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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风云录》第八章 汉风起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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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是沛县(江苏省)人。和项羽不同,他出身庶民,父母之名不详。对这位大汉王朝的创始人,成书于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中只提到其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而这并非人名。在中国同姓不可结婚,妻子在婚后也不换姓。刘邦似乎是随母姓的,可能是双亲并未正式结婚,或者是父亲入赘的情形。
    ——好酒及色。
    即便是身为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不得不这样如实地描写刘邦,无意隐瞒他是酒鬼和好色之徒这件事。但刘邦性格坦率,乐于助人,被任命为泗水(江苏省)的亭长。在秦代制度中,所谓亭是指每十里所设的机构。有“十亭一乡”的说法,所以亭是最小的政府部门。
    小官刘邦被命令率领民伕前往骊山(陕西省)始皇帝陵的建造营,但途中有一两个民伕逃跑了。始皇帝对自己的陵墓煞费苦心,尤其为了防盗掘而设置了不计其数的机关。根据这个传言,知晓陵墓秘密的民伕在竣工后必定被赶尽杀绝。所以听到这个传闻后,民伕因为害怕而逃走了。而如果不能带来规定的人数,领头者也要被依法处决,所以刘邦也成了逃亡者,躲了起来。全国各地必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类逃亡者。他们为了自卫而结成了团体,并且尽可能地藏身于出身地的附近。他们并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只应获得同情而不应被怨恨,所以受到了亲戚友人们的秘密帮助。
    陈胜、吴广起兵时,逃亡者们纷纷起事以呼应他们。刘邦在故乡沛县附近逃亡的时候,从大泽乡(安徽省)传来了陈胜、吴广造反的消息。
    沛县县令自然是中央派遣来的人,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各地郡守和县令被拿来祭旗的消息不绝于耳,于是这位县令决定应声造反。书记萧何、狱吏曹参在筹划的时候,建议唤回附近几百名沛县出身的逃亡者。前去召集逃亡者的并非官员,而是和他们非常熟络的狗屠(杀狗职业)樊哙。逃亡者的头领自然就是刘邦。
    但是这时县令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他是一名深知法律严酷的秦代官员。他准备捕杀造反派,于是萧何和曹参翻出城墙,去了刘邦的所在地。刘邦以箭文和城内取得联络,促成了起义。城内的父老带领子弟们杀了县令,开城门迎接刘邦,全县造反。于是,集结在刘邦麾下的不仅有沛,还有附近各地的大量逃亡者。就这样,刘邦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造反军团的指挥者。此前是他上司的萧何和曹参反成了他的部下。人们为了在乱世中寻找出路,必须找一个有能力的指挥者,而指挥者此前的身份不是问题。
    刘邦军团最终实现了首先进入关中的目标,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但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最大危机。至于原因,造反团的主流项羽最终越过函谷关(河南省),了解到被刘邦抢了先。而楚王也就是义帝曾有过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
    进入关中的刘邦军有十万,而项羽军是四十万。如果激怒了项羽,刘邦军就马上会被踏平。刘邦虽进入了咸阳(陕西省),但他封了官库,没有染指后宫三千美女,敬候项羽的到来。接着,他前往项羽的驻地鸿门,为自己辩解。
    这个场面就是著名的“鸿门宴”。项羽的军师范增建议说,“刘邦不可不杀”。项羽因刘邦态度恭顺,不是很想杀他。无赖好色的刘邦没有碰后宫美女一根指头,没有比这更恭顺的了吧。范增认为这是刘邦胸有大志的表现,更要杀他。造反初期刘邦就有了优秀的军师,生于韩国相国世家的张良,正是雇大力士暗杀始皇帝的男子。这位张良曾经救过项羽叔父项伯的命。既然项羽阵营有杀刘邦的意向,于是项伯急速报告张良。
    名门出身的项羽向来瞧不起庶民出身的刘邦。被范增劝了无数次,他还是不想杀。项羽也很自负——这样的人也配做我的对手?——自信满满。范增有识人的眼光,见项羽不肯,就命令项羽的从弟项庄拔剑起舞,伺机刺杀刘邦。剑舞一开始,觉察到危险的项伯也拔剑起舞,庇护着刘邦。接下来樊哙也上场,陈述着刘邦的功绩。没多久刘邦借口去厕所,顺着小道返回了灞上(灞水河岸)的阵地,把后来的事全交给站在一边的张良。这是戏台上的著名场景,也被润色成故事小说。鸿门宴不管细节如何,刘邦的性命危在旦夕是千真万确的。
    刘邦进军关中时,宣称如果自己为王,就只约法三章,秦的其他法律一律废止,博得了喝彩。要知道,秦民受严刑峻法之苦,早已到了难以尽齿的地步。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仅此而已。
    项羽进入关中后,就杀了已经投降的秦国子婴,掠夺了已封存宝库的财货,在宫殿放起大火。据说咸阳的大火连烧了三个月。结果,刘邦没被封为关中王,而是被封为汉王,下辖巴、蜀、汉中的土地,也就是从陕西到四川的领地。项羽把关中分成三份,分给和自己同气连枝的三个臣下,而自己做了梁、楚九郡的王,号称西楚霸王。如果君临关中就可以成为天下之主,然而项羽衣锦还乡的愿望太强烈了。
    被架空的楚义帝不会总听自己的话,所以不久之后项羽就杀了他。
    从刘邦的情形可见,项羽的论功行赏极为不公平。因此,齐、赵各地的将领们背叛了项羽。项羽为此果断北伐。有强大战斗力的项羽军连战连胜,但残杀降卒使他不得人心。各地游击式的抵抗始终不绝,项羽不得不东奔西走忙着镇压。在项羽为根除游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刘邦终于动手,出汉中占领了天下的中心——关中。用刘邦的话来说,按照楚义帝的约定,关中理所当然是我的领地,我只是从项羽一脉的领主手里取回来而已。不言而喻,项羽被激怒了。这样一来,项羽对刘邦,也就是楚汉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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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要叙述这场战争,就一定要对二者的性质作一比较。生于武将世家的项羽战斗力很强,虽然集结了军众,但精锐被安排于核心,事实上属于少数精锐主义。可以注意到,《史记》中把刘邦造反起义时的军众称为子弟,项羽的则称为精兵。
    项羽战则必胜。他在彭城(江苏省)打得刘邦落花流水。十万汉兵被赶到睢水,据说尸体堆积成水坝,截断了水流。刘邦在荥阳(河南省)求和。项羽虽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名声却很差。反秦战争时期,他杀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降卒,论功行赏也不公平。对刘邦之所以不能够穷追猛打到底,是因为东方游击战的蜂起。
    各地的军队当然也在观察二者的强弱,按理说会依附到强者一方,但为了势力的均衡,他们决定加入刘邦一方。因为他们期待刘邦可以对自己的功绩作出公平的评价。韩信投靠刘邦,平定了齐,转而南下威胁项羽。此外,游击军一直是刘邦的伙伴,其首领彭越因指挥游击战而知名。
    在平定了天下后,刘邦说,作野战的指挥官自己不如韩信,制定作战计划则军师张良更高一筹,补给方面自己没有萧何的手段,而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全在于能够很好地用这些人。这里讲的正是包容力。
    与此相对,项羽的性格则是凡事必定亲力亲为。即使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部下必然会心存不满。
    刘邦在秦灭亡的公元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因此在统一全国后仍定国号为汉,并以这一年为建国起始。秦灭亡是子婴元年十二月,但秦历中十月为岁首,所以也就是年后只过了三个月。
    公元前203年相当于汉高祖四年。这一年双方议和,以叫做鸿沟的河流为分界线,约定东为汉,西为楚。项羽很快解散了军队,回到东方,但刘邦撕破协定,滥发授予领地的许诺书,借此集合诸侯兵力,将项羽包围在垓下(安徽省)。项羽因在围营的汉军中听到自己故乡的楚歌而绝望,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来历。他带领少数精锐,突破包围圈,南下到乌江(安徽省),在那里自刎而死。据说最后的遗言是
    ——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意思是自己一直很强,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是命运所致,也就是上天要灭亡自己,并不是自己战斗力弱的原因。
    时间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诸侯汉王刘邦从这一年开始就成了天下之主,由王变为皇帝。汉王朝这个长命王朝开始了。西方用“秦”(chin)来称呼中国,而汉族、汉字、汉文、汉语、汉诗、汉法乃至于汉奸这些词中的“汉”等于“中国”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这个王朝因王莽篡夺,于公元7年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王莽也是十几年后就被灭,依然是继承了汉血统的刘氏王朝建立了起来,持续到禅让于魏曹丕的公元220年,大约维持了两百年。汉代以王莽时期为分割线,被分称为前汉、后汉。前汉的首都是长安(陕西省),后汉的首都是洛阳(河南省),故而根据位置,也被分称为西汉、东汉。在中国,尤以后一种叫法居多。
    《史记》中引用了项羽(《项羽本纪》)和刘邦(《高祖本纪》)的诗歌。项羽的诗歌是在逃出垓下城之前,和情人虞美人分离时所作。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在此自傲于自己的力量和气概,把战败归于天时不利和爱马。
    刘邦的诗歌是在平定天下后,回到久久未归的故乡沛,见到老朋友的时候创作的。时间是公元前195年。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意思是虽然平定了乱世,但为了守护这份和平与统一,最想要的就是勇猛的将士。与项羽的歌相比较,可以发现两人性格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项羽过于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刘邦对自己得人才、实现天下再次统一深有心得。高祖刘邦死于作这首诗歌的七个月后。
    3
    《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介绍了项羽和刘邦的诗歌,在引用了这两首之后,每首都标明
    ——泣下数行。
    项羽的情形是身陷包围,渴盼生还,在终于逃脱的时候自然流下了英雄泪。而刘邦的心情则比较复杂。
    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必须挨个清除功臣。除了萧何、曹参、樊哙等沛的同乡外,还有至今未曾见过、也不知道名字的人接连参加到他的阵营,并立下汗马功劳。这些人看到跟着刘邦走就有利可图,于是选择了加入。若仅是如此,刘邦与他们之间就没什么情谊,有这样手握大军的同伙是很危险的。刘邦的妻子吕后比他更担心这一点,她所生的独子不像父亲,非常软弱。刘邦在世的话,还能起到震慑的效果;一旦刘邦亡故,就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更急于肃清功臣的是刘邦背后的吕后。
    首先被清理的是燕王臧荼。他是项羽阵营的人,在刘邦进入关中成为汉王时就做了燕王,所以可以说是汉王的同级生。韩信为刘邦平定北方的时候,燕王才加入汉方阵营,所以他虽是功臣却关系浅淡。据说燕王在消灭项羽后就谋反,可能是在汉看来,相熟度很低的王坐拥大军过于危险,故而以谋反为口实派军队前去讨伐。高祖亲自出马征讨臧荼,平定后任命卢绾为新的燕王。卢绾和高祖是出生在同里、同日的发小。
    高祖七年(前200)韩王信串通匈奴谋反,在铜鞮(山西省)被汉朝打败。在秦将蒙恬被伪造玺书杀害后,匈奴南下屡屡威胁汉朝北方。韩王信因为领地荒凉,准备用外交手段避开锋芒。但他和匈奴的谈判被指为通敌,逼得他不得不谋反,这似乎才是真相。
    韩王信和韩信是同名异人。战国韩王之孙信被称为韩王信,因“胯下”有名的才是韩信。韩信对高祖统一天下功劳最大。如果不是韩信从齐南下,已经在彭城、荥阳战败的汉军就会被项羽歼灭。韩信在天下统一后被封为齐王,上交军队后被移为楚王。楚王韩信被人密告有谋反的嫌疑,被送到洛阳接受盘问。韩信曾在垓下能调动三十万援兵,却不能马上诛杀项羽,于是首先把他降格为淮阴侯。韩信称病不参见皇帝。后来被派往北方的陈豨自称代王造反,刘邦御驾亲征,此时韩信却告病未曾从军,遂被以串通陈豨的借口处决。这是后来加上去的理由。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从王降格到侯这件事上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危险。刘邦亲征后,留守的萧何和吕后共谋诱杀了韩信,时间是高祖十年(前197)。
    在游击战中极为活跃、被立为梁王的彭越,也被以谋反的理由诛杀了。彭越和韩信、黥布一道,动员大军在垓下支援刘邦。垓下三名将中的韩信和彭越相继被杀,所以淮南王黥布感到不安也是必然的。他是从骊山脱逃的犯人,从脱逃人群的头目成为一军之将。虽然并未谋反,但他觉得也会被什么理由所杀,所以既然是同样的下场还不如先动手——黥布的情形是真正的谋反,他攻打高祖的堂兄荆王刘贾,刘贾战死。
    这一次还是高祖亲征,大破黥布军。此战,高祖中流矢负伤。尔后刘邦命令其他将领前去追击,自己凯旋返回长安。途中顺便路过故乡,《大风歌》就是作于此时。
    建国元勋——猛士大部分都被清洗了。他放歌表达想在故乡土地上得到猛士的愿望,这份心情显示得极为强烈。包括垓下三名将在内,被清洗的人在刘邦眼中都只是外人。可以说,正因为是外来者,所以不能麻痹大意,只有清洗一途。然而在刘邦准备回长安时,就传来了他在沛的同乡、同日生的卢绾串通匈奴的消息。被立为燕王的卢绾最主要的任务是防备匈奴,为此必须得到匈奴的情报,于是送去了间谍。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揭发了这件事,这被认为是在和匈奴串谋。为了调查真相,高祖召还卢绾,但卢绾害怕,称病拒绝进京。高祖一怒之下命令周勃前去讨伐。
    卢绾原意是想等度过风口浪尖后,再作详细的说明,这样刘邦就会谅解。然而,刘邦因在和黥布战斗中负伤,不久死去。事已至此,卢绾不得不亡命于匈奴。
    清洗的名单中一般只有外人,但最后的一栏里标记着高祖的发小之名。于是,汉在已经清除的王之后,立了刘邦一族。例如,代替彭越被立为梁王的是高祖的第五子刘恢,继卢绾之后被立为燕王的是高祖的末子刘建。此后,非刘氏就不再被立王。
    秦实施的是完全的郡县制,但在始皇帝死后就立刻土崩瓦解,这被认为是没有屏藩的原因。周代封建是完全的封建,只有王都的附近是王朝的直辖领,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诸侯愈加强大,变得无视王室,从而进入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时代。汉以史为鉴,郡县制和封建制同时并用。全国置郡县,中央派遣官吏,同时也将皇子、皇族立为各地的王,并以国称之。秦末动乱中,秦代皇族的实力派中并没有掌握地方势力的人。如果王朝改变,官员们只需要改变主人就可以了,而皇族就必须和王朝休戚与共,他们被期待能尽全力防止叛乱。
    清洗元勋也是为了避免成为周代那样的封建的举措,但给人的回味不怎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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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祖刘邦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前195)四月在长安长乐宫死去。正妻所生的独子刘盈即位,死后谥惠帝。废止了谥法的秦朝非常短命,所以在那之后的中国,任何王朝都不用二世、三世这样的提法。皇帝刘盈性格软弱,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是吕后在执政。
    在清除元勋、功臣这件事上,吕后比高祖更热切,前文已提到。高祖死后,她就把清理的重心转移到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竞争者的高祖庶子们身上。
    戚夫人最受高祖的宠爱,她所生的皇子刘如意自幼就被封为赵王。吕后召来赵王并毒杀了他,对他母亲戚夫人施以极为残忍的肉刑。砍断手足、挖眼烧耳,逼她服哑药而不能出声,然后放到厕所里,取名叫“人彘”(人猪)。惠帝被母亲展示的这个人彘吓出了病,一年多的时间里下不了床。
    ——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我是太后的儿子,不能治天下。
    惠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后他沉湎酒色,不再关心政治。吕后有一子一女,女儿就是鲁元公主。她让鲁元公主的女儿做了惠帝的皇后,也就是说,让惠帝姐姐的女儿也就是外甥女做了惠帝的妻子。按吕后的想法,她期望吕氏的血脉能在汉王朝血统中越来越浓。但期望落空了,皇后未能产下子嗣。
    惠帝在即位七年(前188)后死去。吕后命皇后张氏以他人之子为养子,立为太子。与汉王朝没有任何关系的少年即位,吕后开始摄政。吕后的专横还在继续。非刘氏者本应不能封王,但吕氏一族被接连立为王,连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张偃都被立为鲁王。
    吕氏如此专横,为何手握高祖千军万马的将军大臣们就容忍了呢?这是因为吕氏一族有吕后这个大后台。吕后党中只有一位实战将军樊哙,他是吕后的妹夫,此外再也没有其他厉害人物了。现在只需要等年事已高的吕后死去就可以了。如果为了刘氏而起兵诛灭吕氏,只能招致更多的混乱。值此建国还没多久的关键时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只要是时间能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白白浪费力气。就这样,吕后时代持续了八年。刘氏王如果不娶吕氏女她就不得安心。赵王刘友被强令娶吕氏之女为妻,但他根本不爱这位正妻,而是宠爱其他女子,惹得吕后大发雷霆。赵王被召至长安幽闭起来,不给饭吃,最后活活饿死,这事发生在她死的前一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终于死了。吕氏一族中虽然也有吕禄、吕产等人,但根本不是隐忍多时的刘氏武将们的对手。太尉(国防部长)周勃和丞相陈平很快就全歼了吕氏一族。周勃进入军营,下令
    ——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
    这是个著名的命令。“袒”指的是脱衣,显露肩膀。强迫他们露右肩或左肩表明立场。军中之人全部露了左肩。偏护、偏袒也被称作“左袒”,就是由此而来。吕后尽管有出色的策略计谋,却根本没有人气。大概是对戚夫人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吧。
    然后,宗室中谁将被奉为皇帝成了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吕后拥立的皇帝和刘氏没有任何关系。吕后总想着连皇帝也变成吕氏,但她连这点时间都没有了。
    登上帝位的首要条件是外戚要老实本分。已经有了王朝被吕氏搅得天翻地覆的前车之鉴,大臣们首先把这一条作为了选拔条件。
    从顺序来讲,应该立高祖长子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他在讨伐吕氏一族时,在地方上率先起事。但是,齐王母亲的娘家有个叫驷钧的人,恶虐暴戾,被叫做“虎而冠者”——穿衣戴帽的老虎——声名狼藉。于是齐王被排除出选拔对象。
    高祖刘邦的儿子仍存世的只有次子代王刘恒和末子淮南王刘长两人。按顺序是代王,他母亲的娘家薄氏名声很好,代王本人也因仁孝宽厚的品行而闻名。
    吕后死于七月。吕氏一族伏诛后,代王刘桓被迎回长安,九月即天子之位。当时仍然在使用秦历,九月正值年末。十月就改了年号,称为文帝元年(前179)。后来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废秦历,基于夏历创建“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秦历虽然不合理但近百年未改,除了人们已经习惯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建国当初是没有闲工夫来处理,二是到了从代王升迁的文帝和他儿子景帝的时代,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采取的方针是不做多余的制度改革。
    在即位的第三个月,文帝实施了法律改革,废止了连坐。重罪的场合下,与犯罪无关的双亲、妻儿都被连带的制度被终止,这与人民休养生息密切相关。匈奴问题在后面会专门讲到,但还是要提一下。在高祖的时代,汉和匈奴缔结的是屈辱性质的和约。文帝时代,匈奴同样屡犯边境,但不是大规模的侵略,汉也把和亲作为首要问题。即便如此,汉朝仍然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做出蓄势待发随时远征的姿态。于是匈奴退兵,但其实汉也不会真的动兵。
    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是老庄学说,也叫做“黄老”之术,被认为是源于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直到老子的思想。如前所述,老庄尊崇无为自然,主张不做多余之事,所以对于休养生息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而主张积极改善政治的儒家思想与这个时代并不合拍。文帝的皇后窦氏尤其喜好黄老之道,而儒生辕固生把《老子》评价为“这不过是家人(下仆)的言论罢了”,据说被激怒的窦后就把辕固生关到了野猪圈里。这时是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景帝时代的故事,所以窦氏已经成了太后。《史记·儒林列传》中说,景帝出于同情而给了辕固生一把锐利的刀,于是辕固生就用刀把野猪刺倒了。
    1971年发现的著名的马王堆古墓,所处的正是这个时代。二号墓中还出土了《老子》的帛书,但根本没有《论语》等儒学系统的著作。
    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合起来大约四十年时间里,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吴楚七国之乱。
    汉合并郡县制和封建制,正是所谓“郡国制”。但王朝在力量强大后有了自信,所以更倾向于郡县制,至少也会采取弱化诸王实权的政策。景帝的时候有个叫晁错的能吏,积极地推进这项政策,诸王们的不满在加深扩大。
    吴王刘濞是高祖刘邦兄长刘仲的儿子,景帝即位时他已年逾六十,是皇族中最年长者。吴王是反对中央的牵头人,其中也有私怨驱动的原因。吴王的儿子在某次进京的时候,与当时还是皇子的景帝下棋起了口角,被发怒的景帝掷棋盘打死。从那以后,吴王就告病不入朝。
    能吏晁错寻查诸王的小失误,以此为借口削减他们的封地。楚王刘戊因在服丧期间亲近女性而被没收了东海三十八县,胶西王刘卬则因卖爵案件被削去六县。
    景帝三年(前154),吴被削去领地会稽郡和豫章郡,前者是盐的产地,后者是铜的产地。盐和铜是吴王一手鼓励、振兴起来的产业,再加上杀子之仇,于是吴王纠集诸王,称“诛晁错,清君侧”,大举起兵。
    从讨伐黥布后的四十年间,汉朝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响应吴王呼吁的有楚王、赵王、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等六王。吴王还叫上了汉的外藩东越国(浙江省)、闽越国(福建省),赵王和匈奴取得联络,所以这是个外族也参与其中的巨大叛乱计划。
    汉朝廷处死了削减诸王封地的实施者晁错,准备以此作为交代。然而事情不会就此了结。吴楚七国准备攻入长安,而为此就必须通过梁。梁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所以没有被吴王劝降。这位梁王刘武死守首府睢阳(河南省),阻止了叛军的西进。这也证明了诸王只要血缘相近,就是出色的藩屏。此时,诛灭过吕氏的周勃的儿子、太尉周亚夫率领讨伐军进入昌邑(山东省),推进作战,切断了吴楚军队和本国的联络。粮道被断的叛军饿死者无数,逃兵不绝。在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后撤的时候,周亚夫又率精锐追击。吴王弃军而逃,却被自己邀请来的东越军杀死。对东越来说,以利相诱的人自然就要充分发挥他的利用价值,如果把吴王的首级送给汉朝,还能得到奖赏。就这样,仅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息了。
    受到赵王邀请的匈奴看到形势不对,于是没有出兵。
    虽然是大乱,但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定了。结果,实力派诸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朝廷的实力因此得以加强,汉巩固了政权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失败,虽也在于梁王和周亚夫的挺身而出,但造反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原因。
    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汉代朝廷将此当作最大的政治目的。四十年间既无内战也无外征,所以民间没有爆发出不满。秦末之乱的时候,深受法家政治之苦的民众很快就对陈胜、吴广的造反纷纷响应。而景帝时代的民众即使贫穷,却也能平安度日,政府不怎么干涉。梁王之所以能够坚守睢阳,周亚夫之所以能够切断叛军粮道,尽管没有详细的记录,但如果没有民众的协助,就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诸王叛乱的理由是他们的封地被削减了,但这与普通民众的利害毫不相干。可以说吴楚七国之乱是注定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