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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世界里的路遥》二十七 辉煌之后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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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人生》发表并引起社会各阶层读者广泛关注后,1982年9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协)研究决定,将路遥从《延河》编辑部调动到创作组,路遥就此成为省作协专业作家。路遥的工资也由1979年行政级别22级的58.5元,调整到创作一级的66元。这是路遥自1976年9月参加工作后,六年之中第三次调资。

虽然工资高于一般专业人员,但是,由于路遥在清涧和延川两边都有老人需要关照,还有弟弟妹妹需要扶持帮衬,自己这边既要满足宝贝女儿的各种需求,还要满足自己抽固定品牌的高档香烟,以及熬夜提神时喝咖啡的花费用度,路遥自然就经常感到捉襟见肘,经济拮据。

1983年3月,《人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消息传来,路遥给在陕西铜川鸭口煤矿的四弟王天乐打去电话报喜,告诉天乐,《人生》获奖了,并且排在第二名。同时,路遥又对天乐说:手头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的路费也凑不够,急需天乐的帮助。王天乐迅速从他的师傅那里借了500元,赶到西安火车站,当场买票,把路遥送上了火车。

喜事接二连三,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路遥的小说《人生》搬上银幕,由路遥自己执笔改编,吴天明做导演。

1983年初夏,路遥带领着吴天明导演及几个主创人员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的沟沟峁峁转了十几天,为电影《人生》采外景。然后,住在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

这时担任甘泉县文化局局长的张弢告诉吴天明他们,小说《人生》就是在这孔窑洞里写完的。张弢还说,路遥写作时在桌子上一趴一夜,全神贯注,经常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有时还号啕大哭。

一路在陕北采景的日子里,路遥一直兴致勃勃地领着主创人员看这看那,如数家珍般介绍那些农家用具和窑里的摆设。有一次他竟然脱下一位老农又破又脏的牛鼻梁布鞋,给吴天明他们讲解它的做法和特点。路遥一直向主创人员强调“陕北特色”。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我认为文学和电影在描写人物生存环境、营造艺术氛围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不是要求你们在电影里搞陕北民俗展览,但一定要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路遥针对当时虚假成风的电影创作状态提出的这种艺术追求,对后来吴天明他们把握影片的真实性方面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吴天明一块儿在延川拍电影《人生》,路遥回到延川。自从大学毕业到西安工作后,全身心投入创作和工作,路遥回家的次数并不多。有时回到陕北深入生活,能抽时间回郭家沟家里看看大伯大妈,也是来去匆匆。这次,是路遥在家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家住了20多天。那20多天是大伯大妈老两口最快活、脸上最风光的日子,儿子成了人物,穷山圪的村子也跟着风光,村里人看他们老两口的眼神既羡慕、又感激……

1984年的秋天,《人生》在全国公映,继小说发表之后,再一次引起极大的轰动,并由此引发出关于电影《人生》的新一轮评论,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地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一时间人们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争吵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大学宿舍,更是争得面红耳赤。一些人把高加林当作了“陈世美”骂得狗血喷头,也把愤怒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着周里京的后面,骂他是“没良心的高加林小子”……

《人生》电影,成为新时期以来最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之一,一举荣获了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同年,上海话剧团将《人生》改编成话剧公演;根据小说改编、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主持的《人生》的广播剧也同时播出,同样获得了成功。

《人生》发表后,有不少的人在关注或期待着《人生》的续集,路遥还收到数篇有关《人生》续集的作品,有要求修改的,有要求合作编写的,有要求推荐发表的……陕西咸阳一位热情而大胆的农民个体户,自己投资80万元,打着《人生》续集的旗号,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乡下人》,结果卖座率很低,以失败告终,还令这个个体户负债30万元以上……

那是个处处鲜花盛开的季节,一波又一波《人生》的热议好似无法停歇,而此时,路遥却陷入困惑和苦恼之中。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细细想想,迄今为止,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成名的日子里,路遥却希望耳边的喧嚣尽快结束,他渴望重新回到安静的创作状态中,他不能停止手中的笔去创作,去像一个土地上的劳动者一样去耕作。然而,路遥感到越写越困难。

路遥在创作《人生》之前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却发表在《人生》之后,发表在1982年第5期《当代》。小说在艺术上不输于《人生》的成熟。这篇小说,完全是路遥少年时期那段饥饿的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自传体性质。小说成功之处不仅是对饥饿感的真切描写,还有对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信的穷孩子的成功塑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形成了悲壮的基调。这篇小说,获得了当年《当代》“优秀作品奖”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它发表在《人生》之后,《人生》耀眼的光辉完全遮蔽住了《在困难的日子里》,没有引起人们对这篇小说的足够关注。

《人生》之后,路遥又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生活咏叹调》,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你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1984年第1期)、《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钟山》1984年第5期),散文《柳青的遗产》(《延河》1983年第6期);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等等。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路遥继续挖掘当代青年在城乡环境两极抉择中的心路历程。

可是,这些作品发表和出版后,竟然无声无息。这些作品,虽然生命气息都很饱满,文字讲究而老练,有些小说的主题也很宏大,但是,要么缺乏《人生》的大气,要么总给人一种思想大于形象、用形象来图解某种先验的思想的感觉。因此,受到文学界的冷遇也是必然的、公平的。

一方面是鲜花和掌声的荣誉包围,另一方面又无法尽快突破《人生》的影响。此时,评论界的质疑声也开始出现——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

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他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尽管他之前之后要跳跃无数次横杆。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不过的横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人们以为路遥大红大紫、志得意满的时候,路遥的情绪却跌落到谷底。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得到的。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作协大门旁,有一排简易平房,是省作协的客房,可以安置一些外地出差来的作家小住。这一天,还没有正式调入省作协创作组的作家京夫住在了其中一间客房里。

路遥走进小客房,躺在京夫对面的单人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枕着被垛,一条腿搭在椅子上,一条腿在床沿下晃荡,目视着纷乱发黑的席顶棚,一脸倦容,神情沮丧。他问京夫:“有火柴吗?”

不吸烟的京夫回答,没有。路遥无奈地把去掉过滤嘴的香烟放回口袋,手重新反抄在脑后。

京夫走出去,向门房师傅借了打火机。路遥立即将清瘦的脸包裹在烟雾中,很痛苦地对京夫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京夫,我想自杀!”

这句话惊得京夫从床上跳起来,注视着路遥好久。路遥一脸痛苦,没有清理的络腮胡纷乱着,嘴唇在翕动,抖动着紫色的斑块。

他怎么了?自杀是绝望到极致后的壮举,他有啥可绝望的?至于自杀吗?处在他的情况下,整个一个上升期,春风得意还来不及。《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双获大奖,《人生》又拍成电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刚刚发表,读来洋洋洒洒,喜鹊儿一个劲直往他怀里扑,家庭幸福,女儿可爱,事业有成,有身居高位的朋友,左右逢源,生命的风帆正鼓荡喜风,高歌远航,何来自杀的念头?……

他从床上坐起来,布满血丝的眼角,流出了几滴眼泪,他站起来用手抹掉眼泪,我清楚地看到那手的食指与中指梢头,像被熏黑了的如同枯了的树皮,他撩开门帘走了。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我想,能有什么压倒他呢?是思索的痛苦,还是痛苦中的思索?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到现在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京夫《斯人已去谜未解》)

这种晦暗心情并非是一次偶尔的显露,在路遥《人生》刚刚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那一年,路遥在延安,有一天晚上,找到还在延安地区文创室工作的北京知青出身的作家陈泽顺。当时的路遥,并没有陈泽顺感觉中被巨大的成功包围的亢奋,而是好像心情很是沉重。

坐在陈泽顺对面,路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话语。他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路遥好几次怅怅地叹息。陈泽顺问路遥,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但是,路遥歪坐在藤椅上,有气无力地说:没有什么事,日他妈的,就是觉得没意思。

陈泽顺不禁开路遥玩笑:如果你这个时候还觉得没意思,那么比这更没意思的时候可就不太可能更多了。

路遥也笑了,直起身子:我知道我应当高兴,在全国拿奖,作品产生影响,这毕竟不容易,可是……

说着,路遥又长叹一声:什么时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好了!

陈泽顺吃惊:《人生》还没有写出你想写出的那些东西吗?

路遥严肃地看着陈泽顺,肯定地回答:没有!

这个在创作成绩上远远跑在许多作家前面的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法战胜的孤独与绝望,没有写出他要写的东西,是不是他心情沉重的原因呢?

按说,一个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的作家,完全可以安逸地享受鲜花和掌声,而且这个时候的路遥,无论写什么,都不愁发表,何况他的身后,是一拨又一拨的刊物编辑在追着他,向他约稿。只要他按部就班,有兴趣、有精力去写作,完全可以连续在刊物上发表小说,而且稿酬也源源不断。

然而,路遥就是路遥,一向将写作视作很严肃的事业的他,总是认为,与其写那种不痛不痒的文章,或取悦于某种时尚的文章,还不如去干其他有益于社会的实事。他从来都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作,决不匆忙从事,粗制滥造。也许,路遥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专是写各种得奖作品的。但是,路遥自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则,不写则已,一写就要有强烈反响。他在写作前或是作品写完后,甚至在取得定评或获得奖励之后,对自己所要写的或已写成的作品都有着较高的希望值,这种希望值成为他的原动力,成为他不衰的斗志,也成为他的一种精神包袱。因此,路遥的文学事业从来没有轻松过,眉头舒展的日子不多,陷入一种文学的孤独也是必然。

实际上,提出路遥是不是就“难以超越《人生》那样轰动全国的作品了?”这样的质疑,首先来自于路遥自己。

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一天早晨,路遥收拾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了陕西省作协大院,搭乘开往陕北的长途汽车,逃离了城市,走向毛乌素沙漠。他要为自己寻找到答案。

我对沙漠——确切的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会更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单纯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明了这蓝图实施中的难点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去开拓生活的新疆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在毛乌素沙漠的沙梁子上行走,脚下看似温柔的细沙,走上去却无比辛苦,刚刚踏实的一步,脚底下却轻松地一陷,用力越大,陷得越深,拔出脚来,却没有脚印,只是一个脚窝。坚持一步一个脚窝走下去,回头望去,竟然形成一条长长的波动的曲线链条。这是在城市的水泥、柏油路面永远形成不了的情景,在那里,不给你留下脚印,更不会有脚窝。

现在,路遥行走在沙漠上。沙漠上也是有路的,但是,那是别人踩出来的脚窝,再踏上去,会比自己走出来的路更艰难,而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既无趣也留不下清晰的足迹。身临其境,路遥愈发明白,只有自己用双脚再踏出一条路,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印迹。这个发现,令路遥的心情如第一次行走沙漠时一样的激动。他一会儿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一会儿又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对这神圣的大自然充满虔诚的感恩之情。

在沙漠里行走中,20岁时曾有过的一个念头,非常清晰地确定下来——下一步将要进行的,是要完成一部“规模很大的书”。这是不是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

无疑,要完成这部书,将耗时多年。这期间,必须要在所谓的“文坛”上完全消失。因为,他没有才能在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制造出许多幕间小品以招引观众的注意。他做不到,因为他恐怕自己连写一封信的兴趣都不再会有。如果将来作品有某种程度的收获,还多少对抛洒的青春热血有个慰藉;如果整个地失败,那将意味着青春乃至生命的失败。

尽管路遥多少次来过毛乌素沙漠,静静地感受过大自然的精神沐浴,但此行意义非同往常。虽然一切想法都在沙漠行走时在心中确定无疑,可是这个“朝拜”仍然是神圣而必须进行的。

当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路遥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他告诫自己,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肯定就不时地响起退堂的鼓声。重要的是,自己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

路遥的回答是:不能让人们仅仅记得你是《人生》的作者。

那么,就让人们忘记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路。沙漠之行斩断了我的过去,引导我重新走向明天。当我告别沙漠的时候,精神获得了大解脱、大宁静,如同修行的教徒绝断红尘告别温暖的家园,开始餐风饮露一步一磕向心目中的圣地走去。沙漠中最后的“誓师”保障了今后六个年头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能矢志不移地坚持工作下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