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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春秋汪精卫》第二部 春梦无痕 第12章 力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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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密谋暗杀周佛海。

这些情形,周佛海很快地知道了,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跟美国、英国在积极交涉,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侵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进展很顺利,可能在双十节就会宣布。

这就越发激起汪政府领导分子向日本要求改约的决心。所谓改约,是废除”中日基本条约”,另外订一种有利于汪政府的新约。于是旧事重提,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表达了希望参战的意愿。

这个问题非正式地谈过不止一次,只以双方的想法不同,始终谈不拢。汪政府不过借参战为名,求改约之实;日本则一直希望像朝鲜、台湾那样,能在中国抽调壮丁参加”皇军”作战,几次为汪精卫断然拒绝,既然如此,汪政府就谈不到参战。但目前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战局逆转,汪政府的参战,即或对日本不能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至少可以壮一壮声势,发生一点宣传上的作用。

没有想到,日本对这个问题,居然是很认真地考虑。而处理这个问题的主管部门,不是外务省,而是在10月1日成立的大东亚省;此一部的首长,即称为大东亚大臣。

双十节那天,蒋委员长在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检阅了青年团及国民兵以后,宣布了一个喜讯:接获美、英两国自动放弃治外法权的通知,”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当时激起了响彻云霄的欢呼。这一事实,加速推动了大东亚省的工作;终于迫使日本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作成了同意汪政府参战的决议,由大东亚省研究实行此一决议的具体办法。

在11月27日所召集的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以根本检讨对华政策为主题,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汪政府参战,须朝两个目标进行:一是”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再是强化汪政府之控制力,使能充份掌握民心。

他指出一个可忧虑的事实,中国沦陷区对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都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汪政府的统治力在继续弱化之中,所以日本现在应该帮助汪政府去争取民心。

“譬如以敌产处理而论,现地当局,都采取囊括主义。上海在名义上,将英法租界交还给中国,但租界内敌人的仓库、房屋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收归我有。这种交还方式,使得中国人大起反感,是必然的事。”大东亚大臣青木强调:“现在关于经济封锁、经济统制及其他加诸于中国人束缚的各种问题,都有重新考虑、改弦更张的必要。”

所谓”现地当局”即是指在华的陆海军;因而惹起军务局长佐藤的不满,要求青木作进一步的说明。

“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有些社团,所获的暴利,相当可观。”青木答说:“就中国而言,一切大企业,例如煤矿铁矿,虽然被你们霸占,犹有可说;至于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毋乃过甚?这些日本人都是向日本军部哭诉,苦心积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部满足了极少数的日本人的私心,失去了广大的中国民心,这种做法,值得反省。”

居然公开指责军部!佐藤越发生气;脸色铁青地说:“请贵大臣举例说明,什么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

“喏,”青木取起桌上的火柴,扬了一下,”这就是。”

“不错,在汪政权管辖的地区,设火柴厂是要管制的;这因为火柴的制造原料,是化学起,属于国防物资,不管制是危险的。”

“是吗?”青木顺手擦燃一根火柴,望着小小的火焰说:“火也是危险的;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需要管制吧?”

针锋相对的讽刺,使得佐藤紧闭着嘴生闷气。

“不妨谈点具体问题。”贺屋大藏大臣站起来说:“本国与汪政权的中国之间,有些什么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妨提出来讨论。”

“铁路是个大问题。美、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以铁路为根据而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大概已经全部收回,但事变以来,又为日本人一举抢光,这是最清楚的问题。”青木略停一下又说:“本席以为在战时自当归我们控制;战后必须归还。各位以为如何?”

中国的铁路是日本军阀最重视的;听青木的语气,大有将南京、上海、杭州,以及津平等铁路交付汪政权接管之意,佐藤忍不住又要争了。

“阁下的理想高远,深为钦佩。不过,就陆海军事务当局的立场而言,未便如此处理。阁下的所谓囊括主义,据我所知,最厉害的,以前是兴亚院,现在是大东亚省。”佐藤接着表明对汪政权参战一事的态度:“汪政权希望参战,才要它参战;既然是共同作战,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服从我们的命令。军事就是如此简单。像刚才阁下所说的,事务官不会了解。在当前的战争中,并非事务支配政策;但无论如何,政策必须促进事务的开展,而非束缚事务当局。就具体事实而言,军部既有治安警备的关系,又有军队自治的问题,不能光说实际上办不通的漂亮话。这一点,请原谅!”说完,只听”叭哒”一声,他碰脚跟立正,向作主席的东条鞠个躬,方始面无表情地坐下。

大家都明白,他所说的”军队自治”,意思就是在华的派遣军,对现地的一切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要他交还铁路,他不交你又如之奈何?

看会议将要变成僵局,东条急忙作了一个敷衍性的结论:“以本日讨论为基础,由大东亚省从速拟订具体方案。”

由重庆所发出的无线电广播,从双十节以后,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题。中国与美国、英国在重庆、华府、伦敦举行的双边谈判,进展颇为顺利;美英两国决定与中国重订”平等新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上海的”公共租界”、”大英照会”以及北平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等等名词,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这给了汪政府一个对日交涉非常好的藉口,美、英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不但中国人对美、英的观感一变,而且也为蒋委员长带来了空前崇高的声望。日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但此时的汪、日交涉,不如以前来得顺利:因为一向支持汪政权的影佐祯昭,在这年夏天调任”满洲国”新职;接替他主持”梅机关”并担任汪政府最高顾问的松井太郎中将,不是肯迁就的人。因此,周佛海除了通过今井武夫的关系,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身上下工夫以外,更由汪精卫直接参预,向松井太久郎提出了类似警告的要求。

“这一次美国跟英国放弃在华的特权,完全出于自动。你应该记得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的十几天,美国赫尔国务卿,向贵国野村大使提出的建议,就曾提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现在美国已有行动了;在中国人看,美国的态度、主张、诚意是一贯的。”

“美国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需要重庆政府协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说:“这一点,谅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鉴之中。”

“不然!”汪精卫立即提出反驳:“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件事发动在4月底;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势不利,如果这时候谈判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产生误解。他所顾虑的误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为美国、英国有求于中国,故而示惠。由此可见,美国、英国之愿意放弃在华特权,在动机上,是相当纯正的。”

松井无言以对;好一会才苦笑着说:“看样子,山本大将的战争如果得手,美,英还不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

“我们决不以为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带来提早实现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汪精卫用了这句外交词令,随又正色说道:“不过,我必须强调,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所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美、英已经这样做了;日本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结果是证明了一点:中国抗日,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松井色变,诚惶诚恐地说:“主席先生的卓见,我一定据实报告东京。”

其实不须松井提出报告,大东亚省亦会加紧草拟对华新政策;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中美新约将在1943——中华民国32年的元旦签订。日本既然已经决定跟美国、英国竞争对华的”友谊”,当然应该抢在前面,才算占了上风。

在12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项定名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提案,将在12月2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提出。汪精卫则在其前访日,谈判参战的原则问题。但到了12月中旬,仍未见美国政府对国会采取行动,将中美新约的草案,送请审议。转眼耶诞及新年,美国国会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签约的了。

这是为了什么?是何原因延搁了这件好事?周佛海叮嘱情报部门,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真相,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症结,原来英国对九龙租借地不愿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起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32年1月15日正式公告参战。那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1月8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1月9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会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什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盛文颐发了大财,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占地十余亩之多;警卫是两名日本宪兵,由于东京位居要津的陆海军官员,以及与军部有密切关切的政党要人,两院议员,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所以盛文颐的气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员,谁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颐还有个主要助手,也可以说是幕后牵线人,名叫里见甫,是”黑龙会”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驻华日本陆海军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责的”囊括主义”的执行者。通过他的关系,盛文颐将食盐的专卖权也弄到手了。

沦陷区的盐业,本由一个”通源公司”所经营;为盛文颐夺去以后,改名”裕华盐公司”。这一来,便跟汪政府的财政部,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盐课一向是中国政府税入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食无忧。但销售食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管理,征税定价,财政部有一整套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驳不准。可是,由里见甫打个电话,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刻就会行文财政部,代裕华提出要求,使得周佛海不能不准。真所谓”敬酒不吃吃罚酒”,财政部威信扫地;周佛海狼狈不堪。

话虽如此,周佛海宁愿自找麻烦,不愿对裕华放松;反正彼此做对做定了,只要裕华有所请求,不是驳,便的拖。这样水火不容搞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彼此都觉得很乏味;巧的是彼此都希望金雄白出来调停。

金雄白不认识盛文颐,是他的一个在裕华担任高级职员的朋友来邀约的;在与盛文颐见面时,金雄白很坦率地表达了周佛海的意思,希望盛文颐顾到大家都是中国人的立场,有事直接商量,不必假借外力。

盛文颐领教过了”不怕官,只怕管”的滋味,自然乐得接受周佛海的要求,几度长谈,取得协议,以后裕华有事向财政部呈请,由盛文颐、金雄白先跟”财政部盐务署长”阮毓祺交换意见,商定办法,再上呈文。财政部一定尽快批准。所谓”交换意见”就是”讲斤头”:所谓”商定办法”就是敷衍面子。譬如裕华要求涨价1元;财政部只准3毛;裕华二次呈请,折衷准涨半元,老百姓就会觉得财政部是在替他们争利益,总算吃到了便宜盐。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在达成这个协议的同时,也谈到了彼此合作的计划。盛文颐希望扩大经营,包办整个沦陷区内,盐产的行销。

这件事在周佛海考虑以后,有所决定了;除了淮北地区的盐产,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以外,在江浙两省,还有淮南、松江、馀姚3个大盐场,让盛文颐出面,另组公司;独家收购运销这3场的盐。

“新公司的资本各半;我们这面一半,希望你利用你的银行去想办法。盈余专门立个户头存起来;取之于海上,用之于地下。”

由此而始,盛文颐跟金雄白便常有往来,不过,他年迈体衰,若非必要,从不出门;一天至少有20个钟头是在床上,不是睡觉,便是抽鸦片,所以总是派人将金雄白请了去,请他躺在烟榻对面,一面烧烟,一面谈话。

有一天是例外,盛文颐突然来看金雄白,由他的儿子及一名听差,双双扶掖,下汽车走到厅上,已经在气喘了。

“雄白兄,”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佛海先生病了?是不是?”

“是的。”金雄白答说:“发高烧,来势好像不轻。”

盛文颐一楞,然后自语似地说:“这样,我倒似乎不便讲了;讲了,只怕会给佛海先生添病。”

金雄白心中一跳;听他这么说,料知不是好事,便即答说:“盛先生不妨先跟我说一说;如何?”

“好!”盛文颐问道:“有个日本人叫做辻政信,你知道不知道?”

金雄白自然知道这个人;他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一名课长,官拜大佐;正是日本军人在任何机构中都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阶级。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而以战略家自命,好高鹜远,标新立异,神经质得很厉害;于是日本的浅薄者流称之为”战争之神”,越发使得他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盛文颐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佛海先生与辻大佐之间的情形。”

“略有所知。”金雄白照实答说;他只知道辻、周之间裂痕甚深,却不知裂痕因何而起。

“我有最可靠的情报。”盛文颐放低了声音说:“辻大佐已准备在佛海先生病中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是暗箭,我还无法探问清楚。不过消息是千真万确,佛海先生不能不防。辻大佐心狠手辣,一动了手,决不留丝毫余地。我知而不言,交情上讲不过去;告诉了他,又怕他着急,增加他的病势,反而有损无益,如今我告诉了雄白兄,应该怎么办,请你斟酌。”

金雄白心想盛文颐手眼通天,若非情报确实,事态严重,他不会以衰迈之身亲自来告密。想到这一点,在代表周佛海道了谢,送走盛文颐以后,立即动身,坐夜车赶到南京。

那时周佛海在西流湾的住宅,遭了回禄之灾;暂借铁道部迎宾馆作为住所。熟客无须通报,一上楼悄无声,只有杨淑慧跟周佛海的密友,受托寄的冈田酉次大佐,坐在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面有忧色地默然相对。

时方清晨,金雄白又是倦眼惺忪的模样,杨淑慧自不免惊讶,”一早赶了来,”她问:“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

“病怎么样?”金雄白往里面卧室一指。

“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候不清楚,并没有什么起色。”

这一来,盛文颐的踌躇,移到金雄白身上了,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有时坐立不安的神色,越发使得杨淑慧忧疑不安。

“什么事?”杨淑慧问:“不能告诉我吗?”

于是金雄白使个眼色,先期身进入另一个房间,等杨淑慧跟了过来,他才将盛文颐的警告,据实转达。

杨淑慧都快急得要哭了,”怎么办呢?”她说:“佛海跟日本人的交涉,我完全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跟辻政信结怨结到什么程度?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告诉佛海,他一气之下,心脏病发作,是件不得了的事,倘或会发生而不告诉他,预先想办法,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金雄白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照这样看,目前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弄明白双方为什么结怨?”可是,”他踌躇着说:

“这又该跟谁去打听呢?”

“跟冈田去谈一谈,他一定知道,看他怎么说?”

冈田是通华语的,因此无须由杨淑慧作翻译,金雄白将盛文颐的话直接说了给冈田听,问他此事有无发生的可能?

“以周部长与辻大佐之间最近的状态,盛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冈田用中国话说:“如其辻大佐发动在前,再来想法子应付,一步落后,全盘都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请金先生把这话当面告诉周部长,请他自己考虑对策。”

于是,杨淑慧陪着金雄白进了病房;正好与一个白衣护士迎面相逢,她立刻双手按膝,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金雄白明白的,她是日本人。

“秋子小姐,”杨淑慧用国语说:“请你打电话给山下先生,把周部长今天的情形,仔细告诉他。”

这是调虎离山,同时也是向金雄白暗示,这个日本护士秋子也懂中国话,言语需要留神。

“是这样,盛老三昨天来看我——。”金雄白坐在病榻前面的方凳上,用很婉转的语气,说明了来意。

“盛老三有没有跟你说,他要怎样动手?”

“没有。他只说情报千真万确,不过无法进一步探明,将如何动手。你又在病中,我希望你特别重视其事,多作防备!”

“他敢!”周佛海突然冲动了,满脸胀红了,使劲拍着床沿说:“我倒要斗斗他!”说完,气喘如牛。

金雄白赶紧将床头柜上的一杯温水递了给他;等他喘息稍定,方又劝道:“请你千万不要激动。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有所行动,似乎这明枪倒不必怕,你也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不过,问题表面化了,要消弭就很难,你应该想法子制先。在日本军人方面,你有好些可谈的朋友,能不能请他们来奔走调停一下。”

周佛海点点头;向杨淑慧说:“你把冈田请进来。”

于是金雄白急忙说道:“趁冈田不在这里我有句话请你记住,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现在请日本医生替你治病,又用日本看护,随时下手,防不胜防。请你格外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冈田大佐已应邀入室,周佛海跟他用日语交谈。金雄白尽了初步的责任,便即起身告辞;杨淑慧送他下楼,一路无言,直到大客厅门口才说了句:“佛海,真是骑虎难下了。”

这”骑虎难下”4字,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汪政府的财政部长不能不干;协助军统在沦陷区发展地下工作,更不容他罢手。这一次辻政信预备对周佛海采取非常手段,亦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原来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招兵买马时,军统便通过”洪帮”一位”龙头”的关系,介绍了两个人给周佛海,一个替他当”官式”的翻译;一个替他管电台。不久就打通了关系,这个电台可以直接与军统联络;戴雨农打给周佛海的第一个电报是:周老太太有他照料,安然无恙,尽可放心。

在敌伪的高阶层中,周佛海有电台通重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军部也愿意保持这么一条通路,作为时机成熟时,直接向国民政府谋和之用。除此以外,军统及其他来自后方的情报机关,想在上海建立电台,亦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周佛海支援或掩护;周佛海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帮忙。

但这些电台却是瞒着日本军方的;由于日本宪兵队具有精密的侦测电波设备,所以这些电台,经常需要迁移。有的甚至设在船上,发完电报,立即开船,另行停泊;等日本宪兵赶到,每每平空。辻政信知道了这件事,大为不满;径自用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下达命令给宪兵司令,要求彻底侦破。

东京军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尤其是中途岛海战失利;日本在太平洋上丧失了作战主动机以后,不但军事情报保密,显得格外重要;而且还怕秘密电台传播不利于日本的消息及宣传,所以对辻政信所作的处置,颇为嘉许。

结果破获了两个秘密电台,其中之一,与周佛海的关系极深;另一个亦曾获得周佛海的支持。在少壮军人中,辻政信与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本站在极端相反的立场上;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辻政信,根本反对谈和,他认为”支那”必须”膺惩”才会屈服;所以主张进攻重庆。这样,对周佛海自然是敌视的;久欲去之而后快。这一次决定不再观望了。

不过,他以”战略家”自命,当然先要在”知己知彼”这4个字上,下一番工夫。他知道东京方面,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颇有人支持周佛海;而且一直迷惑于”全面和平”实现,日本300万陆军,即可自中国大陆的泥淖中脱出幻想。所以如果说要公开制裁周佛海,不论有多么坚强的理由,亦难获得东京的同意;参谋本部及陆军省保有御前会议及大本营与政府联会议的纪录,一定可以找到一条比附的决议,推翻他的要求。

经过深切的考虑,辻政信决定使用”先斩后奏”的办法。

周佛海和冈田亦仅止于辗转传闻,辻政信有这么一句狂话而已。此人大言不惭惯了的,所以并没有当它一回事;如今盛文颐亲自传警,绝不能等闲视之。

“现在第一步要弄清楚的是,既然他已经决定动手了,何以迟迟不发?”周佛海说:“这件事,我不想再托第二个人;你能不能为我打听打听。”

“当然是我的事。”冈田答说:“不过以你我关系,我如果一出面,打草惊蛇,反而会使他提前下手。所以我得设法找一个妥当的人,间接调查;恐怕不是两三天之内有结果的。”

“两三天总不致出事。”周佛海又说:“刚才金先生认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话倒很有道理。山下博士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当然信任得过;不过他是全不识人间有机心的人,似乎应该通知他,也好随处留心。”

“好!我马上去看他。”

等冈田一走,周佛海亲自打电话,找76号的一个警卫大队长张鲁——76号除了5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最初由吴四宝、张鲁分任大队长;吴四宝早已死于非命,他的那个大队亦为5个行动大队所吞并,只有张鲁这个大队,巍然独存,一直担任愚园路1136号及陈公博公馆等处的保护工作。

周佛海家的警卫,原由林之江负责;如今既有潜在的危机,暗箭固须严防,明枪亦不可轻忽,如果命林之江添人加强警戒,怕辻政信知道他已有备,图谋愈急。所以找了比较谨慎安分,与吴四宝个性完全不同的张鲁来,密密嘱咐。

“我得到一个消息,还没有完全证实;说日本人要动我的手。我想请你暗底下派几个弟兄来,多多留意。”周佛海说:

“这件事要秘密,最好不露形迹;而且你要跟林之江说明白。”

“是!”张鲁想了一下答说:“如果来三五个人,一定对付得了。万一来了一卡车,怎么办?”

“我想他们也不敢这样毫无顾忌。万一有这样的情形,第一,你犯不着硬拼,因为岂不过的;第二,你立刻找电话给熊司令。”

熊司令便是税警团的负责人;周佛海对他的这支武力,颇为矜重,给养充分,器械精良,平时训练很严格,自觉不逊于宋子文的税警团。他相信日本人如果敢派一卡车的人来包围他家;熊剑东一定能够很快地展开反包围,造成可以对等谈判的有力形势。

到得张鲁调来8个人,化装成”班头”上的三轮车夫,以及卖零食的小贩等等,在周家周围部署略定;冈田已经跟山下作过一番相当深入的谈话了。

“山下说,他有5个护士,3个是他从东京带来的;两个是由军医院转业,背景不十分了解。秋子就是其中之一:山下因为她最细心,经验也丰富,所以,特地调她到这里来服务。他虽觉得没有理由怀疑秋子,但为了万全起见,他决定将秋子调回去。”

“这也好。请他另外换一个来。”

“不!”冈田答说:“山下的意思,请你另外雇中国护士。”

“怎么?”周佛海急急问说:“是不是他起了误会,心里存着什么芥蒂?”

“不是!他倒是好意。他将秋子调回去的藉口是,医院里业务太忙,人手不够;而你的危险期已经过去,不用特别护士也不要紧。如果去了一个,又来一个,岂非矛盾?倘或秋子真是负有任务的,自然会明白,事机败露了。”

“不错,不错!”周佛海很感动,”到底是老朋友,替我设想倒真周到。”

“山下还有周到的地方,他说,既然知道有这种可能发生的阴谋,那就应该从此刻起,就采取防范措施,让周太太最好一直跟秋子在一起;他晚上来复诊,顺便将秋子带了回去。同时,在服药时,请你格外留心,如果有可疑的迹象,药宁可不服。”

周佛海连连点头,”看起来,我错了。”他说:“我说山下不知人间有机心,其实他是大智若愚,城府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