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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讲诗经》四方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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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上所述,则论国风必以其为四方不齐之音,然后可以感觉其间之差别。《吕氏春秋·音始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全无一点历史价值,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感觉各方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国风》有若干符合,请分别述之。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川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吕不韦时人尚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所以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用了当地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考核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与起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实即填词之初步,诗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王静安君论之最确,抄录如下:

郑氏《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邶为近畿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径于河内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国,则以邶为在朝歌境内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伯泾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宾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诸器与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征涞易之间,尚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观于周初箕子朝鲜之封,成王肃慎之令,知商之声灵固远及东北,则邶之为国自当远在殷北,不能于朝歇左右求之矣。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思篇》并作“庸职”,奄之为鄘,犹阎之为庸矣。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齐鲁之间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集解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周公子伯禽于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尚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之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不知也在西音之内否。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