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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自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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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命的金玉均被日本政府转移到小笠原岛时,朝鲜宫廷又开始策划同俄国接近。除了俄国,还能依靠谁的势力呢?宫廷里飘荡着这种空气。
    前次对俄接近时情报泄露,被清政府得知,以失败告终,这次就必须格外谨慎。闵妃等人有着巨大的危机感,何况还有一个大院君,简直是闵妃的不露面的劲敌。大院君的背后有清政府做后盾,善于操纵的袁世凯不知什么时候会操纵大院君这个傀儡动起来。
    亲俄派的重要人物闵泳焕、闵应植等都是闵氏族人,另有洪在羲和金嘉镇等人协助。出入俄使馆、担任沟通的是竹山府使的赵存斗、金良默、金鹤羽等。精通俄语的蔡显植为他们当翻译。
    亲俄派强调:“清政府自称为宗主国,当英国占我领土巨文岛时,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现在,能使英国撤出巨文岛的,只有俄国具备这样的实力。”
    英国占领巨文岛,构筑要塞,是俄国政府命令舰队在海参崴集结之故。俄国解散远东舰队,英国自然会放弃巨文岛。只有俄国能对抗英国,确也是事实。
    朝鲜宫廷悄悄把金光勋召回汉城。第一次与俄接触时,他曾同金镛元去过海参崴。当时的使节们,因“不遵国王之命,擅自行动”,分别受到处罚,被发配到边远地方。金光勋在边城度过一年多的流放生活。他极端秘密地返回汉城,开始同俄国公使接触。
    俄国方面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驻朝鲜公使韦贝让妻子出入宫廷,同最高实权者闵妃进行个人交往。
    袁世凯在宫廷里也有情报网,较早地觉察到宫廷中对俄接近的空气。不过,接到确切的情报是在8月1日(阴历七月二日)。
    这是右营使闵泳翊告诉他的。闵泳翊虽然也去日本视察过,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是亲清反日。“甲申政变”中,他在邮政局附近遭到亲日派的袭击,身负重伤。他是闵氏一族的要人,国王、王妃都信任他。对于朝鲜自主一事,他毫无异议,只是因此而引来俄国,他不能赞成。
    “必须赶快制止对俄接近计划。”闵泳翊考虑成熟后,向袁世凯揭露了这件事。
    “靠你自己的力量不能设法毁掉那个计划吗?”袁世凯对闵泳翊说。
    闵泳翊摇了摇头,心中暗说:如果用我的力量能左右他们,我就不告密了。
    “噢……亲俄势力竟如此强大了?”袁世凯脸色忧郁地点了点头。
    他采取的第一步对策,是把这项情报泄露给各国。
    日本和英国的反应极其敏感,
    穆麟德的后任美国人德尼不但辅佐朝鲜政府,还辅佐着袁世凯。有人问他对这一情报的看法时,他答道:“这是英国人散布的谣言,他们想把占领巨文岛合法化。”
    德尼不可能不知道朝鲜宫廷的真正动向,说不定对俄接近就是他出的主意。他经常站在为朝鲜宫廷辩护的立场上。
    “这个人惧内,是致命的弱点!”袁世凯撇了撇嘴,轻声说道。这个人是指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王完全被王妃闵氏踩在脚下,策划对俄接近绝不是他的独出心裁,而是闵妃的谋略。
    难道是中堂估计错了?袁世凯觉得不对头。李鸿章已是六十五六岁的成熟的政治家,对于不满三十岁的袁世凯来说,简直就是活神仙。他相信这位中堂一贯正确。应该说,是他努力使自己相信。他这样的行动派很需要有一个指点方向的人物,与其自己左思右想,不如有人命令说:这么做!命令者若是错了,那可就全糟,所以,袁世凯希望命令者李鸿章在原则上必须绝对正确。
    然而,李鸿章决定释放大院君,袁世凯总觉得是个错误。从这时起,袁世凯敢于对被他神化的李鸿章抱怀疑态度了。
    由于释放了大院君,亲清倾向极强的闵妃派也开始产生反清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对名义上的属国,长期地拘留国王之父,听起来也不妥当。释放这件事,从人道的立场上看,谁也没有理由责难。而且,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宗主权,使用古典的分而治之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对于宗主国来说,朝鲜政界分成数个小集团才最为理想,反之,团结一致就不好办了。大院君的释放,反倒使闵妃派团结一致了,是危机感使他们抛弃了小异。
    袁世凯深感团结一致是难以应付的。如果国王能稍稍坚强些,就会产生国王派对王妃派的分裂。可是,现在不存在国王派,只有清一色的闵妃派系。
    团结一致,靠近俄国,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袁世凯给李鸿章拍电报,提出建议:“废昏君,另立李氏贤者。”
    闵妃因为是王妃,所以才能专横跋扈,如果丈夫不是国王,她的权力源泉就干涸了。但是,闵妃一党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必须使用武力。
    一周以后,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来见袁世凯。
    “俄国公使要给本国政府拍发一封长文电报,这是历来没有过的,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特来报告。”
    “那封电报呢?”
    “暂时扣留,还没发出。”陈同书答道。
    因为是密码电报,内容无法知道,但是,电文这么长,估计不会是一般的事情。
    “多谢,今后还请多加注意。电报暂时不要拍发。”
    袁世凯让陈同书回去以后,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同闵泳翊取得联系,探询闵党与俄国方面是否有了重要商定。二是要求英国方面支使军舰在朝鲜沿海巡逻,以牵制俄国。
    据闵泳翊调查,领议政沈舜泽曾致函俄国公使韦贝,内容如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称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辱。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的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受理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受理,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受理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受理。”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西太后的豪奢生活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另一个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的第二次靠拢俄国,重蹈了第一次的覆辙,也自消自灭了。
    李鸿章向朝鲜政府保证:“中国决不在朝鲜设置‘监国’。”一国的宰相作了保证,朝鲜方面也就放心了。于是,朝鲜政府派外署督办徐相雨去北京,向北洋大臣和礼部表示“朝鲜无异志”,这样便给了清政府面子。
    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澂。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外交官的身份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第一、第二两条只是个体面问题,第三条的重要与否,全凭朝鲜方面判断,即或有所违犯,也易于辩解。
    朴定阳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成行。他乘上美国军舰,离开了仁川。
    驻美国公使是张荫桓,他属下有一个叫徐寿朋的一等书记官,他们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以为朝鲜公使一到任,准能前来中国使馆报到,端着架子等着。
    然而,朴定阳接到的任务是故意装傻,不理睬上述三项原则,以创造“自主独立”的实绩为最高目的。他更高一筹,委托同行的美国人亚连代他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亚连传话说:“风闻到达美国时,须立即拜访中国公使馆,但实际上我本人没有接到训令,也许是电报延误了。总之,我没有接到训令,现在只好依据‘外交常识’行动,请予谅解。”
    朝鲜全权公使朴定阳终于单独去美国外交部,拜会了国务卿贝亚德,然后又谒见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由此,朝鲜向全世界表示它是一个独立国家。
    中国公使张荫桓从华盛顿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朝鲜使者态度不逊,大伤我国权威,应予惩处。”
    北京向汉城的袁世凯转发这一电报。袁世凯怒气冲冲地闯进宫廷。
    “这是个差错,保证今后不再犯。立即往华盛顿发电。”这就是朝鲜方面的回答。
    “三项附带条件中之第一条,有损于朝鲜国体面,可否删除?”朝鲜提出新方案。表面上说保证今后不再违犯,却提出废掉第一条,显然是不打算遵守的。
    朝鲜像一条游鱼,窥视着清政府的每一个空隙,准备溜走。而驻在朝鲜的各国外交官也不断向朝鲜政府兜售各种计谋,以致朝鲜成了难以对付的交涉对象。
    李鸿章把堆在桌上的卷宗分成两部分,顺手翻开最上面的。他要暂时离开天津,必须把要紧事情处理一下。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事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了。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了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第一任巡抚。也许李鸿章对台湾过于重视,因而疏忽了朝鲜。
    “唔……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是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辞,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时隔不久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上演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袁世凯)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