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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中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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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一科的举人。他中举人时我只四岁,隐约记得一些,听人传说一些情况,写这篇笔记。话须得从头说起:

我家在明末清初就住在石门湾。上代已不可知,只晓得我的祖父名小康,行八,在这里开一爿染坊店,叫作丰同裕。这店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时才烧毁。祖父早死,祖母沈氏,生下一女一男,即我的姑母和父亲。祖母读书识字,常躺在鸦片灯边看《缀白裘》等书。打瞌睡时,往往烧破书角。我童年时还看到过这些烧残的书。她又爱好行乐。镇上演戏文时,她总到场,先叫人搬一只高椅子去,大家都认识这是丰八娘娘的椅子。她又请了会吹弹的人,在家里教我的姑母和父亲学唱戏。邻近沈家的四相公常在背后批评她:“丰八老太婆发昏了,教儿子女儿唱徽调。”因为那时唱戏是下等人的事。但我祖母听到了满不在乎。我后来读《浮生六记》,觉得我的祖母颇有些像那芸娘。

父亲名鐄,字斛泉,廿六七岁时就参与大比。大比者,就是考举人,三年一次,在杭州贡院中举行,时间总在秋天。那时没有火车,便坐船去。运河直通杭州,约八九十里(1)。在船中一宿,次日便到。于是在贡院附近租一个“下处”,等候进场。祖母临行叮嘱他:“斛泉,到了杭州,勿再埋头用功,先去玩玩西湖。胸襟开朗,文章自然生色。”但我父亲总是忧心忡忡,因为祖母一方面旷达,一方面非常好强。曾经对人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那时定例:中了举人,祖坟上可以立两个旗杆。中了举人,不但家族亲戚都体面,连已死的祖宗也光荣。祖母定要立了旗杆才到坟上,就是定要我父亲在她生前中举人。我推想父亲当时的心情多么沉重,哪有兴致玩西湖呢?

每次考毕回家,在家静候福音。过了中秋消息沉沉,便确定这次没有考中,只得再在家里饮酒,看书,吸鸦片,进修三年,再去大比。这样地过了三次,即九年,祖母日渐年老,经常卧病。我推想当时父亲的心里多么焦灼!但到了他三十六岁那年,果然考中了。那时我年方四岁,奶妈抱了我挤在人丛中看他拜北阙,情景隐约在目。那时的情况是这样:

父亲考毕回家,天天闷闷不乐,早眠晏起,茶饭无心。祖母躺在床上,请医吃药。有一天,中秋过后,正是发榜的时候,染店里的管账先生,即我的堂房伯伯,名叫亚卿,大家叫他“麻子三大伯”的,早晨到店,心血来潮,说要到南高桥头去等“报事船”。大家笑他发呆,他不顾管,径自去了。他的儿子名叫乐生,是个顽皮孩子(关于此人,我另有记录),跟了他去。父子两人在南高桥上站了一会,看见一只快船驶来,锣声嘡嘡不绝。他就问:“谁中了?”船上人说:“丰鐄,丰鐄!”乐生先跑,麻子三大伯跟着他跑。旁人不知就里,都说:“乐生又闯了祸了,他老子在抓他呢。”

麻子三大伯跑回来,闯进店里,口中大喊“斛泉中了!斛泉中了!”父亲正在蒙被而卧。麻子三大伯喊到他床前,父亲讨厌他,回说:“你不要瞎说,是四哥,不是我!”四哥者,是我的一个堂伯,名叫丰锦,字浣江,那年和父亲一同去大比的。但过了不久,报事船已经转进后河,锣声敲到我家里来了。“丰鐄接诰封!丰鐄接诰封!”一大群人跟了进来。我父亲这才披衣起床,到楼下去盥洗。祖母闻讯,也扶病起床。

我家房子是向东的,于是在厅上向北设张桌子,点起香烛,等候新老爷来拜北阙。麻子三大伯跑到市里,看见团子、粽子就拿,拿回来招待报事人。那些卖团子、粽子的人,绝不同他计较。因为他们都想同新贵的人家结点缘。但后来总是付清价钱的。父亲戴了红缨帽,穿了外套走出来,向北三跪九叩,然后开诰封。祖母从头上拔下一支金挖耳来,将诰封挑开,这金挖耳就归报事人获得。报事人取出“金花”来,插在父亲头上,又插在母亲和祖母头上。这金花是纸做的,轻巧得很。据说皇帝发下的时候,是真金的,经过人手,换了银花,再换了铜花,最后换了纸花。但不拘怎样,总之是光荣。表演这一套的时候,我家里挤满了人。因为数十年来石门湾不曾出过举人,所以这一次特别稀奇。我年方四岁,由奶妈抱着,挤在人丛中看热闹,虽然莫名其妙,但到现在还保留着模糊的印象。

两个报事人留着,住在店楼上写“报单”。报单用红纸,写宋体字:“喜报贵府老爷丰高中庚子辛丑恩政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自己家里挂四张,亲戚每家送两张。这“恩政并科”便是最后一科,此后就废科举,办学堂了。本来,中了举人之后,再到北京“会试”,便可中进士,做官。举人叫作金门槛,很不容易跨进;一跨进之后,会试就很容易,因为人数很少,大都录取。但我的父亲考中的是最后一科,所以不得会试,没有官做,只得在家里设塾授徒,坐冷板凳了。这是后话。且说写报单的人回去之后,我家就举行“开贺”。房子狭窄,把灶头拆掉,全部粉饰,挂灯,结彩。附近各县知事,以及远近亲友都来贺喜,并送贺仪。这贺仪倒是一笔收入。有些人要“高攀”,特别送得重。客人进门时,外面放炮三声,里面乐人吹打。客人叩头,主人还礼。礼毕,请客吃“跑马桌”。跑马桌者,不拘什么时候,请他吃一桌酒。这样,免得大排筵席,倒是又简便又隆重的办法。开贺三天,祖母天天扶病下楼来看,病也似乎好了一点。父亲应酬辛劳,全靠鸦片借力。但祖母经过这番兴奋,终于病势日渐沉重起来。父亲连忙在祖坟上立旗杆。不多久,祖母病危了。弥留时问父亲:“坟上旗杆立好了吗?”父亲回答:“立好了。”祖母含笑而逝。于是开吊,出丧,又是一番热闹,不亚于开贺的时候。大家说:“这老太太真好福气!”我还记得祖母躺在尸床上时,父亲拿一叠纸照在她紧闭的眼前,含泪说道:“妈,我还没有把文章给你看过。”其声呜咽,闻者下泪。后来我知道,这是父亲考中举人的文章的稿子。那时已不用八股文而用策论,题目是《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论》和《唐太宗盟突厥于便桥,宋真宗盟契丹于澶州论》。

父亲三十六岁中举人,四十二岁就死于肺病。这五六年中,他的生活实在很寂寥。每天除授徒外,只是饮酒看书吸鸦片。他不吃肥肉,难得吃些极精的火腿。秋天爱吃蟹,向市上买了许多,养在缸里,每天晚酌吃一只。逢到七夕、中秋、重阳佳节,我们姐妹四五人也都得吃。下午放学后,他总在附近沈子庄开的鸦片馆里度过。晚酌后,在家吸鸦片,直到更深,再吃夜饭。我的三个姐姐陪着他吃。吃的是一个皮蛋,一碗冬菜。皮蛋切成三份,父亲吃一份,姐姐们分食两份。我年幼早睡,是没有资格参与的。父亲的生活不得不如此清苦。因为染坊店收入有限,束脩更为微薄,加上两爿大商店(油车、当铺)的“出官”每年送一二百元外,别无进账。父亲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族人和亲戚却沾光不少。凡是同他并辈的亲族,都称老爷奶奶,下一辈的都称少爷小姐。利用这地位而作威作福的,颇不乏人。我是嫡派的少爷。常来当差的褚老五,带了我上街去,街上的人都起敬,糕店送我糕,果店送我果,总是满载而归。但这一点荣华也难久居,我九岁上,父亲死去,我们就变成孤儿寡妇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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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八九十里”应为“八九十里”。为尊重原作起见,书中类似的情况及民国年间的语言习惯均未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