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占地毁庄稼，受害人家敢怒不敢言。洼地长草，很茂盛，村里人放牧牲畜，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有时把牲口打死，或是抢走。我的祖父、大伯过铁路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
一九一三年，我八岁的时候开始读书，就在唐王山后本村上小学。村边有条人行横道不准中国人走，中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车道。有一次，我看见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当时我都气哭了。还有一次，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又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里了。眼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屠杀，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
我上小学时，已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提倡剪发，县里派督学来查。当时同学们都不敢剪，我早就想剪，可是家里不答应。就此我在班上第一个站出来，把小辫剪掉了，回到家奶奶一看，就骂起来。我提着剪下来的辫子，得意地抖落着说：“剪下来有啥不好，上边长满了虱子!”我为了剪辫子，成心不梳不洗，让它生虱子。
山后村小学的华荫南老师，他偏向东街地富子弟，叫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班长，时常欺负西街的穷孩子。我不服气，就和班长打起来了。找老师去评理，他偏袒地主子弟，拉过我去要打手板，我气急了，也不知从哪儿来那股劲儿，把板凳条掀下来一根，狠狠揍了老师一下子。我知道惹了祸，撒腿就跑，不敢回家，就躲到河边壕沟里猫了三天。村里人河里、井里找遍了，到处找不到，都很着急，怕发生意外。因为我路过家门口时见到母亲，曾告诉她我藏在哪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母亲不声不响地每天给我送点吃的。村里人找不到我，老师也着慌了，都说只要找回来，可不能再打再罚了。母亲随即送信给我，说老师再不打了。这样，我才回到了学校。老师说，不打了，可是要罚我背书，让我背三篇古文：韩愈两篇《祭十二郎文》和《祭鳄鱼文》，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要我温习一下，第二天背。当时我念了两遍后，自信地说：“我现在就背!”于是一口气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华老师很惊奇，立即改变了对我的态度。爷爷和父亲都没念过书，所以对我念书很重视，每天下学后爷爷都要我背书，他不识字却严厉，我不敢糊弄他，只要一打“奔”儿，他就用烟袋锅子敲我的脑袋。我念书还没入门，怎么也背不好，常挨打。这次却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了。从此我在学习上一下就开了窍。以后华老师对我特别好，给我补课吃偏饭。
我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家里就供不起了。买一支铅笔要哭几次，才进城给买，有时靠大姐、母亲的体己钱买支铅笔。一九一六年冬我就辍学了。一九一七年初开学时，华老师认为我辍学可惜，他要我复课学习，由他为我补习国文、数学、英文等课，准备一年后，再由他送我免费入县立中学。我自己也想继续读书，即重新入学复课，农闲补课，农忙干活。复学的半年，家里买不起书，要是上中学更交不起饭费、书费，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辍学了，在家干农活。
一九一八年春，我由华荫南老师介绍，到他家在海城北关开的裕德号缫丝(柞蚕)厂去学徒。学徒很苦，起早贪黑，干重活、杂活，时间长了，过于劳累得了肺病，吐过血。
在缫丝厂期间，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一进北关，有个卖吗啡、“白面”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挡着路不让走，踢了我一脚。于是我揍了他一顿。这个孩子跑回去后，日本人就告起状来，告到缫丝厂，告到县政府。丝厂经理和县长都吓坏了，我站出来说：“是他先打的我，我的腿还被踢红了一块呢。”丝厂经理和县长听我说的在理，就向日本人解释说不怨我，这孩子干活挺老实，不惹急了他不会无故打人的。好说歹说，这件事总算过去了。
学徒时，我挤时间念书，抓着什么看什么，《千字文》、《百家姓》、《论语》、《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东周列国》、《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还坚持练字、打算盘，文化有提高。在农村讲究“说书”，谁讲我都去听。
在缫丝厂学徒将近三年，到一九二○年冬缫丝厂倒闭，经理是华荫南老师的哥哥，他将我介绍到海城车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到一九二一年春，因粮栈生意不好，我被辞退回家，在家种地。
兄弟姐妹长大起来，父亲对儿女的婚事当交易，做人情，在外面拉脚合伙喝酒时，说近乎了就给儿女订亲。他说一不二，母亲根本说不上话。我的几个姐妹长得都很俊气、灵巧，却都很不幸。大姐很能干，待我极好，她羡慕男孩子，对我说还是你们在外边好，走南闯北，女的活一辈子死时落块棺材板。二妹既漂亮又聪明，我参加直奉战争负伤，她用体己钱买东西到医院看过我，临走还留了几块钱给我。父亲给她找了个很不如意的丈夫，一直忧伤哀怨，终于得了肺痨病，死得很早。我对大姐、二妹的感情深，对她们的悲凄的命运，极为同情。
母亲温和仁慈，为儿女操劳一生。三弟贪玩，不好好念书，我打过他一次。母亲伤心地说：“我再苦再累，可也没打过你们谁一巴掌。”一九五○年即来京和我家老小住在一起，和全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邻居，都和睦相处。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习惯，缝补、洗涮、种植，整天闲不住。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是非分明，对来家打砸抢的歹徒突然厉害起来，造反派到家里闹。我被关押后她回家乡，专案组又多次去调查逼供，她始终理直气壮地坚持说：“闹到多会儿，我这个儿子也是好人。在国民党时官不大，钱花不完，现在官大、事多，挣钱少。还是共产党好。国民党的官可好，大小都能捞，钱有的是。你们别跟着胡折腾，迟早会清楚的。”她对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始终充满信心。身边工作人员和乡里乡亲，更加同情和尊重她老人家。
在我少年时代，就是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入学时老师给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打日本。
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十七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