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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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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后来几天,萨姆和西莉亚很忙,安排着把费尔丁-罗思的研究所设在哈洛的一些具体问题。做这些必需的工作时,总觉得不如人意。他们两人的懊丧——认定马丁·皮特-史密斯博士是研究所主任的最佳人选,但萨姆还深信不疑:马丁决不会同意从学术界转到企业界来——使他们深感失望,难以排解。
  在他们去过剑桥后的那个星期里,萨姆声称,“我看了好几个候选人,但没有一个人的能力及得上皮特-史密斯,真遗憾,他使我再也看不上别人了。”
  西莉亚提醒萨姆,她下个星期天还要去见马丁,让他领着逛剑桥。这时萨姆阴郁地点点头说,“当然,你尽力而为,但我并不乐观。他有献身精神,是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
  然后萨姆告诫西莉亚说,“你和马丁谈话时,无论如何不要提钱的问题——我指的是如果他来我们这里,我们将给他多少薪水。不用我们说,他也清楚,那与他目前的收入相比要大得多。但如果你挑明了,就似乎我们认为可以把他买到手,他就会把我们看成又是两个狂妄无礼的美国人——满以为世上万物都可以用美元买到。”
  “但是萨姆,”西莉亚不赞成,“如果马丁来费尔丁-罗思,你总得有个当口讲一讲薪水问题。”
  “是要在一定的当口讲一讲的,但不能主动先说,因为钱绝对不是主要问题。请相信我,西莉亚,我知道这些学究型的人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以为马丁有改变主意的可能性,那么别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
  “算我感兴趣吧,”西莉亚问道,“究竟是个什么数目?”
  萨姆考虑了一会儿。“据我所知,马丁年薪大约两千四百英镑;大致相当于六千元。我们准备开始时给他四五倍的钱——比如说,两万五到三万元,外加红利。”
  西莉亚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我不知道差距这么大。”
  “但是搞学问的人知道。尽管他们知道,他们还是宁愿只搞学术研究,认为思想上自由一些,并认为大学环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更具‘纯研究性质’。你也听见马丁说起过‘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他对这压力会反感到什么地步。”
  “我听见的,”西莉亚说。“但你和他争辩,说压力不大。”
  “那是因为我站在企业界的立场上,而且我的职位使我有这看法。但咱俩私下说说:我承认,也许马丁是对的。”
  西莉亚将信将疑地说,“在大部分事情上我同意你的观点。但对那整个事情我可有点犹豫。”
  她认为这次谈话不太顺利,后来她又想了很久。她下了决心,像她对自己说的,“再听听别人的意见。”
  星期六,也即去剑桥的前一天,她和安德鲁和孩子们通了电话——在逗留英国的一个月期间,她每周至少和家里通两次电话。他们双方都为她即将回家而高兴,现在这已不到一个星期了。谈完家常话以后,西莉亚告诉安德鲁关于皮特-史密斯博士的情况,说到他使他们失望,并说了她和萨姆在这问题上交换的意见。
  她还告诉安德鲁,第二天她要去见马丁。
  “你认为他会改变主意吗?”安德鲁问。
  “我直觉地感到这有可能发生,”西莉亚回答。“或许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但我不知道究竟是些什么条件。但明天我们谈话时,我不愿做把事情弄糟的事。”
  电话里沉寂了一会儿,她可以感觉到她丈夫在反复思索,心里在掂量。
  然后他说,“萨姆说的话部分正确,但也许不完全正确。我的经验是,让一个人知道他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做法,不会使他受辱。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很喜欢听这种话,即使并不想接受人家准备给的那笔钱。”
  “讲下去,”西莉亚说。她尊重安德鲁的智慧,他有一下子就说中要害的本领。
  他继续说,“根据你的描述,皮特-史密斯是个直爽的人。”
  “非常直爽。”
  “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以同样的方式和他打交道。为了要猜透他心意,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之后,你反而会达不到目的。再说,拐弯抹角也不是你西莉亚的风格。还是以本色相见,那样的话,如果看来谈到钱——或别的什么——很自然,那你就只管谈。”
  “亲爱的安德鲁,”她回答,“要是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哪?”
  “没有要紧事了吧,我想。”他又加了一句,“你既告诉了我明天的日程,我可得承认:对于你和皮特-史密斯有一丁点儿忌妒。”
  西莉亚笑道,“纯粹是业务关系。以后也是这样。”
  现在已是星期天了。
  西莉亚独自坐在从伦敦开往剑桥的早车里,她乘的是禁止吸烟的头等车厢,她让头靠在身后的软垫上,全身放松地开始利用这七十五分钟的旅程整理自己的思想。
  一大早,她从饭店乘出租汽车来到利物浦街火车站——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由铸铁和砖构成,样式难看;而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拥挤喧闹,只在周末安静一些。这安静意味着:当这柴油-电气列车隆隆驶离站台时,车上没什么乘客。对这种清静,西莉亚很高兴。
  她回顾了两星期来的经历和谈话,还是弄不清究竟今天听谁的劝告好—
  —听安德鲁的还是听萨姆的。与马丁相见,表面上是一般的社交活动,但可能对她本人和费尔丁-罗思都至关重要。萨姆的告诫言犹在耳:“别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
  车轮在铁轨上滚动的有节奏声音,使她有点昏昏欲睡。七十五分钟过得很快。火车减速开进剑桥站时,马丁·皮特-史密斯正在站台上等候,令人愉快的满面笑容表示出他真诚的欢迎。
  虽已四十一岁,西莉亚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帅,她也感觉得到这点。她柔软的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材苗条、亭亭玉立,高颧骨的脸由于近几个星期的户外活动和难得如此之好的英国夏日,已晒得黑黝黝的,显得很健康,而今天天气依然宜人。
  近来她已开始有几绺灰白头发了。这种时光流逝留下的痕迹很少使她伤感,当然偶尔也用染发水掩饰一下。昨天晚上她就用过染发水了。
  她穿的是夏日服装,一件绿白相间的透明薄纱连衣裙,里面的衬裙饰有花边,脚登一双高跟白色凉鞋,头戴一顶宽边白草帽。这一身装束都是上星①
  期在伦敦西区购置的。因为在新泽西整理行装时,她没想到在英国会需要这种热天穿的衣裳。
  她走下火车时,感觉到马丁赞赏的目光。他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接着,在握她伸出的手时,他才说,“嘿,你真漂亮!你来了我很高兴。”
  “你本人也挺帅。”
  马丁笑了一声,又闪现出孩子气的微笑。他穿着一件藏青茄克衫,一条白色法兰绒长裤,衬衫敞着衣领,没系领带。“我说过我要穿套服的,”他①西区是伦敦最繁华的地区。
  说。“但我发现了这一身多年没穿过的衣服。这样看来随便一些。”
  他们走出车站时,西莉亚挽住他的胳臂。“我们到哪里去?”
  “我的车在外边。我想过,我们先开车转转,然后走去看看几个学院,再就是去野餐。”
  “这安排非常好。”
  “今天你在这里,还有什么别的事想做做,想看看吗?”
  她犹豫了一下,说,“是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见见你的母亲。”
  马丁吃了一惊,扭头看着她。“我们一圈玩过后,我可以立即把你领到我父母家中去,如果那确实是你想做的事。”
  “确实,”她说,“那是我想做的。”
  马丁驾的是一辆莫里斯牌的微型车,也不知用过多少年了。他们挤了进去,他开着车在剑桥几条古老的街上兜了一圈,然后在“后院”旁的女王路停下。他对西莉亚说,“我们从这里走起。”下车以后,他们就沿着一条大路走向剑河上的国王桥。
  西莉亚在桥上站住了。她用手在额头上挡住上午明亮的阳光,惊叹道,“我很少见到比这里更美的景致。”
  马丁在她身旁轻轻地说,“国王学院的教堂——这是最壮丽的景色。”
  前面就是平静的草地和绿叶成荫的树木。再过去就是那著名的小教堂——只见在壮丽的拱形屋顶和一些彩色玻璃窗之上,矗立着许多塔楼、坚实的扶壁和高耸的尖顶。教堂两侧是些灰白色的石砌学院大楼,相得益彰地给人增添了历史感和崇高感。
  “让我来充当导游,”马丁说。“大致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成立很早,一四四一年,亨利六世开始修建你眼前这座教堂,而南边那座彼得楼造得更早一些,是它推动了一二八四年‘剑桥要探索知识’这一活动。”
  西莉亚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一个真正属于这里的人怎么可能离开它?”
  马丁回答,“许多人从没离开过。有些伟大的学者在剑桥生活、工作了一生。我们中有些人——年轻些的、在世的——也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在剑桥时而驱车前进,时而走路,在这两小时中西莉亚逐渐了解并爱上了剑桥。一些地名她记住了:杰塞斯·格林、仲夏公园、帕克氏地段、科沼泽地、拉马斯地段、三一学院、女王学院、纽纳姆学院等等,地名一个接一个似乎没个完,马丁的知识似乎也无边无际。“一些学者留在这里,同样,也有学者把这地方带往别处,”他对她说。“其中之一是伊曼纽尔学院的文学硕士约翰·哈佛(约翰·哈佛是移居美国的英国牧师,美国哈佛大学的主要创办人。译者注)。还有一个做学问的地方以他命名。”他又亲切地张着嘴笑了。“可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
  最后他们逛了回来,进了微型车。马丁说,“我想就看到这里行了。其余的留待下一次吧。”突然他的脸色严肃起来。“你还要去看我的父母吗?
  我不得不提醒你——我母亲认不出你和我,也不会知道我们去干什么。结果会很扫兴的。”
  “不要紧,”西莉亚说,“我还是要去。”
  这是幢筑在坡上的小房子,很不起眼,位于凯特区。马丁把车停在街上,用钥匙开门进去了。在光线很暗的小过道里,他喊道,“爸!是我,我带来一位客人。”
  随着拖拖拉拉的脚步声,一扇门打开了,走出个上年岁的人,穿着褪色毛线衫和松松垮垮的灯芯绒裤子。当他走近时,西莉亚对父子两人外貌的酷似大为惊讶。老皮特-史密斯和马丁一样强壮结实,同样是粗犷的四方脸——只是由于年龄大,皱纹多一些——介绍他们相识时,那腼腆的倏忽笑容简直是马丁笑容的翻版。
  老人一开口说话,就很不相像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不协调而又粗声粗气的土音;他说出的句子结构松散,说明他没受过多少教育。
  “看到你很高兴,”他对西莉亚说。转而又对马丁——“不晓得你要来,儿子。刚刚才给你妈穿好衣服。她今天情况不太好。”
  “我们待不长,爸,”马丁说,又告诉西莉亚,“阿尔茨海默氏症对我父亲是个很大的负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病人的亲属比病人本人还要难熬。”
  他们走进毫无特征的简陋起居室,老皮特-史密斯问西莉亚,“你来一杯吗?”
  “指的是茶,”马丁解释。
  “谢谢,我很想喝茶,”西莉亚说。“我们这一路过来,我很渴了。”
  马丁的父亲走进小厨房后,马丁去跪在一个灰白头发的妇女身边。她坐在已经陷下去的有花罩布的单人沙发上,他们进来以后她没有动过。马丁搂住她脖子,温柔地吻她。
  西莉亚想,老妇人当年一定很美,即使现在年老色衰还是好看。她的头发梳得很有样子,穿的是一身简朴的哔叽衣服,挂着一串珠子。儿子吻她时,她似乎有所反应,略有笑意,但看来并没认出自己儿子。
  “妈,我是你儿子马丁,”马丁说;他的声音很温柔。“这位太太是西莉亚·乔丹。她是从美国来的。我领她看了剑桥,她喜欢我们的小城。”
  “你好,皮特-史密斯太太,”西莉亚说。“谢谢你让我来府上做客。”
  灰白头发的妇女眼睛动了一下,又使人觉得她或许有点儿明白。但马丁告诉西莉亚,“恐怕是一点儿也不明白。她的记忆力已完全丧失了。不过在和我母亲有关的事上,我也就不讲科学了,一直试着让她听懂我的话。”
  “我理解。”西莉亚犹豫了一会儿,接着问道,“你是否认为,如果你的研究有进展,如果你不久能作出什么重要发现,也许可能……”
  “对她有好处?”马丁断然地回答,“绝对不可能。无论有什么发现,都不能使已经死了的脑细胞复活。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他站起身,忧郁地低头看着他母亲。“不是她,而是其他人不久将会得益,因为他们病情还没有严重到这地步。”
  “你很有把握,对吗?”
  “我有把握,会找到一些答案——由我或由别人。”
  “但你想做个找到答案的人。”
  马丁耸耸肩。“每个科学家都想让自己首先有所发现。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他看了他母亲一眼——“更重要的是,总得有人发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起因。”
  “因此有可能,”西莉亚说下去,“是别人而不是你先找到答案。”
  “对,”马丁说。“在科学上,这种事总可能发生。”
  老皮特-史密斯从厨房走了进来,他端的大盘子里有一壶茶,几套杯碟,一小缸牛奶。
  大盘放下以后,马丁搂住他父亲。“爸为妈做一切事情——穿衣服,梳头发,喂饭,还有别的一些讨厌事情。有一阵子,西莉亚,爸和我的关系不怎么太好。但现在我们爷儿俩很亲了。”
  “说得对,往日我们常吵得不可开交,”马丁的父亲说。他问西莉亚,“你茶里要加牛奶吗?”
  “要,谢谢。”
  “一个时期,”老的说,“我认为搞学问那一套不怎么样,马丁和他妈硬要搞。我要他跟我一起干活儿。可是他妈赢了,就成现在这样。他是我们的好小子。这房钱是他出,还有好多我们需要的东西都是他出钱。”他看了马丁一眼,又说,“在那边大学里,听说他干得不赖。”
  “对,”西莉亚说,“他干得着实不赖。”
  将近两小时以后。
  “你在干这活儿时和你说话行吗?”西莉亚靠在垫得很舒服的座位上问道。
  “当然,为什么不行?”站着的马丁一边说,一边把长长的篙子扎在浅浅的河底,于是他们乘的那条难操纵的平底船就平稳地逆水滑行一下。西莉亚想道,看来马丁干什么事都在行,包括撑平底船——能有这一手的人不多,从他们在河上一路见到的那些人来看,相比之下,那些人撑的船只是在歪歪斜斜地前进。
  马丁在剑桥的船坞租了这条平底船,现在他们正往南面三英里处的格兰特彻斯特去,准备在那野外进一顿晚了点的午餐。
  “这纯粹是个人间谈谈,”西莉亚说,“也许我不该问。但我不明白,你和你父亲为什么这么不一样。比如,你们两人说的话——我不光是指语法上……”
  “我懂你的意思,”马丁说,“我母亲在她没忘记说话时,她说的话和我父亲的基本一样。萧伯纳在《卖花女》中称之为‘侮辱英语的具体体现’。”
  “我记得在《窈窕淑女》里有这种说法,”西莉亚回忆说。“但你却有办法避免了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事又得感谢我母亲了。不过在我说清楚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事情你必须先了解。在英国,人们说的话一直是一种阶级隔阂,表明社会地位的差别。尽管有人会对你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还是如此。”
  “学术界也这样吗?科学家之间也这样吗?”
  “即使学术界也这样。或许更其如此。”
  马丁一面忙着用篙撑船,一面斟酌下文。
  “我母亲懂得这种隔阂。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买了收音机,让我一坐就是几小时地听跟前机子里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说话。她告诉我,‘你将来就说那种话,所以现在就开始学他们说的。你爸和我想学也太晚了,可对你来说不晚。’”
  西莉亚听着马丁悦耳而有教养,同时又毫不做作的语音,说道,“她收到效果了。”
  “我想是的。但这还只是她做的许多事中的一件,她还发现我在学校里对什么课感兴趣,于是就找到什么样的奖学金,然后一定让我去争取。正是那段时期我们家里吵得不可开交——我父亲刚才提到这事了。”
  “他认为你母亲痴心妄想?”
  “他认为我应该当个石匠,和他一样。他相信狄更斯写的一首押韵诗。”
  马丁引用时一边在微笑:
  “我们的活我们爱,
  不羡老爷好穿戴,
  粗茶淡饭香喷喷,
  乐天知命幸福来。”
  “现在你并不因此怨恨你父亲吧?”
  马丁摇摇头。“他当时只是不明白而已。在这一点上我也不懂!只有我母亲懂得有抱负的人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她要我去取得。现在你或许明白为什么我这样关心她了。”
  “当然,”西莉亚说。“现在我既然知道了,我也就和你抱有同感。”
  他们心满意足地沉默了一会儿,平底船在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的两岸之间继续逆流而上。
  过了会儿西莉亚说,“你父亲提到,他们的生活费大多由你负担。”
  “我尽力而为罢了,”马丁承认说。“其中我做的一件事就是雇了一名每周去两个上午的保姆。那样我父亲可以歇一歇。我想让她多去几次,但……”他耸耸肩,没把这句话说完,接着就熟练地把船靠在下有绿草、上有柳荫的岸边。“在这里野餐怎么样?”
  “一派田园情调,”西莉亚说。“简直就像卡默洛特一样。”
  马丁准备的带盖篮子里装着对虾、梅尔顿·莫布雷食品厂的猪肉馅饼、新鲜的拌凉菜、草莓、德文郡出产的黄色稠奶油。还有酒——质量不错的法国白葡萄酒——和一暖瓶咖啡。
  他们津津有味地吃呀、喝呀。
  吃完饭喝咖啡时,西莉亚说,“这是我回国以前最后的一个周末。不可能过得比这更愉快了。”
  “你的英国之行成功吗?”
  她正要回答一句客套话,忽然记起安德鲁在电话里的劝告,于是回答说,“不成功。”
  “为什么?”马丁的声音显得吃惊。
  “萨姆·霍索恩和我为费尔丁-罗思物色到一个理想的研究所主任,但此人不干。现在,其他人似乎都成了二流的了。”
  沉默了一会儿,马丁说,“我猜想你说的是我。”
  “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你。”
  他叹了口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古怪,西莉亚。”
  “没什么要原谅的。你的生活你自己决定,”她使他放心。“只不过,刚才我想到这问题时,有两点……”她住嘴了。
  “说下去。哪两点?”
  “好吧,先前你说过,你想最先找到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病因和智力老化的答案,但是别人也可能走在你前面。”
  马丁靠在小船上,面对着西莉亚;他已把茄克衫叠起来枕在脑后。“别人正和我做同样的研究。我知道德国有一个人,另一个人在法国,第三个人在新西兰。他们都是好样儿的,我们追求同样的目标,在同一条小路上探索。
  如果有人能走到,也难说究竟是谁。”
  “因此你是在参加一场竞赛,”西莉亚说。“一场争取时间的竞赛。”
  她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声音。
  “对,但搞科学都这样。”
  “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人,是否条件比你好,助手比你多?”
  他想了一会儿。“在德国的那个人可能这两方面都比我强。另外两人我不清楚。”
  “你现在的实验室有多大面积?”
  “总共”——马丁心算了一下——“约一千平方英尺。”
  “那么,如果你有五倍的百积,加上添进去的设备——你需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且都是为了你的研究项目——加上可能给你配上二十个人手,而不是两三个,这样会不会使你更快地接近你的目标呢?这样会不会推进你的研究——不光是找到答案,而且使你首先找到答案?”
  突然西莉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气氛有了变化。不再是一次社交活动了;原先即使有过的真诚已完全消失。现在是一场智力与意志的微妙角斗。她想,好吧,她到英国来,今天到剑桥来,为的就是此事。
  马丁惊奇地瞪眼看她。“你说的一切当真吗?五千平方英尺,二十个人!”
  “见鬼!自然当真。”她不耐烦地添了句,“你以为我们制药这一行是闹着玩的吗?”
  “不,”他双眼仍直瞪瞪地说,“我没有那样想。你说有两点,另一点是什么?”
  西莉亚犹豫了。她应该说下去吗?她意识到刚才她的话给马丁留下的深刻印象。她讲下去会不会破坏这印象,使前功尽弃呢?这时,她又一次记起了安德鲁。
  “我就直来直去,用咱美国人通常的那套冒失态度挑明了吧,”西莉亚说。“我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你这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不会为金钱所动,也不能用钱收买。但如果你到费尔丁-罗思来工作,成了我们的研究所主任,把你的研究项目带过来,你多半每年可以有一万二千镑的薪水,外加数目可观的红利。我有理由认定这大概相当于你眼下收入的五倍。另外,见过你父母后,知道你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也了解到你还想多尽尽心,我想你可用得着那笔多出来的钱。你当然可以雇一个每周不止去两次的保姆,可以把你母亲搬到比较好的环境中去。”
  “够了!”马丁已坐起身,怒目看着她;他变得极为激动。“你这该死的西莉亚!我知道钱的用途。还有,不要跟我讲那些废话,说什么我这样的人不在乎钱。我非常在乎,而你刚才讲的话扰乱了我的心思。你想害我,引诱我,利用……”
  她插嘴说,“笑话!利用什么啦?”
  “比如说,见我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生活情形和我对他们的关心。因此,你利用这一点,扮演夏娃这角色,拿只金苹果引诱我心中的亚当。”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而且也是在伊甸园般的天堂里。”
  “这不是毒苹果,”西莉亚平静地说,“我们船上也没有蛇。得啦,我很抱歉——”
  马丁凶狠地打断她。“你根本就不会抱歉的!你是一个在行的女生意人——简直在行极了;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个全力以赴,毫无顾忌地去达到自己目的的女生意人。你非常冷酷,对吗?”
  现在西莉亚吃惊了。“我冷酷?”
  他断然地回答,“对。”
  “好吧,”西莉亚说,她决定针锋相对地马上顶回去。“就算我冷酷。就算你说的都对。难道这不是你也需要的吗?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答案!你要找的大脑中的那种缩氨酸!科学上的荣誉!以上这些有没有一件欺骗你呢?”
  “没有,”马丁说,“不管它是什么玩意儿,反正不是欺骗。”他又张嘴笑了,不过这次叫人看着不太舒服。“我希望他们好好酬谢你,西莉亚。
  作为你自己所称呼的冒失的美国人,你干得真不赖。”他站起身,伸手把篙一拿。“该走了。”
  他们默默无言地顺流而下,马丁狠狠地扎下篙去,那狠劲儿在来程中还没显露过。西莉亚心里很烦,捉摸着是否自己做得过了头。快到城边那船坞时,马丁停了篙,让船自己漂从船尾的高处,他严肃地看着西莉亚。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只知道你使我犹豫不决,”他对她说,“但我还没拿定主意。”
  傍晚初临时,马丁驱车将西莉亚送到剑桥火车站,他们拘谨地道了别,双方都不大自然。西莉亚返回伦敦乘的是一趟叫人难熬的短途慢车,几乎每站必停,等她到达伦敦终点站时已过了晚上十一点半。列车停在“王十字”站。她乘上出租车,回到伯克利饭店时已近午夜了。
  在大部分旅途中,西莉亚回顾一天的经历,尤其是她自己的言行。最使她震动的是马丁那尖刻的指责:你非常冷酷,对吗?她冷酷吗?她对照了一下自己的思想,西莉亚承认自己或许是的。接着她又纠正自己:并不是“或许”,应该是“肯定”。
  她又思忖道,有点儿冷酷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尤其对一个妇女说来,对她西莉亚这样已作出成绩的妇女,像她这样已取得现在地位的妇女,难道不是必要的吗?当然,当然是必要的。
  她进一步提醒自己,冷酷并不——也可以说并不一定要——等同于不诚实。本质上,做生意就得强硬,就得作出令人不愉快的狠心抉择,得直冲要害之处,把为别人的过分担忧抛在一边。同样要紧的是:如果将来她承担的责任更重大,她将需要比以往更强硬,更冷酷。
  那么,既然冷酷是买卖人生活中的现实,为什么马丁的评语使她这样烦恼呢?可能因为她喜欢他、尊重他,因而希望他对她有同样的看法。可他是这样吗?西莉亚捉摸了一会儿,根据他们今天下午亮出底牌以后的表现,她断定他显然不是这样的。
  不过,她真的在乎马丁对她的看法吗?回答是:不在乎!一个原因是:
  马丁身上还有些孩子气,尽管他已三十二岁了。有一次,西莉亚听到别人谈起搞研究的科学家,说是“他们花了大半辈子在学术上孜孜以求,剩不下多少时间来干别的,所以在某些方面永远是小孩子”。确实,这在马丁身上似乎有所体现。西莉亚知道,自己比他世故得多了。
  那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呢?既不是马丁个人的感受,也不是西莉亚的感受,而是今天剑桥之行的结果如何。
  对吗?对,又对了。
  至于那种结果——西莉亚心里在叹气——她对之并不乐观。事实上,用萨姆的话来说,她几乎肯定已“由于鲁莽行事把这可能性打消了”。她越想越不满自己的行径,而对白天的回忆也越使她灰心丧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她回到饭店的时候。
  在伯克利饭店的门厅里,穿制服的看门人招呼她说,“晚上好,乔丹太太。您今天过得好吧?”
  “好,谢谢你。”她心里补了一句:只有一部分时间过得好。
  看门人转身给西莉亚拿了房间钥匙,又拿起些信件、便条交给西莉亚。
  她收下后准备带回房间看。
  她正要走开,忽然听见,“噢,对了,乔丹太太。这是几分钟前收到的。一位先生打电话来,我把话记下了。内容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那位先生说您懂的。”
  感到疲倦的西莉亚不感兴趣地看了一下纸条。她的眼睛凝住不动了。
  纸条上写着:
  万事都有个时宜的问题,
  包括带着礼物来的鲁莽
  美国人。谢谢你,我接受。
  ——马丁
  突然,看门人皱起眉头,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因为在静穆的伯克利饭店门廊里,响彻了少有的尖叫声,那是西莉亚在欢呼:
  “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