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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回忆录》第18节: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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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走向抗日救亡道路

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混乱局面难以收拾。我考虑当时六四七团的政治情况,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于是在张学良走后,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乘第一班民航飞机至郑州,又坐火车赶回徐水团部,抓紧掌握部队。随后孙志远赶来团部,通知我北方局已同意我入党。我想留孙志远在团内做党的工作,他说,在五十三军他太红了,要到山西躲一躲,北方局另派人来团主持党的工作。

回到徐水的当天晚上,我就把沙克找来了,告诉他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手造成的祸国殃民的内战就要停止了。”接着,我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如何光明磊落,为国家民族利益不念旧恶,英明地处理了西安事变。并且还对他说:“我们共事多年,算得上是知己。不瞒你说,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想参加吗?”沙克听了我的话,很激动,当下表示:“我也愿意参加党。”我说:“不过担子可重啊,既要开展救亡工作,又要保守秘密。”我们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夜,决定以经济委员会为基础,积极扩大团内“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以便聚集和扩大革命力量。之后,我们就扩大“东抗”组织,抓紧发展党员。此时黄显声已调任一一九师师长,并兼任五十三军副军长,驻石家庄,我们经常来往,共同商讨,配合工作。

一九三七年初,经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胡乃超、杨经国、戈亚明等学生党员六七人来团里下连当兵。他们当兵后很快被提升班、排长,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二月间,北方局派来李晓初负责六四七团党的工作,相当于党的总支书记,公开名义是上尉书记长。他代表组织正式通知我,北方局已批准我入党,并由他来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同年一月间,万福麟借口开会把黄显声扣在保定,撤销了黄显声的一一九师师长职务,不准回师。我对此早有戒备,万福麟多次召开团长会议,我都托病不去参加,派中校团副徐荣奎前往。万福麟为了要扣押我,乘铁甲车前来徐水车站召集六四七团官兵训话,大骂共产党。之后要我即刻跟他同去保定,我坚决不去,对他说:“你训完话,我要接着做工作,不能丢下就走。”并事先做了防备,在徐水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由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如果万福麟竟敢把我带走,即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觉得形势不妙,知道我不会跟他去保定,而且又是在我团防地内,看我坚决不肯随他去,也无可奈何,只好乘铁甲车败兴而归。

万福麟走后,我们对他就更加防备。他到徐水来未能得逞,自然不会甘心。不久,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把六四七团调到定县师部附近,以便于监视我团活动。我们到定县防地,及时派一些可靠的部队和党员进行反监视。

团内党的工作迅速发展,更引起万福麟和刘元勋的警觉,四月间他们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宣布命令时,全体官兵群情激愤,反对改编;团内党员、“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西渡黄河去找红军。我们当即召开党员和“东抗”干部会,决定派李晓初到北平请示北方局。李晓初去后很快赶回,传达说:你们千万不能拉出去,第一,那样做会破坏党的统一战线;第二,你们的队伍拉不到黄河就会被打散了;第三,你们要服从改编,分到各师去扩大党的影响和力量。李晓初原原本本地传达了这三条。

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我们服从改编。五月初,我带一个营到石家庄与一一九师六五四团的两个营合编为一三○师六九一团,师长周福成,旅长丛兆麟。

就在从定县去石家庄的途中,五月四日的晚上,在一个帐篷里,李晓初代表党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此之前,在旧军队中发展党的组织,一般是要兵不要官。刘少奇同志来北方局后,提出了在军官中发展党员的重要意义,才改变了白区党的“左”倾路线。

到了石家庄,我们就和市委陶希晋等取得了联系。部队协同石家庄市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我团官兵和正太路工人联合组织歌咏队,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当时流行的救亡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路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由于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也大大地提高了全团官兵觉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