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身上的虚荣心好比妓女身上的香水：两者都以此来掩盖自己散发的臭气。别看这样说，我自己就是编辑，非常推崇记者的天职。然而，本书要想全面呈现事实真相，就必须说清楚：英语世界的高层新闻工作者，在一开始爱维基解密爱得发狂，结果转眼间变脸将我们打翻在地，然后发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长篇累牍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此荒谬的行径想必他们自己看着都觉得难堪吧。我对他们没有深仇大恨，只是对他们的原则之光在最后一次努力中渐渐黯淡感到痛心。
热爱正义事业的人都喜欢读《卫报》，我也不例外。尤其是该报推出全球网站后，我一直认为它时常扮演着世界灯塔的角色。 “9·11”事件过后，《卫报》成为在美国能看到的唯一讲真话的报纸。有一点我很欣赏，该报一直努力去观察世界，而不是观察世界中的自己—可不要认为能做到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卫报》一贯坚持曝光腐败政客，报导战争暴行，不管它们后来对我如何不义，我都不会否认它的贡献。《卫报》基本上由 “12怒汉”组成，他们合作愉快，明辨是非，但有时也自私自利，残忍无情。一切都是明摆在台面上的，我一直很高兴看到该报真正发挥本领时能做出精彩的报道。他们和我似乎应该是天生的盟友，但就像莎士比亚所说，没有什么天生能抵抗得住盟友的好斗意图。
2010年我们围绕阿富汗战争日志开展合作时，引起了好一阵喧嚣。其实我们之前就合作过，2007年我向该报泄露了关于肯尼亚丹尼尔·阿拉普·莫伊腐败罪行的资料。同年8月底和9月初，本新闻刊登在头版，在内罗毕引起巨大反响，当地报纸突然觉得也可以报导就在眼皮底下发生的新闻。逮捕一等兵曼宁后，很明显的是，即使没有证据显示我们之间有联络，美国当局仍认定存在着联系，于是开始监视我的行踪。当时我正回到澳大利亚的家看望家人，面对这种局势，我意识到待在家里并不安全。坦白地讲，我的个人安全不是我优先考虑的对象—我很早就意识到，总会有人追踪我，不久就会让我陷入这样那样的圈套。我主要是担心维基解密一直集中精力从事的工作：我们正在准备曝光大量文件，我担忧很快就要陷入一个 “要么公布，要么死亡”的境地。维基解密有一个机制：如果我们无法继续工作，就会同时披露所有数据。但我想尽量避免那种情况：我们手中的文档库信息量庞大，值得我们一份一份去评估、一篇一篇去曝光，因此我希望能在缜密安排下按部就班地发布。
显然我必须要回到欧洲，所以我安排人邀请我去欧洲议会就审查制度发言。途经香港，避开了新加坡和泰国，因为这两个地方会更乐于帮助美国抓我。（我发现，应政治性邀请旅行总是很明智的，因为如果无法抵达，就会惹出很大事件。）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欧洲议员，冰岛来的朋友也介绍了冰岛现代媒体计划，这是一场在背后推动我们建立开放性避风港的运动。我的发言内容是越来越多的报纸迫于封口令压力，将数据从网络档案库中撤下等现象。我碰到了《卫报》驻布鲁塞尔的负责人，他平易近人，认同我的观点。我告诉他，我们计划曝光一些数据，也许《卫报》会感兴趣。他离开之后，该报的特别调查记者很快就与我联系，说他希望从伦敦赶来碰头，讨论合作事宜。
我们一直计划通过几家主流媒体公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数据。这样看起来没错。发布的重点不在于某份文件或某个题材，而是一整套题材和数十万份文件。我们觉得只有高调曝光，托各大报社投入自己的研究员和记者来分析报导材料，冲击力度才会够。我们从不会装作看懂了，甚至也不会装作能读完浩如烟海的材料中的每一份文件，所以才要找报纸帮忙。我们自己根本顾不过来，一共有约9万份阿富汗战争日志，4万份伊拉克文件。我们传统上的做法是，自己分析泄露文件，书写相关评论，再将全部资料独家发给一个记者或广播公司。这次可不同了。我和 《卫报》调查记者讨论了怎样合理处理材料和来源，怎样以恰当的方式整合资源、公布材料，实现我们对线人的承诺。当时我已经和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接触过，也和 《明镜》的记者有来往。
我们谈了六个小时。他看上去很专业，有点紧张，有点疲惫，但其实我也一样。我们似乎一致认为，文件意义重大，最好是将其他新闻机构也拉进来。我并不是在夸大自己的参与，只是特别希望保护好材料，我在处理此类来源、对付此类监视行为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后来有人说我自己就是材料来源，真是荒谬；我是计划的总设计师，是因为我是组织内唯一知道如何存储材料、如何传播材料的人。公布计划从头到尾由我策划，为的是加以保护和提高，说这种话也许会伤害之前合作方的虚荣心，但一句话，爱做不做。我一没向它们要钱，二没向它们要荣誉：维基解密的功劳应该得到承认，这样才能推动今后的发展，但合作方必须全身心投入计划才能成功，只有这样读者才能根据原资料去核查报导是否准确。当然了，所有的合作方在当时都说得好着呢。要等到后来，东西拿到手后，就开始淡化合作关系，吹捧自己，贬低我们，这种政府玩烂了的小把戏我应该事先就预料到。
《卫报》的调查记者说，会向总编艾伦·拉斯布里杰汇报，拉斯布里杰又会与 《纽约时报》总编比尔·凯勒商谈。然后我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一条编码，在酒吧里将其交给了那位记者。我所想的是记者能使用编码，阅读通过开放渠道发送给他的加密材料。他拿到密钥后，我们又伪造通信记录，比如： “很高兴与您会面，很可惜没有谈成。”这样就会误导情报人员，假装见面后不会传送阿富汗材料。记者自己对是否独家报导无所谓，但他自然清楚他的上司会在乎。我们同意控制保密时间，并出于法律和商业方面的考虑，保证材料会同时曝光。此外，每家报纸都对自己的报导内容享有编辑权。电视业可以在最后一分钟拉入伙，但之前不行，因为电视节目的制作方式会造成文件提前泄露。我们对以上内容没有争议：计划是我设计的，我一面解释，他一面压抑着激动的心情频频点头。这个阶段，他对事态的控制能力还是值得称赞的：他的行为举止像一名活动家（和他背景有关），他还从战略上讨论如何用最佳平台披露数据。
我准备在斯德哥尔摩为这个庞大的项目成立一个维基解密制作单位，结果发现很难。 《间接谋杀》录像曝光后，我作为维基解密的主要代言人受到了严密关注，有些人不愿走到镁光灯下。不过那位调查记者和我在斯德哥尔摩再次碰面，继续讨论计划事宜。这时，《卫报》的另一位记者也卷了进来。我之前好像在奥斯陆见过他，他观看了巴格达录像的原始版本，愿意代表报纸买下版权。我们当时受到严密监视，就没谈成，但那次经历可能让我认为，时机来临时，《卫报》会成为天然盟友。一转眼，这名干新闻的记者就代表起了《卫报》，根据我和他同事之间的协议，阿富汗材料转给了他，他随后又将材料转给了《纽约时报》。
想象一下原始材料的容量吧。一共约有9万件独立的阿富汗战地日志（我们最终公布了约75,000件），是每次小规模冲突、战役或IED爆炸之后在当场记录下来的。这些战地日志中充斥着缩略语和军队术语。随便挑一篇，只见它开头写道： “（M） KAF PRT报导寻得火箭IVO KAF PRT地。”《纽约时报》拘于表面，没有耐心，它们看不出材料呈现出的主题，过了好一阵子才明白材料的真正意义与蕴含在其中的海量数据情报和涉及人数，它们一开始还以为看不到 “故事”而大失所望。《卫报》的新闻记者 （一名资深工作者）此时首次暴露出他的操纵本性：他说要想让 《纽约时报》加入，需要给一点 “优惠”，《卫报》也一样。他 “知道”两家报纸都觉得材料没那么吸引人，需要再加一点点油水：它们还想要全套的伊拉克文件。当时我就应该立刻取消合作的，毕竟摆在面前的已经很明显了：这些人没有绅士作风，不知道怎样去珍视重要数据，不懂得重视人性的复杂。我本应该探测到那个狡诈的新闻记者眼中转瞬即逝的闪光，而转身离开。全世界有的是愿意倾尽全力与我们合作的媒体机构。而这些报纸，甚至计划刚刚起步，就开始寻找对方弱点加以利用。各位想必也看出来了，这位 《卫报》记者如此积极，不是出于原则，而是因为要取悦老板，想在退休前搞到最后一个独家新闻。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向前。我很欣赏《卫报》，愿意相信之后的合作会好起来。我清楚将泄露的文件的重要意义，除了不喜欢对方索要的方式，我对 “优惠”本身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终，我将伊拉克日志转给了两家报纸。我一直说，这是为大局着想，我们干这活不是为了讨一声谢谢。如果它们真能投入资源分析报导两套日志，定会推动信息公开自由的根本大业向前发展。当时我唯一真正的工作就是与它们合作，从材料中提取精华。其实这还不是唯一的工作：我还要监督它们的诚信，谁知很快这就变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整个过程听起来让人作呕，真不想说，但对方不但早已详细说过，还对我发动猛烈的个人攻击，所以我就坚持说下去吧。我能告诉你，当时我处在前所未有的压力之下。被人监视，过着背包生活；很少睡觉，要睡也睡在沙发上；和我素不相识的人陆续被捕；我同时还要努力保持庞大的战舰平稳航行。我累了。我不是那么善于通融，行事有时古怪疯癫，待人接物有时很不友善。可是我一直以为这些人是原则坚定的行动派，不是对我狂热崇拜的弱者，他们在我身边小心翼翼、经常一副受伤的表情，就好像我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关注，没有乐观积极地对待他们，这点我真是看不下去。
我最乐观积极的一面体现在了工作中。我与他们建立的伙伴关系，会为他们带来最精彩的独家新闻。而且肯定有人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泄露的材料。我在伦敦国王十字区的 《卫报》办公室度过了数周时间。曾有一段时期，事态进展非常顺利：我们藏在一个类似掩体的地方，看上去大家合作精神十足，尽管和当年准备巴格达视频的时候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尽管我的办事方法在他们有些人眼中可能有些古怪，工作还是陆续展开，我教他们如何分析材料，编辑文本，《卫报》和 《纽约时报》的人全勤出席，《明镜》记者偶尔参加。我在两位 《卫报》记者的家中住过一段时间。我精神绷得很紧，停不下来。离目标越来越近，我没有真正考虑过双方的关系—我以为材料就象征着双方关系—一段时间之内，大家都发扬出分享和探索的精神。
之前我一直希望报纸之间共享研究，他们也真的做到了。比如，我很早就发现一份关于特遣部队373的情报，该部队是美国特种部队暗杀小组，手中有一份2000人的名单。看多了电视剧《杀戮一代》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这份联合名单其实揭露的是一场极其野蛮、无法无天的梦魇。可以看到，不通过司法审查就可以将人送上名单。阿富汗某省省长不喜欢你，提名你为联合名单人选，转眼无人机就会向你家飞来，把你的家轰成碎片。只须耐心解读，你就会在日志之间了解到特遣部队暗杀行动的后果。2007年5月2日的一篇日志写道，计划于次日与副省长会晤。会谈第一项是 “讨论特遣部队373近期行动的后果，处理村民申诉问题”。接下来一项是 “向被轰炸的区和学校提供救援物品”。特遣部队373本来是一支秘密部队，经我们泄密后终于暴露，新闻登上《明镜》首页。有意思的是，听一位知情人士说，《卫报》上一篇关于该部队的文章有一部分是 《纽约时报》的埃里克·施密特写成的，因为他自己的报纸据称没胆量公布。
我和其他人一直希望各大报刊同时发布消息，而且《纽约时报》还应该先行一步。我们觉得这样做能最好地保护信息来源：美国政府对 《纽约时报》下手的可能性要小一些，该报也可以充分利用其威望，代表所有姐妹报刊完成新闻业的壮举。然而，合作方的眼睛果然再一次闪闪发光：《纽约时报》希望我们先披露。这纯粹就是它们战略性的退缩策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心态已经深深扎根于该报的自我保护意识，这可能连它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们谎称是出于谨慎和负责任的考虑才延迟披露，其实是一开始就想搞到材料，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分析整理材料，结果该轮到它们冲在最前面时却打了退堂鼓。它们想让维基解密首先曝光，我们现在才看清，其实这就是它们的战略所在—这样做就可以躲在 “异端”组织的后面，称自己只是 “反映出”别人的报导而已。总编比尔·凯勒为自己打气打得自信满满，其实是他根本没有勇气为新闻原则而斗争，他被五角大楼吓破了胆，一边躲在坏孩子的身后，一边还对从学校小吃店抢来的赃物嗤之以鼻，其所作所为真是连六岁小孩都为之不齿。他等材料到手后，跌跌撞撞，呕吐一地，完全丧失合作时的胆识，狼狈的形象让人看上去又痛心又鄙视。鸡叫三遍，比尔·凯勒无耻地不认我们。[1]他还对我发动一系列人身攻击，以撇清自己的关系。
真是恶心。比我聪明的媒体人肯定能预见到这种结局。新闻业就是靠争先报导吃饭的，结果世界上最大的报纸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别人先公布。后人谈到凯勒时，一定会提到他的懦弱：文件折射出的是发生在阿富汗的暴行，任何一个更坚强的人、更出色的记者都会为披露的真相积极地盖上自己报纸的印章。结果他反而谨小慎微，让我们先承受痛苦，我们当然一直都准备着承受痛苦。但按他当时的话来讲，我是一个流浪汉，一个臭气熏天的老疯子，而他呢，比尔·凯勒是 《纽约时报》历史上最懦弱、最自私自利的编辑。丑人丑事形态万千，有时候还会穿上运动夹克，戴上一条老旧的校园风领带，请我们原谅他的行为，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礼节规范。水门事件中，本·布拉德利紧密站在两名叛逆记者的身旁，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灯塔出版社的罗伯特·韦斯特和戈宾·斯泰尔被法庭传唤，他俩宁可蹲监狱也不出卖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和这些人物相比，凯勒就是道德侏儒，自我洗白的本事顶天高。
巧合的是（或者根本不是巧合），花了数月时间排成一排的小鸭子们到了关键时刻全都为了各自利益叫成一团。曝光前36小时，我同意让第四频道新闻栏目向 《卫报》派去一名采访记者。《卫报》会在晚上9点30分在网站上实时公布，第四频道会在晚上10点半的晚间新闻快报中报导。可是现在《卫报》也唱起了自己的小调，不再思考“这样做符合大众利益”，而是 “我们的独家新闻呢？ ！ ” “我们的荣耀呢？ ！ ”我请来的电视团队不是普通人，而是由新闻工作者斯蒂芬·格雷带领的团队，格雷在该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写过一本备受追捧的有关阿富汗的书，《卫报》也一直想与他合作。格雷一直活动在我们计划的边缘，但后来 《卫报》声称我们将他请来是为了与他们打对台，这真是胡说八道。不管怎样， 《卫报》火冒三丈。它们钻进了牛角尖，只想着荣耀和自己那一杯羹，这不仅不合适，还很让人担忧，因为我和那位特别调查记者最初之所以开始联手，就是因为他是一名活动家，真正关心材料。后来 《卫报》说我难以相处，暗中搞破坏，但这只不过是英国头号自由派报纸的歇斯底里罢了，我们熟知和喜爱的报纸不就是这家么？
尽管出现了这么多波折，本次曝光还是做得十分成功。《明镜》用了17页、《卫报》用了13页、《纽约时报》用了8页做大幅报导。一石激起千层浪：时隔多年后，每家报刊终于第一次引领了有关现代战争本质的大讨论。我被卷入舆论的漩涡，只好尽量淡定冷静地处理，按部就班，引用材料，反复强调新闻自由等大问题。然而，当合作伙伴不满足于守护原则所带来的荣耀时，你也一眼就能看出来。《卫报》的人四处在晚宴上宣扬他们的功劳，尤其是那位资深新闻记者更是闭不上嘴，逢人便讲 “是我们干的”。他不清楚这样做带来的安全隐患，他这人总是想在同事面前显摆，也许正因为这样之前他才告诉 《纽约时报》我们手中电报的事情。为了吹牛，他还公开宣称我在他家和另外那位记者家过夜，完全不知道这种事说出去有多么危险。
你在当时就能观察到，它们刚刚一确认东西到手，我们间合作的道路就一下子变暗了。一开始它们藏着掖着，因为它们清楚要先将电报拿到手，但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奥威尔曾明确指出，这些其实都隐藏在语言中。《卫报》和 《纽约时报》愈发将我描绘为一个黑客，一个不牢靠的信息来源，然而在攻击我的同时，它们也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焦虑。人在质疑别人的动机时，一定要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的动机。这些机构想把我和维基解密一步步慢慢清除，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法律攻击、捞得更多功劳而已。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在面对压力时都不会像它们这样丢脸。此外，尽管我在保护材料和指导项目进展过程中经常蛮横不讲理，但它们应该了解我那样做是为了什么。可是最终它们选择与我撕破脸，完全忘记了我们共同的对手是谁。
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些个人因素。当初只有我和那位特别调查记者时，两人相处得非常愉快。在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和在伦敦开始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就像年轻的他一样。不好意思地说，他很敬佩我的理想主义。结果不久后，他就变得乖僻、黏人，头脑犯糊涂，声称大部分工作都是他做的，整个计划都是他的主意。用 《卫报》最喜爱的混合比喻来形容，他想成为把面包带回家的大明星。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整件事情都牵扯到他在同事眼中的名望。我其实不是特别在乎功劳归谁，可是那12名 “怒汉”眼中看到的不是现实，只看到他们自己、荣誉地位和晚年的职业生涯，虽然是人性使然，但这妨碍了工作的推进。
对新闻斗志的真正考验其实来自敌人的反击。我们都清楚会招致何种后果。大曝光那天晚上，别人都想开香槟庆祝，但我却想： “先别急。白宫和五角大楼会发动反击，对我们下狠手。”他们先是说材料内容不重要。 “如果你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你会发现这批材料里其实没什么新东西。”《华盛顿邮报》从快速拨号名单拨打的第一个（未给出姓名的）被收买的政府官员如此辩解。这是第一阶段的标准答案。接下来一波，由默多克旗下的英国报纸 《泰晤士报》带头，声称我们发布的材料已经导致一名塔利班叛逃者死亡。结果发现，它们说的这名男子早在两年前就被杀死。然而，第一波批评刚一杀到，《卫报》记者就陷入了恐慌。
今天回想起来，《卫报》在初期阶段准备文件时，严格遵循该报高尚的职业传统，将工作做得非常精彩。其中有些人，如副主编伊恩·卡茨和系统编辑哈罗德·弗雷曼任劳任怨，并规范了计划进展过程。当然了，那位资深新闻记者又从中捣乱，告诉我 《卫报》一些工作人员想索要 “危险费”，因为他们被人跟踪。之前我和世界各地的记者合作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一群人，在威胁面前吓得乱了方寸，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合作那么不放心，处理安全等根本问题毫无经验可言。艾伦·拉斯布里杰给比尔·凯勒打电话，问他是否会设立安全电话信道时，这名纽约人傻了眼，根本不清楚。此外，尽管各家都有一些记者高兴工作，不计代价，却有其他一些人，尤其是那12个“怒汉”，每走一步都要满足自己的职业野心，自然而然，因为我是行动的负责人，就将炮火转向了我。
我觉得自己的战略很清晰，先公布阿富汗战争日志，然后再曝光伊拉克材料。阿富汗材料量要少一些，我希望先看看我们（维基解密和合作媒体机构）能否建立数据阅读和发表系统，培训记者和制图员，有了一定经验后，再接手更复杂的工作，处理数十万份伊拉克文件。刚才说过，两家报社都让我拿伊拉克文件 “犒劳”它们：它们对伊拉克材料的热情几乎有些不正常，因此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全心投入，努力为公众曝光全部材料。有时候我这个人就是一根筋，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信心满满地以为接下来的三周会有下一步大动作。可是我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即所谓的 “新闻倦怠”：伊拉克没有阿富汗那么 “性感”，毕竟阿富汗战争仍然在进行之中。我还以为各家报刊有了经验后在伊拉克材料披露上会做得更好，可是员工已经精疲力竭，很多人马上就去度假了。当然了，别人累了也不能怪人家，但至少对我而言，我强烈感觉到，曝光行动的势头已经丧失。它们对新材料处理得不好，可又不愿交给其他记者继续披露。两家报社陷入了两难境地。
慢慢地，我们两方面的不和越闹越大，我与 《纽约时报》的关系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比尔·凯勒想将我描绘为 “线人”，顺便提一句，以后有谁想给 《纽约时报》提供情报，可要三思而后行了。曾几何时，保护线人、步步照顾线人是一种光荣的行为，更不要提是新闻和法律常识的要求—此时此刻，全球各地都有记者为保护线人被抓进监狱。比尔·凯勒对待 “线人”的方式卑鄙恶毒，让他和他的报社蒙羞。你可能会问，哪家报社会与 “线人”紧密合作，允许他成立一个包括该报在内的国际发行网络，曝光本年度最重磅新闻，然后事情刚过就拔刀相见，发动人身攻击— “他闻起来似乎好几天没洗澡了。”没错，我那周的确没怎么照过浴室镜子，因为我连续三个晚上忙于准备材料，为他家报社轰动世界铺路，帮他发扬座右铭的精神 “刊载一切适于刊载的新闻”。更无耻、更疯狂的是之后凯勒决定把我描绘成斯蒂格·拉松惊悚小说中的人物，一半是黑客，一半是阴谋论者，将 “性作为娱乐和暴力的工具”。
女士们先生们，这句话是可以起诉的。这句恶意诽谤，为的就是给面对不当性行为指控的人 （我）造成极大伤害。他在写这句话、印这句话时一定清楚，这会对我的身心、法律处境和名望带来重大打击。结果还是下手了。我实在不明白是为什么，也不会去猜。我只想在这里向各位读者完整解释来龙去脉，让大家看清他们的嘴脸，以及整个体系如何与这些人联手摧毁曾经宣称热爱过的人和事。凯勒的抵赖写了整整8000字，肮脏阴暗，错误百出。就让我用这段话回答所有的指控：若对你的错误一一反驳，会耗尽我所有精力，会耗尽你所有精力，甚至还会耗费法院所有精力。能写出那种东西的人，绝不是一个清醒、负责任的人。文学作品中这些人见得多了，表面道貌岸然，实则僵化呆板，内心更是变态龌龊，为了美化自己、蒙蔽公众，无所不用其极。你也许会问，是什么样的人如此下作？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处于绝望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渺小的人，或就像王尔德笔下的教会会吏长，夜晚四处游荡， “与豹同眠”，结果清晨返回办公室后又下令谴责豹子。眼看凯勒先生从如饥似渴的合作者，一转眼又变成了忘恩负义的复仇者，速度之快让报社的年轻员工也许都感到羞愧脸红吧。
大家心里也明白，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合作关系就此断掉，是人都会有些不愿接受。现在的确是彻底断了，但当时的我仍然在笨拙地努力维持关系网，为尚未公布的文件做准备。我又一次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我感到必须要将材料曝光，供大众研究阅读。当初成立维基解密，不是为了存储纸张用的。不管进展多缓慢，我也想全部披露出去，给世界造成应有的冲击。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勉强撑了下去，为了激发公众兴趣，当时我与一些电视业的人合作，整理发布了几份文件。
与各家报刊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周会更具爆炸性，不过后面再谈吧。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请不要忘了文件披露本身。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日志构成了重要的历史记录，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无聊内讧就被赶下世界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记录是我和同事多年以来思考的结晶，旨在撬开隐秘的世界，定义我们的生活和全球政治。对有些人来说，战争日志的新闻只不过是过眼烟云，然而只要还有人关心人类冲突的变迁兴衰，这些材料就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先走入材料的世界，了解具体内容，然后再回来继续控诉现代媒体的行径吧。
[1] 这里引用圣经。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彼得说，自己被抓捕后那晚，在鸡叫之前，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但他会原谅彼得。果真，彼得三次被问是否认识耶稣，三次均否认。这时鸡叫声响起，彼得悔恨交加，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