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文学创作上不断取得进步，但是，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也日渐明显，有机会能到大学学习深造，这是路遥始终没有断掉的梦想。
1972年，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全国性动荡的状态有所好转，各个大学都在数年“停课闹革命”之后，开始着手筹备招收“工农兵学员”——大学生的工作。当时的很多大学为了慎重起见，在某个系，某个专业，先招收一个学期为一年制的“试点班”。当时提倡“开门办学”，要求学生要接触实际，学工学农学军事。
延安大学中文系，就曾招收了一个一年制的“试点班”。并组织这一期学生专程到群众创作搞得好，并且编印了颇有名气的《延安山花》诗集和四开小报《山花》的延川县，同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及《山花》小报的编创人员座谈。
很多时候，大到历史事件，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事情发展到了结局，或是发生了巨变，有了或扬或抑的转机，作为当事人或是事情的旁观者，还有那些在回溯历史中，追问、研究历史的学者，总是在经意与不经意的回首中，发现事情的发展脉络，竟然是在一个微小的偶然因素，接着一个微小的偶然因素环环相扣中一路走来的。日常生活由许多的偶然性组成，历史也毫不例外地由众多或明或暗如珍珠般的偶然串联在一起。我们无法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我们也无法回避偶然因素在历史上、在日常生活中所担当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路遥后来能上大学学习深造，可能与这次前来座谈的延安大学中文系负责学生工作的系总支副书记申沛昌，有着很大关联。在这次座谈中，申沛昌知道了曹谷溪、白军民、闻频等一批扎根延川的文艺创作骨干，同时，也第一次见到了喜爱文学，以写诗起步、对散文小说以及歌剧一类创作也有涉猎的路遥。机会终于出现了。
1973年6月底7月初，延川县的报纸广播发布了全国各大学招生的消息。得知消息的路遥喜出望外，几乎一刻没有耽误，就赶回到郭家沟，向所在的刘家圪大队递上了自己的《入学申请书》：
大队党支部：
为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提高专业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特向组织申请报考入学。
如果党让我入学，就决心在学校为革命努力奋发学习，争取优异成绩；如果党让我继续留在农村，就一定安心扎根农村，为彻底改变这里的面貌而不懈地奋斗。作为党的一员，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亲爱的党，在留与走的问题上，党怎样安排，我就按党的安排办，而且要办好。
附自传一份。
王路遥
1973.7.3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有的学校也自主招生，招生工作的原则是阶级路线与政治和学业兼顾，生源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但是，这一高考制度在1966年戛然而止。到了1971年，无故让大学停止正常招生5年后，毛泽东发出又一条“最高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根据这一指示，中国高校开始陆续招收新生。不过招收新生的办法有了本质的变化，这就是取消了全国统一高考，直接从工人、农民（主要是插队或回乡知青，也有少数劳动模范）、解放军或生产建设兵团中，选拔优秀的青年，直接进入大学学习。
1973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应该忽略的一年，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7年的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后的1967年，邓小平被无端地扣上了“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被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赶下来。到了1973年2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从下放的江西回到北京，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重用。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像当初那么随意被打倒一样，邓小平又戏剧性地复出了。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邓小平，首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在邓小平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影响之下，这一年的大学入学制度发生了变化。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由各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考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身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有一种解放了的轻松。
但是，邓小平二次复出后修订的“高考”政策，只能昙花一现——因为辽宁省的张铁生在这次考试中交了白卷——实际上不是白卷。张铁生当时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不过，“四人帮”出于政治目的，硬把张铁生树为“白卷英雄”。
1973年8月20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辽宁考生张铁生的信，并加编者按语：
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
原来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招生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现在来看张铁生写这封信的诉求和心情，也不无实事求是。的确，那个动乱年代，耽误了很多人的学习时间，没有准备地仓促上考场，自然会得到不理想的成绩。但是因为张铁生的这封信，加之邓小平不久再次“下台”，也使刚刚有些起色的恢复“高考”政策发生了逆转，这封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人生命运从此被改写。
1973年，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破例突击入党，受到江青的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又突击升任全国人大常委。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张铁生亦随即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91年10月，已经41岁的中年人张铁生在坐牢15年后提前获释。
2012年5月21日，《现代快报》以《张铁生近况：白卷英雄张铁生持股公司将上市》为题，报道了张铁生近况：
5月17日晚间，证监会官方网站发布10家企业招股说明书，禾丰牧业（作者注：全称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位居其中。而在禾丰牧业400多页的招股说明书中，特别显眼的是公司第五大自然人股东：张铁生。因“白卷英雄”一称家喻户晓的张铁生在入狱15年后，下海经商，成为禾丰牧业原始股东。而据该公司招股说明书，张铁生持有3200多万股。公司若顺利上市，张铁生身家估计将超过3亿。
1973年7月，走出校园已经7个年头的路遥，虽然文学创作上有了一些成绩，但是数理化的课程早已生疏。如今，时间紧迫，路遥要做的不仅是抓紧仅有的一点时间复习功课，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入学考试前的推荐准备工作。
就在路遥将《入学申请书》递到刘家圪大队两天后，刘家圪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讨论了“王路遥同志报考入学问题”。
1973年7月5日晚上，我刘家圪大队全体社员讨论了王路遥同志报考入学的问题。
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王路遥同志返乡以来，能认真、刻苦地读马列的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为贫下中农服务。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敢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热爱集体，爱护公共财产，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团结一致，共同前进！勇于自我批评。在劳动中，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从不叫声苦，锻炼得很好。并能努力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所以，全体社员一致推荐王路遥同志报考大学。大队党支部、革委会根据全体社员的讨论意见，研究决定推荐王路遥同志参加报考。
刘家圪大队：党支部革委会
1973．7．5
这个通篇都是套话的会议记录，盖上了“城关人民公社刘家圪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公章，很快被送达到上一级组织——延川县城关人民公社革委会。
1973年7月10日，也就是上报公社5天后，一份《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就到了刘家圪大队选送的路遥手中。刘家圪大队和延川县城关人民公社都签署了同意的意见，并盖上了大红公章。
路遥在选拔登记表的“你对上大学的认识和态度”一栏写道：
社会主义的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又红又专的人才的学校。工农兵上大学是国家的需要，革命的需要。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的胜利。如果革命事业和党需要自己上大学，就决心在学校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为我们的国家争气，为我们党的事业努力奋斗，争取政治思想和事业知识双丰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
如果党需要自己继续留在农村，就安心农村、扎根山区。为改变这里的面貌而苦干、实干一辈子。
一切听从党安排。
在“本人志愿学习的学校和专业”一栏，路遥填写的是：
1．北京大学哲学系
2．西北大学中文系（后来修改时加上的）
3．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路遥的考生登记表层层上报，最终送到中共延川县委员会。在做着这些必要的报名、推荐功课的同时，路遥还有另外真正的功课要做。虽然这次入学方式是社会推荐选拔为主，文化课考试为辅，而且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但毕竟是要通过考试选拔入学的。时间无多，从填写选拔表到考试日期，满打满算只有半个月的复习时间，7月24日就将走上考场的路遥，和过去的同学一道开始四处找资料复习功课。
路遥对文史科目和时政内容的复习很是放松，毕竟这些科目不是一日之功，这会儿临时抱佛脚也毫无用处。路遥感觉头痛的是数理化的学习内容，本来上初中期间，路遥的数理化就学得很是吃力，很多内容不曾学懂过，成绩自然很差。现在重新突击拾起，也是难以速见成效的。为了不至于数理化的考试成绩丢分过多，路遥只有求助当年的老师辅导。樊俊成当年的数学老师南海锋，在那段日子里给予樊俊成、路遥耐心的辅导。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学的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参加考试的近1000名报考者中，北京插队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
考试两天，一共考了三门——语文、政治一张卷子，写一篇批判文章；数学一门；理化一门。
考试试卷由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安排审阅。路遥的语文政治试卷所写的批判文章标题是：《我从实践中获得了真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天才论”》。
路遥的这张卷面上留下了当时阅卷人在“获得了”的“得”上打了红叉的印记，肯定这是一个自己连“的地得”都判断不清的阅卷人。
这篇批判文章提供的“靶子”同样是一封信，以写给“远方的朋友”的书信体结构作为撰写批判文章的“靶子”。开头是：
接到了你的信很高兴，你问我“为什么能在农村写出歌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塑造出许多贫下中农英雄形象的文艺作品，而在我们原来的学校却不能呢？而那时候，同学们都认为你‘天资聪明’呀……”好吧，现在就来回答你的发问。
路遥在这以回信形式写成的批判文章中，虽然充满了当时常用的大批判术语，而且引经据典摘录毛主席的语录，但是行文中，路遥主要叙述的是自他返乡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初始阶段的过程：
1968年，我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时候，我除了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参加农村的各种运动外，而且亲身感受火一样的生活，火一样的斗争，亲眼看到了贫下中农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有一次，一位贫农老大爷得了重感冒，但他坚持在田地里干活不回家养病，这种伟大的精神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促使我把他们写出来。于是，我就在地头上，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年过六十不服老，
干活尽往人前跑。
明明感冒发高烧，
送肥他专拣高山峁……
支书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咱队今年过“纲要”，
等靠老天过不了；
革命就要拼命干，
嘿，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首诗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大队还把它抄在黑板报上。后来咱们的《延安报》也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发表文章）。当时，我非常激动，这正是在实践中我获得了真知，如果不参加生产劳动，不和贫下中农一块生活一块战斗，哪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三份考试卷子上，按规定没有姓名，只有编号：133。
延川县招生办不久公布了考试成绩，王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
虽然考试成绩不尽如人意，但对于路遥来说，短暂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比起其他考生的平均分还高出一些。下一步，政审按程序也顺利通过，路遥上大学的愿望就将实现了。
1973年夏天，在路遥即将报考学校的时候，陕西省作协（当时还是陕西文学创作研究室）的作家李小巴刚好到延川采写“赤脚医生”——北京知青孙立哲。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办公室，曹谷溪将路遥引来与李小巴相识。
他（路遥）的话语不多，没有一句讨好的话，他只是说他在上中学时读过我的作品。
沉郁、孤傲、自尊、蹙眉思索；虽然是个返乡青年，但必须保持自己在人格上和任何人的平等——这就是路遥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
接连几天，路遥都在傍晚的时候，到县革委会院内的一排窑洞前和李小巴闲谈。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他的家世、家境。他说他兄弟姐妹很多，他从小就过继给伯父，从清涧来到延川；他说清涧和延川的家都很贫困；他说他都穷怕了；他说他硬撑着上完县中学。
在李小巴眼里，这个年轻人长得很老成，走起路来总是弓腰驼背。一个多月时间里，路遥一直穿一件褪了色的已经发白的斜纹布蓝制服，戴一顶同样发白的蓝布帽。路遥说他喜欢与众不同。上中学时就处处显示自己的个性。他说他家穷，没好衣服穿，就索性穿一身白土布做的衣服，染都不要染，一身素裹，在校园里、小县城里独来独往，腋下夹着一本书，也挺惹人注目。“现在想来很可笑。”他说。
延川县委书记申和我一块去学大寨先进典型新胜古大队，路遥陪我们同去。
陕北老区的贫困令我吃惊。几次派饭，我吃的都是糠窝窝，乡亲们穿得都很破烂。
我们睡在大队部的窑里。头天晚上，脱衣睡觉时，我发现路遥先把被子盖在身上，然后再把裤子脱掉拉出来。我有点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内裤。我当时从内心里同情和喜欢这位青年。但我不能说。我已经感觉到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在我逗留在延川县住在常委院写《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时，全国高校恢复招考。路遥决定考大学。他几次到县革委会院内找我商量。他起初要报考北大，我提醒他说：“你有把握竞争过北京知青吗？”
他思考了半天。没有说话。（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
那时候，新胜古大队有一位从关中蓝田县来到延川县插队的青年——林萱，后来成了全省的先进典型。可惜，后来，林萱在黄河里游泳时被旋涡卷走，不幸去世。那天，李小巴和路遥躺在土炕上，因此聊了大半夜。李小巴的感觉中，路遥和大多数北京知青，包括像林萱这样的陕西知青都不一样，他很沉静，并不表现自己是个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者，也许是他太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贫瘠的故土了。然而，路遥的内心深处却蕴藏着饱满的激情。
第二天，路遥与李小巴步行去延水关，来到了黄河岸边。当时，两人好大一阵子都没有说话，他们沉默着，肃穆地望着黄河，内心却像黄河一样浪花翻卷。他们沉默，是因为知道，黄河，这条母亲河，是无法随便用言语赞美的。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用野性的嗓子呼喊。当他们坐上摆渡船行到黄河上的时候，路遥用他低沉的嗓音哼唱起《黄河船夫曲》。
这天他们摸黑回到新胜古大队的窑洞时，路遥终于恢复了一些年轻人该有的轻松和开朗。但是，这份开朗的心情很是短暂。上大学的事，正在困扰着年轻的路遥。
路遥以为即使不被北京大学录取，也许还能被第二志愿或是第三志愿录取，然而，意想不到的打击，几乎使路遥又一次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现实的残酷，更多的时候不容个体去做盘算和思量。
首先来延川县招生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延川县革委会首推路遥，可是，陕西师范大学在政审中面对路遥厚厚的档案材料，了解到路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头头”，认为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拒绝录取他。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评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这个人是否有学识、有才干，而是要政治上可靠，政审不合格，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排斥或者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陕西师范大学从政治上慎重考虑不予录取路遥，是完全可以理解，并无可厚非的。虽然，当时中央文件有明确规定：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凡初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均不予追究；是高中生的，则记录在案，但不作处理。可是，左一点，总比“右”一点好的实际情况，使许多人对这一政策的掌握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仍然在延川采写孙立哲的李小巴劝慰路遥，最好还是考延安大学，考延大的保险系数大一些，李小巴设身处地地对路遥说，上大学只是个手段，是为了改变他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求得毕业分配后的职业和工作，求得社会身份和位置，由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用路遥当时自己的话说，就是变成一名“吃公家粮”的人。况且，路遥有志于文学创作，上不上名牌大学无所谓，读书写作还是要靠自己。
李小巴的话不无道理，在被陕西师范大学拒绝录取之后，路遥只有争取延安大学中文系这个机会了。
但就是这个机会，路遥也险些失去。
延安大学中文系这时接到一份告状信，内容是揭发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一派武斗头头，希望延安大学也如陕西师范大学一样，拒绝招收路遥。
一年前，见到过路遥的延安大学中文系总支副书记申沛昌，当年刚好负责延安大学招生工作。有一天，申沛昌的堂兄、时任中共延川县委书记的申，来到延安大学找到申沛昌。
申是专程为路遥上大学的事情来找申沛昌的。
申告诉申沛昌，本来县上是将路遥推荐给陕西师范大学的，但是陕西师范大学顾虑路遥曾做过“造反派”头头，而且有人告状，所以不想在政治上惹麻烦，最终不予录取。
现在的问题是县委书记亲自找到延安大学，推荐路遥上大学，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和申虽是弟兄，但我们办事都有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我作为招生负责人，仔细询问了路遥的全面情况，特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人家告状的原因和内容；二是县委的看法和结论。（申沛昌《十五年后忆路遥》）
并不因为延大负责招生的是自己的堂弟，申就忘记了组织原则。申一连三次从延川去延安大学，认真详细地解释，路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初中学生”，“清队”时已作过审查结论，许多报刊对路遥的文学创作情况给予肯定和好评……
申还说，写告状信的是当时与路遥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告状的原因和内容是路遥在“文化大革命”武斗中打死了人，有命案在身。但是，延川县的公检法机关经过认真调查，认为没有证据，不予认定。特别是延川县委再次正式作出结论，路遥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并竭力推荐路遥上大学深造。
如果说，1970年申同志在延川县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排除来自派性的干扰，秉公执法，免除了路遥有可能蒙受的冤狱之灾，那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作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申三次亲自去延安大学，力荐路遥，更见其非同寻常的胆略和远见。（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听了申的解释和说明，申沛昌决定，向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郭玉宝以及当时的延安大学校长张逊斌就这一特殊情况作出报告——建议给有文学才华的路遥机会，录取他到中文系上学。
申沛昌的意见，得到了中文系和学校领导的同意和支持。
当时，我们录取路遥到延大，多少还担待着一点政治风险。那就是西安的某大学不录取，延大竟然敢录取会不会带来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实际上路遥上大学以后，甚至工作以后，那些人仍然还在告状）。所以我们一方面果断录取，另一方面也小心告状。当时想好了几条理由：
1．根据延川县公检法专案组调查，所告问题可以说事出有因，但没有能够成立的证据。不予认定。
2．中共延川县委有明确的政审结论，不同的群众组织之间告状，不影响路遥上大学。
3．我们1972年到延川县座谈调研，已知路遥爱好文学，颇有才华。录取这样的学生上大学，或许还能培养成一名有用人才。如果轻率地拒之校门之外，不仅可能断送他的前程，而且作为教育部门也是一种失职。
4．“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派性勃起，相互告状、攻击，司空见惯，不可轻信，更不可把一纸告状信作为凭证定罪。
事实上由于延大党委和延大中文系在录取路遥这个问题上态度鲜明而坚定，原来担心的麻烦事情也没有发生，看来总还是邪不压正。（申沛昌《十五年后忆路遥》）
经延川县委和延安大学多方面的努力，1973年8月20日，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终于在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上盖上红印并签署意见：同意上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