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伊朗国王
尼克松总统和我参加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于五月三十日从基辅飞赴德黑兰，在那里受到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伊朗国王的欢迎。那次旅行很愉快，可是如今时间、感情和动乱的侵袭已经使它具有迥然不同的意味了。
机场上站着瘦小挺直的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王中之王，他有皇帝的头衔，威严的仪态。许多年后在巴列维被推翻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不值得自豪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今天伊朗国王不吃香了。可是今天许多人齐声反对这位领导人，很难提高我们讲交情的名声；他曾被美国两党的八位总统正确地宣布过是我国的良友，是一个动乱的重要地区的稳定的柱石。
伊朗设置国王，并非巴列维自己的发明，而有深远的历史渊源。这个国家位居世界各伟大文化——从富有色彩、激情和韧性的印度次大陆到单调而高昂的阿拉伯——的中央，北邻苏联中亚细亚，同非洲只有一衣带水之隔。伊朗不可避免地处于世界历史的漩涡。这块既有丛山峻岭和沙漠，又有富饶海岸和强烈色彩的严峻国土曾产生过向外扩张的征服者；它也曾被外国征服者所吞并。它光荣历史的大厦遭受过印度人、蒙古人、阿富汗人、阿拉伯人、哥萨克人、希腊人、欧洲人的侵袭，有时他们待一个时期，有时风卷而过。这一切都已逝去，留下来的人融合成了一个民族，从未失去波斯人的特性；波斯人宏大的理想和文化打上了自己意识形态的印记，超越了那些入侵者的种族、血统和目的。其结果不是一个欧洲意义的民族国家，而是波斯、库尔德、俾路支、阿富汗、犹太、土库曼、阿拉伯和许多其他人的大杂烩。
二千五百年来，尽管朝代更迭，帝国却始终如一。这个国家需要一个凌驾于各成员种族之上的起统一作用的原则。历史的讽刺之一是，个性最强的不同人民和离心倾向最大的不同社团有时却创造了最绝对的统治形式，似乎只有最高的权威才有资格要求人们顺从。在伊朗，无论是哪个朝代，统治权最终集中在接触不到的皇帝身上。这是他的历史力量，同时也是他的弱点。伊朗国王无疑是一个独裁者。这符合伊朗的社会传统，甚至也许符合伊朗社会的绝对需要。有一段时期，这是他力量的泉源，但后来也成了他垮台的一个原因。
时间越久，我对伊朗国王了解越多了，我发现他天生的性格并不是专横跋扈的。事实上，他相当腼腆和内向。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温和而且易动感情的人，按照君主必须超然和坚强的老观念锻炼了自己，但他从未做到习惯成自然。他显出威严的一方面好像是排练了多年的演出。我猜想，在这方面他是国家需要的囚徒，正像他最终成了自己的成功的牺牲品一样。
尽管有人在事后撒谎，对他进行诬蔑，但他是致力于改革的人。从他争取使国家产业化这点来说，他是“进步的”。实际上，他遭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搞现代化的步骤太急了，没有使政治制度充分适应于他所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他推行的识字教育甚至远远超过邻国试图达到的规模。数以万计的学生被派到国外公费留学，其中许多人就在国外加入了激进运动。妇女权利被扩大了。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十，此后比较稳定的百分之六的增长率代替了这个步伐混乱的高速度。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玷污高尚理想的上层的贪污腐化，跟开明目标不相称的镇压手段。
伊朗国王基本上是采用了西方所有比较“先进”的书本上的条条。连他忽视政治制度这一点也是来源于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想法。美国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很大一部分反映了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政治稳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而伊朗国王也就相信，政府只要提高生活水平，就能得到人民的赞许。换句话，经济发展本身就有助于政治稳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是个灾难性的错误。
在欧州和日本，政治制度和有效的官僚机构已有几个世纪的发展，对稳定的威胁确实来自现实和愿望的差距。在那里，如果政府取得经济发展，人们就会比较乐意接受它。但是在欠发达的国家里，经济发展会引起相反的结果；它会加剧政治动乱。原有的制度会受到破坏；而如果又没有新的制度来代替，那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动乱。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改变了工人传统的生活格局，而又没有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代替。正当经济发展的势头最大时，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变得最脆弱，而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最大的威胁。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向新的政治形式的过渡，同时没有引起动乱，它算是走运了。如果一个统治者懂得，经济发展不但不能巩固他的地位，反而要求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他就是明智的了。
伊朗国王和他的亲信不能说具有这种智慧。可是也必须指出，他的政敌也不具备这种智慧。反对国王最激烈的并非想更多地参政的人，而是被迫屈服于现代化的冲击的传统势力——地主、被剥夺特权的毛拉、支持旧秩序的人。另一类反对者是激进派，他们讨厌世袭的权威，主要因为他们想用基于意识形态的、更为有效的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夹在这两种势力之间的是真正信仰民主和宽容的人——这是一批人数很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注定要受统治伊朗的任何政权的迫害。因此伊朗国王发现他日益受自己的成就之害，因为他越前进，树敌就越多。而他又缺乏足够的先见之明去创造新的政治机构，或者争取新的忠诚于他的人，以维持政治的稳定。
也不能说伊朗国王购买军火消耗了本来应该用于经济发展的钱，这是反对把军火卖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惯持的批评意见。伊朗国王两件事都做了。伊朗的防务开支并没有延缓它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影响政治团结。如果断绝军事供应——这是不可能的，鉴于英法随时都愿意提供军火——伊朗可能变得更加抵挡不住外来压力，而同时并不能增加国内的稳定。可能这是历史的悲剧，即似乎能够经受现代化的冲击的只有两种结构：要么是用意志和纪律压服人民的集权政府，要么是在开始产业化以前就存在多党制和宪法传统的国家里的民主政府。可惜照近年的情况看来，发展中世界很少找得到民主演变的新例子。马克思主义（或者现在的神权政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在传统制度崩溃之际，它提供了行使权力的理论基础和建立纪律和权威的严密结构。
无论伊朗国王有些什么缺陷（他要对付的力量恐怕是任何人也控制不了的），他却是我们的无条件的盟友，这是国家领导人中最难得的，他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些年来我同他进行过多次谈话。他掌握国际动态和趋势的能力，是我所遇见过的领导人中最强者之一。他充分认识到世界力量平衡和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古以来，对伊朗独立的威胁是来自北方，而不是来自海外。伊朗和苏联边界长一千五百英里，还面临着日益激进的伊拉克政府和阿富汗政府，他知道他必须寻找某种力量来抗衡除了同巴基斯坦以外所有边界上日益加剧的外来压力。他可以采取名义上不结盟、实际上反西方的政策，做苏联在这个地区的代言人，这样来消除压力。他可以在集团之间耍手腕——像印度所做的那样——但要经常小心翼翼避免得罪北方的超级大国，这样来维持独立。他可以倾向我们，但是把我们的保护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像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导人那样，利用超级大国的争夺，谋取眼前利益，讨些小便宜。伊朗国王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与美国为友。他是在一九五三年眼看一个左派政府要把他推翻的时候，凭借美国势力而复得王位的。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超乎寻常地信任美国的目的和美国的善意，以及日后他觉察到这个友谊在消失而精神崩溃，其根源可能都在于此。他在有些地方疑心过分，甚至是病态，以为有人要削弱他的权力，可是对美国却保持着近乎天真的信任。同样，对于美国在他身临悲剧时刻会发生动摇，他也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伊朗国王想改变国家的命运，使伊朗成为西方的一个重要伙伴。他立志负责自身的防务，至少达到能抗衡伊拉克等激进邻国的力量，并能迫使苏联在想征服伊朗的时候，非直接大举进攻不可，以致美国将不能袖手旁观。他不仅认真加强本国的防务（这点毕竟具有关键的战略重要性），并且即使在他很可以退处一边的时候，还主动表示对美国的友谊，以此来博得我们的支持。
在伊朗国王的领导下，屡次成为世界历史的关键的亚欧陆地桥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亲美和亲西方。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中，除了以色列，伊朗是唯一以对美国友好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的国家。如果说这是基于冷静的估计，即认为对伊朗的威胁最可能来自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各国，这等于说伊朗国王对世界政治现实的看法和我们是一致的。伊朗施加影响总是在我们这一边；它的资源加强了美国，甚至还帮助了我们有些在远方的事业：一九七三年巴黎协定时援助了南越，七十年代西欧经济危机时帮助了西欧，在非洲支持了温和派反对苏、古的入侵，支持了萨达特总统后期的中东外交。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中，同苏联接壤的国家中只有伊朗不允许苏联利用它的领空——同几个北约盟国形成对照。伊朗国王吸引了激进的阿拉伯邻国的精力，使它们不能威胁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波斯湾各国的温和政府。他毫不迟疑地给我们的舰队加油。他从不利用对石油的控制来施加政治压力，从没参加对西方或以色列的石油禁运。[1]总之，在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是美国在世界上最好、最重要和最忠诚朋友之一。至少我们不应该在事后反过来诬蔑八位美国总统（包括现任总统）过去表示过欢迎和感谢的那些行动。
因此，一九七二年五月我们到达德黑兰的时候，大家都有轻松的感觉。尽管莫斯科的招待很友好，美苏最高级会谈也很成功，但我们在苏联的访问总笼罩着极权制度的浊雾，使人感到压抑，一种严格的千篇一律，预兆着自由国家的人民如果对自由丧失信念并停止维护他们的价值标准和制度的话，人类的精神就会遇到厄运。而在德黑兰却可以感到友谊的温暖。
这次访问虽然使个人感到舒服，但也有尴尬的时候。尼克松跟伊朗国王一样内向和腼腆。国王用丰盛的白领带晚宴招待总统。在结束的时候，尼克松需要临时致祝酒词，因为拍电视的强烈灯光使他什么也看不见；而虚荣心又使他不愿在拍电视时戴眼镜。祝酒进行得倒还顺利。可是尼克松不太知道如何结尾才好。有三次他本来可以很好地结束了，但却决定再绕一下。第四次，他以为找到了恰当的结束语。他引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句话，说成功的政治家尽管各有不同，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他们“能够找到比自己更高贵的配偶”。然后他祝国王和“一直在他身旁的可爱的王后”健康。这位王中之王忧郁地凝视着远方。
虽然尼克松的苏联之行已使他精疲力竭，而且在德黑兰也没时间深谈，但是国王和尼克松的谈话还是亲密盟友之间的谈话。最近伊朗国王垮台给西方造成灾难，有人就热衷于想办法把七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怪罪于理查德·尼克松。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的访问被追溯而搞成了替罪羊；人们责怪说，那次访问使国王产生了过分的自信，其实他已经在位三十年，而且得到过美国两党好几任政府的支持。［注解：这些指责是以某种辩护的口气提出的，这使我感到关键的问题依然存在：是一九七二年支持我们最宝贵的盟友之一错了呢，还是一九七八和七九年没有给予他有效支持错了呢？[2]］
当然，一个盟友有自信心，并不一定不好。而且在一九七二年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九七二年时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所有产业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所系的地区所需要的平衡似乎遇到了严重的危险。一万五千多名苏联士兵仍然驻在埃及，埃及同我们还没有外交关系，而同苏联却在前一年签署了友好条约，建立了联系。就在七个星期以前，四月九日，苏联同伊拉克又签署了类似的友好条约，随后大量运去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叙利亚早就是接受苏联武器的一个主要国家——而且在二十个月前侵入了温和的约旦。英国在一九七一年底刚刚完成了从波斯湾撤退它的军队和军事保护，这正是激进的伊拉克得到苏联武装扶植而能提出它传统的称霸要求的时刻。我们的朋友——沙特阿拉伯、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被包围起来了。
为了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利益，必须保持地区性的力量平衡，以使温和派不致被吞没，而欧洲和日本的（后来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经济生命线不致落入敌人手里。我们可以自己提供这个平衡的力量，也可以帮一个当地的国家去提供。那时越南战争方酣，随之而来的创伤正剧，不可能向印度洋派出美国军队。国会不会容许这样的义务；公众也不会给予支持，幸好伊朗愿意挑这个担子。英国撤退所留下的真空，受到苏联入侵和激进势力冲击的威胁，将由一个对我们友好的当地国家去填补。这样一来，伊拉克要向波斯湾南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下手，就会有所顾忌。强大的伊朗有助于遏制印度完成对巴基斯坦的征服。凡此种种不需美国花费分文就可做到，因为伊朗国王愿意用自己的石油收入购买装备。如果追不上苏联向邻国输入武器的速度，中东温和力量就会迅速丧失士气，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个地区就会更加速激进化。我敢说，如果那样的话，就会阻止萨达特后来转向西方，至少是使他困难得多。
尼克松面临的具体决断是伊朗国王想得到F-14或F-15战斗机和有关配件。这个问题上有人反对：国防部有点不愿意输出先进技术，国务院则担心这一出售可能刺激别的国家。伊朗国王的另一个办法是购买法国稍落后一点的海市蜃楼式飞机。尼克松否定了反对意见，并加上一条规定，说今后对伊朗的要求不得犹疑。把这称作是“无止境的”承诺是夸张的，因为我们的官僚机构随时准备并且有办法阉割它们不愿执行的指示，这一点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反复出现过（如在印巴危机期间），而不久水门事件侵蚀了尼克松的权威，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来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政府的判断，而不是靠尼克松的指示了。例如在福特政府期间，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指派了一位高级官员同伊朗国王进行联系并审查对武器的要求。他的结论显然不受两年多前尼克松指示的影响了。他出于同样的理由作出了同一九七二年时尼克松作出的同样判断。后来武器继续大量出售，是因为所有高级官员——和我们的继任人——认为有必要用这些武器去维持力量平衡，而伊朗是个极为重要的盟友，承担了我们本来得承受的重担。在这期间，没有发生什么事件要改变这个判断。
尼克松也同意鼓励伊朗国王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争取自治。当然，库尔德事件及其在一九七三到七五年间的悲惨后果不在本卷的范围之内。就这个问题发表过的激烈争论没有提到，写这些评论没有白宫的任何决定和论点作根据。我将在第二卷里予以说明。[3]当时是一九七二年，这些毕竟还是以后的事。尼克松对库尔德人事件的决定仅一年多时间就看出好处来了。到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的时候，伊拉克只派得出一个师来参加。
因此，我们对德黑兰的访问是保持力量平衡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和伊朗的友谊在不久落到我们头上的危机期间对我们有很大好处。伊朗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迫使我们的任何一届政府都需要和伊朗搞好关系，不论是哪一派在那里掌权。但是不能因为这一需要而对遭难的老朋友置之不理。三十多年的伙伴现在遇到困难，我们就势利眼地回过去诋毁他们，对他们的生活要求毫不顾念，这种态度对我国不可能是有利的。我们过去很乐意让伊朗国王作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们合作了三十七年；现在我们谴责他并不会叫人佩服。我们不能总是保证我们朋友的前途。但是我们如果记住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更有可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前途。
经华沙回国
共产党世界不会这样轻易放过尼克松。在从伊朗回国的路上。他到波兰停了一下，波兰是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他到波兰去，是出于对波兰的恋念以及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尼克松恋念波兰是因为一九五九年他作为副总统去访问时受到过盛大的欢迎。他从不忘记一生中少数几次引起群众自发热情的场面。如果总统选举年能重现类似的场面，肯定是不会被几百万波兰血统美国选民忽视过去的。最后，我们的政策要鼓励东欧民族独立的情绪。就是这个目的使我们一九六九年访问了布加勒斯特，一九七〇年访问了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二年它使我们访问了华沙。
在欧洲国家中，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同它的历史最分不开。波兰的过去既光辉又悲惨，既令人鼓舞又有巨大的痛苦。很少有一个民族对自由有着如此崇高的献身精神，对外国的奴役有着如此激烈的反抗精神，为追求罗曼蒂克的自由理想而如此甘心情愿地不断牺牲自身的自由。波兰和苏联同在一块没有天然边界的平原上，但是苏联地域辽阔，有缓冲的余地，波兰却没有。波兰被卷入欧洲所有力量争斗的漩涡之中，并经常受到东西两面的压力。它的边界本身反映了波兰命运的变迁。波兰在地图上挪来挪去，就像房间里的一把椅子一样。随着历史的潮流，它被移往西边或者移往东边。最近一次的一九四五年，波兰实际上被向西移了一百五十英里；俄国拿去了波兰东部的省份；作为补偿，把德国的东部省份送给了波兰。这种特别的重新安排，在东西方都抵押了波兰的未来，是由各战胜国决定的，波兰人没有参与其事。
从十八世纪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一百五十年间，曾经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的波兰从欧洲地图上完全消失了。波兰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了。但是民族信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波兰仍然铭刻在人民的心中，甚至当他们被邻国分割的时候也是如此。波兰在遭受民族压迫的年代里，甚至根据波兰人异常罗曼蒂克和个人主义的特性，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波兰爱国者产生了英雄式的和感人的思想，认为他们只有在一切地方促进自由，才能恢复本国人民的自由。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包括美国独立战争——都因波兰志愿军的参加而受到鼓舞，他们为了遥远国家的独立的原则，甘冒生命的危险，相信这样做也就是维护了自己的自由权。
在那个英雄的国家里，对上帝的信仰巩固了对民族的信念。波兰是天主教在东方的前哨，而当压迫一个民族的人大多是异教徒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同时成了民族精神的代表。波兰的天主教会比起其他国家来更是民族情绪的一个团结中心。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苦难是任何其他国家不能比拟的。波兰在政治和智力上的活力似乎使它的邻国这样害怕，以致德国人和苏联人相继系统地杀害波兰的这些领导人物。纳粹分子下令屠杀了几百万他们认为是最优秀的波兰人。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生效期间，斯大林下令在卡廷森林处死了几百名波兰军官。在一九四四年德国人镇压华沙起义时，苏联红军却在维斯杜拉河对岸袖手旁观，因为他们断定波兰的爱国者对于苏联战后的计划一定是个障碍。因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东边和西边都出现了陌生的边界，并且被强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政权而苏联军队像是要在这个国家永久驻扎下去。但就是依靠外国武力上台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尽量扩大人民决策的成分。共产党的上层建筑被迫勉强向天主教会妥协，教会要求在精神生活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这样教会方面起了它历史性的象征作用，象征着有些道德观念是不受政治决定约束的。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〇年的骚动告诉人们，波兰人的精神是压不服的，除非苏联显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而在这两次苏联都没有敢这样做。
波兰人对自己民族特性的强烈忠诚，也表现在重建美丽的华沙旧城一事上。民族传统是如此强烈，甚至继承了华沙废墟（该城百分之九十遭破坏）的共产党统治者在重建时也得从旧城开始，即按原样重建十六世纪的华沙建筑物，然后共产党才敢把他们俗气的斯大林哥特式的货色强加给人民。
波兰不需要我们去对它讲自由是何等重要。它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慰藉，即老朋友是理解它的愿望的。因此，我们来到华沙一事本身比会谈的内容还重要。
我们降落时，机场上十分混乱。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一个衣着华丽的波兰陆军军乐队已开始从停机坪另一端向检阅台走来，并进行着复杂而整齐的队形表演。仪式肯定是排练过多次的，但显然不是在有飞机的情况下进行的。乐队走近时，令人担心的是乐队清楚地直冲着“空军一号”机翼下面的发动机走来。确实，如果驾驶员发动机器，整个乐队就会被刮跑或烧掉。然而乐队还是能够随机应变，它没有走乱步子，没有停止音乐，做了个九十度转弯，分两路绕过发动机，在机翼下同机身平行而进，音乐和人员都未受损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军乐队也没有改变这个程序；它顺着原来的路线走到飞机发动机的下面，这说明惯例是难改的。
我们的先遣人员也不甘示弱，表现了同样的随机应变的本领。遇到的是个老问题：如何组织一个有“自发”人群的摄影机会。在波兰这件事更难办，因为东道主坚持让我们坐他们的轿车，所以我们的先遣人员就无法制造交通堵塞，像一九七〇年在罗马和贝尔格莱德把这一手搞得很成功那样。但是我们的先遣人员真有办法。在从机场去宾馆的路上，尼克松下车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圈。幸好使我们的公共关系人员放心的是，这个墓位于华沙城市的中心，因此那里已聚集了许多人。尼克松刚献完花圈，总统的美国轿车突然出现，由通常的特工司机驾驶着。在东道主吃了一惊还未明白过来以前，尼克松已经钻进了我们自己的汽车。司机慢慢地把车开离马路，上了人行道，就是说开进了人群。即使最敌意的摄影记者也不能避免拍下波兰群众把尼克松的汽车围得水泄不通的场面了。在如何制造摄影机会方面，我又长了见识。
同波兰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却无法搞得这样机智。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爱德华·盖莱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是在一九七〇年的骚动后上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一个爱国的波兰人。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他来说，破坏民族特性的意识形态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竟达到这一步，他最终会抛弃它。他懂得波兰如果对抗东边强大的邻国，无异于自杀。而在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以后，没有一个波兰人能够完全克服对德国的疑虑。盖莱克将在这两个民族噩梦中间玩弄策略，力求得到最大的自主权，同时不放弃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原则。
对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成果，盖莱克无疑是高兴的。苏联领导人对缓和肯定是三心二意的，决不定是利用缓和作为进攻策略来麻痹西方，还是真正转弯，走向共同克制。盖莱克没有这种两面性。他希望能有一个国际行为准则以约束强国不得把它的意志强加在弱国身上。只有在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情况下，波兰的自主权才能最好地发展。对抗就要求强制一律，和平不只是抽象的爱好，而是民族生存的条件。因此在华沙的逗留提醒了我们，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最终是值得为之运用政治家的才干的。
美苏粮食交易
必须承认，最高级会谈时，苏联在一个问题上玩牌头脑冷静，使我们上了当。这是指几个星期以后苏联购买美国粮食的事。
从肯尼迪以来，每个总统都认为，卖给苏联它自己种不出的粮食，以证明我们的制度优越，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功。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会为了阻止向苏联出售粮食，拒绝给苏联船只装货，或者提出用美国船只运输（那对苏联人来说太昂贵了）。但是这些问题在最高级会谈后很快就解决了。现在只要苏联愿意，就可以购买了。从根本上说，苏联在美国市场上买粮食被认为是国内事务，属于我们农业政策的一部分；有关的情况只是一般地通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此外，熟悉农业部长厄尔·巴茨保护农民的态度的人都知道，他决不会高兴接受外交政策方面的指示。巴茨在政府里活动的本领和莱尔德相等，甚至更强有力，因为他所代表的选民具有单一的利益。
一九七二年四月巴茨访苏时，苏联人向他表示，只要美国提供足够的信贷，苏联可以考虑签署一项为期三年的购买粮食协定。六月巴茨就提出一个带有津贴的信贷方案。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尼克松几次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谈到出售粮食对美国公众舆论会产生有利影响，但苏联领导人装做不感兴趣。柯西金对罗杰斯说，作为特殊照顾，苏联可能购买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的粮食。我提醒尼克松，这个数目太少，不值得在最高级会谈公报中提及。
我们回国后，苏联人兴趣突然大增。现在我们知道（但当时并不知道），在一九七二年苏联遇到了灾难性的粮食歉收，他们非常需要美国的粮食。当时白宫没有收到关于苏联歉收程度的准确报告，直到那个农业年度空前大量购买完成以后很久才得到了报告。我们本来可以猜到事情有点不对头；苏联人放弃了惯常讨价还价的战术，把粮食问题的谈判推迟到最高级会谈以后在专家一级进行，既不争论，也不作公开报道。现在回过去看，我们也许应该猜到，莫斯科想要避免让我们注意审查，并免得他们粮食歉收的规模透露出去会引起粮食市场涨价。到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苏联农业部副部长悄悄溜到华盛顿来。彼得森和巴茨很快和他商定一项为期三年的包括贷款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协定。我当时同彼得森的谈话说明我们太无知了，他对于苏联似乎考虑在第一年就买“多达五亿美元”的粮食感到惊喜。
然而苏联人却敏捷地利用了我们粮食公司之间的竞争。他们使我们懂得了市场经济在同国营贸易企业进行谈判时的弱点。我们的每个粮食公司都想比竞争者抢先一步，尽量多卖粮食，同时严守秘密，甚至对美国政府也保密。几个星期后我们才知道苏联通过一系列分别的买卖已经在一年内买了将近十亿美元的粮食，差不多是我们全部储存的余粮。而且在苏联确确实实无法不按市价买我们的粮食，否则将面临大规模饥荒的时候，我们却对这些交易给予了补贴。
想起我们吃了别人的亏，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更难于忍受的是，狡猾的商人靠钻我们自由市场制度的空子占了这个便宜。我们只能怪自己。我们关于苏联歉收的情报糟透了。我们对自己市场上发生的情况了解也很肤浅。当时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作为一项外交事务去组织监督甚或调查私人粮食贸易。苏联人在我们自己的行业里击败了我们。
起先这次粮食出售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受到欢呼。接着按惯例，人们都想报功。我在圣克利门蒂代表白宫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想为尼克松争点功劳，但是农业部长厄尔·巴茨抢了头条新闻，这是继承了尼克松内阁的传统，只让总统在坏事上占份儿。然而不久就没人想报功了，出售粮食很快成了政治丑闻。人们指责尼克松把粮食廉价出售给敌人而造成价格上涨，使美国消费者受到损失。[4]这个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正的。尼克松赞成出售粮食，而且认识到它在总统选举年带来的政治上的好处。但是粮食出售的条件和数量与尼克松无关。事实上，苏联人之所以能占便宜是因为在高级官员中没有人（可能巴茨除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最多，我们只能说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所有这种交易都作为外交事务处理，并受部门间的监督。到一九七五年，福特总统的政府同苏联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协定，规定了它购买的办法并防止对我们的市场进行新的干扰。当然到那时，早先那批交易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损害已经造成了。
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取得了迅速和总起来说令人满意的进展。七月，商务部长彼得·彼得森去莫斯科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租借法案债务的清算、给予最惠国待遇问题、信贷的可能性和在彼此的首都建立商务机构问题。这些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彼得森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项基本协定，只留下租借法案债务的最后数字没有确定。
这些数字是我在九月十日到十三日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勃列日涅夫解决的。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全面审查美苏关系的各个方面。我们现在已经熟悉苏联人的策略，起初提了一个比预期能得到的大得多的租借法案债款数字，然后花了几个晚上一次同意减少一千万美元，最后减到七亿二千二百万美元，这比我们正式的底盘多二千五百万美元。勃列日涅夫比我们先停止了讨价还价。（这不算什么大胜利，在协定生效期内每年不到一百万美元。）像在亚速尔群岛同蓬皮杜会谈时一样，我对问题的无知倒成了谈判中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使我不可能灵活。无可选择最能使人坚决。参加我们代表团的商务部副部长詹姆斯·林恩不断提出巧妙的方案，促进了谈判的进展。鉴于这些进展，苏联忽然在八月规定对犹太人出境课税，使尼克松和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从一九六九年起，我们就劝莫斯科放宽犹太人出境的条件，强调这一政策会改善美苏关系的气氛。我们是私下这样做的，相信公开对阵只会妨碍我们的目的。我们对成功不抱多大希望。但是出乎我们的预料，随着美苏关系的改善，犹太人从苏联出境移民的数目从一九六八年的四百人增加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三万五千人。总人数增加之后，我转而注意起一些困难的案例，即有些人由于西方认为是政治性过失而被拒发签证、被抓或受到刁难的情况。我不时私下向多勃雷宁递交“被拒发签证者”和犯有思想罪的苏联犹太人的长名单。这些名单是协调公众努力的美国犹太人团体提供给我的。我是“非正式地”向他递交这些名单的，也从不要求给予正式的答复。在我掌握数字的最后一年（一九七三年），属于困难案例的八百人中约有五百五十人通过这个办法被悄悄地释放了。例如巴诺夫一家，在我向多勃雷宁作出特别呼吁后过了一段时间便被释放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的出境税是无法解释的。它有可能逆转有希望的趋势。而且看不出用意何在。我从未听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最可能的原因是埃及驱逐苏联顾问使苏联着了慌。苏联于是决定不再冒可能损害它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危险。多勃雷宁说这不是政治局，而是有关的部自行决定的。看起来不像，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外国政府特别是集权国家的政府，总显得比我们的政府更铁板一块，但也可能不是这样。
不管动机何在，出境税引起的美国公众的义愤集中在政府开放东西方贸易的决定上。十月四日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其他七十一人联名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使给予最惠国待遇取决于苏联出境移民人数的增长情况。参众两院四分之三的议员赞同这个修正案。
但是老习惯是难改变的。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同苏联的一揽子贸易协定（租借法案债务清算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签字后的第三天，《华盛顿邮报》还在抱怨我们企图利用贸易作为解决越南问题的杠杆。《华盛顿邮报》坚持反对把贸易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无论如何，贸易协定是可以单独成立的。我们向尼克松先生和勃列日涅夫先生致敬，因为他们为两国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贡献。”十月二十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扩大两国间贸易的原则和扩大美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贸易和接触的原则还是有价值的原则。”
然而，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人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了。既然现在尼克松已主张东西方贸易了，以前拥护这件事的一些人产生了怀疑。理由是一种想法如果得到尼克松同意，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审查。过去四年，《纽约时报》一直责备政府不该使对苏贸易取决于苏联国际表现的变化。近至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纽约时报》还认为扩大贸易对双方都有足够的好处，应根据它本身的利弊给予考虑，不受其他领域中次要争论的影响。然而一个月不到，该报就转到另外一种立场，认为我们应该把贸易同苏联国内结构中的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种野心大得多的联系形式。十月六日该报社论仍然对用经济压力促成国内变化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但同时警告“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要注意听取美国的公众舆论。但是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认为：“如果美国商界、尼克松政府，或者即使是苏联官员，急于扩大苏美贸易而忘记美国人民和国会对苏联在国内外政治行为的持续的敏感，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华盛顿邮报》一度曾指责对共产党国家采取贸易歧视是“代价很高的历史错误”，是“冷战思想”，现在却赞扬杰克逊的修正案，并很快就主张从贸易协定上取消最惠国待遇直至苏联允许犹太人出境为止。[5]
一九七二年天空晴朗，只在远处有些阵风。总的来说美苏关系处于多年来最好的阶段。柏林问题的解决、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苏联在中东和越南的克制、一大批技术合作协定和正在进行的谈判都进展得不错。但是在以后的几年里，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贸易的慎重考虑后的做法却受到来自右翼的日益尖锐的反对，正像在前一段时期受到左翼的攻击一样。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右翼传统的反共政策跟左翼敌视尼克松和日益关心人权的主张结成了同盟。
欧洲的态度
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我们还要听取欧洲盟国的意见。三年多来，多次会见欧洲领导人，他们都敦促我们同苏联谈判。他们对“联系”方针不感兴趣，他们早在我们以前就搞东西方贸易了。他们渴望开成欧洲安全会议，越来越迫切要求开始谈判共同均衡裁减武装力量的问题。他们公开地但很策略地表明，他们认为我们同莫斯科改善关系的步子太慢，而且在不必要地冒战争危险。
现在我们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之后，欧洲人却突然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心理。我们听到一些欧洲人抱怨“苏美关系基本原则”，因为里面用了“和平共处”这个词。这个批评使人吃惊，因为法国签署的类似宣言和德国条约中的提法比我们的用词要走得远得多。有人表示不安，说我们关于克制的有些原则走在了欧安会的前面。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同意了欧洲盟国想以自己的名义去送礼的东西。
这些批评并不是来自政府首脑，他们都写了热情的祝贺信（同他们私下的观点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但是有影响的中层官员和政论家表示了持续的不安。这部分地反映欧洲没有能够说清自己的目标。正当美国一心致力于建立同莫斯科和北京的新关系的时候，欧洲人对如何组织一个新的共同体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找到了一个方便的共同立场，即抱怨我们搞所谓同苏联勾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未免过于苛刻。他们既担心我们在几个技术领域里同苏联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又害怕我们有一种减少海外义务的总趋势，这种趋势在乔治·麦戈文对总统提出挑战的大选年里尤为显著。
八月二十一日我写信给尼克松说，这种情况是可以补救的：
报界和欧洲各国公众不知道你经常同希思、勃兰特和蓬皮杜秘密交换意见。他们在答复你在最高级会谈后给他们的电报时，都表示信任你的欧洲政策，相信美苏合作关系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这些我们当然不能宣扬。但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对这些领导人，而在于对低一点的官员和欧洲的政治观察家。
我们需要持续地做工作，使这些人相信我们不会从欧洲撤走。……我们得特别留意我们主要盟国的观点，并为这些谈判制订使他们感到不会损害他们安全的立场。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解释我们的决定。到一定的时候你可能要考虑举行另一轮私人会谈来进行解释。
根本的难题在于，不论我们采取什么做法，对抗也好，和解也好，总要碰到一个现实，即大西洋关系已停滞不前，战后一代人要求安全和繁荣的愿望已经基本上实现。剩下的是形势造成的战术问题，对于对抗还是和解，长期目标是安全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缺乏一个一致商定的战略。这些现在必须通过和盟国对话才能产生，因为盟国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了。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们只能维持战术一级的对话。我同当时的德国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英国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爵士、法国国防部长米歇尔·德勃雷和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争取到了对我们当前政策的谅解。然而所有到华盛顿访问的盟友都同意，大西洋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推动力。尼克松像我一样深信，不论我们在同敌人谈判中取得什么成就，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各自由国家人民的团结和促进他们的共同目的。这是我们需要最终解决越南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新的一代已经认为安全是理所当然之事，并认为经济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时间已经到了，相应于一九七二年我们同共产党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谈，我们需要正式重申我们同盟的义务，并重新规定同盟的宗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同东方进行的个别谈判，并重新建立对彼此最终目标的信心。这样会使各自由国家的人民获得方向感和自豪感。这就是我们把一九七三年定为“欧洲年”的来历。
[1] 他当然力争最好的油价，并对一九七三年石油价格大幅度增长有部分责任。不过必须指出几点：当他发现这个行动对西方造成的损害时，他帮助稳定了其后五年的油价。实际上从一九七三到七八年油价还下降了百分之十五。他最初支持涨价的动机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他想尽量增加收入来发展他的国家，但从没想限制生产以操纵油价。他总是维持最高的石油产量，让供求规律发挥作用，支持稳定的价格。
[2] 作为传统的修正派观点的好例子，可参见乔治·鲍尔写的一系列文章，载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的《华盛顿明星报》；以及他给《经济学人》杂志编者的信，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3] 这里只需提一下，首先，劝库尔德人不要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期间发动牵制性进攻的决定是由于我们的情报官员和伊朗国王一致认为，库尔德人如果进攻必将被击败，以色列政府也同意这个看法。一九七五年伊朗国王同伊拉克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决定是基于几乎肯定正确的一种判断，即认为库尔德人即将被优势所压倒，要拯救他们，伊朗必须用两个师的兵力进行干预，而美国必须提供三亿美元的援助。伊朗国王不愿承担前者；这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事。傻瓜才能设想在越南垮台的那个月份国会会拨给后面这笔钱。如果我们谋求使我们隐蔽的情报活动作这样的升级，许多后来惋惜库尔德人的悲惨命运的人大概会带头指责这种升级。
[4] 丑闻的一部分是政府津贴了美国农民以补足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间的差额。当这两种价格都飞涨的时候（除苏联购粮以外，还因为世界粮食歉收和美元贬值而需求增加），这种“困难补贴”在已经不应该发放以后很久还在继续发放。这件事当然在外交部门的权限之外。但它当然使公众更加对出售粮食一事不满。
[5] 试拿《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和七月二十七日的社论对照一下该报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和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