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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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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于去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逝世,至今已有五个多月。傅彬然先生曾有关于他的一篇文章登在本刊上,而我却沉默了五个多月,至今才写这篇文字。许多人来信怪我,以为我对于弘一法师关系较深,何以他死了我没有一点表示。有的人还来信向我要关于弘一法师的死的文字,以为我一定在发起追悼大会,或者编印纪念刊物,为法师装“哀荣”的。其实全无此事。我接到泉州开元寺性常师打来的报告法师“生西”的电报时,正是去年十月十八日早晨,我正在贵州遵义的寓楼中整理行装,要把全家迁到重庆去。当时坐在窗下沉默了几十分钟,发了一个愿:为法师造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后动笔。发愿毕,依旧吃早粥,整行装,觅车子。

弘一法师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如此说来,我岂不太冷淡了吗?但我自以为并不。我敬爱弘一法师,我希望他在这世间久住。但我确定弘一法师必有死的一日。因为他是“人”。不过死的时日迟早不得而知。我时时刻刻防他死,同时时刻刻防我自己死一样。他的死是我意中事,并不出于意料之外。所以我接到他的死的电告,并不惊惶,并不恸哭。老实说,我的惊惶与恸哭,在确定他必有死的一日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

我去冬迁居重庆,忙着人事及疾病,到今年一月方才有工夫动笔作画。一月中,我实行我的前愿,为弘一法师造像。连作十尊,分寄福建、河南诸信士。还有九十尊,正在接洽中,定当后续作。为欲勒石,用线条描写,不许有浓淡光影。所以不容易描得像。幸而法师的线条画像,看的人都说“像”。大概是他的相貌不凡,特点容易捉住之故。但是还有一个原因:他在我心目中印象太深之故。我自己觉得,为他画像的时候,我的心最虔诚,我的情最热烈,远在惊惶恸哭及发起追悼会、出版纪念刊物之上。其实百年之后,刻像会模糊起来,石碑会破烂的。千万年之后,人类会绝灭,地球会死亡的。人间哪有绝对“永久”的事!我的画像勒石立碑,也不过比惊惶恸哭、追悼会、纪念刊稍稍永久一点而已。

读了傅彬然先生的文章之后,我也想来为读者谈谈,就写这篇文章。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贡院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2)。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一年中我见他的次数不多。因为他常常请假。走廊上玻璃窗中请假栏内,“音乐李师”一块牌子常常摆着。他不请假的时候,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这教室四面临空,独立在花园里,好比一个温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带着难为情的表情(我每次在教室外等着,亲自看到的)。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李先生及十数同学全都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自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他虽然常常请假,没有一个人怨他,似乎觉得他请假是应该的。但读者要知道,他的受人崇敬,不仅是为了上述的郑重态度的缘故;他的受人崇敬使人真心地折服,是另有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人格。他的人格,值得我们崇敬的有两点:第一点是凡事认真,第二点是多才多艺。先讲第一点: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凡事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庶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读者恐没有见过上述的服装。这是光绪年间上海最时髦的打扮。问你们的祖父母,一定知道。)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地做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他自己把腰束小,把发拖长,粉墨登场,扮作茶花女。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鬈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手杖”、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地做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3)(李先生从两级师范一直教到第一师范)之聘,同时教两地两校,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形式却很称身,色泽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最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有一晚,我为级长的公事,到李先生房间里去报告。报告毕,我将退出,李先生喊我转来,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我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从这晚以后,我对师范学校的功课忽然懈怠,常常逃课学画。以前学期考试联列第一,此后一落千丈,有时竟考末名。幸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犹得第二十名。这些关于我的话现在不应详述。且说李先生自此以后,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因此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更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教的经书。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像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后来又介绍我从夏丏尊先生学日本文,因他没有工夫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就是做和尚的年代)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做人认真得很。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修律宗如何认真呢?一举一动,都要当心,勿犯戒律(戒律很详细,弘一法师手写一部,昔年由中华书局印行的,名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很多,佛号所需很少。他就要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我原是多备一点,由他随意处置的,但没有说明,这些纸的所有权就模糊,他非问明不可。我连忙写回信去说,多余的纸,赠与法师,请随意处置。以后寄纸,我就预先说明这一点了。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邮票,就预先声明:多余的邮票送与法师。诸如此类,俗人马虎的地方,修律宗的人都要认真。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认真至极的表示。模仿这种认真的精神去做社会事业,何事不成,何功不就?我们对于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李先生人格上的第二特点是“多才多艺”。西洋文艺批评家批评德国的歌剧大家华葛纳尔有这样的话:“阿普洛(4)右手持文才,左手持乐才,分赠给世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华葛纳尔却兼得了他两手的赠物。”意思是说,华葛纳尔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剧大家。拿这句话批评我们的李先生,实在还不够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作曲和作歌,读者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中窥见。这集子中载着李先生的作品不少。每曲都脍炙人口。他的油画,大部分寄存在北平美专,现在大概还在北平。写实风而兼印象派笔调,每幅都很稳健,精到,为我国洋画界难得的佳作。他的诗词文章,载在从前出版的《南社文集》中,典雅秀丽,不亚于苏曼殊。他的字,功夫尤深,早年学黄山谷,中年专研北碑,得力于《张猛龙碑》尤多。晚年写佛经,脱胎化骨,自成一家,轻描淡写,毫无烟火气。他的金石,同字一样秀美。出家前,他的友人把他所刻的印章集合起来,藏在西湖上西泠印社的石壁的洞里。洞口用水泥封好,题着“息翁印藏”四字(现在也许已被日本人偷去)。他的演剧,前已说过,是中国话剧的鼻祖。总之,在艺术上,他是无所不精的一个作家。艺术之外,他又曾研究理学(阳明、程、朱之学,他都做过功夫。后来由此转入道教,又转入佛教的)。研究外国文,……李先生多才多艺,一通百通。所以他虽然只教我音乐图画,他所擅长的却不止这两种。换言之,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借夏先生的话来讲: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反之,他自己常常请假),而学生自会用功。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青年的读者,看到这里,也许要发生这样的疑念:李先生为什么不做教育家,不做艺术家,而做和尚呢?

是的,我曾听到许多人发这样的疑问。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做和尚是迷信的,消极的,暴弃的,可惜得很!倘不做和尚,他可在这僧腊二十四年中教育不少的人才,创作不少的作品,这才有功于世呢。

这话,近看是对的,远看却不对。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办教育,制作品,实实在在的事业,当然比做和尚有功于世。远看,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须加重要声明: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的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和尚大都以念经念佛做道场为营业。居士大都想拿佞佛来换得世间名利恭敬,甚或来生福报。还有一班恋爱失败,经济破产,作恶犯罪的人,走投无路,遁入空门,以佛门为避难所。于是乎,未曾认明佛教真相的人,就排斥佛教,指为消极,迷信,而非打倒不可。歪曲的佛教应该打倒;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

所以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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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弘一法师逝世(1943年10月13日)后第167日于四川五通桥旅舍作。原载《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43年第63期。

(2) 即弘一法师。

(3) 即浙江第一师院的前身。

(4) 即阿波罗,文艺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