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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回忆录》第108节:回到晋察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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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种战术的运用,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一九四二年秋冬,七分区三十六区队先后在定南县的王村、钮店、侯家店、沙流村、富村,在深泽县的马里、高庙、方元、东西内堡,在安国县的崔章、安平县的马町等村,打各样的小战斗二十多次,歼敌三百多名,缴枪三百多枝。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分区地方部队三个班,分驻文安县大铺附近三个村。敌人对我一个班进行包围合击,我三个班对敌反包围合击,战斗一日,将敌击溃,我部队安全转移。在公路上遇到敌人增援的汽车一辆,被我突然袭击,当即将敌大尉以下官兵十名全部消灭。

同年四月十二日,我定南县区小队化装袭击四合庄敌碉堡,俘伪军三十四名。

同年六月,在深南县大寺庄,我们一个连兵力,对六十余名进攻的敌伪军实行反合击,消灭敌人过半,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一枝,我无伤亡,安全转移。

献县游击队,从一九四三年春季开始,先是县大队和九小队在留路、段村截击从县城去往杏园据点的敌人,消灭日军九名,俘伪军一个小队,缴枪四十多枝。七小队在四庄伏击杏园据点出动的李麻子伪军,毙、伤、俘伪军十名,缴枪十枝。二、三、十小队联合作战,拿下禅房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击毙铁杆汉奸、伪军中队长杨胖子。手枪队在七小队配合下,化装袭击窦阎庄据点,消灭伪军一个小队和警察分所,击毙伪队长,俘伪军、伪警五十多人,缴枪四十枝。县大队指挥手枪队,袭击商家林伪警察局,夺回粮食十几万斤,俘伪警三十多人,缴步、手枪二十五枝。这只是一个县游击队的不完全统计,不到一年中毙、伤、俘日伪军一百六十余人,缴获枪一百一十五枝。

反“扫荡”中,七分区最早产生了武工队的形式。第一个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沙河南岸西城村枣树林里诞生。队长兼支书张英(继任潘纯),指导员崔哲(七分区敌工科长),武工队的成员主要是从分区敌工科、除奸科、民运科和警卫连侦察排、战斗团中挑选的,配备长、短枪,初成立时二十人。以后又增添了搞敌工、情报工作的能说日语的男女干部,扩大成若干分队。他们全部便装,隐蔽活动,插到敌占县城、据点、碉堡附近和内部去。任务是保护群众利益,保护抗日力量,侦察敌情,除奸反特,瓦解敌伪军,寻机袭击敌人,掌握伪组织,征集粮秣,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武工队的活动给敌人很大震动,使之提心吊胆,昼夜不安。以后各分区发展了许多武工队,对坚持残酷环境下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三、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一”大“扫荡”后,由于敌人凶暴的压迫、抢掠、屠杀、勒索,更加激起了全民族的同仇敌忾,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区党委及时提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准则:国仇事大,私仇事小,要尽可能缩小阶级矛盾,照顾各阶层的利益。基本方针是:以宽大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友爱同舟共济的精神,争取和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中可能团结、可能争取的人共赴国难,反对日寇。冀中各地区根据这一方针,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积极性。对爱国的上层人物,通过各种渠道,晓以民族、爱国大义,推动他们参加抗日工作,团结对敌,收到积极的效果。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健民,表示抗战到底。孤庄头地主刘树英,多次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成为堡垒户。在他们的影响下,雄县葛各庄、马回头、刘家堡、鸿城一带村庄,在开展抗日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涿县长安城的张成山(称三山一霸之一),经过争取工作,协助我们与涿县伪军裴宏远建立了关系,与陶营伪保长王汉池、永定河东联庄会头目建立了联系,打开了我进入涿、良、宛地区的大门。大兴县高各庄伪大乡长韩天经帮助我们打伏击,截获敌人收缴联庄会的一批枪支,又帮助侦察敌情,袭击了长辛店敌人据点。安平县政府分区、分片召开全县士绅座谈会,讲形势征求意见,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羽林村地主佟老佐,在极端残酷的环境里,分区、青救会的干部们经常在他家里隐蔽,挖了地洞,并在他家刻印腊版,分发文件,他家里的人放哨做饭热诚照顾,和大家亲如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