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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自述:我这一生》检查我的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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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整风时,我担任了美术界的主任委员。我虽不胜任,却很愿意担任,因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应该自我检讨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现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检讨如下:过去三十多年间,尤其是在这期间的上半,即抗战之前,我写了许多艺术理论,画了许多画,由开明等书店出版,流通于中国。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现在检查我过去思想错误的根源,发见下列四点:

(一)趣味观点:我过去写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当时自以为是天才流露、性灵表现;今日回顾,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拿事实来讲:我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最初三年为好高的自尊心所驱使,勤于一切课业,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后两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艺术课,我的趣味忽然集中于绘画和音乐,把其他一切师范功课都抛弃,因此后两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这两年中,常常背了画箱在西湖上写生,或者躲在音乐室里弹琴,后来勉强地师范毕业。现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好高心的;后两年的不顾一切而热衷于艺术,是出于趣味观点的。我家家境不好:父亲中了举人,科举即废,闲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时我只九岁。母亲靠一爿祖遗的小染坊店的收入,来抚养我们姊弟五人,家庭经济很困难。照理我师范毕业后,应该当教师,帮母亲赡家。但我不顾这一切,我又为趣味所驱使,一定要专修艺术。我向富有的亲戚借了一千多块钱,东游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晚上又读外国语学校。因为我的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结果一年之后,金尽归国,落得个一事无成。归国之后,不得不当教师,拿薪水来维持生活又还债(那时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负担压迫了我的趣味观点。然而在生活压迫略略放松的时候,我的趣味观点又抬头。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心中还没有出清,我正在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

(二)利名观点:不说名利观点而说利名观点,因为我回国后生活担负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现存七人),我译著的动机主要是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任课。后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图画音乐教师,与夏丏尊先生等共事。那时我年二十五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接着又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的动机,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为稿费和版税。因为那时我月薪只七十元,还债和家用是不够的。然而前者《初恋》因为当时认为诲淫,没有人肯出版,一直搁了十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译稿问世,还是《苦闷的象征》。那时我有许多朋友在书局任编辑,我译的《苦闷的象征》,由朋友介绍,居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便继续译述欧美、日本的各种艺术论,向杂志投稿,或者出单行本。胡愈之编的《东方杂志》,沈雁冰、叶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周予同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编的《学生杂志》等,都是我当时的稿费的来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欧美、日本的书,我都翻译或节译。绘画、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甚至教育、儿童,我都染指,我的译著形似一爿杂货店。所以变成杂货店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利。凡是有销场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无所不为。我的画,即所谓《子恺漫画》(郑振铎先生给我取的名词),起初是由于趣味观点而作的(因为回国后生活困难,无力作油画,偶用毛笔作简笔画,聊以满足趣味),后来发见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尤其是逃难到四川以后,卖画为生,迁就买主的趣味,在人物画中加些我所不擅长的山水为背景,以册页、立轴的姿态卖给老板们及富裕的知识分子作为房间装饰。这时候,我的利名观点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结果所得又极微细。因为我不会交际,开画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时少,失败时多。当时我也发觉这工作的无聊,几次想投笔。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担负(其时子女七人均未成长,从浙江流亡到四川,连亲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人担负),不许我如此,我就以此为理由,一直卖画。现在回想,这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观点的思想所使然。

(三)纯艺术观点: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我探究这思想的来源,发见有两个: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响。李先生是写实派而略带印象派的油画家,而我独崇拜印象派画风。所谓印象派,是不讲画的内容意义,而专重光线和色彩的画派。稻草堆、水面、朝阳、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线好、色彩好,都是杰作的题材。我当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纯技术。其实李先生并不注重这画风,我这学生却“青出于蓝”,变本加厉地爱好它。我少有作油画的机会,但在我的艺术译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评地介绍欧美各种画派之外,特别强调地介绍印象派画风。我眼中完全看不见世界、社会、国家和人民大众,而只看见光线、色彩和形状,这是养成我的纯艺术观点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前面说过,这是我平生第一册译作,我从它受得的影响更大。《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话:艺术是脱离实际、脱离实用的;文艺创作是无条件的创造生活;人只有在游戏(无条件的活动)时是完全的人;为艺术的艺术,即个人自由创造,才是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我对这话发生共鸣,更巩固了我的纯艺术的立场。其实,现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断章取义,全是对于厨川白村的误解。厨川白村所以作这种论调,因为处在日本反动统治之下的缘故。倘若那时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艺术称为苦闷的象征,也许要称为团结、斗争、和平、幸福的象征,而决不作这种论调。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也翻译这册书,而至今还载在《鲁迅全集》中呢(我与鲁迅先生不约而同地同时翻译此书,同时出版。后来我由陶元庆介绍去访鲁迅先生,说明我的无心的冲突。这是我与鲁迅先生的初面)?可见我心灵的深处原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思想,里应外合地结合了《苦闷的象征》中的断片句语,造成我过去的思想错误。

(四)旧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有两个:第一是家传的旧道德思想。我父亲是举人,我祖母是女知识分子,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我的参加创办立达学园,就是这思想的事实表现。立达的创办人以匡互生先生为首,有夏丏尊、刘薰宇、陶载良先生等许多人,我也参加在内,而且以七百元卖脱了一间房子来作为创办费。我所以如此热心,是为了立达的感化主义的教育:不记过,不开除,教师与学生同兄弟姊妹一样共同生活;每个教师都担任导师,教课而外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生犯了过失,教师苦口地说服他,匡先生甚至对他们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儿不送公安局,也用劝导和说服来帮助他改过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热心地参加。我读夏丏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常常流泪。现在回想,立达的精神,有几点是有意义的(例如导师制、说服主义),然而我的参加,完全为了我个人缺乏斗争性,有着温情的旧道德观念的缘故,也不外乎对于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强调。第二,是佛教的影响。我生来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后来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我从他学习大乘,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虽然我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经,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样,现在不谈;现在要谈的,是我局部强调了佛教中的“护生戒杀”与“人世无常”的意义,造成了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此书三册,由佛教书局出版,大半非卖品,卖品亦只收印本,欢迎翻印,是一种善书),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想使我远离了集体主义生活,而变成孤独。我的画中,描写儿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从来不知道集体生活的缘故。我的画集《人间相》等,也描写穷人的苦痛,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讽刺,又多写劳动者的姿态。表面看来好像是前进的,其实,正如毛主席所说,我是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而描写这些工农生活的。我有一幅画,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题曰“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表面看来是讽刺贵人的,其实正是人世无常的思想的表现。可知我过去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这旧人道主义有时表面上会用进步的形式出现,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

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闲居家中,直至现在。惟其中逃难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江大学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解放(2)以来虽然常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地忏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般接受;续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和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过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讨。我在美术界同志的小组中最初发表这篇检讨的时候,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极少。除了某同志劝我把《护生画集》加以批判,劝我举旧日的画作为实例之外,并没有给我别的具体的批评。所以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评。昔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虽不才,心窃慕之。此文公布后,倘蒙读者惠赐批评,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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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大公报》1952年7月16日。

(2) 即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作起见,书中类似情况均未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