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警察再次突袭了这间黄屋子，硬把文森特拖走了。他当时烂醉如泥，无力抵抗。这次，警察关上了百叶窗，锁紧了大门，还往门上贴了封条——看来警察是希望他永远别回来了。
文森特怀疑得没错，邻居们果然要毒死他。不过不是用毒剂或毒咒，而是悄悄地向当局递交请愿书。他们还在请愿书中胡编乱造了文森特的名字：“那个叫文德的荷兰人长期、多次表现出心智不完整……他既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说了什么。”邻居说，由于文森特“极端兴奋”、“情绪动荡”，他们都生活在“恐惧”中，这对妇女儿童来说尤甚。“为了公众安全”，他们要求要么尽早将文森特“遣送回家”，要么将他送往精神病院，“以避免灾祸，如果现在不采取有力措施，那么有一天这些灾祸必将降临”。
有30个邻居在请愿书上签了字，这已经是绝大多数了。自文森特来到阿尔，邻居们就开始时不时地表示抗议，这次盛大的请愿将抗议推向了高潮。甚至在圣诞节事件之前，小孩子就已经在取笑和骚扰“怪画家”（其中有一人就是这么叫他的）了。12月的灾难事件后，成人也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嘲弄有加。看到文森特过街，那些人就拍拍自己的脑袋，互相嘀咕着fada，这在中央高原的方言中是“发疯”的意思。妓院里的妓女也给他起了外号，叫他“红发疯子”。他鬼鬼祟祟的步态、快速颤动的睫毛、用荷兰语说的长篇大论，甚至磕磕跘跘学说当地方言的样子，无一不令人惊恐。
在这群还相信恶魔附体的民众中间，对文森特的嘲弄很快转变成怀疑和恐惧。他2月再次入院，这让民众再也无法维持礼貌了。现在小孩已经向他扔石头，而不是以前扔的残羹冷炙。文森特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轻蔑地对待他的抗议者们，将众人的恐惧斥为“荒谬”，将众人斥为一群迷信的乡巴佬，这让事态火上浇油。文森特坚信要强硬回应对画家的落后偏见，对民众们反唇相讥。他说，他们已经恶劣至极了。“我已经去过两次隔离病房了，还能有更糟糕的地方让我去吗？”他与房东（他在本地区还有其他房产）的纷争愈演愈烈，这可能导致了邻居决定采取官方行动。到2月底的时候，文森特已经不再冒险亲自上街，只能支使女佣去跑腿。
请愿书一递交，这几个月的流言蜚语、私仇积怨立即公开化了。自从去年文森特与旅馆老板卡莱尔产生了争执，警察局长便认定他就是喜欢惹是生非，这次便派警察挨家挨户收集能证明请愿书中各种指控的证词（镇长颁布命令，“要确定梵高的疯狂程度”）。证人（只会记录他们的年龄、性别和职业）将事实、传闻和怀疑添油加醋，再一股脑儿地倒给警察。他们说文森特在大街上追逐孩童，意图“伤害他们”，并且酗酒成性，说话咕咕哝哝，前言不搭后语。
有个女裁缝控诉说自己被文森特“拦腰抱住，举到空中”。其他人的证词则没那么具体，他们声称看到文森特“恣意妄为，对女邻居上下其手”，还“随意调戏她们”。有个人谴责文森特在女士“面前还口出淫言秽语”。与文森特共住黄屋子的杂货商弗朗索瓦·克拉弗林绘声绘色地讲述文森特如何“走进我的店里，侮辱我的顾客，还乱摸女人”。据称，不止一个目击者看见文森特尾随女士回家——还堂而皇之地跟了进去！这让大家都“很没安全感”。这些目击者的证言里充满了狭隘的判断：他们大呼文森特为“疯子”，断定他“精神错乱”，宣布这已“激起公愤”，并一致要求把他“送进特殊机构，限制其自由”，或干脆将其“关禁闭”。
在主宫医院习以为常的禁闭中，文森特在一封给提奥的信中猛烈抨击了诬告者。“那么多人都如此懦弱，只敢聚众欺负一个人，”他生气地奋笔疾书，“况且还是个病人，这个发现真是个令人惊愕的打击。”他称他们为“爱管闲事的蠢货”、“阴险恶毒的懒汉”、一群满心只想扳倒自己的“讨厌鬼和胆小鬼”。文森特要求在镇长或其他政府官员面前开一场听证会，并如愿以偿。他在会上最终说出了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辩词——他一直都饱受偏见和阴谋诡计的困扰。他坚持认为有人刻意夸大了12月的事件。有人认为他对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造成了危害，文森特对这种看法嗤之以鼻。
我直截了当地答道，如果能一劳永逸地让大伙儿满意，我已经准备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头扎进水里淹死。即使伤到了我自己，
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对他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至于请愿书中详细描述的怪异行为，文森特称是诬告者先挑衅的。他坚称：“小孩，甚至大人聚集在我的住处附近，爬上我的窗户（好像我是什么怪兽）。如果警察能保护好我的自由权利，不让这种事发生，那我也本可以保持冷静。”他大声说，要是其他什么人早就掏出手枪，一枪崩了这些“看热闹的白痴”了。文森特转败为胜，反而要向折磨他的人索取赔偿。“他们向我提出抗议，我也要向他们提出抗议，”他反击道，“他们要做的就是给我损害赔偿金……以补偿由于他们的错误和无知给我造成的损失。”
文森特自比为维克多·雨果般的英雄，惨遭“卑鄙小人”的迫害，遭受恶言中伤，饱尝牢狱之灾，却坚信自己为子孙后代树立了“永恒的榜样”。他说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是为了新艺术，这“始终都是他离经叛道的缘由”。如果这样做会让自己落在白痴懦夫的手中受苦受辱，失去尊严，那就这样吧。他轻蔑地宣称：“艺术家是辛勤工作的人，岂是随随便便来个闲人就能打倒的。”他还补充道：“这些小插曲最终只会对‘印象主义’有益处。”
连文森特的医生都不肯为他出头辩护，这让他愈发感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感觉被出卖了。起初，他同意牧师萨勒斯的看法，“这种情况应由医生作出判断，而非警方高官”。但文森特的旧病复发来得既突然又猛烈，这让主宫医院的所有医生都陷入困惑，变得愈加谨慎。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的诊断——这会儿说是癌症，过会儿又说是癫痫，也不敢预判什么时候会复发，或者到底会不会复发。其中一个叫德龙的医生已经向警方提供了一份报告，证实文森特是“精神错乱”，并支持请愿书中将其赶出社区的要求。萨勒斯称“将一个对任何人都无害的人长期关押起来，实在是暴行一桩”，雷医生对此深表同意，但是连他也不能否认官方裁决中的说法，即认定文森特对公共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不管如何，面对下定决心的警察局长、盛怒之下的房东、优柔寡断的镇长和心生惧意的市民，一个年纪轻轻的实习医生能做的也实在有限。
虽然文森特愤怒地反抗着，但他2月25日到3月23日这一个月里都住在了主宫医院——其间几乎一直都被独自“监禁”在观察室中。甚至可以说，文森特的愤愤不平恰好证明了他已失常。他对不公平的监禁表现得越愤怒，就越验证了他是个“危险的疯子”。他吃了很多苦头，才意识到即便独自在观察室中，看守还是能想办法惩罚他。他们抢走了他的随身酒壶，还有烟斗和烟叶。他们不许他看书，不许他到外面透气。萨勒斯牧师从黄屋子给他带来了颜料和画笔，但是因为这些画具“会让他疯狂”，所以它们很快也被没收了。“我想念工作，”文森特忧闷地记录着，“工作让我心无杂念，或者说让我井井有条。”连续好几周，他既没给别人写信，也没人写信给他。文森特说，萨勒斯偶尔过来拜访，除此之外，只有“让他不得安宁”的医生陪伴着他，如同“黄蜂叮着水果”。他毫无隐私可言，日日夜夜都有人看着他。
隔离病房，阿尔医院
在医院受到的侮辱和不公正待遇触发了新一轮暴风雨般“难以名状的苦痛”。每次遇到困境，他都既震惊，又厌恶。“痛彻的悔恨”和“对人生的厌恶”这两种感觉交替着向他袭来。他长久地陷入可怕的沉默，默默地等待下一次发作。这样的情绪循环实在太痛苦，他被几乎全裸地铐在床上，手捧着头，凝视着黑暗的虚空，在“我灵魂的秘密法庭中”为自己的案件重新辩护，他回想起看过的书和爱着的人，想象他本应该画出的美妙画作，回顾导致他如今身陷此境的所有错误。“一切皆虚无，”他感到万念俱灰，“真可惜……我宁愿去死也不想惹出这些麻烦并饱受它们的折磨。”
提奥的婚礼定在4月18日，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他忙得像陀螺似的。夹层上的莫奈展大获成功，评论家奥克塔夫·莫斯在《费加罗报》上“激情迸发”地对其大加赞扬，更让这次展览锦上添花。提奥在给乔的信中写道：“我真是觉得晕乎乎的，大家为展览忙得脚不点地。”他还在紧凑的日程里忙里偷闲，抽空去树木葱茏、生活宽裕的帕西郊区拜访乔的哥哥安德里斯和嫂子安妮，三人一起在小树林中悠闲地散步。若是在市区，提奥便会和朋友逍遥到很晚，这样的夜生活通常以吃晚餐开始，再观赏一出戏剧或听一场音乐会，接下来到林荫大道旁的小酒馆小酌一杯，闲聊到午夜之后。
为了乔，提奥听了贝多芬非常“美妙”的第七交响曲，还去看了雷高克的滑稽歌剧《小公爵》，里面天真的爱情和稚嫩的调情让他想到了乔。总有外地宾客突然来访，捎来远房亲戚对期待已久的婚礼的祝福。无论回去得多晚，多亏室友德·哈恩，他从来不用面对空落落的房子。德·哈恩经常在勒皮克路上的公寓中招待自己的客人。
在如此忙乱的时候，提奥还是设法抽空制订了婚礼计划。他精挑细选了一套餐具，在宴会设施和礼服租赁上讨价还价，合理分配了亲戚赞助的礼金，妥当安排了证婚人，仔细考虑了选择去哪里度蜜月，同时还密切关注了乔在荷兰那边为婚事忙得怎么样了。（提奥问道：“你的婚纱是什么样的？”）
当然，没有什么准备比新房装修更重要的了。为了装修，提奥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不时要应付与家具、布艺和墙纸相关的琐事。“漆工和初步装饰已经完成了，”2月25日文森特第二次被警方带走那天，提奥宣布，“但我发现，原来法国人不是个个都品位高雅，真令人遗憾。”他已经开始在新房中悬挂油画，但还是对最终的布局安排犹豫不决，墙纸样品也不停来往于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提奥有点焦躁不安：“我真怕最后变得过于好看了。”
日常生活纵然喧闹纷扰，背后总有书信往来作为坚实的基础。提奥一周三四封信，细述每天平凡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对乔的爱以及他们共同的未来。“我终于不再孤单，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在3月7日给她的信中写道，“我的人生也不再漫无目标。”初春的第一天，他打开新房窗户，感受到了未来的一缕清风。“突然间，一位街头艺人弹起了吉他，还有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唱歌，”提奥向乔描述说，“她轻柔的歌声在空气中闪闪发光，没人知道她唱着什么，大概是春天、爱情、阳光之类的。”“我最亲爱的，”他写道，“能有那样的时刻，我要谢谢你。”他称她为“我的宠儿”、“小甜豆”和“未婚妻”，她则唤他为“我最亲爱的丈夫”。他们共同倒数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差不多提前一个月——婚礼前六周多，他终于确定了回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至此，每封信里文森特的名字至少出现一次：要么是提奥担心地抱怨（“阿尔那儿有消息吗？”），要么是乔礼貌地问询（“还是没有文森特的消息吗？”）。偶尔乌云会遮蔽他们阳光般灿烂的日子，比如当他们得到消息，文森特2月末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邻居提出的要求，”提奥写道，“他们可能害怕他。”但是到了3月中旬，遥远的哥哥已经被简略成“那阿尔呢？”“要是没有这个悲惨的瑕疵，我们的天空该多晴朗无云啊！”提奥叹息道。
同时，萨勒斯已经开始大声疾呼，为文森特寻求帮助了。“一定要作决定了，”在通知提奥文森特第三次被强迫入院时，牧师要求提奥道，“你是想让哥哥回你身边，把他送到你选的医疗机构，还是就把他留在那儿任由警方处置？已经到这时候了，一定要给个明确的回复。”
两个月来，一直有人要提奥把文森特送到艾克斯或马赛的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但他设法回避了这些要求。因为他不想把治疗方案强加给执拗的哥哥（“绝不允许任何人不与我商议就采取这样的行动，即使你或者医生也不行。”文森特警告说），再加上对文森特的痊愈尚抱有希望，所以提奥一次次采取了拖延策略。情况越来越糟，提奥与生俱来的谨慎恰好与萨勒斯虔诚的乐观精神、雷恭敬的优柔寡断以及文森特的强烈反对不谋而合。（“就让我安安静静地继续工作吧，”文森特耸耸肩，“如果这也算疯子的话，那就太糟糕了。”）文森特病情的突然反复击溃了提奥的所有决心，让他在希望和绝望中摇摆不定，有时这种迟疑不决会出现在同一封信中。
如果说把哥哥托付给精神病院实在太困难，那带回家又太不堪设想了。从一开始，提奥就在雷和萨勒斯面前回避这个话题，这令他俩非常吃惊。提奥还回绝了妹妹惠尔的提议，惠尔在布雷达照顾年迈的母亲，希望也能让文森特过去。惠尔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文森特能回家。别人照顾他的时候，我们却什么都不做，这实在太不正常了。”他们的母亲安娜也反对惠尔的建议，她在信中写道：“显然文森特就是个可怜虫。”那时距离文森特的父亲骤然长逝快四年了，但母亲还是无法原谅他。
但是与此同时，2月看望过梵高家女眷的乔，也开始参与到此事中来。“亲爱的提奥，”她亲切地问道，“为什么文森特不能像其他普通病人一样回家呢？”乔记得提奥之前对哥哥很维护，称他有“尊贵高洁的灵魂”，因此她认为文森特在一个“安静友好的环境”中，肯定会比在医院里或独自一人康复得更好些。“那样不是可以让他镇定平静下来吗？在我看来，独处会让他重新自寻烦恼。”如果不能回布雷达，那去巴黎也好啊！乔大胆提出：“如果他现在在巴黎，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看望他。但目前的情况是，他孤独一人，又远在异乡。”
提奥急切地向乔列举原因，说明为什么在如此情况下，乔的提议显而易见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你认识他，你就会了解，区分一定要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有多难。”他写道，“一看到他的穿着打扮和举止风度，你就知道他异于常人。多年来，每个人看到他都要说他是个疯子。”提奥承认，这种行为放在艺术家身上可以理解，甚至是种优势（“许多画家疯了后反而开始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但是在家里，”提奥坚持道，“这种行为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又开始述说文森特当年在巴黎遭遇的惨败，那些年模特不愿为他摆姿势，路人不断骚扰他，他准备画画时警察就把他从街上赶走。“到最后，他受够了巴黎。”提奥说。当然，巴黎也受够了他。“即使是他当时的好朋友也觉得他难以相处，”提奥努力解释着，“他说话的方式让大家对他的感觉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爱得不行，要么忍无可忍。”提奥还暗示文森特已被艺术家同僚们抛弃（他神秘兮兮地提到“树敌很多”），对于乔提出的文森特能在家庭的温暖怀抱中静静疗养的设想，提奥也温和地驳回了：“对于他来说，没有安静的环境……他不会放过任何人、任何事。”
提奥不想让文森特来巴黎，为了寻求支持，他最终还征求了路易·里维的意见，他是文森特在巴黎时的医生，并以“精神紧张”为掩饰继续医治提奥日益恶化的梅毒。提奥3月初向大家宣布：“里维提出，我也同意，即使文森特已经康复，他在最糟的医院里都会比自己照顾自己更好些。里维强烈建议我暂时不要把他接过来，因为他对人对己都会是个威胁。”为什么不把他转移到巴黎或附近的私人精神病院里去呢？正如乔建议的那样，“这样不是方便你去看他吗？”按照提奥的说法，里维医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通常，全法国的精神病机构都设施完备……而且免费和付费的病人能接受同样的护理和治疗。”
当然，提奥从来都不和文森特提钱的事，但从文森特来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为治病花的每一分钱和被剥夺自由不许工作也就不能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的每一天，都让文森特心怀愧疚。“如果不是绝对有必要把我关到病房中，”1月时他写道，“我还是有支付能力的，至少能用实物偿还我欠的东西。”提奥在一封信中与乔谈及这个话题，承认兄弟俩的投资都有风险。“虽然他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为了维护之前在乔面前虚构出的文森特自由无私的形象，他写道，“但是如果我们的投资全赔掉的话，他也会不安的。”
但钱的问题一直在提奥心头萦绕。他认为婚姻本质上是财务责任，所以钱促成了他所有的决定，也让他犹豫不决。妹妹惠尔和利兹寄来了一些父亲的遗产，供支付文森特的治疗费用，而提奥却把钱存到了银行里，并告诉她们：“他现在的治疗是免费的，没必要作出什么调整。”如果妹妹花掉了遗产，提奥会找一天上门拜访，要求她们把花的钱再还回去，作为结婚的嫁妆，或者作为以后成为老姑娘时的养老金。
毫无疑问，内疚使文森特拒绝了提奥2月末发出的热情的婚礼邀请。因为乔发自内心地同情文森特，这使提奥羞惭不已，才最终发出了邀请。文森特谢绝了邀请，提奥对此一定松了口气，而不是大吃一惊。“你能让我去巴黎，这已经很好了，”文森特写道，几天后他将又一次被警察抓住，“但是我觉得大城市的繁华刺激从来不适合我。”既然文森特不愿意来巴黎，乔便力劝提奥去阿尔。为了减轻自己的愧疚，也为了再次给乔一个交代，提奥提议再派一名画家去阿尔，重新点燃文森特对中央高原如火的热情。“能让他内心平静的事情，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了。”提奥解释说。
一开始，他本来准备只考虑像阿诺德·科宁或梅耶·德·哈恩这样的同胞，因为他们言行审慎，值得信任。但是文森特突然感到羞愧难当，临时退却了。“我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再也不敢邀请画家来我这儿了，”他写道，“他们这么做可是冒险，可能会像我一样失去才智。”这个计划搁浅了一个多月，文森特在阿尔渐渐音信全无，而针对他的请愿书中的细节却越来越翔实。到3月中旬，提奥终于说动了保罗·西涅克，他正好要去风景如画的小村镇卡西斯度过每年一次的暑假，那儿距离阿尔75英里左右。“西涅克是我的一个熟人，下周就要去阿尔了，我希望他能做点什么。”提奥含混地告诉乔。“我也想亲自去那儿，”为了安抚乔，他补充道，“但我去了也没什么用。”
提奥却按计划去了荷兰。他搭乘了3月30日出发的通宵火车——那天正是文森特的36岁生日。
西涅克和文森特不得不破门而入。为了防止闲人入侵，当局不仅关紧了百叶窗，在大门上贴了封条，还堵住了锁孔。有些不友善的邻居试图阻止画家回到犯罪现场，吵吵闹闹地又把警察引到了文森特家的大门口。不过西涅克设法安慰了这些邻居，他的游说能力和他的艺术创造力一样，令人信服。“他又善良又直率，”文森特赞赏有加地写道，“他们一开始不让我们进屋，但最后我们还是进去了。”
两年前这两位艺术家曾在塞纳河畔有过一面之缘，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或通过信。文森特详细描述了他们共度的那一天，仿佛这是他初次遇到25岁的西涅克。“我发现西涅克非常安静，尽管听说他也有狂暴的一面……他给我的印象是持重、优雅。”他俩在医院碰面，雷医生同意他们出去走走，这可是文森特一个月来头一回出门。一到黄屋子里，文森特就开始展示自己的画作，还赠送了一幅画给年轻的西涅克。他们无所不谈——艺术、印象派、文学、政治，这一个月来独处的文森特只能自言自语，现在终于可以一吐为快。
他滔滔不绝地向西涅克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所受的伤害，他本来准备把这些话说给另一个人听的。他抱怨这里的医院缺乏隐私，自己极力克制着去巴黎的冲动——他对提奥可不能那么直接。他表达了自己对住院费用的焦虑，还猛烈抨击了仍要监禁他的相关部门——这明显是对提奥的谴责，后者不但不来救他出院，还把兄弟之责推诿给一位陌生人，并决定去北方而不是南方。西涅克后来回忆道，这些想法让文森特异常“不安”，他将文森特不稳定的情绪归咎于怒吼着敲打窗户的“干冷北风”。文森特一度非常躁动不安，拿过一瓶松节油，喝了起来——被禁止饮酒以来，绝望的他便用这个作为酒精的替代品。
提奥的婚事慢慢渗入文森特的脑子里，让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世界更加摇摇欲坠。几个月来他一直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圣诞节那次发病后，文森特恢复了意识，他含糊地认为这根本不是结婚，而是提奥和安德里斯·邦格重修旧好。“看到你和邦格一家重归于好我真是太高兴了。”1月时他在病榻上写道。后来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心不在焉地祝福着提奥（“房子终于不再空荡荡的了”），并一直刻意回避提及乔的名字（婚礼前几天他才开始称她为乔）。他还一度公然建议提奥“跟那姑娘上床”就行了，别娶她。“毕竟，这在北方是常规做法。”他补充道，阴阳怪气地意指提奥有众多情妇。之后他还大肆诋毁婚姻，称它不过是出于体面而不得已为之的事情——其功能是取得“社会地位”和履行尽孝的义务，与爱情毫无关系。
但是提奥不停地汇报新房装修的情况，在信中倾诉着对乔的思念。这让文森特陷入了痴心妄想，每次他弟弟威胁要结婚时，他都会这么想。“你有一个安全无虑的家庭，对我来说也好处多多。”文森特在信中提议三人同住。在德伦特时，他曾邀请提奥的情人玛丽加入兄弟俩在荒野上的任务，他把乔想象成工作伙伴，新艺术的代表：“她可以加入我们，和艺术家们一起工作。”在巴黎时（提奥第一次准备和乔共同生活），他又幻想这对新人会在乡下买座房子，好让他在里面挂满画。文森特心中并未将这桩即将到来的天作之合看成是婚姻，而是看成不过是为了保证兄弟俩未来共同事业的成功而进行的结合。“到了春天，你和你妻子就能成立一个造福好几代人的商号了，”他写道，“一切都稳定后，我只要谋一个画画的职位就行了。”
但在隔离病房的一个月使这些念想都化成了泡影。3月末出院时，他对婚姻的态度有了转变。一个月来苦苦等待提奥的拯救，却连他或乔的一封信都没收到，这无疑证实了文森特心底最害怕的事情。婚姻只意味着一件事：抛弃。而且没人告诉他婚礼计划，这使情况更加糟糕。他不知道结婚仪式的地点，甚至连时间都不清楚。就好像大家都生怕他会跳上火车，在没有邀请也不受欢迎的情况下鬼魂般出现在婚礼现场，破坏家里的大喜日子，就像之前扫了大家的兴一样。
提奥最后还是给文森特写了信，催促文森特也娶个妻子，好分享他的喜悦，但这已于事无补。提奥还称幸福的婚姻是“真正的南方”，这对文森特来说太过残忍。这条提议让文森特顿时感到最深的绝望，因为他眼看提奥已渐行渐远，而他永远也追赶不上了。“还是把婚姻留给心态平和、诚实正直的人吧，我这么做是对的，”他写道，“我的过去如此沉闷腐朽而又支离破碎，无法建立光明美好的未来。”
西涅克的到来——宣告了手足之责被彻底放弃——使文森特从此跌至悲伤的谷底。他态度刻薄地要求提奥在婚礼结束前，不要用他在医院的禁闭之类的琐事来烦他。“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安静地待着吧，”他说，“除了没有自由……我过得也没那么差。”在他们信件往来中的一段最为阴暗和绝望的文字里，文森特发誓终身不婚，说自己绝无可能爱上什么人而又同时不伤害到她。“如果不用孤独终老，对我来说当然最好不过，”他写道，“但是我宁愿一辈子都住在病房里，也不愿另一条生命为我牺牲。”他与西涅克的交谈恐怕也满是他因提奥结婚而感受到的痛苦。这从他立刻写给年轻艺术家的信件中可窥得一斑：
天哪——那些提交一些必要文件后就肩负重任的可怜虫，蜂拥至围城内，没想到里面的暴行是最残忍的食人魔都做不出的。结婚如活埋，还要忍受凌迟般的婚宴和葬礼般的排场，难道他们不值得同情吗？
但是，西涅克的来访也为文森特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画家朋友的陪伴、他们的谈笑风生、画室的流程，让文森特得以一瞥他魂牵梦萦但并不熟知的画家生活。文森特大胆设想，也许这次可以重新开始——完全依靠自己。只要他身体康健，头脑清明（大概只有他自己这么想），他一定能在常人的生活里勇往直前。西涅克从卡西斯写信给文森特，不冷不热地邀请他“来研究研究这个美丽的村庄”，文森特便开始抱有幻想，他和西涅克可以“一起找个地方”，在中央高原的艳阳下共结画家间的兄弟情义。
他给西涅克寄了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信——不仅用文字，也用素描生动描绘了一幅令人心动的画面：蔚蓝海岸上一栋日本风格的新房子。如果他不能结婚，至少他还有知己。“在真挚的友情里，我能找到最大程度的安慰，甚至得到最好的治疗，”他在一封给西涅克的信中写道，同时还指责了无情的弟弟，“虽然友情也有缺点，那就是让我们在遭受极大苦难的日子里不情愿地安于现状。”
当与西涅克共同生活的美梦如同其他幻影一样破灭后，文森特将注意力投向了阿尔的新生活。大家劝说文森特不要回拉马丁的家，以免邻居又来惹是生非，他便同意由萨勒斯帮忙在城里其他地方找个公寓。“我一定要有固定的工作，”他写道，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自由，“这样我就可以去马赛或者更远的地方旅行。”但是萨勒斯牧师能找到的唯一乐意租房的房东就是雷医生，后者答应把他母亲家中的两间“非常小的房间”租给文森特。（“与那个画室根本不能比。”文森特抱怨道。）文森特一边筹划着在复活节（4月21日）前搬出黄屋子——这是房东设定的最后搬家期限，一边说服好心的医生让他在医院场地内或附近练练“手艺”。3月末，他要求提奥帮忙订购颜料，他自己则去城里购买其他的日用品。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第五幅《摇篮曲》，而且又画了一幅邮差鲁林的肖像，鲁林在西涅克走后不久也去阿尔拜访了文森特，重新激起了文森特对中央高原塔塔林式的幻想，那里的乡民开朗愉快、无忧无虑，有“强健的体格”和无法抑制的“高昂斗志”。然后，他履行了自己在1月许下的诺言，那时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康复，恢复常态了：“好天气马上就要来了，我得开始准备继续画繁花盛开的果树了。”首先他画了一幅很大的美丽家园远景，上面有一株盛开的桃树，使人想起一年前雄伟壮阔的克劳平原；然后是一幅近景画，翠绿的草坪上点缀着蒲公英，中间有一棵歪歪扭扭的树，果然法国南部也颇有日本意境。
接着，他为医院的花园画了一幅素描和一幅油画，重现了阿尔的乐园景象，花圃里栽着枝丫巨大的黄杨木，整个花园欣欣向荣。“有勿忘我、圣诞玫瑰、银莲花、金凤花、桂竹香、雏菊。”文森特一一列出来——在监狱般的高墙内，在枯燥的死亡之路上，他还默默怀有一颗生机勃勃、充实宽厚的心。
《阿尔医院的院子》，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为了迎接新生活，文森特摆出一副孑然独立、内心平和的姿态。他郑重地通知提奥“我已踏上迅速康复之路”，并声称除此之外他别无他求。因为害怕状态恶化可能导致病情复发，也因为一直相信自己仅用意志力就可以平息内心的暴风雨，他决定用日本式的宁静态度和伏尔泰式的超然乐观态度迎接未来。“不管怎样，我正在重新获得一种平静，”他对提奥说，想起了神父潘格罗斯和福楼拜笔下的喜剧人物布瓦尔和皮丘切特，“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拿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甚至整个人类的巨大悲伤来取乐。像个男子汉那样去直面一切吧。”他拒绝接受自然主义所表现出来的逼真现实，转而投向他年轻时读到的能宽慰人心的和情感充沛的著作，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狄更斯的《圣诞颂歌》。“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冥想。”他对妹妹惠尔说。
他画画也是为了冥想。有个日本僧人，为了遏制心魔，一生都在研究“同一片草叶”，文森特模仿这位僧人，画了很多花朵、蝴蝶、旋涡状草丛的纹饰——这些图片精准得就像植物学研究，但又是实打实的抽象画。过去，特别是为了让提奥高兴，文森特有时会画一些自然主义的画，但现在对自然的亲近让他的心境和艺术都走向了新的方向。
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文森特把目光既投向过去，也投向未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从科学那里找到了慰藉。雷医生恶作剧地说爱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文森特抓住这个理论，猜想自己的忧郁和懊悔情绪“可能也是由微生物引起的”——这样想来，他的悲惨人生就不是无法规避的殉难，而是不公宇宙的“小小意外”。“我开始觉得狂躁症和其他病一样，没什么特别，这样我就能完全接受了，”他写道，“几乎所有我们认识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点这种病。”
但是，这毫无用处。失败、过错、遗弃如影随形。“哦，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我的生活未变得如此一团糟就好了！”他在描述自己创作的花园画时突然感叹道，“你想，我在南方的运气不比在北方好到哪儿。到哪儿都是如此。”他抱怨总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含混不清的悲伤情绪在暗涌”，而且在遥想未来时，也看不到“好运降临的可能”。想起自己“懦弱的性格”，还有在黄屋子时“悲惨的挫败”，他不由自主地满怀歉意。（“但是我们不会再这样了。”他及时打断自己的思绪。）他把自己的支出账单愧疚地塞到了新袜子里。
神经兮兮的妄想，以及对隐私和工作的渴望，让文森特离开了医院，但是一想到要自力更生，他就感到害怕。“我当然得搬出去，”他畏怯地写道，“一旦我想明白了该怎么办。”他向西涅克吐露道，每次他的头脑“就要回到正常状态时”，他就会感到“内心被巨大无比的绝望的空洞占据”，然后恐惧又一次向他袭来，周而复始。
为了防止发病，他服用溴化钾，但是这药抑制了他的激情，搅浑了他的头脑。“我不是每天都能保持头脑清醒并写出逻辑通顺的信件。”他向提奥坦白道。如果他连月份都记不清楚，疲惫到无法提笔写信，那他如何独自生活呢？他在离开医院的那段时间里，没能抵抗住自我麻醉的诱惑而喝了酒（尽管他承诺要“清醒地生活”）。或者有时他脑海中一道闪光，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远在荷兰时发生的那些毁灭性的事件。这些都让文森特的情况雪上加霜。
文森特猜测婚礼已经结束，终于写信给提奥，接纳了他原来拒不承认的一切。他希望弟弟一切都好，感谢他这么多年来所付出的爱和善意，并最后一次为自己回报太少而道歉，他决定就此放手，不再纠缠提奥。文森特还宣布道，提奥尽可以在别处寻求“体贴”与“安慰”，现在是时候“将这种爱尽可能地转移到你妻子身上了”。
《阿尔医院的病房》，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英寸。
几天前，就在婚礼前夜，文森特告诉萨勒斯：“我没办法照顾自己，控制自己。我觉得整个人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要求“立刻”住进精神病院。
这个决定让萨勒斯非常吃惊，他以为文森特“肯定在好转”——“那些麻烦事似乎全无踪迹”。医生都同意他出院，新公寓也安排好了。就在两人去签订租约的路上，文森特的内心又崩溃了。萨勒斯说道：“他突然向我坦白，说自己暂时还无法自力更生。如果能在精神病院再待两三个月，那就太明智了，对他来说也再好不过了。”
文森特写信向提奥宣布他的决定，但不想作出解释，希望提奥能原谅他对此避而不谈。“谈论这件事对我来说是精神上的折磨。”他说。但是几天后，他连发了几封信，信里全是他突然改变主意的理由。有平淡无奇的理由（“我心神恍惚，前段时间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也有惹人怜悯的理由（“我的一生都活在一个‘空洞’里，我时常精神恍惚，这种状态不是刚刚开始，而是由来已久，所以不管别人为我做了什么，我都不知该如何平衡生活”）。
然而，真实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这么做是为了提奥。“为了我自己内心的平静，也为了不打扰别人，我愿意把自己禁闭起来，”他对弟弟说，“我很抱歉，给萨勒斯先生和雷医生，特别是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但是随着大喜日子的临近，萨勒斯告诉了提奥一个令人焦虑的事实。“你肯定不相信，你哥哥因为担心自己给你制造不便，而有多么担忧和焦虑。”牧师写道。文森特特别担心出院后突然发病而“当众出丑”。如果那样提奥将被迫作何处理呢？“我的弟弟啊，”他对萨勒斯大声说，“他为我做了那么多，而我现在还不停给他惹麻烦！”
几个月来，提奥一直在等文森特对自己的命运作出选择，然而当这一刻最终到来的时候，提奥还是犹豫了。一想到哥哥要进精神病院，哪怕只待上几个月，他就觉得“反感厌恶”，这完全粉碎了他让文森特在医院里度过“康复期”的设想，让他那些拜伦式和堂吉诃德式的故事也白讲了，而且在他准备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的时候，给整个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提奥因这个决定痛苦了很久，羞耻感让他发狂似的试图劝说文森特放弃这个决定。他和乔赶到巴黎（推迟了蜜月），不太情愿地反复邀请文森特来巴黎。他甚至建议文森特也许可以在阿旺桥与高更相聚，共同消暑——这简直荒唐到家了。
他对文森特选择的精神病院也提出了质疑。在萨勒斯的推荐下，文森特挑选了阿尔皮勒山麓小镇圣雷米的一家教会附属的小型精神病院，这里距离阿尔东北约15英里，阿尔皮勒是阿尔卑斯的一座巨石壁垒，站在克劳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几个月来，他和文森特通信时，一直只考虑艾克斯和马赛附近的大型公立精神病院（也更便宜些），文森特选了这个小型、私立、花销大的疗养机构，让他很是吃惊。虽然为时已晚，但他还是建议文森特多调查一下这些病院，不管怎样都应该多收集些信息，再作最终决定。不管文森特决定去圣雷米还是其他地方，提奥都敦促他缩短停留时间——从三个月到一个月，并且坚称这次是露营般的休养，而非精神病的治疗。
即使提奥不断拖延，要求文森特重新考虑，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证实了文森特心底里的害怕，就是这些担忧导致文森特突然改变了心意。提奥喜不自禁地向文森特汇报婚礼的情况，欣喜若狂地宣布他和乔简直是琴瑟和鸣。“我们相互了解，彼此都能完全感受到对方的满足感，”他写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感叹都加深了文森特的伤口，“所有事情进行得都比想象中顺利，这样的幸福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提奥劝说文森特放弃原来的决定，但又对他的需求感受迟钝，这让文森特更加极端地逃避和退缩。“我去参加外籍军团五年，这样就能摆脱混乱的生活了，”4月末时他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宁愿参军。”圣雷米的费用比想象中的要高，而且听说可能不允许在精神病院外作画，这让文森特心烦意乱，他设想逃到最南边：阿拉伯的沙漠里。参军后，有人免费“监督”他，他也许还能在军团营房里继续作画。在那儿他也许能重新找到医院病房里才有的秩序和宁静，五年后他“也许会康复，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关键的是，参军后他就能逃离自己的内疚感。“画画的费用已经把我压垮，让我饱受负债感的折磨，觉得自己一文不值，”他有一次爆发时对提奥说，让提奥异常震惊，“如果参军能终止这种感觉，那绝对是好事。”
哥哥威胁加入外籍军团已经让提奥很害怕了（“这么做是绝望之举，不是吗？”他以不无指责的口吻回复道），文森特还给他寄了一份报纸，里面的报道称一位不知名的马赛艺术家自杀身亡了，这对提奥来说是更恐怖的威胁。“这篇报道让人看到了蒙提切利，”文森特暗示这位中央高原的艺术大师死得很不体面（传闻是自杀），他的死一直萦绕在文森特心头，特别是黄屋子的失败事件之后。“唉，这又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文森特暗自思忖，如果自己不是那么失败，是不是可以拯救这位无名的伙伴？“因为对报道中提到的这位可怜鬼画家来说，一间画室没准能有帮助。”昔日的梦想已逝，仅存“深深的懊悔”、高额的开销和忠诚的提奥。“如果没有你的友情，”他警告顽固的弟弟，“其他种种会让我毫无悔意地自杀，而且以我这么懦弱的性格，我也该自我了断。”
最后提奥别无选择。他同意多付费用，并按要求给圣雷米写入院信（要求最便宜的“三等”食宿）。在遭到拒绝的最后关头，他反复向精神病院院长保证：“哥哥现在的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让他住院只是为了防止旧病复发。”对于文森特，弟弟这样说是最好的安慰：“从某个角度来看，你不再是大家怜悯的对象，尽管看起来好像不是这回事……有个好心情，你的不幸肯定就要结束了。”
到5月初，文森特已经把黄屋子里的东西打包好了。这可是件折磨人的工作。他不在的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暖气被停掉了，附近罗纳河的河水差点淹到大门口。在寒冷、黑暗的潮湿环境里，水汽和盐分从墙上渗出，房间里到处发霉。很多素描和油画都被损毁。“这真是个打击，”他承认，“不仅画室遭难，本来能当个念想的习作也遭了殃。”他在破烂堆中仔细筛选，想尽可能挽救出更多的作品。他把家具寄放在纪诺家骇人的夜间咖啡馆里。油画要好几周才能完成分类和晾干。《摇篮曲》、《卧室》、《播种者》、《高更的椅子》、《罗纳河上的星夜》、《向日葵》——他把心爱的画一幅幅从画框上取下，中间插入报纸，包裹好，装箱，再寄往巴黎，并附上带有歉意的说明：“里面很多都是乱画的，你把不要的都销毁……只留下你觉得看得过去的吧。”
文森特一边整理，一边感觉悔恨阵阵袭来。他只在新公寓里待了几天，就因难以忍受寂寞和噩梦的侵扰而匆忙逃回阿尔的医院，在那停留了最后几天。“这最后的日子的确很悲伤，”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
但是最让我悲伤的是，你心怀手足之爱为我奉献如此之多，多年以来始终有你支持我，我觉得我一定要回来向你表明我的歉意。
他环视房间，目之所及的不是画室，更像是一座“墓地”，他当场咏了一句绝望的墓志铭：“画如花般飘散。”在从阿尔寄出的告别信中，他回顾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仿佛过往人生的一幕幕在眼前飞快闪过。他要求弟弟归还米勒的农民画和“灰色调的荷兰调色板”，还告诫弟弟“不要彻底变成一个纯粹的印象派。毕竟，对于美好的东西，我们不要忽略不见”。他列出喜欢的画家，害怕以后会忘记。至于他自己，他说：“作为一个画家我是难成大器了，我非常肯定这一点。”
即便是在考虑完全放弃画画的时候，他还是在走之前设法画了两幅画。两幅画都是关于道路的。一幅描绘了一家人在公园里的小路上嬉戏玩耍，一丛丛繁花怒放、郁郁葱葱的栗树将公园映照得光影交错。另一幅是一条延伸到远方的路，最终消失在一堵墙后。目之所及的路上有车辙，两边是杂乱的草地和没有叶子的截了梢的柳树，枝干疤痕累累，树形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