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片喧嚣。1875年冬，一群标新立异的青年画家将巴黎的艺术界搅得天翻地覆。他们以“无名者”自居。但保守派给他们安上了各种各样的名号，包括“印象派”和“疯子”。他们声称用新的眼光去看世界，还荒谬地宣称：他们使用的亮色和松散的笔法能以更科学的方式捕捉形象——所以，“即使是最精明的物理学家也难以找出他们的纰漏”。虽然仅有寥寥几名支持者，但他们声称能“画出”光线——前提是拒绝使用暗影，抛弃在物体反射上做花样的传统手法。这些宜人通透的画作被他们称为“尘世之镜的万千碎片”，或仅仅是“一些瞬间”而已。
印象派刮起的“新风潮”引来了巴黎多数艺术人士的嘘声和嘲笑。这些艺术元老拘泥于文艺复兴时期学院派的作画与造型方式，固守沙龙垄断化的运作机制。他们认为印象派的作品是“罪恶”、“荒诞”的，是“一摊烂泥”，指责克劳德·莫奈等先锋发起了一场“审美的战争”。愤怒的评论者们也把这些新画比作“猴子摆弄一堆颜料”的结果。“一群疯子，”《费加罗报》愤愤地表示，“惨不忍睹。”
高潮爆发在1875年3月，一群穷困潦倒的前卫画家（包括莫奈和雷诺阿）计划在巴黎的拍卖中心德鲁奥酒店拍卖他们的争议作品。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人们讽刺艺术品，辱骂艺术家。每呈上一件作品，他们就报以嘘声；当画作卖得几个铜板时——一幅莫奈的风景卖50法郎，他们更是手舞足蹈，百般嘲弄。“一个画框都不止这个价！”有人喊道。拍卖师回忆道，当时他很担心自己会被这群发疯一般的观众“捉到疯人院”。“当我们是傻子吗！”场面越来越难看，主办方只能报警，以免这伙暴徒拳脚相向。
两个月后，文森特抵达巴黎。
那时，这场风暴一定已经席卷了孤立闭塞、谣言四起的巴黎艺术界的角角落落。这也一定是蒙马特酒馆里年轻艺术家和画廊工作人员热议的话题。而文森特的新寓所就坐落在这个区域。处于风口浪尖的画家们会在晚上聚集在酒馆。一开始，他们去盖尔波瓦咖啡馆，后来又成了新雅典咖啡馆的常客——距离文森特供职的古庇尔画廊所在的夏普塔尔大街仅仅几个街区。在距离文森特的寓所不远处的煎饼磨坊里，雷诺阿支起画板捕捉斑驳的光线下迈着华尔兹般轻快舞步穿过连片树荫的情侣们。任何一个夜晚，在距离文森特住处几步之遥的音乐厅、酒吧，或是簇拥着年轻舞女的本地廉价咖啡馆里，一定有德加手持画板的身影。
文森特去古庇尔的另一家分店时，也常经过雷诺阿和马奈的画室。在马奈的作品被1875年的沙龙一一拒绝后，他开始将公众请进自己的画室，让他们亲眼目睹作品诞生的过程——当时，有数千人这样做了。在古庇尔画廊附近的歌剧院大街旁，谁会愿意错过杜兰—鲁埃画廊拉起横幅邀请大众见证印象派新丑闻的时刻：德加《棉花交易所》中描绘工作场面的奇怪构图，以及莫奈的妻子穿着亮红和服的惊人构图？6月，文森特去了臭名昭著的拍卖暴乱事发地德鲁奥酒店，那儿就在古庇尔蒙马特大道分店的附近。在这条路上，他一定不止一次遇到过一个名叫保罗·高更的年轻股票经纪人（也是早期的印象派收藏家）。他供职于附近的股票交易所，闲暇时画画。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文森特全然无关。不论艺术之争如何在他身边闹得沸沸扬扬，不论闲言碎语如何充斥着饭桌和酒吧，不论守旧者和创新者如何针锋相对，不论巴黎如何“硝烟弥漫”——骚乱逮捕频频发生，大字报触目惊心，在文森特暂居巴黎的那段日子里，他从没提到过印象主义或是印象派画家。十年后，当弟弟试图培养他对“新兴艺术家”的兴趣时，他只回答道：“我完全没有留意到他们的存在。”“你对我提起的‘印象主义’，”文森特在1884年的信中给这个生疏的名词加上了引号，“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文森特当时在哪儿呢？这场艺术论战发起于他工作过的画廊、光临过的咖啡馆、阅读过的报刊、走过的街道，他怎么可能熟视无睹呢？他怎么可能如此置身事外呢？答案就在他抵达巴黎后给父母发去的一封“奇怪”的信中：文森特遇见了宗教。
每周四晚上和周末的两个时间段，上千名朝圣者会将巨穴似的音乐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庭院外都人满为患。他们从各地拥来：伦敦、乡下，甚至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他们大多来自新兴的小康阶层：职员、书店店员、官僚、主妇。异化的资产阶级总渴望逃避事无巨细、斤斤计较的世俗生活。有的全因一时兴起，有的出于幻想，有的则出于好奇。但他们都因一个目的而来：聆听查尔斯·哈登·司布真的布道。
1874年和1875年冬天，朝圣者中总有一个孤独的荷兰男人，那便是文森特·梵高。
离开罗伊尔家之后，文森特搬进了一处新的公寓，那儿离司布真神坛巨大的科林斯柱廊只有几个街区。这位浸信会传教士令整个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都臣服于他（传言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曾乔装出席）。长久以来，在公众眼里，司布真从一个20岁出头、情感充沛的“娃娃牧师”，成长为了年逾40岁的宗教领袖。他的帝国包括一所学院、一家孤儿院，以及一座巨型的公共图书馆。然而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讲坛上每周三次的讲演。他在纽因顿为自己定制了这个高高在上的讲坛。在由4000余名信徒围成的虔诚海洋中，司布真立于小如戒盒、四周设有扶手的平台上，散布着救赎的承诺：这样的承诺“能救人于水火深渊”，能“施人以慰藉欢愉”。
司布真是个身材敦实、长相亲切的大胡子。他在台上不停走动，像一位可爱的叔叔一般生动活泼地讲述着他所谓的“常理”。他说起神祇的方式亲密得让人吃惊。他宣扬基督“真正的人性”。“感受他与你近在咫尺，”他说，“他是你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父亲同样用过的芥菜子、播种者和“迷途羔羊”的寓言。他经常谈及家庭，宣扬无条件的父爱就是基督的化身。他还用自己蹉跎的青春来证明没有什么罪过得不到天父的——或者父亲的——赦免。
对于一个远离家乡、任性不羁却又满心愧疚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布道更能击中他的软肋，合乎他的胃口。
同时，在肯宁顿路附近的小屋里，文森特踏上了另一条朝圣路——通往令他无比自在的唯一国度的心灵的朝圣路。历史学家彼得·盖伊认为，“这是一个寻求建议的年代”，在那个时代，“焦虑的资产阶级们”通过“重新遨游在书籍的世界里”，来逃离这个时代的社会、科技以及经济的剧变。文森特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经常读书。”他在信中告诉提奥。文森特饥渴地寻找信仰，却又极力抗拒从小被灌输的信仰。于是，他便广撒渔网，来者不拒：他读诗集、大部头的哲学书、自然手册、奋斗史、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和俗套的情爱故事，他还涉猎枯燥的历史书。传纪则是他的新欢——他需要在渐趋乏味的世界中找寻新的神话源泉。
堪称新文学体裁大师的米什莱是文森特最早的领路人。文森特一开始就对他以个性化视角撰写的自然史和动物史颇为痴迷。《鸟》和《昆虫》都令这个自童年时代起便搜罗鸟巢和甲虫的收藏家分外着迷。更让文森特欲罢不能的是充斥着米什莱奇特论调的性爱手册（核心之一便是探讨恋血癖）。这些极端的论调伴随文森特走过了沉沦于性爱和浪漫的早年岁月。
但米什莱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在这个法国人撰写的一卷卷浩繁的历史书中，文森特趟入了更为深刻而危险的信仰之海。米什莱用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写小说的方式写历史：强有力的叙事、大量的修辞和宏大的视野。在米什莱的历史中，文森特第一次见识到了一个基督教无力干预的世界：一个人民，而非上帝，创造历史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真正的信仰才能引领人类的精神。在这个焦虑的、无神论的时代，米什莱认为法国大革命而非基督的生平才是人类历史的发端。法国大革命是自由对压迫，生存对死亡的终极胜利。
对宗教抱有狂热之心的文森特还开始潜心研究了1789年的事件。除了一些史料，他还阅读了取材于“那些难忘日子”的小说。米什莱的生动描写和狄更斯《双城记》的夸张再现，引发了文森特的无限遐想。后来的日子里，除了父爱，他还极其渴望这段失落在记忆深处的自由时光。但他相信，时光还可以倒转。
在1874年底调往巴黎的这段日子里，文森特开始研究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油画。他认为一幅描绘一位戴红色软帽的革命青年的油画有种“不可名状的美丽，叫人难忘”。他仿佛看到了“大洪水时代”基督的影子。1875年回到伦敦以后，他也在肯宁顿的寓所挂了一幅同样的画，对它有如神明一般供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将其视为希望与救赎的承诺。他认为，“里面有种重生的意味”。
他还读伊波利特·丹纳。这位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分歧的法国历史学家更是将文森特在津德尔特建立起的价值观推向了瓦解的边缘。丹纳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类的脆弱在不可见和不可知之物上的幼稚的投射。人只能获知可观察和可体验的真相，在丹纳看来，最有效的思维模式便是科学模式。除了观察和分类，在别的领域人类都无能为力。拥抱无垠与从不拒绝诗歌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文森特理应会抵制丹纳这样的轻视超验真理的观点。但丹纳的另一些观点给像文森特这样内向、恐惧社交的书呆子提供了类似于救赎的东西。丹纳宣称“内在现实”远比表面来得重要。只有“独自沉思”——与不可知展开激烈的个人斗争——才能获取终极生命的神秘真相。所有美与真理，所有“超验的暗示”都来自这样的慎独。
但另一位浪漫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用缜密的辩论和智慧的格言重塑了文森特的信仰。卡莱尔认为，人类注定要走上朝圣之路，要消除疑惑，要抛弃旧的教条和寻找对于“未知世界”的洞见。卡莱尔的一则奇喻深深引起了文森特的共鸣。他把摈除旧思想比作脱去旧衣。卡莱尔《衣服哲学》中的主人公和文森特颇有几分相似：背井离乡，与家人疏离，没有朋友，被爱人唾弃，被迫独自面对世界（“芸芸众生中的孤身只影”）。经历了自我质疑的苦难和危机后，他像基督一样，在信仰中重生了。
在令文森特欲罢不能的《论英雄》中，卡莱尔更深入地探索了如何像基督一样生活。耶稣是“伟大的英雄”，但绝不是唯一的英雄。英雄可以是先知（穆罕默德或路德），可以是君王（拿破仑），可以是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样的诗人，也可以是艺术家。成就英雄的不是他们对世界的作用，而是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方式。卡莱尔曾有一个篇章让这个总爱在津德尔特的溪岸凝视着什么的男孩热血沸腾。他认为这些英雄般的诗人具备一种洞察力：能“识得事物的可爱之处”，能领略它们的“内在和谐”。“解放我们的思想，睁开我们的双眼，孤星点点，芳草依依，哪里没有上帝的显灵呢？”
卡莱尔的英雄们也不是完美的。像文森特一样，他们一直在同自我质疑和挫折抗争。他笔下的但丁是个“微不足道、迷惘、哀伤的男人”。他笔下的莎士比亚多年来“深陷悲怆的深海”，“一直奋力游出自己的人生”。他的英雄们狂放不羁，不拘小节，“蔑视世俗的虚伪和体面”。人们，包括他们的家人被他们的怪异之处所蒙蔽，看不到他们的真正价值。卡莱尔表示，只需要“一颗诚挚的心”和“一双清澈的眼睛”，不管多么无可救药的年轻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神性”。
这就是文森特的终极安慰：他身上有基督的影子。他的苦痛从此被赋予了圣洁的光辉，孤独中也多了一份英雄气质。父亲一本正经的指责也不那么刺耳了。这个安慰仿佛给了文森特一个救赎的承诺——承诺他的漂泊与流放终将结束。
但冬天读过的另一本书真正让文森特觉察到了心中的神性——这种认同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多年后，这股幻念还在不时地荡涤他癫狂的心。这本书的名字叫《耶稣的一生》，是厄内斯特·勒内对基督教起源的人性化再现。勒内的这本传记对文森特影响巨大。他于1875年2月给弟弟寄去一本，还有整个冬天埋头抄写的诗集。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勒内声称基督只是个凡人，圣餐不过是个“隐喻”，圣迹也只是迷信头脑中的幻觉。但对于一个从小受到《耶稣的一生》和格罗宁根的圣经人文主义熏陶的荷兰新教徒来说，这些言论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令他着迷的是勒内对人如何找到自我的动人刻画。
像文森特一样，勒内的耶稣“来自乡下”，是个加利利人。自然既是他“无比情投意合”的对象，又是提供慰藉的源泉。勒内笔下的耶稣是家中的长子，一生未婚。他避开了家庭，因为比起“血脉的联系”，他更看重“思想的共鸣”。像文森特一样，勒内笔下的耶稣性情反复无常：时而愤怒，时而狂喜，时而因忧伤而无力。他几乎可以说是个无可救药的男人。挫折常将他激怒。他竭力地争辩，仿佛生命就是同虚伪和狭隘的抗争。饱受放逐之苦的耶稣蔑视规约，喜好嘲弄那个时代的成规旧俗。用勒内的话说，耶稣“活在一个厌恶他、让他痛苦的世界”。最后，他将“生存、爱、观察和感受的乐趣”统统遗忘。
然而，这些折磨和考验只是通往终极救赎的必经之路：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救赎（文森特对耶稣的受难毫无兴趣），它指向获得新生的旅程。对于人类来说，那个终点才是最终的乌托邦，才是米什莱的大革命的圆满终结。对同耶稣一样放浪形骸的人们（譬如文森特）来说，在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他们总能找到安慰与归属。
1874年到1875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在肯宁顿路的孤独小屋里这些念头一直在酝酿。偶尔收到只言片语的梵高夫妇对此略有耳闻。圣诞节的时候，妹妹利兹惊叹于文森特那些“了不起的想法”。2月，连多洛斯也在儿子的生日祝福中觉察到了“一些睿智的思想”。在遗失了的六个月的信件中，文森特一定已将这些“想法”向提奥和盘托出。他饱含热情地将丹纳、卡莱尔和勒内的作品片段添加到为弟弟准备的诗歌簿中。这样一来，整本诗歌簿变得十分不伦不类，有让人心醉神迷的情诗，也有反映他狂躁内心的哲学思考。文森特既需要深刻的思想，又需要粗浅的情感。所以，他既信奉卡莱尔晦涩的“无限神性”和勒内极富争议的基督形象，也喜爱司布真慈祥讲述着的那些简单的真理。
然而，当文森特来到巴黎时，他对答案的渴求已经化作了一道律令。“敬畏上帝，守持戒律。”他在1875年夏天告诫他的弟弟，“因为这是我们应当尽的本分。”
福音派狂热压倒存在性焦虑——司布真压倒卡莱尔——始于文森特那个春天去往布莱顿的朝圣之旅。布莱顿是南部海岸的旅游胜地。每年5月和6月，福音派的基督徒们就从欧洲各地赶来集会，该集会象征着19世纪70年代的精神复兴。尽管文森特本人错过了这次集会，但他后来回忆，看到“上千信徒成群集结听福音传道”，没有人不会为之“动容”。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文森特的转变已经完成。在巴黎，他突然变得虔诚。他每晚狂热地阅读《圣经》，写信时字里行间透露着《圣经》的智慧。他开始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违背了他平时的生活习惯）。在给提奥的信中，他用一条古老的宗教箴言来总结目前的生活状态：工作之余不忘祷告。他戒除了肉腥，对面包产生了神圣的兴趣（这是“生命的食粮”）——同时也是种自我惩罚。他开始给家人和朋友寄去大量说教式的信件：满篇都是经文、赞美诗和鼓舞人心的格言警句。大量信件如雪花般飞来，连虔诚的多洛斯都不安起来。他向提奥抱怨道：“文森特凡事太过认真。”从不信赖过度激情的多洛斯也许已经意识到，儿子新萌生的激情本质上并非某种新的信仰，而是逃离旧恶魔的绝望。“今天早上我聆听了一个精彩的布道。”9月，文森特向提奥报告道。“不要纠缠在回忆中，”牧师说，“要有更多的希望。”
急于挣脱过去的文森特决心把曾经紧紧攥在手心里的一切都抛诸脑后——有的他几个月前还深信不疑。多年来，文森特一直鼓励提奥猎艳。而今，他告诫提奥“要学会抵御一切诱惑”。多年来，文森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商。而今，他开始鄙夷追求世俗成功的种种想法，一心只想像上帝那样有一颗“丰盛的心”。几乎连艺术本身都要被他否定。“不要再夸大艺术给你带来的感觉，”他这样提醒提奥，“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给艺术。”卡莱尔和丹纳的那些费了文森特一整个冬天来琢磨的新思想如今统统被他驳斥为“谬论”。同时，他不鼓励提奥“想得太多”，以免让智力荼毒了信仰。文森特对童年的不羁也幡然悔悟，不断叮嘱弟弟力争踏上“那座独木桥”（他借用了父亲的词汇）。多年来，文森特并不是教堂的常客。而今，他几乎用命令的口吻敦促提奥“不管布道多么枯燥”，“每个周日都得去做礼拜”。
当然，最让提奥吃惊的变化便是文森特对他长久以来视为英雄的米什莱的否定。9月，提奥在信中提到他很喜欢一年前文森特强烈推荐的一本书《爱》。而文森特却草草写了一封警告信——“别再读米什莱了”——并立马寄了出去。几周以后，他寄出另一封言辞同样焦急的警告信：“我已经毁掉了所有米什莱等人的书。我希望你也这样做。”一个月后，他还是很担心：“我说的你做了吗，丢掉所有米什莱的书？”一周后他又催促道：“我希望你丢掉所有的书，现在就动手，照我说的做吧。”
文森特为什么会如此急切？在文森特被罪恶感占据的心中，米什莱就是性的代名词。摈弃法国人的情爱作品和抵制性的诱惑是文森特清心寡欲的生活的一部分。对文森特来说，必须时时警惕此类诱惑，因为它潜藏在每个角落。（他的守戒生活包括阅读《圣经》，晚上尽可能多地拜访朋友。）很快，文森特的道德狂热让他否定了其他书籍。他很肯定地要求弟弟除了《圣经》之外什么也不要读，而这种肯定只能反映他内心的不安与不确定。其他的书籍一概“令人厌恶”。他告诫提奥，像海涅和乌兰德这样的浪漫主义者统统都是“危险的陷阱”，“千万要小心，不要与他们同流合污”。至于勒内的《耶稣的一生》，文森特断然让提奥“丢掉它”。
1875年秋，米什莱、勒内等人的作品相继遭到文森特的排斥。之后，他又热情地向弟弟推荐了自己最喜爱的书：托马斯·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这本创作于15世纪的新教徒精神指南刻画了比《圣经》还栩栩如生的基督形象——基督并没有被刻画成一个传记人物，而似乎是个亲密的朋友。不像卡莱尔和勒内笔下身负千年使命、遥不可及的“英雄”，坎佩斯的耶稣用“心灵的语言”直接和读者对话：分外真诚，通情达理，对人间疾苦饱含怜悯。他时而建言献策，时而厉声斥责，时而循循善诱。《效仿基督》中经典的智慧和老式的甜蜜极大地抚慰了孤独的文森特。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让他的信徒们确信“不论成功还是失败，上帝都一如既往地爱我们”，以及孤独是忠诚的徽章而非诅咒。他表示，所有真正的信徒们全都“在世上如陌生人一般地行走在朝圣之路上”，“他们都很乐意忍受流亡之苦”。
在那个秋天一封接一封的信中，文森特在18岁的弟弟面前扮演起了坎佩斯笔下给人带来福音的基督的角色。几个朋友接连去世、工作不愉快和生病卧床不起的提奥成了文森特进行福音传播实践的理想对象。文森特没有采用惯常的那种煽动性的讲道方式，而是以安静鼓励的方式让提奥认识到，青春期动荡的本质是空虚，“不必过于在意”，“不要把挫折看得太重”，“不要对世上的事抱有过多期待”，甚至“不要做太多梦”。“只要心灵皈依上帝，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对提奥受伤的脚踝，他这样表示。“拿出一点勇气来，孩子，”他富有哲理地总结道，“前进的路上时而晴朗，时而阴雨——对，就是这样。”对于一个反复无常的、生活已被狂躁的内心和痛苦的失望撕裂的年轻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想象的巨大飞跃——在现实中抓不到的宁静终于在此刻被紧紧握在了手中。
文森特不仅给提奥，而且给妹妹惠尔和安娜寄去了《效仿基督》，人人都表示收到了他“善意的信件”。但那个秋天，感受到文森特巨大热情的人并不是提奥，或者任何一个梵高家的亲人，而是文森特的室友，哈利·格拉德威尔。
文森特在古庇尔位于夏普塔尔大街的办事处遇上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他是画商父亲送来古庇尔受训的学徒。在巴黎这个大都市中，这个长着一对招风耳和讲一口蹩脚法语的乡下年轻人看起来很滑稽。“一开始，每个人，包括我，都笑他。”文森特报告道。但宗教让两人走在了一起。10月，他们不仅合住一间公寓，而且还拥有共同的信仰。每个晚上，他们都会大声“从头到尾”朗读《圣经》。文森特说，周末他们会早出晚归，“访遍每间教堂”。文森特热情地将坎佩斯的《效仿基督》讲给他18岁的年轻伙伴听，禁止他“过于眷恋家庭”——因为这违背了坎佩斯归隐和寻找孤独的指示。格拉德威尔与父亲的亲密关系也一度受到了文森特的指责。他认为这“很危险”，也“不健康”——“这是盲目崇拜，不是爱。”文森特坚持道，坎佩斯曾说，父母的爱应该被打上悲伤与懊悔的烙印——至少在这一世。
但在哈利·格拉德威尔身上，文森特忽略了坎佩斯关于“切断所有情感联系”的告诫，长久以来一直渴望有人陪伴的文森特在笨拙和遭到排挤的格拉德威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很快将自己喜欢的诗歌列入了他的夜读书目（两人有如家人一般亲密）。他纠正格拉德威尔的饮食计划，让他尝试领略收集画作的乐趣，领他到博物馆参观他“最喜欢的画”。格拉德威尔正是提奥的年纪，无亲无故，欣然接受了这个顺从、细心的弟弟的角色，这个早已被提奥遗弃的角色。每天早上，他来到房间叫醒文森特，给他做早餐。他们一起步行上班，一起围着文森特房间的小炉子吃饭（文森特称之为“我们的房间”）。他们一边谈心，一边走过巴黎的大街小巷。“我喜欢和哈利在曙光初照的塞纳河边散步，”多年后，文森特高兴地回忆道，“我想念他棕色的眼睛。那双眼睛会发光。”
沉浸在新鲜友谊和虔诚信仰中的文森特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不论身边的巴黎艺术世界如何风起云涌，不论青年画家如何在咖啡店和酒馆谋划艺术革命，保守派如何撰写愤怒的评论，不论莫奈和雷诺阿的阿让特伊河畔的风景如何受到羞辱嘲笑——或者拥护支持，文森特却把自己与他年轻的追随者关在蒙马特的小屋内，阅读《圣经》，效仿坎佩斯笔下的基督：“将你的心从可见的美好中收回，去放眼不可见的事物。”
文森特即使放弃艺术也不愿放弃他的新伙伴，但艺术反而为他获得了新的友情。去年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已明确地将库房中的宗教画列入了最爱。1874年8月，他还特意前往大英博物馆专程去看伦勃朗的基督像。整个冬天，文森特墙上频频更换的画作无意中记录下了他的精神朝圣之旅，司布真、米什莱、卡莱尔、勒内，都是他曾经仰慕的对象。撩人的女士和表现资产阶级生活的画像被撤下，阅读《圣经》、洗礼、宗教英雄、虔诚典礼的场景被换上。受到卡莱尔自然神性观的影响，墙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宁静的落日、若隐若现的曙光、翻滚的天空和低垂的云彩（尤其是法国风景画家乔治·迈克尔的作品）——构筑了自然与宗教永恒的联系。
但卡莱尔的自然神性很快被勒内的基督所取代。在最为杰出的巴比松风景画纪念展中，文森特只挑选了一位画家的作品，那便是卡米尔·柯罗的《橄榄树园》。在老大师的作品展中，他对伦勃朗的《基督下十字架》倍加赞赏。在卢浮宫和卢森堡宫画廊的丰富宝藏中，他向提奥推荐了另一幅反映耶稣生活的作品，那就是伦勃朗的《以马忤斯的晚餐》。他寄去两幅版画庆祝母亲9月的生日：《耶稣受难日》和《圣奥古斯丁像》。来到巴黎几个月后，小屋的墙上多了一幅耶稣诞生像、一幅修道士像和一幅名为《效仿基督》的画作。
文森特超凡脱俗的爱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种种问题。6月，当他得知不能如愿回到伦敦的时候，这股新鲜的劲头马上无影无踪了。他对基督的虔诚不但没能抚平他的失望，也没能让他在夏普塔尔大街结交除了格拉德威尔之外的第二个朋友。在阿道夫·古庇尔的国际商业堡垒中，没有什么比《效仿基督》中宣扬的疏离和苦行更不合时宜的了。文森特的追随者，商人的儿子又怎么可能履行坎佩斯谆谆教诲的律令呢？“不要对富人谄媚，也不要成为权势之人。”如果文森特试图说服身边的人——他当然很想这么做，那么他们一定会像森特伯伯那样不耐烦地断然拒绝：“我对迷信的事情毫无兴趣。”
文森特后来将他在古庇尔的销售工作戏称为“娱乐顾客”。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文森特卑下的职位和他惨不忍睹的销售业绩。作为一名销售员，他天生的缺陷在夏普塔尔大街显得更为惹眼：粗犷的外形、不安的眼神、尴尬的举止。巴黎的太太们来到古庇尔石灰岩建成的艺术大殿里，都称他为“那个荷兰乡巴佬”，并对服侍她们的文森特多加苛责。在文森特眼里，她们不是需要招呼的顾客，而是需要教导的无知之徒（这正中他的下怀），或者说是需要被惩戒的俗人。据说，一些顾客的“愚蠢”曾激怒了文森特。当另一些顾客指着新买下的作品称“这才是潮流”时，他会因为震惊或生气而不予迎合。顾客们便愤愤不平地表示这个陌生的职员“胆敢挑战他们的品味”。面对这样的挑战，坎佩斯对于诚实说话和做事的要求让文森特更为固执地说一不二。他的无礼不止一次惊动了上级。文森特时常受到惩戒，以防成为同事的坏榜样。
更糟的是，坎佩斯崇尚的“简约与质朴”也让文森特在艺术品味上显得更加怪异。他对一位风格怪异和压抑的荷兰画家马蒂斯·玛丽斯产生了莫名的兴趣。玛丽斯是巴黎公社的前社员，住在文森特的寓所附近。这又是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堕落之子。他曾为古庇尔工作，与他成功的艺术家兄弟雅各布和威廉一样，创作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但是，有一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将自己从前的作品鄙夷为“粗制滥造”的作品。他开始以怪诞的象征主义风格作画，过起自我放逐的隐士生活。当文森特在父母面前表露出对玛丽斯“才华”的倾慕时，多洛斯叹惜道：“文森特对玛丽斯那些黑压压的画很热衷，我希望他的口味能转移到那些颜色更强烈更明亮的作品上去。”
尽管他们近在咫尺，文森特却没有告诉家人他曾去拜访过隐逸的玛丽斯。他终于找到了一颗惺惺相惜的心。他们有着同样超凡脱俗的诉求，同样与家庭疏离，同样有着叛逆的热情，同样有过格格不入、惨遭拒绝和消极避世的经历。那个秋天，文森特开始为这位老人准备诗歌簿。在扉页上，他援引了坎佩斯的话：“在你处处受到排斥时，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该有多幸运。”
坎佩斯的教诲、玛丽斯的榜样和古庇尔接二连三的麻烦逐渐改变了文森特的世界。旧的想法烟消云散——不仅是曾经对伯伯的仰慕，还有他对财富和特权的态度。对他曾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阶级，他萌发了前所未有的敌意——在这个阶级中，从来都不存在能容纳他的位置。现在的文森特认为讨价还价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艺术品交易“不过是合法的偷窃”。“一切的一切，”文森特后来写道，“本质上都是金钱的交易。”文森特控诉着，出离的愤怒和漂泊无依致使他再次用烟斗来拂去心头的愁云。他不断徜徉在巴黎街头，避开一个又一个博物馆，却在坟墓前久久驻足。他将自己的古庇尔生涯鄙夷为“在地狱的日子”，蔑视自己对老板森特应尽的家族责任。也许，他内心的反叛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对严格的着装规范的藐视上。坎佩斯曾说，你的虔诚“不因华丽的霓裳增加半分，也不因破烂的衣衫减少半分”。
眼前虽然有基督的引领，文森特依然无法放弃人世的种种浮华，其中之一便是对家庭的向往。圣诞节的临近再次点燃了回家的渴望。由于父亲接受了新的职位，一家人会在布雷达的市郊小镇埃滕庆祝节日。由于埃滕离津德尔特只有四英里，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双重意义上的回归。文森特早在8月就已经订好了圣诞计划。9月，他写信给提奥表达自己对圣诞节的期盼，还让会计每月在自己的薪水中扣留一部分，因为“在圣诞节我会需要一大笔钱”。12月初，写了一大堆信的文森特一遍遍地修改着他的返程计划。每当画廊收到绘有银装素裹的乡村景致的画作时，文森特便会想象这就是即将到来的圣诞团聚景象。他满怀希望地写道：“冬天很寒冷，但是人心很温暖。”
12月23日从巴黎开出的通宵火车不但载着启程的文森特，还载着几乎要将他压垮的失败感与罪恶感。连月来似箭的归心更是让这种感觉仿佛有千斤重。因为他的消息会毁掉这个最为美好珍贵的假日：他不能在古庇尔待下去了。
关于文森特被解雇的记载并不完整，也很含糊，但有一点大家都很确定：文森特已经预见到了这个后果。在之后给提奥的信中，他称他并不是“突然”被撵走的，也模糊地承认他“干了一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很糟糕的事”。原因之一必定是文森特擅自离店度假。事实上，文森特的假期常被取消，而且是在最后一刻——在画廊的旺季，这并不稀奇。但连月来的计划和向往让文森特公然顶撞上司，擅自离开。也许在为争取假期的争辩中，文森特“突然爆发，愤然离去”（多年后他这样向提奥坦白道）。一开始，家人一无所知。直到假期临近结束，提奥也已经去了海牙，文森特才和父亲坐下来进行了一场“坦诚的对话”。
即便那时，他也没提自己擅自离开极有可能会被解雇，只是以煽情的方式含糊其词地描绘了自己的困境。这场谈话后，多洛斯告诉提奥：“文森特很不快乐。我想现在的职位并不适合他……也许有必要改变他现在的处境。”即便在1月3日，文森特登上了从布雷达开往巴黎的火车时，他还是没有告诉父母实情。与家人告别之后，多洛斯告诉提奥：“文森特决定还是应该留在古庇尔。”安娜也记录下了儿子临别时的话：“我还是期望能继续这份工作。”
像文森特担忧的那样，1月4日他返回古庇尔的第一天便接到了解雇通知。是利昂·波索，森特的合伙人之一带来了这个消息。文森特形容这次碰面“极不愉快”。当面对留店察看期间擅离职守的罪名，还有一连串的顾客投诉时，文森特陷入了沉默。“我没有理直气壮地还嘴。”他告诉提奥。因为他一定知道，这是高层的决定，波索也没有选择的余地。1月，梵高家史将此事一笔带过：“文森特接到了他被解雇的消息……大人物们早就察觉他不是经营生意的材料。看在他伯伯的分上才让他待了这么久。”
文森特似乎仍然想为自己的遭遇辩解。那天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擅离职守的事实，但仍将自己的被解雇说成了似乎是为了维护尊严而不得不辞职。面对提奥，他把自己诗意地比作了一个“微风一吹就会从树上掉落的成熟苹果”。在余生中，这个令他饱尝羞辱的插曲不时会在他脑海中浮现。他一面懊恼自己像基督一样“默默忍受”，一面讲述自己当时面对波索的指控完全可以反驳和辩护，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果当时我想的话，我完全可以辩解，我也完全可以继续留在古庇尔。”多年后，他仍试图向提奥辩解。
但文森特当时的种种努力却没能将羞辱减弱半分。“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多洛斯哀号道，“这简直是桩丑闻！让我们蒙了羞！……太令人伤心了。”“真叫人心痛，”安娜也恸哭了起来，“谁会料到这种结局？……我们看不到一点希望……真叫人绝望。”再也顾不上矜持和礼仪，夫妇俩在一封又一封给提奥的信中尽情倾吐着他们“无法言说的痛心”和“失望的苦痛”。他们认为文森特的耻辱是“天父让我们背负的一个十字架”，只希望丑闻不要传到埃滕。
他们对文森特尚存的一点同情也在此刻消失殆尽。他们确信文森特这是自食其果，却要让家庭蒙羞。多洛斯责备文森特毫无上进心，抱有“病态的人生观”，无能到“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几个月前，约翰内斯的自杀（基于某种不明的宗教信仰）刚刚让安娜遭受丧弟之痛。她认为文森特的遭遇源自他对家庭和阶级责任的拒绝。提奥表示，文森特“不论在哪里都会惹出乱子”，试图以此宽慰父母。家史则总结了大家的观点：“文森特总是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牧师和他的妻子尽一切努力封锁消息。他们命令提奥及任何知情人士不得在巴黎宣扬此事。他们在信中写道，每个人都应该“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如果有人问起，提奥只消说：“文森特想换个工作。”与此同时，多洛斯让弟弟科尔在他阿姆斯特丹的书店给文森特安排一个职位。如果文森特能在最后的离职期前从梵高家的一份产业转到另一份产业（波索给的期限是4月1日），他们也许就可以免于蒙羞。多洛斯还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让巴黎的“大人物们”回心转意。他焦急地给文森特去了一封又一封信，以最严厉的口吻催促他重新去见波索，赔礼道歉，诚心悔过，挽回工作。
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波索的立场很坚定。科尔叔叔对这一家子的困境表示了同情，却不愿给这个令人头疼的侄子提供一份差事。森特伯伯也没有一句安慰——他的态度最终在家史中可窥得一斑。“伯伯失望至极，”家史撰写人，文森特的姑妈写道，“他曾多么希望这个与自己同名的侄子挣得一份好前程。”
埃滕的多洛斯犹如失去了儿子一般哀痛万分。他躲在书房中写下了周末的布道：“愿主保佑悲痛之人。”
多洛斯和安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森特对他们仅剩的一点眷顾。为了保护提奥不受哥哥丑闻的影响，两人可谓用心良苦。他们督促提奥保持与古庇尔的良好关系（特别是与泰斯提格的）。他们告诫提奥，“文森特在这点上的疏忽”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从前那个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口口声声要求孩子们团结一心的安娜现在却给提奥寄去了一些尖锐的提醒：“我们大家都得学着独立，不能再相互依靠。”如果提奥对文森特产生了任何兄弟间的同情，他们会立即将其扼杀。必须让文森特得到教训，他们写道：“再不要把他的好放在心上。”两人时不时地以“伤透了心的爸妈”的落款给提奥寄去告诫信，唯恐提奥会忘掉他的哥哥曾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
在蒙马特的寓所里，被悔恨击垮的文森特开始检视自己残破的人生。他后来把这次解雇事件称为“一场灾难”——“仿佛一下子掉进了黑洞”，“苦心积累的一切轰然倒塌”。在古庇尔六年的心血化为泡影。他曾为自己的名字骄傲，却亲手将它抹黑；他渴望弟弟的仰慕，却把弟弟推到了困窘的境地；他向往家庭的团聚，却生生给家庭蒙上了耻辱。在这迟来的悔悟之心的驱使下，文森特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了一连串的信件和礼物，但统统只得到了礼貌的回应——或者，像森特伯伯那样压根没有回应。提奥也只有零星的几封来信。文森特向提奥打听最近的新鲜事：“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给我讲讲你的生活吧。”从其他途径得到提奥的消息让他更为伤心：提奥又升职了，完成了一趟成功的春季销售之旅，森特伯伯对他大加赞赏，给了他大幅的加薪。文森特则出于愧疚，退回了父亲给他寄来的40弗罗林。
1月底，哈利·格拉德威尔也搬出了文森特的寓所。孤独只能让自责雪上加霜。格拉德威尔选择这个时机让文森特心生疑惑，毕竟他与波索翻脸才几周。沉沦在妄想中的文森特开始责备格拉德威尔与波索合谋排挤他。这个英国人的偶尔来访并不能阻止文森特陷入曾经的自怜自艾。“我们不时会感到孤单，渴望朋友，”他提笔给提奥写信（他一贯的作风便是用上复数“我们”来掩饰自己的痛楚），“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知音’，也许一切都会不同，我们也会更快乐。”在格拉德威尔淡出文森特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文森特开始依恋画廊的另一位职员，弗朗斯·苏卡——另一个愁苦的荷兰青年。苏卡与妻子、岳母同住。文森特还拜访了他们的家。文森特称两人“心心相印”，还曾一度有过在他们家寄居的念头。
但他必须要离开。这桩丑闻让他无法继续在巴黎立足。出于责任，父母让他前往埃滕，但在那儿无疑也躲不过羞辱。文森特“执意”回到英国，至于原因，他并没有披露。然而，一个人生存的前提是一份谋生的差事。多洛斯紧张的经济状况已经容不得他闲散度日——即使文森特愿意让父亲接济。但文森特对于要干什么一无所知。突然“被撵出”（他的原话）古庇尔让他士气低落，漫无目标，一想到新工作就一筹莫展，倍感窘迫。“人们只会当你是个‘失业的人’，总会对你疑神疑鬼。”父母则建议他去当会计，或者基于他的优势或经验在博物馆找一份差事。或者，如果说他真的“热爱这份职业”，为何不像他的伯伯一样成为一名画商，自己开创一份事业呢？
但文森特对艺术已经丧失了热情。他只关心如何修缮与弗朗斯·苏卡及哈利·格拉德威尔的关系，他们还是每周来到文森特的小屋朗诵诗歌。他觉得他“喜欢指导别人”，给父亲的信中他对此有过模糊的表述，只是希望“能在这方面积累热情”。他读了乔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此书讲述的是主人公通过教导年轻的男孩子们来维持自己和寡妇母亲生活的故事。他也梦想着能成为这样的人。抱着这个念头的文森特开始在英语报纸上寻找老师和家庭教师的工作。父母认为他的希望很渺茫。“这样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努力才能获得的必要的资质和能力，”他们担忧道，“显然，他并没有作好准备。”
文森特所有的求职信不是遭到拒绝就是杳无音讯。随着离职期限的逼近，他变得越来越焦虑，4月1日似乎成了审判日。“我的日子快要到了。”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不顾父母的反对，他决定一离开古庇尔就去伦敦——不管有没有工作。路上，他会在埃滕稍作停留。同时，为了与苦苦折磨他的焦虑和自责对抗，他决定再一次向坎佩斯的基督求助。“当人们蔑视你，审判你的时候……你会感到巨大的安慰。”坎佩斯承诺道。基督不也“遭到朋友和熟人的背叛了”吗？
离开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文森特却埋首投入了另一项历时更久、意义更深远的兴趣之中。虽然近乎赤贫，文森特还是不断地买入画作，他的收藏日益壮大。在巴黎的最后几周里，他没有忙着和朋友们道别，也没有去自己喜爱的地方走走，却只是一门心思完成他为马蒂斯·玛丽斯制作的剪贴簿。屋外风起云涌的新艺术革命与他无关，业已崩塌的前程也已没有那么重要，他独自坐在阁楼上，一页一页地抄写着孩童时代就耳濡目染的词句——安徒生、海涅、乌兰德、歌德，用钢笔和墨水召唤着他最诚挚的朋友们；他忙碌地记下一行又一行细密的笔记；脑中反复放映着那些熟悉的画作——夜雾、银色的月光、死去的爱人、孤独的流浪者，它们对高尚之爱的执着抚慰了文森特的心灵。
文森特在3月31日周五，他23岁生日的第二天，离开了巴黎。文森特向来讨厌告别，在后来的一生中，他都用紧急的行程来避免这一场面，所以这一次的离开也十分平静。格拉德威尔去火车站为他送行，之后，顶替了他的职位，搬进了他的房子——三年前发生在提奥身上的事情而今在他身上重演。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文森特接到了拉姆斯盖特一所小小的男子学校的聘任信。拉姆斯盖特是英国海边的度假胜地。这个消息给了文森特一个全新的开始，让他的结局不至于太糟糕。这虽然算不上是份好差事（一开始没有薪水），但它起码提供食宿，让他可以避羞疗伤。
埃滕的短暂停留又激起了一些旧日的热情。文森特为家里的新屋子、埃滕教堂和牧师公馆画了一幅铅笔素描。每一处篱笆、每一根木桩、每一扇窗框，以及每一笔轮廓，都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地用钢笔描画加粗。他还搭火车去了一趟布鲁塞尔看望病中的伯伯海因。他也许还去了一趟津德尔特。父母称他在埃滕的这些日子“很是美好”，并饱含希望地坚信“他是个好孩子”。文森特对家留恋了起来。原本只住“几天”的计划逐渐延长到了几周。4月8日，提奥也回来了，虽然只是因春季销售旅行绕道经过埃滕。
但文森特不能留下来。艺术这个话题无可避免，而每次提起，他的父母就会不自然地掩饰他们的失望。他们的儿子丢掉了一份他那么熟悉的工作，却要去从事一份他一无所知的职业。安娜哀叹：“他曾那么热爱艺术。现在要将它们统统抛弃不知该有多感伤。”“希望他找到的是份好工作，一所有24个男孩子的寄宿学校毕竟也非同小可。”提奥的到来更是让大家都忘记了不愉快。接下来，提奥会返回海牙，协助古庇尔搬往普拉茨另一个更新、更奢华的画廊。
《埃滕的牧师公馆与教堂》，1876年4月，纸上铅笔和墨水，英寸×英寸。
文森特的火车定于复活节的前两天，4月14日的下午两点开往鹿特丹的港口。直到孤身一人站在月台的那一刻，文森特才最终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他在放逐自己。但他很快克服了这个念头，并胡乱写下了一个字条。“我们常要面对别离，”他这样写道，“但这是最让人悲伤的一次。”上了火车之后，他还不停写着，对下一次的归来抒发见解。“神的保佑让我们的希望更坚定，也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勇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用言行（之后是画作）检验了这一信念：只要对主足够虔诚，家庭也会重新接纳他。
就在几个月前，当火车驶离文森特童年的草地和溪岸时，思乡、愧疚和愤懑一股脑儿全涌上了文森特的心头。当时，他恰巧发现了一首能够完美捕捉当时心情的诗歌。他把这首诗寄给了提奥，表示“它深深打动了我”：
一个受伤的魂灵跌撞在……
人生第一个逍遥谷，在那儿，年少无忧的你，
总爱聆听自己沉默中的歌唱。
我的心，你是怀着怎样苦痛的热忱迷醉在
给予你生命的家园……
但妄念，你总生生把我们欺骗！
在你斑斓的幻境中，一个五彩的未来
正生成一张滑轮织就的网，好似一个灿烂的夏日，
那震颤的耳朵不就是无数个太阳吗？
你撒了谎。但这样的魅力谁人能挡，
透过泪水织就的棱角，在宝石红的远方，
依稀可见闪耀着霓虹的鬼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