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奥作了最坏的打算。消息只说文森特“弄伤了自己”。提奥赶往车站搭下一班开往奥威尔的火车，途中思绪万千。上一次收到这样可怕的消息还要追溯到高更发来的一封电报，通知他文森特“病得很重”。那一次，赶到南部小城阿尔的提奥在医院的发热病房找到了哥哥。他头上缠着绷带，意识模糊。
这一次，火车之旅的尽头又会有什么在等待他？
每当此时，提奥脑中总会浮现出那个他曾经熟识的文森特：这个兄长热情、好动、爱闹腾、同情心泛滥、喜欢刨根究底。童年时代，两人去荷兰小镇津德尔特附近的乡野和林子里远足，是文森特令他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神秘和魅力。冬天，文森特教他滑冰、玩雪橇；夏天，和他在沙地上堆城堡。在周日的教堂里、客厅的钢琴旁，文森特的歌喉自信又清亮。他还爱在他们时常密谈的阁楼上高谈阔论，直至深夜。这一切催生了弟弟心头一份独特的情感，这种情感被他们的兄弟姐妹戏称为“情愫”，而提奥，即使是数十年以后，仍骄傲地称之为“仰慕”。
文森特陪伴提奥一起长大：领他去冒险，给予他启迪甚至是奚落和责骂。他是无所不知的狂热分子、逗趣的挑刺者、幽默的玩伴、称职的保姆。这样的文森特，他的文森特，竟已在饱受痛苦了？
提奥认为自己知道答案：荼毒文森特的是他那颗狂热的心。“在他的说话方式中，有某种东西，让人要么喜欢他，要么厌恶他，”提奥这样解释，“他总是不遗余力，不惮挑衅任何人。”当人们早已将那令人窒息的青春狂热抛诸脑后时，文森特却仍沉溺其中。巨大、无法平息的激情席卷了他的人生。“我是个狂人！”文森特于1881年宣布，“我感到内心有一股力量……一团熊熊燃烧、无法熄灭的火焰。”不论是在津德尔特的河滩里捉甲虫，收集画册，传播基督福音，还是废寝忘食地阅读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他做任何事都出于热切、孩童般的盲目与率直。甚至连报纸都能令他激情澎湃。
热情的狂澜使得一个令人费解的狂热男孩变得任性和伤痕累累：他成了这个世上的陌生人，被家庭抛弃的流亡者，自己的敌人。没有人比提奥更了解——上千封通信让他对哥哥的艰难历程一清二楚——他对自己和他人无可妥协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休止的麻烦。没有人能了解文森特在孤寂、失望中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孤注一掷的自我毁灭，也没有人更清楚介入干预的徒劳。“我讨厌人们告诉我出海很危险，”文森特曾对试图劝阻他的提奥表明心迹，“最危险的何尝不是最安全的？”
谁还会讶异一颗狂热的心能创造出如此狂放不羁的艺术？提奥听过关于哥哥的那些流言和议论。人们叫他“疯子”。早在阿尔的那次意外之前，文森特还没进精神病院时，人们就已将他的艺术视为疯子的作品。一位评论家曾将其扭曲的造型、夸张的色彩描绘为“疯癫的产物”。提奥也曾花费多年时间试图驯服文森特脱缰的画笔，却以失败告终。要是他可以少用一点颜料——而不是浓墨重彩，要是他可以画得慢一点——而不是肆意挥洒，那该多好（“有时，我确实快得过分，但这有错吗？我完全情不自已。”文森特抗议道）。提奥一遍遍地告诫说，收藏家喜欢细致、光洁的作品，而不是狂放不羁的作品。而文森特却用“色彩充沛”为它们辩护。
随着火车的起伏颠簸，最近一次的惨祸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忍受的奚落和嘲笑也萦绕于耳边。很长一段时间，出于家庭尊严和手足之情，提奥极力阻止人们将文森特称为“疯子”。在他看来，文森特不过是个“异类”——一个爱在风车前折腾的堂吉诃德式的怪人——也许并不疯癫，只是高贵得反常。但阿尔的那一个意外改变了一切。“很多画家疯了以后才开始创作出真正的艺术，”提奥后来写道，“天才沿着神秘的轨迹成长。”
文森特徜徉其间的这条道路就诡异得史无前例：作为画商短暂而失败的开始、不光彩的神职经历、迷惘的福音传道使命、偶然的杂志插画工作，以及最后短暂绚烂的画家生涯。没有什么比那些数目庞大的画作更能说明他桀骜不驯、极具爆发力的性情了。在他多舛的一生中，它们被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来，却永远不会被家人、朋友或债主的橱窗、阁楼或客房接纳。
到现在，仍有人将文森特的画——或他的信——视作一个可怜人的咆哮。提奥相信，只有通过窥探这种性情，追溯这段血泪历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文森特源自内心的艺术，读懂他那份近乎固执的坚持。这是提奥对那些人的回答。只有用“心”去发现文森特，才能见其所见。就在这趟宿命之旅之前的几个月里，提奥向第一位敢于赞赏文森特作品的评论家这样表达了感激之情：“要知道，他的画就是他本人的写照。”
《澡堂花园》，纸上铅笔和墨水，1888年8月，英寸×英寸。
如提奥所述，19世纪末的艺术批评专注于传记批评。作为这种批评方法的先驱，爱弥尔·左拉倡导艺术必须“有血有肉”，画作须与画家合一。左拉表示：“我想在画中率先发现的是作画之人。”没有人比文森特·梵高更笃信传记的重要性。“左拉对于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在1885年写道，“在艺术作品中，我找寻的和我爱的是人——艺术家本人。”没有人比文森特更热衷于收集艺术家的传记——从卷本文献到“传说故事”，再到“街头巷尾人们的议论”，甚至只言片语的流言，无一遗漏。文森特与左拉不谋而合，他悉心洞察“藏在画布背后的人”。在艺术生涯的初期，也就是1881年，他曾向朋友表示：“画家和画作对我而言同等重要。”
艺术就是文森特人生的诠释，甚至比穿插其间的海量信件更为真实、透彻、发人深省。他相信，不论是“宁静和喜悦”，还是痛彻心扉的战栗，都在他的艺术中得以释放；以画写心伤，以画载我情。在提奥抵达奥威尔数小时后，文森特结束了他的一生。“作我所感，感我所作”是文森特终其一生的写照。倘若没有读过他的故事，也就无法读懂他的艺术。“我，就在我的画中。”文森特这样昭告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