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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李白·少年游》代序 变造化以窥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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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李白,要先说一个李白的大粉丝。

苏东坡是个有趣的人,留下了许多趣话,其中有一则与考作文有关。流传至今近千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

那是北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的事,苏轼应礼部试的文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考官欧阳修极赏识此作,以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的时风:“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放此人出一头地。”然而,文章里提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是立论关键如果皋陶与尧没有这一“杀”和“宥”的冲突,这篇文章以下关于“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论证就无从展开可是,“三杀三宥”之说,主考欧阳修、同考梅圣俞都不记得在任何古书上曾经读过。稍晚的龚颐正在《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里说起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

另一个传闻多兜了一个圈子,说苏轼当下答复:“出《后汉书》。”这个版本的传闻还指出,欧、梅二公回家翻检《后汉书》,遍寻不着,再问了苏轼一回,苏才告以:是出自《后汉书·孔融传》。原来,史载:曹操攻屠邺城,灭袁绍,袁家妇女“多见侵略”,曹操的儿子曹丕就私纳袁熙之妻甄氏─也就是传闻中曹植《洛神赋》所影射的美人。在这个背景上,孔融乃与曹操投书,说:“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想不明白,便向孔融求教:事出何典?孔融对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周武王把妲己赏赐给周公是子虚乌有的玩笑,其讽谑之深,着实令人不堪已甚,也无怪乎孔融日后会为曹瞒所忌杀。

如果从武王伐纣算起─那是公元前1046年左右;到曹操打下邺城─那是公元204年;再到苏轼及进士第,那是公元1057年。到苏轼口中,“想当然耳”已经不是玩笑,而是运用操持、存乎一心的创造。在一种讲究引经据典、寻章摘句的国家考试现场,能够随立论之所需而畅意摛文者,两千年以来,非苏公而谁能为之主哉?这个“想当然耳”的四字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挂在嘴边,也透过这四个字,原本上下两千多年、各领风骚、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却像是“晤言一室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