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奥一直鼓励文森特画画。他的理由和父母的并无二致：这是文森特与上流社会仅存的纽带。事实上，自从文森特再次回到博里纳日，他就打定主意摈弃昔日生活的所有痕迹。“我本打算为所见所闻草草创作一些素描，”离开布鲁塞尔的前夜，他写道，“但考虑到这会影响我的正经工作，便就此作罢。”但显然，这一决定并不包括一到小瓦姆，父亲便要求他完成的四幅圣地地图。但在那之后，从1878年冬到1879年春的危急时刻，文森特都牢牢信守着自己戒除艺术的誓言。但在5月，在文森特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之后，他才答应父母“尽他所能”继续画画。
提奥也对他鼓励有加。文森特对这些期望表现得很积极。“有些素描要给你看，”1879年8月，提奥来访的前夜他表示，“通常，我都画到深夜。”他临摹矿工的“制服和工具”，以及矿井的缩略全景，当然还有他的“新家”。也许是在提奥的催促下，泰斯提格给文森特寄了一套可以晕染地图和勾勒光滑细线的水彩。他把这些成果称为“纪念品”。它们捕捉了“这儿事物的侧面”。去拜访彼得兹牧师时，他带上了几幅自己的作品。牧师本人也是一位业余水彩画家。
但不论是文森特还是提奥都没有料到他们之间会产生那么多摩擦和冲突。“实在没必要让你兴师动众赶来看一眼那些东西。”弟弟抵达前，文森特含蓄地说道。看了哥哥的作品后，提奥显然同意了文森特的“看法”。当他们促膝长谈文森特的未来时——提及了售书员和木匠的职业选择，提奥显然没有想到哥哥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在后来的黑暗岁月中，文森特毅然决然地丢掉了素描簿和水彩，当然还有那些不必要的资产阶级享受：食物、床铺和衣物。
7月，收到文森特那封长长的恳求信后，提奥力劝文森特继续把绘画当作一门“手艺”——一项健康的闲暇活动，以转移他的视线，使他不再偏执于眼前的问题，重新融入社会。提奥甚至建议，万不得已，文森特也可以卖掉他的地图、素描和水彩来维持生计。
一开始，文森特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回忆：“我认为这很不实际，选择置之不理。”而现在相比去年夏天，这个主意似乎显得更加可行，更加诱人。事实上，那时的文森特已经售出了一些素描。他父亲为每幅圣地地图支付了十法郎。彼得兹牧师也买下了文森特的一些小型素描。（多洛斯瞒着文森特，自己出钱让彼得兹买下了文森特的画。）虽然没有卖出多少，但这已经足够燃起文森特的雄心壮志。在7月的信中，他承认，自己“为了维持生计，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
此外，文森特在绘画中还发现了新的乐趣。数月来，在外只得到羞辱和嘲弄的他终于可以带上素描簿，而不是《圣经》，不受干扰地画画。“他画下了拾煤的女人，”当地人这样回忆，“但没人把它们当回事。”对于一个害怕与人接触，又渴望与人交往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静静地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令人愉快的了。而有机会主导一次邂逅——雇用模特和指导站姿——简直让人心醉。几周后，他已经开始寻找“各式各样……男男女女的模特”。
经历冬天的种种磨难，原来只是打发时间的绘画开始满足文森特更深层次的需求。福音传道事业的彻底溃败让艺术成了文森特回应至高召唤的唯一途径。他很快便像在阿姆斯特丹时一样宣扬艺术与宗教的合一。“牧师和艺术家何尝不是在干同一件事，”他认为，“试着感受艺术品的精髓，品味大师的杰作，你会从中发现上帝。”“一切美好的食物都来源于上帝。”绘画能延续文森特对“内心及精神之美的至高追求”。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抱负。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也没有失败。他一如既往地认为，现在遇到的问题也是“可憎而专横”的福音传道者的通病。他们好比“腐朽的学院派”艺术家，“对新思想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拾起画笔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和解：通往赖斯韦克之路上的梦想——兄弟俩不分你我，惺惺相惜，“仿佛合为了一体”。一旦隔阂被打破，昔日的兄弟情义再次油然而生。文森特说，只有手足情义才能把他从牢笼中拯救出来。文森特表示，在博里纳日流浪期间，他对艺术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对那片如画的土地还怀有无尽的乡愁。他把重新燃起的艺术热情归咎于提奥的引导（“我想，比起无所事事，你一定期望看到我有所作为”），还与提奥“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友好协定”。
文森特甚至开始与在法国的提奥通信，庆贺弟弟成功的新生活，庆贺他们身处同一片讲法语的“如诗如画的土地”。
在新使命的感召下，文森特惊人的想象力引领他回到了黑乡，改造了他的生活，让他获得了新生。当提奥在信中提到许多法国画家在坐落于巴黎南部枫丹白露森林的巴比松村获得灵感时，文森特认为去年冬天自己的苦行在本质上也是一次艺术之旅。“我没去过巴比松，”他写道，“但去年冬天我去过库里耶尔。”文森特把之前六个月地狱式的流浪想象成了追寻“本真”的朝圣之旅，一次“精神”上的出走，也有幸拜访了伟大的巴比松画家布莱顿。对于布莱顿，兄弟俩都饱含景仰之情。
对文森特来说，比起奎斯梅周边的比利时乡村，单由干草垛、茅草农舍和“咖啡色的泥地”勾勒而成的田园景致就能让人忘记库里耶尔附近法国矿区的滚滚浓烟；一片“光亮、晴好”的法国天空能够取代几英里外博里纳日呛人的毒雾。文森特想象的图景中点缀着各种别致的农民形象，他们都来自兄弟俩墙头悬挂的油画：“有工人、矿工、木匠、驾车的农场工人，还有戴白帽子的女人的剪影。”文森特甚至把那段挨饿受冻的痛苦经历想象成班扬笔下的基督徒创造新生的磨炼。“我并不后悔，”他不仅指那次苦行，还指在黑乡的经历，“因为我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艰苦磨难会教你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在那个萧索的冬天，新生的激情和咬牙告别过去的决心，激励着文森特为新的召唤倾注全部心血。在奎斯梅的小屋里，他急着向提奥和其他人索取绘画教程，那就是他要研读的新“福音”。他尤其渴望学习查尔斯·巴尔格两个周期的人像绘画家庭学习课程，想要《木炭画练习》、《绘画教程》和阿曼德·卡萨格尼的《绘画入门指导》，以及类似的透视画指南。只要日日勤奋，循序渐进地练习，就可能会成功。文森特一页页、一遍遍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完成了《木炭画练习》的学习，他马上报告说：“我把60页统统学完了。从早到晚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周，让我的铅笔忙个不停。”
他工作时极其专注。文森特与房东的孩子们同住二楼的房间，他蹲在一张折凳上，猫着腰，驼着背，把素描簿架在膝盖上，大幅的巴尔格和卡萨格尼就支在他面前。他一直画到熄灯为止——如果天气允许，他会在外边的花园中画。仅仅两周时间，他就报告说完成了120幅作品。“我的手和脑都变得越来越灵活强大。”他表示。他发现这些练习“十分苛刻”，“极其枯燥”，但又不敢松懈。“一旦停下来，我就会迷失，”他写道，“我认为，不论怎样，我必须前进，前进。”他告诉提奥，有“一团火”在他心中灼烧。
要让那团火生生不息，他需要的不仅仅是练习。除了米勒的代表作《一天中的四小时》和《地里的劳作者》，以及在墙上挂了许多年、他此后还会继续临摹的那些作品，他一直催促提奥给他寄来可供临摹的画像。起初，他不厌其烦地临摹教科书，只看一些米勒、布莱顿等大师级人物的蚀刻。他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我想学习的。”但很快，他开始想看风景画。黄金时代的大师雷斯达尔、巴比松派的英雄查尔斯·多比尼和西奥多·卢梭都是他渴望学习的对象。
然而，不论提奥寄去了多少画作，文森特都无法抑制想要离开他那个拥挤的“画室”，出门寻找属于自己的意象的原始冲动。尽管他多次表示他一定会做足够多的练习，再尝试“从自然中”获取创作的灵感，他开始在镇子里徘徊，描了不少肖像和插图：扛了一麻袋煤的女人、收获了土豆的一家子、吃草的奶牛。他甚至说服一些当地人，包括他原来的房东丹尼斯夫人当他的模特。
他把折凳搬到了矿场入口，像涂鸦的孩童一般草草记录下所见所闻——作画的技巧完全没受过任何训练，连他自己都认为“很拙劣”。（文森特后来承认，自己已经毁掉了这个时期创作的所有作品。）但他仍精心作了打算，准备创作两幅大尺寸的作品：一幅是矿工们清晨上工的景象（“在晨曦中穿行的模糊人影”），另一幅则是他们回家的情形（“斑驳的夕阳笼罩着他们浅棕色的剪影”）。早在完成《绘画教程》之前，他就勾勒过这些意象。他向提奥坦言：“我总想把去矿井的矿工绘成大幅的画作。”
《黎明雪中的矿工》，1880年8月，纸上铅笔，英寸×8英寸。
饱含热情和希望的文森特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同一个场景。“我已经画过五次播种者，”他在9月写道，“但我还会再画，我对播种者的形象实在太着迷了。”
1880年10月，成为艺术家才两个月，文森特便离开了博里纳日。他在世上的日子仅剩不到十年了，恰巧是他一生的四分之一。他从蒙斯的火车站出发去布鲁塞尔。约莫两年前从布鲁塞尔来这儿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地方落脚的。只是现在，他带着大捆画作，而不是大包的布道词。他抱怨，“在比利时‘黑乡’经历了艰辛”，他需要一个更好的画室，需要与其他画家为伍。为了忘记那些痛苦，“画些好画”，他需要“多看些好东西”。
事实上，我们可以预见文森特短暂而炽热的艺术生涯的轨迹。虽然从没受过成功的垂青，人像却总能给他力量。即使他曾创作过西方绘画史上最为卓越超群的风景画，没有任何主题比人像更能给他带来满足。人像能够触及他最为珍视的情感，给予他最为渴望的人际交往。对埋头工作就能重获新生的信仰——他母亲称之为“让自己忙起来”——一直支撑着他度过了英格兰、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博里纳日的艰难岁月。而现在，这样的工作却似乎永远不可能让文森特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就像在黑乡枯萎的石楠丛中经历的那样，过于盲目的执着只会让他再一次碰壁受挫。
虽然鲜有进展，文森特依然一面恼怒发狂，一面继续苦练基本功。尽管个性散漫，耐心寥寥，且对失败忧心忡忡，文森特就像曾经追求宗教使命那样不断给自己设立提高画技的各种计划。然而他开始的作品总比他完成的要多（他发现要完成一幅素描何其困难）。因为这些半途而废的作品，他的事业好像成了个烂摊子，叫人一筹莫展。
反思自省后，文森特一面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评，一面又不禁被无穷的希望感召向前：不停地许诺、期待、向前，也不停地等待突破的时刻、上帝的眷顾和奇迹的降临。“我拼命工作，但目前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但我满怀希望地相信这些荆棘会适时结出硕果，现在徒劳的努力是分娩必经的阵痛。”起初，博里纳日的来信总会出现上述字句。就在他向提奥保证“保持信仰，继续努力”之后几天，文森特突然去了布鲁塞尔。为了保护最后的希望之火，他必须做点什么。
在情感上，文森特并不愿意离开博里纳日。6月，提奥寄来50法郎。这不但挽救了两人的关系，更成为了惯例。两人的通信从最初迫不得已的请求，发展成了索要更多资助的恶性循环。“老实说，要好好画画，我每月至少需要100法郎，”9月的来信带有警告的意味，“贫穷会让最聪明的大脑失灵。”金钱无疑颠倒了兄弟俩在家庭中原有的位置——“虽然我已失意落魄，”文森特坦言，“但你光耀了门楣。”与此同时，金钱也给文森特曾经对兄弟情义的渴求抹上了绝望的色彩。兄弟情义的“魔力”已经不再足够，文森特现在需要的是提奥全心支持他的艺术事业。文森特表示，是提奥决定性的鼓励才能让1880年的夏天硕果累累。成就应当属于他们两个人。
然而用文森特自己的话来说，这种“令人沮丧的依赖”给他带来了新的愧疚和愤恨。这种愧疚表现为文森特对超负荷工作量的无尽抱怨，他充满歉意地祈求提奥对自己保持耐心，并感伤地允诺将来一定会报答弟弟。（在决定当画家后的第一封信中，文森特表示“终有一天，我的画能卖上几个铜板”。）当提奥每每辜负了文森特的期待时，文森特便会义愤填膺，想要操控一切。自从文森特离开博里纳日，提奥便取代了父亲多洛斯成为了文森特时而愧疚时而愤恨的对象：在这个复杂情感的旋涡中，感激常被愤恨淹埋，别人给予的总是太少，慷慨常常只能换来胡搅蛮缠。9月，提奥邀请文森特来巴黎。文森特透露他想去巴比松，并含蓄地表示希望提奥能给予经济支持。那以后，他突然毫无预兆地搬去了布鲁塞尔。
最终，文森特凭着惊人的想象力在博里纳日人身上找到了“本真”。它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并没有因为岁月的艰险而与文森特的想象有分毫出入。文森特对提奥说：“我的内心从未改变……对于我所坚持、信仰和热爱的，我依然一味地坚持、信仰和热爱。获得安宁与抚慰依然是终极目的，寻求真理还是终极途径，伤痛也依然是获得救赎的终极情感。”想象将熬人的流放岁月升华成那种被称作“本真”的东西——升华成在他景仰的所有艺术品中都能找到的“内心的忧愁”。他发誓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找寻到“一种高尚、珍贵和更有福音色彩的气息”。像是在读《圣经》一般，他抑扬顿挫地讲述眼前的挑战和黑乡的重生（“你们要进窄门，少有人能找到”）。“即使身在地狱深渊，”他写道，“我也能感到自己焕然一新，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一定会站起来。我还会画画。”
文森特·梵高，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