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宦海升沉录 » 宦海升沉录全文在线阅读

《宦海升沉录》第廿二回 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关灯直达底部

第廿二回 请训政铁良惑宫禁 遭谗言袁氏遁山林

话说因那时清帝病故,朝廷恐诸贵族为变,思召一重臣入卫。因当时庆王亦不在京,实国庆王掌执大权已久,恐他于嗣位问题有所梗议,故学从前遣发恭王的手段,借查勘万年吉地之名,先令庆王领差出京。那时军机中人,除了庆王之外,就算袁世凯是有权有势的,故就令袁世凯入宫护卫,并商议大事。

不想清太后正筹思嗣位问题,又在病中,势方剧烈,到次日,清太后又一病身故。

还亏清太后早传下遗诏,以醇王的长子溥仪入继大位。那醇王本是光绪的胞弟,故溥仪就是光绪的嫡侄子,论理本该择立。但这会择立的法子,于光绪帝名下,只是兼祧,于同治帝的名下,方为承嗣;若就承嗣同治帝说起来,又不止溥仪一人方为合式。故清太后传下遗诏时,实大费踌躇。只一面令袁世凯入宫,又一面与醇王商酌,立定了主意,以傅仪入嗣。

及到次日清太后殁时,京中谣言更多,因帝后俱亡,相隔只是一天,有此凑巧,自然令人疑惑。有说光绪帝死于非命的,又有说先太后实死于非命的,更有说光绪帝已死了数天,不过到那时方行开丧的。你一言,我一语,京中内外,倒是一般说法。惟有一点奇处,因各国驻京公使电报各本国,又称清太后死之在前,光绪死之在后,与前说大为相反。更有凑巧的,当时拿了几个太监,谕旨道他是干涉朝政,因此更有人传道,先太后那日在南海小御轮中,夜里被一个太监,不知何故,用枪击中了左腿,伤重致毙的,故把那夜值差的太监,尽行拿了治罪,所称因太监干涉朝政,只是一种托词,这等语。诸说纷纷,莫衷一是。但就外国人所传的说起来,是太后先死,还是近理,然究不过是忖恻之言,也没什么凭据,倒不必细表。

且说当时醇王,正在军机行走,因宫廷遭此大变,自然在宫内商妥,立了自己儿子登位,然后把哀诏来宣布。在醇王本与袁世凯有点意见,因前年议创内阁的事,曾用枪击袁世凯,此事本来刻未忘心,今偏召袁世凯护卫,只是太后的主意,自己自不好阻他。还幸袁世凯亦是扶助择立溥仪的,因此把前时意见,本已消化了。

不想那时铁良正在做陆军部尚书,觊觎政权,已非一日。

惟心中最恨袁世凯一人,年前因为争掌兵权,已多次冲突,今只望光绪殁后,袁世凯或失了权势,自己才好谋入军机。不提防嗣位大事,有许多宗室大臣也不召进宫中商议,偏召袁世凯一人,心中就不舒服。又怕新皇登位,念他援立之功,更加重用,可不是他的权势更要大起来?便召集自己心腹的几人,如学部尚书荣庆及学部侍郎宝熙,与及陆军部参议良弼,会议对待之策。

那时良弼以铁良得掌兵权,实出自他的手段弄来,今因不迁其官,已含恨铁良不已,惟外面仍与铁良周旋,故铁良全不觉得。当下会议对待袁世凯,宝熙道:“今袁某入宫护卫,且与闻嗣位大事,显有援立之功,料不能说他不好。今谕旨已将太后追封的(为)大行太皇太后,而光绪后又已封为皇太后。

自咸丰以后,向由太后垂帘听政,今改以醇王做监国摄政,料非新太后所喜欢。今不如密进宫中,恭请新太后垂帘。如此议能行,可料醇王失了权势,那时新太后必感我们扶他听政,自然用我们掌执政权,便可在新太后跟前,说先太后夺先帝政权之故,系袁世凯当戊戌一案,从中播弄。这样,不怕新太后不治袁世凯之罪,是一举而两得也。”荣庆道:“此计大妙,即是一矢贯双雕。一来我们可以同进军机,二来又泄袁世凯之恨。

若是不然,不特我们没有掌执政权之日,且将来援立功大,袁世凯将越加重用,即越有权势,实是我们眼中钉刺而已。”铁良道:“豪杰之士,所见略同,我亦以此策为最妙。但何以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且言了又安能得他必允?实属有点难处。”

宝熙道:“有何难哉!今停灵在内宫,足下为亲贵大臣,明日可人宫致祭,就向新太后说有要事密奏,新太后自然要设法密召足下入宫,自可以畅言。且若以醇王摄政,便权在醇王,若由太后垂帘,即权在太后,亦没有不从的道理。”铁良听罢大喜。座中惟良弼不发一言。

到了次日,铁良即独进宫祭灵,觑醇王及袁世凯不在左右,即向新太后面称:“有要事要密奏。”那时新太后听得,正不知有何要事,只道宗室近支,有谋争大位的事,便令太监引铁良转至别宫面奏。铁良见了新太后,请过安后,新太后道:“外间有何要事,可面奏将来,也不必徇隐。”铁良奏道:“先帝不幸宾天,臣等正不胜哀掉。但念先帝非不雄材大略,只以权不由己,遂致政不能发施。今皇太后不宜复蹈故辙,宜自主掌大权,以竟先帝之志。惟先太后遗诏,以醇王监国,似非不佳。但醇王年轻性躁,究不如太后之睿智聪明。故臣等多人意见相同,欲请皇太后垂帘训政。昨夜与学部堂官荣庆、宝熙等相商,皆以此策为最要,迫臣人宫面奏。如蒙皇太后俞允,臣等必竭忠相辅,以图自强。”

新太后听了,意亦稍动,但以遗诏既以醇王监国,若自己一旦垂帘,便与遗诏相背,固惧诸臣不服,且恐醇王不肯相让,那时宗室亲贵,必以自己与遗诏争权,亦断不助己。此事看来怕不易行。故此心中踌躇不决,便向铁良面谕道:“卿言亦有理,但遗诏已定,不易更改。此事容我细想之,倘若可行,必从汝请。今宫中耳目较多,不便多说,汝宜早退。”

铁良此时已不敢再留,惟频(濒)行时,仍再奏道:“太后宜自打算,勿迟疑误事。倘太后允行,料诸臣必不敢抗。若有面谕之件,请随时召臣进宫,俾得面听圣训。”说了即行辞出。即把面奏情形,对荣庆等说知,以为新太后尽有些意思,当可允准,正喜不自胜。惟当时新太后细想:“此事行之不易,恐勉强要做,反闹出乱事来。”因此不敢,就把铁良所奏的话,已按下了,再不提起。

那时,铁良一天望一天,终不见太后再召自己进宫议事。

再过三两日,仍无消息。料知此次愿望一定落空,心中反不免彷徨起来:因恐此议一泄,以太后垂帘,必夺了醇王权势,若被醇王知道是自己请诸新太后的,必怒责自己,那时欲谋陷袁世凯,反为袁世凯所乘,自己反弄个不了,如何是好?即急与荣庆、宝熙等计议。连荣庆、宝熙二人亦惊慌起来,转问良弼有何解救之法,良弼道:“此策不是我主张的,我那里觅得解救的法子来,不要问我罢。”铁良道:“彼此都是同心的人,你为何说此话?”良弼听了,惟低头不语。

此时铁良亦不暇多责良弼,只要与荣庆、宝熙商议计策。

宝熙道:“我们所仇恨的只是袁世凯一人,因他并不是我们亲贵的,竞把大权落在他手上,是以不服。若我们失败,便是袁世凯更为得势,我们断不甘心。今不如反言袁世凯密请新太后垂帘,以夺醇王摄政。在醇王跟前说这些话,那时醇王必怒,怒则罪袁世凯必矣。足下以为然否?”铁良道:“只怕醇王不信。”荣庆道:“年前因议建内阁的事,醇王曾欲击袁世凯,是袁世凯为醇王仇嫉久矣。由此进言,不患醇王不听。且自两宫殁后,袁世凯日在宫中,谓他进言于新太后之前,亦近情理。

此策尽可行之。”时铁良听到这卫,亦以为然。

那日铁良见了摄政王,便奏道:“那一天袁世凯在宫,曾与新太后密谈,监国殿下究知其事否?”摄政王道:“予一概不知。那袁世凯是说什么事,要向太后密奏。你有听得没有?”

铁良道:“此话臣实不敢多言,臣以为殿下在宫中早已知得,故以言及。”摄政王道:“连日我一头要理两宫大丧,一头又打点新皇即位,宫内琐事也没有闲心查究。你若有所闻,不妨直说:”铁良故作半吞半吐,随道:“闻袁世凯密奏新太后,以新皇得嗣大统,本非先太后主意,不过殿下劫先太后留此遗诏,以图子为天子,己执大权而已。且谓殿下在太后跟前,说称新皇实继承同治皇帝,于大行皇帝不过兼祧,就谓新太后不宜过问国政等语。故新太后当时大怒,袁世凯就力请新太后垂帘,像先太后故事,自行训政。并言与庆王爷商妥,必竭忠相辅,以佐新太后,务达垂帘的目的。后来新太后,不知因什么事,不允准行,臣却未晓。今只直陈于殿下之前,望殿下总要秘密查察方好。”

那摄政王本是个少年气盛之人,世事阅历还少,故听得铁良之语,正如怒火交飞,冲冠而出,徐道:“你从那里听得来?

”铁良听了此问,几乎对答不出,乃故作难言之状。摄政王复催他直说。铁良道:“宫内太监多有听得的,且袁世凯在臣跟前,亦说过以新太后训政为宜。臣料此事是不假的。”摄政王至此更怒不可遏,即道:“新皇人嗣大统及我得任监国,当时袁世凯亦在场赞成,他如何一旦说这些话?”铁良道:“他性情最狡,定然一面巴结殿下,一面又欲巴结新太后,以图揽权固宠。因殿下严明,他不易作弄,实则欲得新太后垂帘,以图自便久矣。殿下总宜留意。”

摄政王道:“袁世凯那厮,因从前议建内阁,我曾反对他,几至用武。想他仇恨在心,放要谋算我,亦未可定。但他既如此可恶,你道怎样对付他才好?”铁良道:“此等人多一天在朝,即多一天为患,自应早一天设法。殿下试想,他并不是我们亲贵中人,那里有真心来待我们呢?故此人断留不得。至于如何惩治,殿下自有权衡,臣不敢擅拟。”摄政王道:“现在国恤期内,不便治他的罪。待过三月后,再作区处。”时铁良心中正惧自己所谋泄漏,恨不得早一天谴发袁世凯,方自安心,故不时在摄政王跟前进言,都是不利于袁世凯的。

在袁世凯亦知铁良不利于己,但他暗请太后垂帘之事,推在自己身上,实在不知。且以新主既已登位,又不知摄政王待自己的意见何如,故先具了一折,自称足疾,即请辞退。因袁世凯自念:“自己所恃的只是庆王,今庆王的权力,已不像从前,自己实木可急流勇退。若一旦被监国开了疑忌之心,实在不了。”故先递这一折,志在探摄政王的意见。不想此折一上,摄政王并不曾商诸军机,立即发旨,准其开缺回籍。

那旨先到军机里头,军机中人无不大惊,交相替袁世凯向摄政王说情。那摄政王却向诸军机道:“你们倒不必替他说话。

我准他开缺,已便宜他的了。”诸军机又不知铁良构陷之事,只疑摄政王所说,不知袁世凯有什么罪名,更不敢置喙。袁世凯得了这点消息,亦只疑摄政王因前者争建内阁,怀了意见。

想:“他如此量小,自己在朝,亦是不便。”即立刻出京,从前知己都不往拜辞。只往庆王处一谈,相与太息一会而别,即搭车回河南项城本籍。可叹一世煊赫,如此下常后来摄政王亦渐知请太后垂帘之事,只是铁良所为,推在袁世凯身上,此时已悔之不及。后又因东三省交涉棘手,被日人调兵间岛,赚取南满路权,京中各员都道:“如袁世凯在日,断无此事。”因袁世凯任外部时,颇有点声望,为外人畏服,滇弁枪毙法员一事,被法使要索革锡良,赔重款,求矿务,声势汹汹,不数日间,已由袁世凯得和平了结。因此之故,摄政王也思念袁世凯。上来恨铁良造作谗言,自己误信,也不好告人;二来又见时事艰难,非袁世凯无以支持大局,便欲起用袁世凯。惟袁世凯以时局不易挽救,同僚又未可共事,监国又多疑,且自己开缺之后,不一月,又革去自己的所用的陈壁,故袁世凯益发灰心,只劝其子方任农工商部的袁克定,小心服官,自己已誓不复出,只在卫辉经营园林,为终老之计,已屡召不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