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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谈幸福对思想的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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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寒冷在大街上降临,生命就变得透明了:可以看见呼吸。匆匆走过的呼吸使它所属的那个人具有了双重的身份。这种双重化的过程会在路人的陌生上滞留一段时间。
    我遇见了一个熟人。在这张熟悉的脸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飘走了。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我觉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么他身上有什么是我熟悉的呢。这个疑问,就在我和他交谈的过程中,令我感到孤独。想象着,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谁也不认识了。
    我看见自己的呼吸比看见别人的呼吸晚很多。就连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觉得陌生。如果它能变成一面镜子,那么面对自己的呼吸我会看不见自己的脸。
    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大树之间是圣诞集市。香肠摊和土豆摊散发出香味,老远就能闻到。它们有自己的呼吸。它们的呼吸被刀叉切分了。纸盘子上有轻巧的灵活的动物在牵拉,它们在逃避由买和卖组成的笼头,但是却被套在由饥饿和金钱组成的笼头上。
    卖甜品的摊子没有呼吸。它们可以像裹在杏仁上的糖稀一样默不做声。像树上的木头。但是爱心甜饼在呼唤。它们身上有字:“你真了不起”,或“你是我的梦中情郎”,或“抱抱我”。女售货员用一把坚硬的铲子在杏仁糖中间铲来铲去。
    吃,吃,不停地吃。有些人的生活就长在纸盘子和脸之间的嘴上。
    圣诞节,没有题材了,不要拿人不当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当回事。如果天不要下雪,或者雪是灰色的,脏兮兮的,在路边,像一种另类的沥青,人们就会用歌曲把它们唱成是白色的。要坚信一点,他们是好的。好人。好孩子。成年人用歌用花钱把自己带回到童年,但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童年,而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虚假的童年。
    因为这个概念必须尽可能保持抽象:做好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而且没有任何特性。在这些日子,做好人需要它的时刻,作为礼品的时刻。它或可以吃,或可以穿,或摆放在房间里:做好人。
    谁不知道做好人的礼物。友谊被打破了。礼物伴随着一生。没人希望有这个礼物,礼物伴随了他们的岁月的那些人不希望有,把礼物送出去的那些人也不希望有。礼物从来没有呼吸,甚至连能令人心生一惊的陌生的呼吸也没有。它们托举着自己的尴尬,如同圣诞集市上大树托举着它们硬邦邦的光秃秃的木头。
    凡是人们形容为幸福的东西都有很高的要求:幸福实现了,幸福就会袭扰人们的思想。如果节假日为了许诺幸福而向我们提供平庸,这是一种不幸。
    一根红绳上挂着那个大大的爱心甜饼。只要售货员从沉默的杏仁糖旁边走开,它就会遮住她的脸。售货员在糖果摊上越往后走,她脸颊上的爱心甜饼就越大。画面有些吓人。如果我把这块甜饼买下来,它就不会吃掉售货员的脸,我想,然后离开。
    一段回忆斜斜地躺在我的脑海里:在这段回忆中我是一个孩子。我面前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盘子。桌子中间有一只碗,碗里有一只鸡。我不饿。妈妈把鸡的各个部分指给我看。她用叉子高高叉起一块鸡腿,说:“吃了,你的腿会强壮。”又叉起翅膀说:“吃了,你的胳膊会强壮。”又叉起鸡头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变聪明。”我对她的每句话都摇头。然后她从碗里叉起鸡心。小小的鸡心在叉尖上的形状是尖尖的。妈妈说:“吃了你会成为好人。”我抬起目光,看着妈妈。她知道这句话起作用了。我把鸡心吃了。是的,我知道,后来每次都不饿,但是每次都把鸡心吃了。
    我要做个“好人”。作为孩子我想做一个像大人在圣诞节时那样的好人。
    爱心甜饼再也迷糊不了我,在歌曲中被唱成白色的雪也迷糊不了我。做好人需要准确的理由。做好人是思想的事。当年妈妈让我看鸡头时,她应当说:“里面有脑子,吃了,你会成为好人。”这样她就可以带着这句话被永久地保存在童话中,而不是被保留在谎言中。
    妈妈给我许诺的是没有道德地做好人。这对我没有用处。后来我不得不自己去了解:她的心不是我的心。
    但是我的心有时还是会变成一枚硬币,从我张开的手中落在乞丐的帽子里。此时我没有想什么。套在一颗平静的良心的笼头里,我往下走,走过这一天。
    晚上,电视机上闪现出呼吁:“给俄罗斯献上一颗爱心。”然后是银行账号:“六个三,”女主持人说。“俄罗斯”对良心的依靠要比“苏联”更服帖。
    在电视上看不见饥,也看不见陌生的、长时间积雪的大城市中路人的呼吸。说到了心。心在理智的背后将钱从一个心室递送到另外一个心室。
    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也分开了我们。有一种饥饿是胃中的空空荡荡和脚底的没有希望。还有一种饥饿是对满足的渴望,在这种满足中,吃成为了家常便饭。
    如果圣诞节结束了,那片陌生的土地会在什么地方。在头脑的任何地方做好人都没有了准确的理由。没有了思想。甚至没有一个能让幸福袭扰的思想。
    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