dalgarno）和我们家的朋友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也都是能帮我保守秘密的人。
在阿基·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之后，我逐渐跟卡洛斯·奎罗斯和迈克·费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会信任这两人，却始终没有达到跟阿基·诺克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阿基和我曾经搭档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这也使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关系。在所有的教练中，我感到关系很亲近的有约翰·莱尔、我非常崇拜的前英格兰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和山姆·阿勒代斯。
但是正如我所言，圈内的知己真的很少。也许想要多交一些挚友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种友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正如我父亲经常说的，你只需要6个人帮你抬棺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