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需要艺术来逃避世界，重构现实。尽管他离经叛道，满心虔诚，但宗教从来都不能填补他心中的缺口。1876年，在巴黎归隐苦行的文森特曾给父母去了一封信，信里“几乎都在谈论艺术”。在英格兰乡村的“天路历程”中，他参观了汉普顿宫的皇家收藏，观摩了霍尔拜因和伦勃朗作的画像，以及那儿的意大利画家画廊，其中还有一幅达·芬奇的作品。“再次看到这些作品真让人高兴。”他这样告诉提奥。在多德雷赫特，当文森特情绪高涨，决心追随父亲的事业时，他一次又一次探访了那儿的艺术馆。在抵达阿姆斯特丹之前几日，他还绕道参观了收藏着这个城市黄金时代“宝藏”的特里普房。
不论走到哪里，他都用艺术来驱散孤独。屋子的墙上贴满了画像。在阿姆斯特丹开始学业之前，他曾勇敢地发誓要戒掉收集画作的嗜好。但很快，他又时常在门德斯家门口成排的书摊和画店前徘徊。“在那儿很有可能淘到便宜货。”他向提奥解释。他需要它们来“给我的小房间制造点气氛，清醒头脑，激发灵感”。除了福音传道、牧师、教堂和洗礼等主题外，他还买入了“拉丁和希腊主题”的画作，声称它们能促进学习。他用宗教典故为这些古老的、描绘世俗主题的“宝贝”重新命名，让它们适应自己的需求。
然而宗教意象却无法像感伤意象那样为文森特营造一个乌托邦式的异想世界。那些描绘了受难者、圣经故事、伊甸园中的基督、噙着泪水的圣母玛利亚、上学路上的小男孩、从教堂蹦蹦跳跳回家的小女孩、在雪地中跋涉的老人和取煤的古板母亲们的画作布满了他书房的墙壁。
虽然父亲和斯特里克姨父奚落他懒散，“学艺不精”，文森特却已然沉浸在了另一个世界。教堂里，靠着长凳打盹的妇女让他联想到伦勃朗的蚀刻画。书房中，滑铁卢战役在他脑海里成了一幅描绘莱顿之围的画作。看书的时候，他总想象着艺术家会为这些文字配上什么样的插图。
为了激发灵感，他在书桌前支起了历史人物的画像。一本《旧约故事》能让他想到同一个作者撰写的《艺术家的故事》。在码头边散步，他谈论的不是布道，而是艺术。在门德斯的课堂上，他总会带上颜料。门德斯回忆，课后他常讲起“从前的职业艺术品交易”。他在信中提到，在阿姆斯特丹结交了唯一一个新朋友：科尔叔叔画廊的职员。即使他再次立誓要不懈努力，即使日日夜夜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惩罚着自己，他仍然会溜到叔叔的店铺，在一堆堆艺术期刊里埋头读起来。他承认，那一刻，他“有种重遇故人的感觉”。
1877年夏天，有两件事最终将文森特一生中的狂热追求联结起来：一是通过宗教促成家庭和解，二是借由艺术抚慰心灵。
其一是文森特于6月10日早晨在奥德瓦兹礼拜堂参加的布道。当天的主讲牧师不是斯特里克，而是一个光头、满脸络腮胡的活泼的年轻人伊莱扎·劳里劳德。他是新一代荷兰牧师的代表。这些牧师试图将新的资产阶级文化融入自己的事业。和他的畅销书比起来，他的布道显然知道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劳里劳德带来的启示令人感觉似曾相识，又令人感觉焕然一新。他以一则播种者的寓言开始了自己的布道：“耶稣踏上刚播下种子的土地。”
恰恰是这个“自然布道法”让劳里劳德成为了荷兰最炙手可热的牧师。劳里劳德用简单生动的意象描绘了一个身处自然、与自然的交替轮回（耕种、播种、收割）亲密无间、与自然的美不可分割的基督的形象。多洛斯·梵高和查尔斯·司布真也曾赞颂过生气勃勃的种子，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和“富有治愈力量的”阳光。卡尔和米什莱能在花床和树枝上找到上帝。卡莱尔也曾宣扬“自然的神性”。但劳里劳德等人却提出，发现自然的美并非认识上帝的一种方式，而是唯一方式。能够捕捉这种美，并将之完美表达的人——作家、音乐家、艺术家——乃是上帝最信赖的使者。
这种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新解读让文森特颇为振奋。从无处不在的给予儿童道德引导的寓意画册，到悬挂在每位梵高家族成员房中的宗教画，艺术似乎一贯为宗教服务。但在劳里劳德宣扬的“宗教美学”中，上帝、自然和美三者合一。艺术家化身为传教士，艺术则成为了被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样一来，艺术就成了宗教本身。“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森特一次又一次地回去听劳里劳德的布道，“他似乎成了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都是高雅的艺术品。”劳里劳德已经与文森特心目中的偶像安徒生和米什莱享有了同等的地位。在给提奥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他浑身散发着真正的艺术气质。”
文森特将劳里劳德比作安徒生和米什莱，是因为安徒生和米什莱也是弟弟提奥仰慕的对象，同时也回应了1877年夏天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提奥宣布自己准备成为一名艺术家。
在经历了第三段灾难式恋情后的那个冬季，刚过20岁，却已饱受抑郁折磨的提奥陷入了生存危机。5月，拒绝断绝恋爱关系的提奥让父亲勃然大怒，提奥觉得只能离开海牙到别处去开始新生活。但这个计划似乎让埃滕甚为警惕。倘若再发生一桩丑闻，那就是灾难。匆匆赶往海牙劝阻提奥停止“疯狂”计划之前，多洛斯草草写下了一笔：“这又是个大乱子，千万不要冲动……千万等我们谈谈之后再作决定。”
提奥早在春天父母得知他的恋情之前就已经把自己将要离开古庇尔的计划向文森特透露过。在此期间，他萌生了当艺术家的想法。曾唾弃文森特的古庇尔，现在却遭到了弟弟的鄙夷，这让文森特异常兴奋，他像往常那样对提奥的事业报以无限的支持：除了赞美他们热爱的艺术家（布莱顿、米什莱、伦勃朗）那令人向往的“生活和工作”，还寄去了一本《艺术家的故事》。5月中旬，在回阿姆斯特丹的途中，他在海牙暂作逗留。兄弟俩拜访了表姐妹的丈夫安东·莫夫。他是一名功成名就、饱受赞誉的画家。提奥近来常去拜访莫夫在城里的家和他在席凡宁根海滩的画室。事业有成、优雅迷人的莫夫拥有一个年轻的家庭，过着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提奥无疑梦想着像莫夫那样成就一份成功的艺术事业。文森特的到来最终促成了提奥的决定。启程前往阿姆斯特丹时，提奥便告知了父母自己准备离开古庇尔的计划。一想到弟弟也要像自己一样摒弃世俗，走上新的人生道路，文森特就激动无比。“一想到你的未来，我的过去也突然豁然明朗起来。”他写道。
眼见自己多年前在去往赖斯韦克途中的愿景恰如他想象的那样即将实现——兄弟俩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为了一体”。对于传教事业和艺术工作的联姻，文森特有着比劳里劳德更为大胆的设想。在米勒、伦勃朗等艺术家的作品中与“牧师的工作和生活中”，文森特发现了“某种相似性”。他宣称在提奥的新事业与自己追求的牧师事业中都蕴含着一种催化力量：“当我看到雷斯达尔或者扬·范的画作时，”他写道，“我会一遍遍地想到这些字眼：‘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但提奥却没有坚持到最后。宣布这个重大决定之后才没几天，他就退缩了。还没等父亲到来，他便回到了埃滕。不知是因为没有说服家人还是出于责任感，提奥最终决定留在古庇尔。他本想调往外地——巴黎或者伦敦。但在多洛斯的劝说下，他连这个念头都放弃了。森特伯伯建议这个胸怀大志、“口才了得”的侄子不要“就这么轻率地毁掉自己的前程”。森特还建议，提奥应该“专心让自己变得无可替代”。在甜言蜜语和威逼恐吓的轮番攻势下，提奥默默搁浅了他的计划。他那不堪一击、转瞬即逝的反叛精神也随着这个短暂的职业理想一起，默默地烟消云散了。
而文森特却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自己的理想。在劳里劳德的理论和完美手足情义的鼓舞下，即使提奥早已放弃了曾经的壮志雄心，文森特却依然不遗余力地试图再次点燃弟弟心底的那团火焰。1877年夏天短短一周的温情和夭折的理想令文森特一生都隐隐作痛。
在劳里劳德的引导下，执迷于理想的文森特利用强大的想象力让艺术与宗教能联系得更紧密。他说它们不仅都以自然为源泉，而且从星空到写满内容的眼睛，它们几乎存在于所有浪漫主义的意象中。文森特认为，这些意象不仅诉说着失落的爱，更诉说着“上帝的爱”。它们同根同源——“都深深蕴藏于我们的灵魂中。”这个源泉游离于理性和智力之外，它总能让你焕然一新，带给你“破茧重生的生命力”。
同卡莱尔倡导的神性一样，它栖居在现世，而非完美却遥不可及的彼生：在驮马耐心等待下一轮重负的凹背上，在扭曲的树枝上，在残破不堪的步行靴上，都有它的踪影。文森特笃信，一切都“那么高贵，蕴含着独特、不可思议的美”。一切诉说着同一种语言，享有同一种表达模式——不论是在米什莱的著作中，还是在《列王传》中都不可能找到“这种感性和精神的真纯体验”。这种语言也并非需要多年的苦读才能习得。他坚信，“每个人都能读懂它，每颗心都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它的力量”，因为“它正源自心灵”。
艺术和宗教最终成为了文森特想象世界的两大源泉，给他带去抚慰和光明，将苦楚化作安慰，将忧愁化为快乐。他宣称：“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让你欣喜，令你充实。”这就是看几篇经文，读一则安徒生童话，望一望“黄昏日光与绿叶嬉戏缠绵”的景致，往往就能让文森特潸然泪下的力量。当文森特感受到这种力量时，他立马意识到，这更多的是一种直觉，而非知觉。他兴奋地喊道：“就是它了（Dat is het）！”
多年前在海牙，文森特从莫夫那儿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它指的是画家灵光闪现、捕捉到一个贴切的意象，或者悟出某个不可言喻的真理的瞬间。而现在，文森特用它来形容任何能激发艺术与宗教神秘结合的体验。“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他说，“充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东教堂后面小广场上的一排旧房子——构成了待艺术家发掘的卑微一景——能让这种感觉在文森特心头冉冉升起。在一个孩子葬礼的布道中，他也会突然惊呼：“就是它了！”不论是一场布道还是一幅画作，都会给文森特带来愉悦。这种感觉不仅点亮了人生——艺术素来拥有这种力量，而且像宗教一样，生命虽然困于无可避免的苦难和难以逃脱的死亡，却能从这种体验中汲取意义和希望。文森特提出，牧师和艺术家都能提供这种抚慰，只要他们“虔诚地奉上自己的心智和灵魂”。父亲当然能称得上是一个这样的人。在文森特艺术与宗教合一的范畴中，森特伯伯也当属这样的人物：“有着难以言表的魅力，或者说，有种精神上的光辉。”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都能被这种感觉拥抱。“有时，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也能让你惊艳，”他写道，“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别样的滋味。”花市上，在卖壶罐的农民父亲身边做编织的小女孩会触动文森特：“小小的黑色软帽下含笑的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纯粹。”老人，譬如东教堂形容枯槁的教堂司事也能让文森特心中泛起涟漪。他观察到，他们之间有着一个相同点，那便是“他们都有着某种‘灵魂’”——这个词常被文森特等同于生活中的重担、苦难，或是悲伤（譬如贫困和衰老）。这让他们与死气沉沉、毫无美感的沙龙作品和教堂长椅截然不同。对自己粗犷的容貌颇为敏感的文森特越来越倾向于把丑陋视作“内涵”的象征。在欣赏完热罗姆的一幅撩人的裸女之后，他说道：“一具美丽的躯壳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一个平凡的女人。”
在文森特纷繁的视觉想象中总有一个影子。多年来对《圣经》的痴迷让这个影子深深镌刻在了他的大脑中：天使的形象。“想一想，天使从未离开过那些悲伤的人们。”他在信中这样鼓励低谷中的提奥。在英格兰，他发誓说在父亲讲道时他见到了“一位天使的面容”。在阿姆斯特丹，他沉浸在以利亚睡梦中“被天使抚触”的故事中。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天使曾告诉保罗“不要害怕”，也曾来到客西马尼园造访耶稣，“给他那悲伤至极的心带去了力量”。他买下一件伦勃朗的《天使离开托拜厄斯的家》的蚀刻版画，此画描绘了治愈托拜厄斯失明双目的大天使拉斐尔在光芒万丈中升天显灵的戏剧性一幕。
在文森特眼里，天使就是上帝的信使，时不时捎来上帝的慰藉：他们总悬停着，“悬停在我们周围，悬停在黯然心伤的人儿左右”。尽管信仰世界已被现代怀疑论和无神论侵蚀，尽管文森特胆大而迫切地臆造了一种“本真论”来抗衡父亲信奉的那套苛刻的信仰，但他对这些神迹的先兆，这些崇高的使者依然深信不疑。一直到他人生的尽头，他们仍然悬停在他的想象中，象征着他与这位从未赐予他眷顾的天父和解的最后希冀。在圣雷米精神病院，除了播种者、丝柏树和星夜，文森特还创作了圣光四射的大天使拉斐尔的画像。
在阿姆斯特丹，文森特立马着手实践脑中的新想法。他认为：“只有真理，只有本真，而不是捉摸不透的语言才能叫人愉悦。我们需要还原事物的本真。”除了搜集画作，摘抄段落，在散步时记录样例，他还试图从语言这一绝妙载体中捕捉“本真”。在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摒弃了长久以来单纯性的描述。他竭力唤起的不仅仅是意象，更是完整的瞬间：充满着深邃的意义、充满着本真的经验碎片。12月，文森特将这种全新的设想实践在了对窗外码头的描绘中：
暮色降临……小小的白杨道——那柔弱的形态和细细的枝干在灰色的夜空下显得那么纤巧；……不远处有个小花园，四周围着蔷薇丛篱笆，园子里挤满了工人们的黑色身影，还有一条小狗……远处码头上的船桅依稀可见……一瞬间，这儿那儿的灯统统亮了，铃声也响了起来，工人们都向大门拥去。
文森特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创作非但新颖且意义重大。在当月里，他收集了自己的“一些创作”，还把它们交到了书商手上。
文森特已经学会组合堆叠文字和意象，力图令它们实现“最精妙的表达”。他收集的画作边缘满是密密麻麻的笔记，上面有《圣经》经文、赞美诗和诗歌。但对本真的追寻——对“深远的意义和诸态”的追寻——让这些意象的杂合像他的文字实验一样成为了具有深度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艾湾黄昏散步经历的描述中，他头一次试图竭力表达夜空带给他的抚慰。从“明亮的月光”和“那片深沉的寂静”入手，他引经据典，加入了诗句（“在星光下聆听上帝”）、文学（狄更斯的“神圣的暮色”和经文（“暮色中，有两三人以主的名义”））。他一面回忆着一幅曾经见过的画像，一面将夜空想象成伦勃朗作品中的圣经场景：“在洒入窗内的夜色中，我主的身影高贵鲜明，肃穆深沉。”在文森特眼里，救赎的可能就潜藏在真理，即本真的抚慰中，也存在于每一个月夜和每一方星空下。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幅画好像在诉说着：“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还会拥有生命之光……只有有心的人才能懂得暮色传达给了我们什么讯息。”
在这双追寻本真的眼中，那些肖像画似乎也起了变化。一幅旧版画中一位17世纪荷兰海军上将那愤怒的表情，令他想起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位宗教英雄奥利弗·克伦威尔。另一幅《布列塔尼的安妮》则唤起了文森特记忆中许许多多表现“海与岩石堤岸”的画作。挂在墙上多年的那幅法国大革命时期装扮的小男孩肖像，突然再次浮现在他脑海里。那是张疲惫气馁的脸，但你从中读出的却是满腹的热情和信仰的挫败，一如文森特自己的信仰历程。（“连他都讶异自己能度过这许多磨难。”）在文森特那双善于杂糅组合的眼中，这张杰出的肖像画，这个头戴激进分子的红帽子的男孩与米什莱、卡莱尔、狄更斯以及所有关于大革命的读物一起“浑然而成一个美妙的整体”。
那个冬天在文森特“刻画”的一个个肖像中，兴许只有他描绘自己的那一个片段最为传神。在叔叔的书店中，文森特随意翻看着艺术杂志，一幅名为《一杯咖啡》的蚀刻版画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向提奥描绘了当时的场景：
这位年轻人形容甚为怪异，神色肃穆凝重，看起来像是在为《效仿基督》的某一段苦苦思索，又像是在筹划着某项神圣却无比艰难、只有一颗饱受痛楚的心灵才能胜任的使命。
文森特又为这个定格画面般的自画像加上了预先想好的附言：“这项使命并不总是最糟的，因为它由悲伤锻就，它永不磨灭。”
有时，他还会尝试最后的小伎俩。除了用自己的文字搭配别人的画，他还会用自己的画为别人的文字配图。这对他来说似乎不难。从小到大，文森特就一直在写写画画，作为礼物或是用作标签。离家之后，这成了他与家人共享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他画下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屋子，以及自己造访的教堂。每当父母搬往新址，他会临摹下每一座牧师公馆。每次离开一个住处，他也总会留下几笔作为留念。
《麦比拉洞穴》，1877年5月，纸上墨水，英寸×英寸。
文森特于1877年夏天作的第一批画与上面的那些并无二致。只不过现在却无法从地图上找到他想要分享的家了。“到上周为止，我已经读到了《创世纪》的第23章，”他向提奥报告学习《圣经》的进度，“讲到亚伯拉罕把妻子撒拉埋葬在麦比拉洞穴；我想象着这个场景，作了一幅小画。”文森特附上的这幅画很小（不到6英寸×3英寸），但却自成体系。他用细钢笔纤巧的笔触勾勒出的漆黑洞口占据了画纸的中心。洞口上立着一方石碑，上面的碑文小到难以辨识。右边，根据路边丛生的杂草可以辨认出随意几笔带过的小径，还有三棵弯曲多结的树木逐渐消失在视线内；左边，远方飞来的鸟群正欲停落。文森特在石碑旁添上了一小丛草，那宽宽的分叉边缘都被纤细如发的笔触勾勒得很分明，对于顶上那些零落花朵的描绘方式说明他很清楚自己画的是什么品种。
但在听过劳里劳德的布道后，文森特改变了对此类绘画的看法。不论真实也好，虚构也好，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地点的记录，它们成为了某种表达。“当我在创作时，我能清楚地看到些什么，”他写道，“在这些画中，我能与激情对话。我找到了一个声音。”他迅速把这个新的声音实践在了一位圣经人物上，这个人物已经折磨他好一阵子了：基督似的流浪者以利亚。“早上，我完成了一幅画。我把以利亚放在了风暴漫天的沙漠里。”他告诉提奥。
在文森特对“完美表达”的追求中，他在绘画上的早期努力很快便被另一种形式的想象图景所替代：地图。也许，早在童年时代，身处繁忙跨海商路上的一个途经小镇的文森特，便开始痴迷于地理和地图；这种情愫也可能因一位在南法沙滩和瑞士阿尔卑斯山巅值勤的伯伯而萌生；又或许，是另一位浪迹天涯、爱好猎奇、涉足过婆罗洲和爪哇的伯伯在他心间播下了这颗种子。这份痴迷令文森特一生都对描绘了另一个世界的伪宗教和科幻小说无法抗拒。
在阿姆斯特丹，尽管学业繁重，文森特还是因这份爱好的驱使，在地图绘制上耗费了极大的精力。辛苦攒下的钱都花在了廉价地图和路费上。他常去斯特里克、迈依杰斯牧师和门德斯家，去科尔叔叔的书店浏览和临摹大量由本世纪伟大的制图者施普鲁纳和斯蒂夫勒绘制的手工着色地图。这些作品构图宏大，地形奇诡，刻字一丝不苟，文森特称它们为“真正艺术家的作品”。
在当时的荷兰，由于同样需要探索和描绘，制图和绘画之间的界限还很模糊。在黄金时代，约翰内斯·维梅尔的《绘画艺术》中曾收录了一张已经精确到可以出航的地图。文森特在自己的画作墙上挂上了地图，同时建议提奥也这样做。像那些画作一样，地图也被他用来创作杂合的意象。他会绘出所研习的国家的精确地图，然后在同一页面上抄写大段大段的摘录，“这样一来，两者就成为了一个整体”。文森特用米什莱的文字来附注诺曼底地图。在一幅法国地图旁，他“列上了各种他能记起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东西”。他用一段圣徒的信来装饰保罗横跨小亚细亚的路线图。学业虽然越来越紧，文森特却在每一幅地图上下足了功夫，一遍遍临摹，直到最终达到他想要的品质。他说：“也就是说，它必须饱含爱和情感。”
那个冬天，有一幅地图让文森特寝食难安。他从斯特里克姨父那儿借来一本巴勒斯坦地理图册，准备着手绘制圣地地图。在约为3英尺×5英尺的巨幅稿纸上，他一丝不苟地绘出了这个虚构世界中的城市、河流、山川、溪谷和绿洲。他在等高线上打上阴影，在边界上刷上油彩。有一个角落，他计划留给耶路撒冷，他在那一角描上了参差不齐的城墙、城堡、橄榄山以及各各他——这是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地标，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一双纯真而渴望的手，全都“出自奉献与热忱”，文森特这样解释。
1878年2月，父亲来到阿姆斯特丹对儿子的学业做第三次考核。文森特能奉上的只有这幅地图——或许，他可以以此证明他的虔诚，又或许，能求得更多的耐心与宽容。但在未来，当他回忆起那些饱受磨难的日子时，他从未提及他将此图献给了父亲。十天后，他用红蜡笔临摹了地图的副本，把它挂在了靠近犹太区的一间小教堂黑漆漆的地下教室里。“我觉得那个小房间会是它的理想归宿，”他在信中告诉提奥，“希望的烛火很微弱……但请让我守护它。”
与父亲灾难性的会面后，文森特清楚自己在学业上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我觉得我不可能通过这些考试。”他不得不痛苦地向提奥承认。但他不能放弃。对，不能，即使他曾多么不遗余力地游说提奥，即使他对“本真”的琢磨与把握越来越清晰，即使他已经萌生了成为艺术家的念头。他一边立下新的誓言，一边编织成功的美梦。“我要再接再厉，”他说，“只有即刻投入学习才是最好的弥补。不论代价是什么，这都是我的责任。”
但就在那时，另一条路豁然开朗起来。就在父亲离开后的几天，也就是2月17日，文森特没有像往常那样安排自己周日的行程，而是造访了瓦隆教堂（法国教堂）。高高的讲道坛上站着的是一位“来自里昂”的牧师。文森特从未在其他地方听过类似这位来访牧师所做的布道。
工业革命给森特伯伯那样的人带去了巨额的财富，也让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贫困。作为法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纺织业中心，里昂比其他地方有着更非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童工泛滥，疫病猖獗。普遍的剥削与压迫（曾激起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是当天早晨布道的主题。文森特回忆，牧师用“工厂工人的生存故事”来讲述工人们的困境。
让文森特为之动容的不仅是这番比现实更逼真、更叫人心碎的景象，还有眼前这位艰难地遣词造句的外国牧师。在给提奥的信中，他表示：“这位牧师的语言虽然不甚流利，但依然直击人心，因为这是一场心与心的交流。”
眼前的法国人成为了文森特的楷模和救命稻草。法国牧师去里昂为穷苦的工人进行福音传道的经历，为文森特“效仿基督”的事业指明了新的方向：他还可以“行善”。一夜之间，学习的近况、无休止的哲学沉思和对《圣经》的大篇幅引用都在他的信中消失了踪影。他告诫自己要“言简意赅”。他与老师争论课程学习的必要性。“门德斯，”他质疑道，“你觉得要成为一名牧师真的有必要如此痛苦吗？”他提出劳动，而非布道和学习，才是灵性的终极表达，才能激发农民独具的“自然的智慧”，而非腐朽的书本知识。文森特不再想成为父亲一般的学者型的牧师，他立志成为上帝的“劳工”。“劳工们，你们的生活充满了苦难，”在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模仿起了法国牧师的口吻，“劳工们，上帝会保佑你们。”
1878年冬天，文森特开始赞颂神圣的“淳朴大众”（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但这个念头早已根植在他的内心深处。当然，文森特小时候很少见到真正的农民，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与父亲监管的自耕农也接触甚少，与母亲视若无睹的失地农民和布拉班特新兴的工人阶级更是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不论是父母对于农民的偏见，还是乔治·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期农民的嘲讽，文森特都不具备足够的阅历来反驳。在父母眼里，农民“粗俗、野蛮、无礼、好斗”；而在艾略特笔下，“农耕者总懒散地三五成群，嬉嬉闹闹，牧羊人总懒散着在山楂丛中谈情说爱，村民们总是在树荫下欢舞”。同多数出身资产阶级的子弟一样，文森特对农民的印象是多重和矛盾的——高贵的农民、背负重担的牲口、闲散的浪荡子；这会儿在虔诚地祈祷，那会儿便向乡村姑娘们抛着媚眼，摆出一副“来我这儿”的姿态。
文森特在英格兰时曾经满怀热情地想为下层阶级福音传教，虽然他对下层阶级的认识大体来自艾略特的《织工马南》和《亚当·比德》。但为求得父亲的认同，他一直压抑着这样的热情。去年夏天，他还只希望未来任职的教区“风景秀丽”便可。但阿姆斯特丹的生活逐渐给了他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冬日的寒风远比墙上挂的风景、父亲管理的田产、艾略特引人入胜的乡村现实主义更凛冽。现在在他眼里，农民和工人不再是浪漫主义情怀渲染的对象，也不是宗教虔诚的模范，他们成了文森特效仿的对象。“该试着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文森特表示，“在艰辛和绝望面前，他们仍坚持信仰，凭着耐力和尊严艰苦劳作；临终时，像津德尔特的老农一样，在平静中等来最后的救赎。他们是拥有‘本真’的人。”
文森特对“神圣劳工”的设想还伴随着众多的意象。裁缝、修桶匠和挖掘工的形象取代了他墙上的宗教主题的画作，让-弗朗索瓦·米勒塑造的经典农民形象都在文森特想象的万神殿——他们的“圣地”——一一归位。文森特认为，这些形象都拥有“灵魂”。他们辛勤劳作，穿着破烂，“内心却极为丰富”，因此“也更为美丽”。他兴奋地喊道：“就是它了，这就是本真。”
“本真”的这个定义超越了对绘画作品一般意义上的赞美，超越了艺术完美与神性灵感的契合，超越了“精神生活的欢愉和滋养”。在文森特连绵的想象中，“本真”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高于父亲的虔诚或弟弟的艺术理想的召唤，一种敦促着他毫无保留献身“真理事业”的疾呼。“要是能投身真理事业，那么便是死也不足为惜了，”他写道，“那样，你能活在一些人心中，能给后来人留下榜样。”
当然，对于一个笨拙、孤立，而且坦言自己“像鲁滨逊”一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文森特却孤注一掷地投身于这一新的召唤。听到法国牧师亨利·费迪南·加尼宾即将造访瓦隆教堂的消息，他千方百计与其会面。在阿姆斯特丹古板的牧师圈子中，瑞士人加尼宾被视为“激进分子”。他鼓励文森特追随内心的召唤，“彻底忘记自我，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到事业中”。在那个文森特奉献了大多数周末的与世隔绝的英国教堂里，他也得到了同样的忠告。那儿的牧师威廉·麦克法兰把他介绍给了阿姆斯特丹圈子里的另一位福音传道牧师，一位名叫查尔斯·奥古斯特·阿德勒的英国人。他的使命便是将犹太教徒感化为基督徒。
阿德勒本人就是受感化的犹太人，在英国犹太福音传道会（英国国教激进派的一支）的资助下来到荷兰。据称，因存在着大量犹太贫困人口，阿姆斯特丹一直是欧洲大陆“誓与犹太人的无知和黑暗作斗争”的中心。尽管遭到了当地犹太拉比的抵抗，福音传道会还是在犹太区边缘的巴恩达斯提格建起了教会。
1878年2月17日，文森特开始在主日学校锡安教堂的地下室执教。由于他给提奥的去信少之又少，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教堂的大型福音传教——视每年宣布的受洗的犹太人的人数而定——不得而知。他或许常常协助阿德勒去犹太社区传教，或许时常加入挨家挨户送福音书上门的队伍。同文森特一样，阿德勒也钟情于乔治·艾略特，还向他推荐了艾略特以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萨沃纳罗拉为原型的小说《罗慕拉》。文森特仰慕这个谢了顶的、身材魁梧的英国男人，无疑向他倾吐了一生致力于服务穷苦大众的梦想。文森特对提奥袒露心迹，说主日学校为这个梦想照进了“一寸光”，“阿德勒就是有能力守护这寸光的人”。
到锡安教堂的最初几日，文森特对传道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他劝远房亲戚改宗，甚至来到罗马天主教堂传教。3月初，文森特面对生疏的学业似乎十分镇定自若，仍然充满热情地投入到主日学校教师的新职责中：他主要负责圣经问答。他愿意一生都成为慰藉的施予者、福音的注释者、圣图的绘制者——成为“本真”的信徒。
但文森特的父母显然不能理解他。“只是区区一名圣经问答员。”多洛斯哀号道。随之而来的是最终的愤怒：“那活计怎么能维持生计？”圣经问答员不过生搬硬套地教孩子们阅读《圣经》，拿最低的薪水，位列宗教工作的最底层。多年来的努力和忧虑，上千荷兰盾的花销，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趟疲惫的旅程，多少次在家人面前低声下气的恳求，换来了什么？一个问答员的职位？对于多洛斯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并不突然，2月那次考核回来之后，他已对儿子的未来不抱多少希望。那以后，文森特还来了一封“奇奇怪怪、自相矛盾”的信，抱怨伤脑筋的学业，也许还第一次提到了“问答员”这个词。随后，伯伯简发来一封对“文森特的学业表示担忧”的信。在常与文森特碰面的斯特里克姨父那儿，多洛斯也时常听到同样的忧虑。
“我们的心都伤透了。”在给提奥的信中，多洛斯这样说道。安娜则顿觉灾难临头，满是惶恐：“不学习怎么可能得到教堂的好差事！简直是家门的耻辱！”他们开始埋怨文森特新结交的“异端”——牧师阿德勒、加尼宾、麦克法兰，他们激进的观点将文森特“引入了歧途”。但埋怨最终还是落在了文森特头上。“走错一步就能酿成大错，”他们扼腕叹息，“我们尽全力把他引上了光明大道，他却执意要去往窄途。”
生日（3月30日）那天，文森特都没有给家人写信。多洛斯忍无可忍，去了一份言辞激烈的信，要求文森特立即辞去阿德勒主日学校的教职。文森特在冗长的回信中作了解释，但多洛斯的立场很坚定，坚决认为：“文森特会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分心，误了紧要的大事。”逐渐，这场辩论演变成了公开的反抗。身心疲惫的多洛斯只能表示：“我们走着瞧吧，这就好比暴风雨前的寂静。”
4月初，为了打破僵局，提奥打算去阿姆斯特丹探望兄长。但兄弟俩的关系已不复从前。两人还因为去年夏天的分歧而心存芥蒂。文森特从未打心底真正原谅提奥的食言，没有原谅他最终背弃了与自己一起追求“本真”的誓言。他已经开始怀疑弟弟对自己的忠诚。
3月中旬，提奥即将调回古庇尔巴黎分行的消息证实了文森特的疑虑。去年那个小插曲后，提奥被发配到了古庇尔的其他分部。他甚至学习了英语以防被遣往伦敦。但只有巴黎才是古庇尔帝国的中心，现在还成为了1878年世界博览会举办地，展出了来自五大洲的精美绘画和科技作品。“这真是个放眼世界的绝好机会。”多洛斯骄傲地写道。然而对文森特来说，巴黎意味着他痛苦的失败回忆，意味着他一生都逃脱不了的家庭耻辱。而现在，提奥要去巴黎接下那个曾属于文森特的职位——不仅彻底否定了文森特苦口婆心的劝说，狠狠破坏了曾经完美的兄弟情义，也是对“本真”的背弃。
如果说不是因为提奥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一定是因为来自埃滕的欢呼雀跃，所以文森特才陷入了自怨自艾。“亲爱的提奥，爸妈一辈子担惊受怕，你就是我们的骄傲和快乐的源泉，”梵高夫妇写道，“这真是阴霾中的一丝暖阳。”
两周后，充当和事佬的提奥来到了文森特面前。据说，兄弟俩大吵了一架。这场争吵一直延续到了接下来几周的通信中。弟弟的成功已无可辩驳，但文森特似乎没有罢休的意思。他抨击提奥惬意浅薄的生活。他嘲笑提奥的“上层圈子”和“精致的周遭环境”。他鄙夷他“见识短浅，谨小慎微”，指责他“偏离自然”，因此失去了“内心真实的自我”。他将弟弟的一帆风顺与自己的坎坷人生作了一番对比，给了即将去巴黎闯荡的提奥一个忠告：“也许黄昏绚丽辉煌，但不要忘记还有漆黑的午夜和灼人的正午毒阳。”
至于自己的职业，文森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坚持问答员的岗位，从事任何其他的职业都将意味着前功尽弃。年过25岁的他需要“成就”，需要一些东西：“树立自己行为处事的方式”，不再受父亲与过去的羁绊。他用毫无保留的热情来为阿德勒及主日学校的工作辩护。当被问到“如何维持生计”时，文森特斩钉截铁地回答：“信仰上帝，快乐才会降临，也许时而会被忧伤烦恼，但人生疾苦终究会烟消云散。”事实上，这也是他用后半生实践的人生信条。
提奥的反对就像父亲的阻挠一样，反而坚定了文森特的决心。通过一页又一页的争论和自我鼓励，文森特以狂喜之心决心献身“本真”。“我生来是为了追逐无限与奇迹，”他宣布，“人不应该满足于繁琐世事。”他整理出了书籍、诗歌与绘画清单，其中当然包括《圣经》，致力于丰盛“人类的精神生活”。他愿意成为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比别人思考得深一点，工作得多一点，爱得广一点，扎入深邃的生活海洋”。
当提奥用家庭责任来阻挠他时，文森特声称自己对“本真”的责任高于一切——“神圣的火焰在心底燃烧”，促使他“真挚地去爱那值得爱的”。当然，“失望与悲伤在所难免”，但经过生活检验的才是真爱——“好比经过锤炼的才是真金”。
被“上帝之光”驱动的文森特开始公然忤逆父亲的旨意。6月初，父亲勒令离开锡安教堂的期限已过，文森特去信表达了自己意欲继续问答员的职业和推后课程学习的打算。多洛斯马上作出了让步：如果文森特愿意继续牧师课程学习三个月以上（以便进一步夯实基础，反省自我），那么多洛斯会尽力给他在别处另谋一个职位。文森特断然拒绝了父亲的提议。他不会再继续课程学习，并坚持要靠自己的能力寻找教职。
到了夏天，梵高家惯用的好言相劝升级成了一场激烈的对抗——矛盾的激化与爆发早在多洛斯的意料之中。文森特用“痛苦”、“荒谬”与“彻头彻尾的愚蠢，一想到就让人浑身颤抖不止”来描述这场冲突及其后患。他写道：“曾经我得以依靠的每一个人都和我翻了脸，统统弃我而去。”多年后，他还能感伤地记起“与父亲的那段扎根心底的误解”。
但就在7月5日，他突然回到了家中。
七年的牧师学习课程只过去了一年有余。短短几个月前文森特还毅然决然地叫嚣着要独立，而今却回到了埃滕，这个举动似乎意味着是对他自己多年来失败的默认。多年后，他会坚持说自己是被迫学习大学牧师课程的（“我自己很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他表示）。他还声称自己有意搞砸了语言课考试，“这样一来，放弃的羞耻都落在了我一个人头上”。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文森特突然回家的原因。他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追随内心的召唤。那样一个充满贫困和压迫的城市，一定遍地都是传教士。他也可以在任意一座被父亲鄙夷的“激进”教堂里，例如阿德勒的那座教堂里谋得一职，在欧洲甚至中东的犹太社区福音传教。但他统统没有那样做。他回到了家，等待父亲给他找一个“合适”的职位。要在从前，这个职位一定会被他断然拒绝。而现在，他却作出了妥协。他同意放弃对“本真”的追求，同意回到“体面”的正道，成为一名布道牧师。
文森特投降得十分彻底。回家之前，他已停止了一切极端的行为，不再去主日学校，也不再给提奥写那些抨击信。当多洛斯认定比利时是谋职的好地方时，文森特便不再对其他地方有所奢望。在传教环境上，天主教掌势的比利时可比荷兰宽松得多。“即使不靠什么人情手段，可敬聪慧的人儿也能在那儿干好。”安娜满怀希望地向家庭成员报告。在阿姆斯特丹时，文森特便奉父亲之命定期寄回长长的家信，同时答应去布鲁塞尔当面恳求此事。7月中旬，多洛斯为文森特安排了布鲁塞尔一所福音学校的面试。父亲和儿子在托马斯·斯莱德-琼斯牧师的陪同下一道前往。后者适时出现，亲自担任了文森特的推荐人。
等待结果期间，文森特努力扮演着好儿子的角色。他常陪伴弟弟科尔散步。这是个钟情于绘画、发誓长大要成为一名骑兵军官的11岁孩子。炎炎夏日，他们会坐在树荫下绘制“埃滕及周边地图”。妹妹安娜嫁给了门当户对、一表人才的莱顿市民乔恩·范·豪滕。在这场夏日盛事中，他也搭了把手，帮着装点鲜花绿植。他和父亲形影不离，时常陪伴父亲巡视教区或是进行布道。父亲倘若不在，文森特会坐在自己的房里俯瞰花园，为自己即将从事的职业撰写一场又一场布道。
7月里，文森特陪父亲去了津德尔特。多洛斯会在那儿的小教堂里布道，然后探视疾病缠身的教徒。回家路上，多洛斯停下了马车，两人走在旷野的暮色中。这样的融洽一幕让文森特渴望已久。他用一幅充满“本真”的画面记录下了这一刻。
红彤彤的夕阳悬在松树枝头，池塘中倒映着暮色朦胧的天空；荒野中，黄的沙，白的沙，灰的沙孕育了多少和谐与感伤——瞧，生命中有那么多时刻，一切都充满了平静与静谧，我们的人生不恰恰就像这条穿越荒野的小径吗？
离开的日子一天天逼近，人人喜上眉梢，唯独文森特十分焦虑。他与新娘起了争执，不愿意参加任何仪式。在婚礼前夜，母亲写道：“他不愿意见人。”森特伯伯与斯特里克姨父在婚礼上的露面更增添了文森特的挫败感，因为他已准备离开这唯一令他钟爱的生活。
婚礼结束四天后，文森特启程去往父亲为他选好的比利时福音学校。他需要先进行三个月的“试读”，成功通过才能被学校录取，继续为期三年的课程。去火车站送行时，父母忧心忡忡。安娜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们很担心。他的生活理念如此阴暗，还怎么有能力去引导别人呢？”（妹妹安娜更为直率：“我怕好事又会被他的猪脑搅黄。”）多洛斯则把忧虑掩藏了起来。“我对文森特已经不抱希冀，”他写道，“无法摆脱会再次失望的恐惧。”
事实上，整所比利时福音学校就是一座“海市蜃楼”。学校始建于两年前，只有一间房、五位学生（三位全日制，两位非全日制）和一位教师。瘸腿的迪克·波克玛担任课程的教学工作。他之前在一所小学担任校长。一些与其志同道合的当地福音牧师会偶尔来讲课。学校没有固定的教职人员、行政人员和资金来源。
学校在比利时硝烟弥漫的教会斗争中举步维艰。它能坚持到今天，靠的是年轻激进的创始牧师尼古拉斯·德·扬和几位富有的发起人投入的热情和精力。在一个福音传教长久以来被外国传教士——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传教士——控制的国家里，德·扬宣扬的却是激进的宗教本土主义。他坚信只有本土的语言，只有佛兰芒语，而非多洛斯这样的归正派牧师使用的“漂亮的荷兰话”，才能将福音传送到人们的心间。他的口号便是：“佛兰芒人就该用佛兰芒语！”
多洛斯会把儿子送到德·扬的这所唐吉诃德式的极端学校里实属出于无奈。文森特像所有的荷兰人一样能够使用佛兰芒语交谈。但在一个致力于“使用方言”，拒绝“荷兰化”的学校里，父亲正统的传教风格让文森特无法融入其中。生疏的谚语，再加上惯用的典故和复杂的修辞，使得文森特往往只是在宣读而非讲授自己的布道。这有违“布道须引人入胜，讲求短小精湛，切忌长篇大论”的学校律令。周日他去附近的梅赫伦和利尔作布道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并坦言，离“口若悬河，铿锵有力，谈吐自如”的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在小教室里花上14个小时用佛兰芒语学习历史、拉丁语与《圣经》。
害怕再次失败的文森特陷入了绝望与自我折磨的恶性循环里。在拉肯的寄宿宿舍里，他不吃不喝，席地而眠。深秋，他常常衣着单薄，沿着沙勒罗瓦运河徒步到城里。在学校，他不屑于用书桌，而是喜欢把自己的习字簿放在膝头，被刻薄的同学嘲笑为“中世纪的抄写员”。同在阿姆斯特丹时一样，他为了排解寂寞徘徊在墓地，徜徉在城市边缘。他说，那些时候，“思乡的原始情感和苦痛的忧愁都会袭上心头”。
多年后，同班同学记忆中的文森特是个乖戾、受伤、反复无常的人儿——前一秒他还玩世不恭地表示，“哦，老师，我可什么都不在乎”，下一秒却突然“愤愤不平地较真起来”。其中一位同学表示：“他是个倔强的人。”有一次，遭受了同学戏弄的文森特“挥拳把对方击倒在地”。目击者表示：“那张满脸怒容的脸真叫人难忘！全心托付给上帝的人竟如此无法把持自己。”11月15日，提奥的到访让失败显得更难以容忍。坐镇世界博览会古庇尔的展位，从巴黎凯旋而归的提奥，无疑会成为伯伯未来的继承人，象征着家族的荣耀。他看起来焕然一新，留着精致的红色小胡子。他哥哥则怅然若失，垂头丧气，愤世嫉俗，在他面前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落寞。
不出所料，文森特没有通过三个月的试读。他没法继续学校的课程。老师们觉得他算不上“勤奋”。碍于多洛斯的面子，他们同意让他继续听课，但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文森特向提奥这样解释了实际遇到的困难：“针对本土佛兰芒学生的课程压根让我无法招架。”消息很快传到了埃滕。多洛斯和安娜在最后的崩溃中无比绝望。“我们对谁也没说起，”在给提奥的信中，他们这样说，“你也不要对外泄露……这叫我们如何是好。”
文森特变得一蹶不振。他又一次落败了，这一次竟败在如此低层次的宗教学习上。他的未来在哪里？得知最后的裁决后，他不吃不睡，还染了病，瘦得厉害，吓得房东急忙给他的父母去信，要他们“赶紧把文森特接回家”。“他没办法入睡，总是紧张兮兮的，”11月末，多洛斯这样告诉提奥，“我们很着急。”虽然没有告诉文森特，但多洛斯已经决定去一趟比利时。与此同时，文森特也决心离开。“现在没有能保障我在这儿继续待下去的经济来源。”他在信中告诉提奥。事实上，父亲已经同意继续为他提供在比利时的食宿，但文森特拒绝了。
对文森特来说，沦陷得越深，就越要追逐“本真”。离开埃滕之前的几周，他给提奥去信写道：“‘本真’是艺术的永恒特点，也会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比利时，他曾造访比利时皇家美术馆。在由布鲁塞尔寄出的唯一一封信中，他大谈艺术和艺术家。无论在什么事物上，他都能发现“本真”：“如马蒂斯·玛丽斯的油画一般的缠满了藤条的老屋”，或是“丢勒笔下的哥特式小巷，里面满是盘根错节、瘤结粗大的菩提树”。提奥来访时，兄弟俩把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看画上。“艺术的内涵多么丰富，”文森特随后写道，“只要把这些都放在心里，那么你永远不会空虚，不会孤单。”
他继续寻找“完美的表达”——继续创造“只要被聆听，就能以自己的方式说话”的意象。在福音学校，他用在黑板上画画的方式“回答”老师的提问。他徘徊在城市的工业区，一个个“骇人”的车间让他冥思《新约》的教导（“他们说：‘我们必须趁着白日，赶快完成那差我来做的工作，因为时间不多，天一黑，就不能工作了’”）。老马拉车、尘土飞扬的凄凉景象也教会了文森特人生的意义，使他联想到自己惨淡的命运：“可怜的老马，逆来顺受，却毫不畏惧……等待着他最后的时刻。”
但没有哪个意象比文森特在离开布鲁塞尔前一晚的创作更完满。他首先临摹了比利时南部城市博里纳日（“一本小小地理图册”上的一页）。像许多他钟爱的画作一样，这本图册描绘的是这个地区的居民，可爱又有深度的博里纳日人：
他们全靠矿井过活……矿工就是一群特殊的博里纳日人。对他们来说，白天的存在没有意义。除了周日，他们终日不见阳光。他们在窄小的隧道间依靠苍白昏暗的光线工作……每分每秒都面
临危险，但比利时的矿工们却生性快活，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每当爬下矿井，顶着在黑暗中指引他们的小小灯泡，他们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了上帝。
文森特将这个感人的劳动场面幻想成《圣经》中的某个场景：他想到了以赛亚的预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还想到了《赞美诗》里唱的：“正直的人在黑暗中，必有光照耀着他们。”这幅作品融合了文森特在英格兰矿区传教的回忆，还倾注了他对未来的期许：有一天他也能在失败和羞辱的暗夜中找到一线光亮。他写道：“每当我们看到难以言表的忧伤——不论是孤独、贫困、痛苦，还是万物的终结，我们总会想到上帝，这真令人吃惊。”
文森特创作了一幅速写来再现这个意象。
他选择了沙勒罗瓦运河边的一座小咖啡馆作为创作对象。那儿是布鲁塞尔的核心工业区，是他昔日散步时常途经的地方。咖啡馆毗邻卸煤的大棚屋，从南部乡村满载煤矿的运河驳船会在那儿停泊。随着煤矿一起装载而来的还有因失业和经济危机而离开家乡的矿工。他们离开家乡，期望在铸造厂与工厂林立的运河边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你可以在这儿见到许多矿工，”文森特表示，“他们是多么独特的一个群体。”
《煤矿咖啡馆》，1878年11月，纸上铅墨，英寸×英寸。
他在地理图册上读到的这些矿工来自博里纳日。每天去煤田之前，他们都会先聚集在这个小小的煤矿咖啡馆里。“工人们会在午饭时分来这儿吃面包喝啤酒。”他写道。
他用上了手头一切可用的工具描下了整个咖啡馆。他把这张比明信片略大的小画称为“涂鸦”：低垂的浅屋檐，污渍满满、阴郁的灰泥墙，门上的招牌（可以辨识出是他自己的笔迹），外边铺着的硬硬的鹅卵石，里面安着的软软的窗帘。他加上了一轮温柔的新月。整个布景被迟暮的色调所笼罩，如此柔和，似乎看不出任何铅笔画笔触的痕迹。只有两扇窗户和门上的横梁间透出的煤气灯灯光没有打阴影——“这是来自内部的光亮。”画完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信封里寄给了提奥。借此他告诉提奥：他也将被煤矿咖啡馆带领着——进入煤田。
一周后，他就动身了。在万物萧条的严冬，没有资助，摈弃计划，抛却对未来的展望，他来到了博里纳日，追逐自己臆想中的“本真”。他动身得十分迅速，在父亲接他回家之前他便已经离开。后来，文森特坦言，是“我要让自己消失”的念头驱使着他离开了布鲁塞尔。如果半路遇上了，父亲一定会用离开埃滕前夜给教区作的布道来抚慰自己任性的儿子：“我就是播者。目短之人弃下多少田地，播者却让它们重结硕果。播者同样不会抛下任何一个孩子。”
但在文森特脑中却回旋着另一段经文。离开布鲁塞尔的前几日，他写下了一段有关“贫瘠的无花果树”的寓言的布道。寓言讲一个男人等待无花果树结果等了一季又一季，最后还是没有等到。绝望的男人最终砍掉了这棵树。
文森特后来告诉提奥，他去博里纳日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勇气”。向自己（无疑还有他的家人）证明自己献身的决心。他承诺，他会“努力学习和观察”，待到归家那日，一定能“做出一些成绩”——成为一个更成熟和更好的人。然而，一年前，在他少有的直率中，他曾吐露过自己想一头扎入无人之境的真实缘由。
一想到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想到他们一眼就能将我的纰漏看穿，想到各种羞辱和斥责……唯恐失败和羞辱——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远远躲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