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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说不出的慌张》我只有一条命,我有些别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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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北京保利剧院,话剧《培尔·金特》大幕已落。孙海英在后台还魂。高大的马原迈进来,眼泪扑簌簌落下。马原又哭了。

他给了孙海英一个大力拥抱:“一生有这么一刻,值了!”马原断言,孙海英凭借塑造培尔·金特,足以比肩《武训传》中的赵丹、《茶馆》中的于是之、《哗变》中的朱旭。

《培尔·金特》是象征主义经典剧目,是易卜生最具哲学意味的作品。此前,只有中戏老院长徐晓钟八十年代在内部排过,没有公演。故事讲的是老年培尔路遇死神的使者,要被带走,他请求说,等等,于是从头开始一段一段回忆人生,他历险、辗转、起伏的一生——少年,青年,老年;浪荡子,聪明人,骗子,富豪;追女孩,拉婚,撒谎,孤注一掷……他是特别聪明、完全能驾驭人生的那种男人。

第一场幕落前,孙海英在台上高声念白:“已故的培尔·金特直到死的那一天,始终保持着自己真正的面目!”剧情展现的,恰恰是培尔如何把它丢掉的。丢了自己,去找;又丢了,再找,人生好像不断在重复这两个动作。

马原在北京的住处跟我讲这台戏,讲得额头泛光,也许是刚喝下一大碗牛肉萝卜汤的缘故。隔几天他就煮上一锅,尽量不去吃馆子。一辆山地自行车横在客厅里,座椅的位置相当高。电视机里,在播足球赛。

“昨天早上,伟大的梅西终于得了金球奖!”好像捧杯的是他。马拉多纳带球连过七人的那记伟大射门,20多年来他看了100多回,并且会继续看下去。22年前,当产科护士向他报告“一个小子,整十斤”,他大叫一声:“中国足球有希望了!”

一个月前,马原上海的寓所。在神侃了一通小说电影之后,我字斟句酌地问:“听说你身体出了点状况,怎么办呢?”

开始是带状疱疹,民间叫蛇盘疮。一般前胸后背腋下都有。有一种可怕的说法:如果前后连成一圈儿,就该要命了。我后来了解到,基本没有连成一圈儿的。我是在左侧。

带状疱疹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病,它神经疼,24小时内它一分一秒都不间断地疼,一般疼四个月。刚开始看的是西医,西医认为这是身体某部分出了问题的外化。我是疼到一个多月近两个月的时候查出来里边(肺部)长东西了,而且很大。然后最先进的设备都上了,检查。

第一次肺穿做完,心理上起了严重的变化,突然觉得仪器这东西残酷,我就想:我非得等仪器这东西来给我下判决,然后开始倒计时?肺穿应该做三四次才能确诊,我做完第一次,决定不做了。当时学校里的有关负责人跟我说,马老师,别任性,别中断,别耽误了。但我坚决不做了,从医院里逃出来了。因为做下去的结果,我看得特别清楚。我跟你说一个类似的场景——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可以去锦州铁路局的机关报,当时全国有十几个铁路局,锦州这个是其中之一,直接归铁道部管。当时我已经发了些小说,那个报社的总编辑就约我过去谈谈。他大概50多岁的样子,跷着二郎腿跟我聊天,介绍报纸的情况,说些“年轻人,我们这个空间足以让你施展”之类的话。他那个样子是友善、屈尊俯就、居高临下。出来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要来吗?来,我看得很清楚,我充其量像他那样,还不如他——因为我不是党员,我也没想入党,那我充其量当个副总编——也就是说,要是我努力的话,在这儿奋斗30年,有可能做刚才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副手。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就已经有答案了:就是现在让我来做他,我也不要做。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那份志得意满。我也不喜欢明明白白看清楚自己的一生。刚才说什么来着,怎么说到这儿了?

“肺穿。”我说。

在之前的电话里,我没听出电话那头的人有什么异样。那声音和善、爽朗、结实。见了面,东北汉子毫无病态,跟他的自述相吻合:“身高1米84,体重一度90公斤,没心没肺,徒长一身硬肉,曾经把193斤的土杠铃连着举起十几下,手榴弹能投67米……喜欢激烈对抗带有赌博色彩的活动:足球、橄榄球、斗牛、拳击、赛车……是个一生渴望进赌场而没真正进去过的男人。”

他有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年轻时一定多情。现在他坐在我对面,脸部肌肉放松。我几乎怀疑起那个已被坐实的“听说”。

做肺穿的感觉就是看到了我全部的余生。检查下去的结果,如果它是良性的,那么我需要开膛破肚把它割掉;但良性也有变异的可能,那我还得做化疗。我父亲活到75岁,那我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打个折,活到65岁。也许还有更好的可能,现代医学能帮我活到我父亲那个岁数。但,如果不是良性的呢?我就进入倒计时了。

一旦确诊,我所有的生命就进入了那个增强型CT机下达的时间表中,可能三年零半个月,两年零十个月,或是一年零七个月。如果我真的只有那么点儿时间了,我干吗要知道呢?我干吗要掰着手指头过日子呢?我可不可以不知道呢?所以我不做了。

这些年,我是个四海为家的男人。我也不忌讳抽烟喝酒,我没有瘾,但男人的世界里总有烟酒。从发现有问题的那一天起,一点不沾了,我觉得那些东西不健康。我原来喜欢开车,喜欢速度,男人都喜欢车,飙车爽嘛,肾上腺素加速分泌。身体出问题以后,我对车啊什么的都淡漠了。原先是个六缸车,特别费油,我就想再要换车,我买个两缸三缸的吧。没有车做不到,尾气污染也不可逆转,但不要因为我给这个地球增加污染了吧——就是我少造点孽。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骑单车的生活、徒步的生活和坐公交车的生活。

多动,尽量户外,脑子基本让它闲着。每天骑单车两三个小时,然后跟我老婆散步一两个小时,然后画画。像这条鱼,我得画十几、二十个小时。我老婆担心劳累,还担心多接触颜料不好。但写字画画有个好处,它调整呼吸。在海南,我每天的生活都跟阳光、大海有关,非常幸福,说实在的。

这个二楼的书房有一扇罗马式的落地窗,伸到天花板的书架,每一层都能晒到太阳。架上除了书,还有老式收音机、马灯和油灯。最显眼的是他的油画,高更风格的写实肖像——

《七星瓢虫在万圣节降临》。绿色背景包裹着阔脸马原,额上停着一只彩色瓢虫。

《它俩有戏》。两条鱼游在一处,可能搏斗,也可能干点别的什么。

《老婆是个狗东西》。马原的妻子,属狗。画面椰林树影,是他海南的家。

《兔子传奇》,画大儿子马大湾;另有一幅,画给九个月大的小儿子马格。马原身体出问题两个月后,妻子怀孕。马原希望是个女孩。

我老婆比我小20多,海南人,以前是运动员,七项全能。我见她第一眼就喜欢,不是漂亮,就是舒服、简单、通透。然后我朋友去跟她说,她就嫁给我了。

做肺穿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几十年来头一回。我想起许多事情。我想我妈今年80岁了,不能让她知道,否则她可能一下子就垮掉了。她有两个女儿,我是她唯一的儿子。

我老婆一睁眼,看见我没睡觉,就那么近距离地看着她,还眼泪汪汪,吓了一跳。她说老公你怎么了。我说没怎么,要不你回(海南)去吧,我给你安排好。那时候她刚嫁给我不到一个月,我们是在上海登记的,回去了反正也没人知道。她跟我在一起每天都那么开心,突然就我可能得了绝症,我就想,她命怎么那么不好呢?

你猜我老婆说什么,她说老公,你不对啊。她说我妈去年得病死了,病了好几年,你说我妈病了我就跟我妈脱离关系这对吗?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啊,你是你妈生的。她说是一回事啊,两公婆(海南话不叫夫妻,叫公婆)的缘分是多大的缘分啊,可能比父母子女的缘分都大,我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病了就病了,死了就死了,这都是命啊,你想那么多干吗。

我本来没想那个啥,要孩子,可她说,我们得要个孩子啊。出状况是3月份的事,5月份我们决定要孩子。生下来是个儿子。我老婆知道我心里想要个女儿,她说要不老公我们再要个女儿吧。她就是那么坦然。

我跟皮皮(先锋派作家,著有《比如女人》《渴望激情》)分开后,单身16年,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朋友们关心,给介绍个女博士啥的,你跟她们坐一块儿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就觉得够了,特别没劲。我老婆就是个运动员,没什么文化,虽然有大专文凭但那都是工作以后混上的,根本没用心思。她就是直接,全凭直觉,所以我说她是通神的。

大多数聪明女人,分寸感往往不好。我特别重视分寸感,这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能力。如果一个女人本能地、天赋地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人就是通神了。

这个世界能解析的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那点科学知识,那点理性,相比那些不能解析的部分,实在不算什么。一般的聪明人,读到硕士博士,书没读透,越读越糊涂,离神很远,离真理很远,离绝对很远——当然那些更聪明的人,早就不怀疑造物的神奇,相信神迹的存在,早就悟明了人和神的关系。相反没读过多少书的人,有时反而离神更近,因为他们直觉厉害,没把知识、理性、逻辑带到生活里去,就用直觉面对人和事,而直觉经常是通神的。

歌德不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说,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在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花。庄子《混沌篇》,说两个朋友替混沌发愁,觉得他没眼没鼻没嘴没耳,不能看、听、闻、呼吸,就商量着做做好事,为混沌凿出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混沌死”。我觉得懂得“混沌”的人是智者。

80年代先锋小说出来,有读者说阅读上有障碍,我想主要是因为一下子找不到借以判断的概念了。

《收获》杂志资深编辑程永新说起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地图,仿佛就在眼前。他那时常去华师大。

“因为格非留校做老师,有了一间教工宿舍,他那儿就成了一个文学会所,说雅一点,精神的港湾。来来往往的作家,像马原、余华、苏童、北村、宋琳、孙甘露等等,这串名字可以长长地列下去……还有格非身边的几个学生,像李洱,那时他叫李龙飞,都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都是华师大后门那条小食街的常客。晚上校门关得早,聊天聊得饿了,只能翻过后门那扇大铁门去宵夜。那时的马原,留浓浓的大胡子,穿及膝马靴,人高马大,翻门的时候身轻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我觉得那扇大铁门应该收进现代文学馆,因为当年在门上翻来翻去的,是中国当代一批实力派作家。”

各种翻译小说、文学杂志畅销,各种人在不同角落传阅、手抄,排长队买天书一样的《尤里西斯》。其中一些人,譬如先在锦州后到西藏的马原,边读,边写。

从马原回忆的语气推断,那时候人说一句“哎呀,你真是作家啊”,相当于今天人们对富豪、海归、CEO的仰慕。别的不说,谈恋爱都方便些。一个莫名其妙的时代。

我这辈子一直没间断做的一件事就是跟人讲小说,我读了多少本西方小说?几千本?反正我讲得出,听的人爱听。那时候皮皮19岁,格非20岁出头一点,我们常在一块儿讲小说。十年前我变成同济大学中文系的马老师时,格非说:“给他们讲讲大师、名著吧。当年我们能受益,今天他们一定也能。”

马原的徒弟吴瑶是位抽烟的女青年,当她戴上鸭舌帽端起相机,辨不出性别。相识九年,师生成了哥们儿。她在马原四海为家的时候替他看房子。她说,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小说,里面都有波浪线或折痕。

“有时候我师傅回来,我热烈地说,哪本小说里哪一段写得真好。他会斜着眼说,30年前我看到这段跟你一样激动。”

2000年,她在本科时上马原的阅读大师课,看到好几次马原流泪。

“有一次在课堂上讲梅里美的《马铁奥》。他是讲一段读一段,读到最后马铁奥一枪把儿子打死了,他站在讲台上,头越埋越低,声音也不对了,最后听出来是哭了。然后就看见他用袖子抹眼泪,说,谁读到这一页不流泪,真是狼心狗肺。

“又一次讲小仲马的《茶花女》,讲到阿尔芒回到玛格丽特身边,与她共度一夜,完了给了400法郎。玛格丽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他在讲台上一摔手,边做扔钱的动作边说:这就是你给的价钱!然后,抹眼泪。”

写小说的圈子里,许多人见过这个“大男人”说着说着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话是对的。但男人流泪也是一次绽放。你刚才说童稚童真,我可能还有,我到今天说话都会很唐突。小孩子说话都唐突,因为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写小说我讲究分寸,为人处世我分寸感其实并不好。

马原语速不快,遣词造句常常不流畅。当他仰起脑袋望向天花板或盯着某处的时候,是在为句子找一个准确的宾语,或落点。大部分时候,他说真心实意的话。吴瑶说:“许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说话已经不过脑子了。”

讲课扯出去的时候他会说,上海男人的假领头挂起来很像女人的文胸,北方男人看着很奇怪;偶尔也会露一截子私人往事,比方讲衣修伍德的《萨莉·鲍尔斯》时,替女性朋友肚子里须“爱人签字”才能做流产手术的结晶充当只管签字的临时爸爸,这样的事他也干过(小说里的“我”替萨莉排忧解难)。

他告诉“八○后”写作的苦:“伏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会一天十几个小时坐着,等到想去解手或吃饭,才发现浑身特别难受,因为保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僵了。”

他告诉同学们,时代变了,换频道了,写小说挣不了钱。出于挣钱——像前辈海明威、福克纳那样——他也写剧本、拍电影。挣钱最痛快的,是一天200来字,一首歌词,1万元。

经济上没有问题,可能我脑子比较好用。不瞒你说,正常工作的话,我一天挣的钱比别人一个月多。在码字为生的人群中,我算是过得比较好的。克里斯蒂说,杀人不难。我一直说,赚钱不难。只是我没用那么多时间去赚钱,够用就行。

2009年10月,马原推出了他在同济讲课所得的两本集子《小说密码》、《电影密码》。他觉得早年那本《阅读大师》更有价值。他以个人眼光梳理了一遍西方小说史,如果想要标准答案,书里没有。

比如他觉得金庸的小说,简陋;纪德的《窄门》,高级,几乎无法拆解——他第一次看完,被彻底打垮;借给余华,余华看完,浑身都在发抖。

他喜欢张承志的《黑骏马》,“把农牧民写得跟大咏叹调似的”,不喜欢《北方的河》,“太深刻了,看不进去”。

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人那里“没意思”,在汉学家顾彬那里“糟透了”,在马原那里,“是一部卓越的、举重若轻的书。一百年后如果只留下三部(中国)小说,不管另两部是什么,《废都》一定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写贪婪、写嫉妒、写恶毒、写吝啬都有杰作,《废都》是一本写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非常到位。更要紧的是,作者写得意了,忘记了深刻,把它写成了一部只有形态没有思想深度的书”。

在马原那里,一流小说,应该更重表,而非里——这是他个人对内涵、对深刻、对价值判断的反动;这是他今天作为一个“前小说家”,推崇大仲马和克里斯蒂的原因。

一个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还不够,还得探求他心里想了什么。这也是心理小说在19世纪后半叶流行的原因。我特别讨厌心理学,它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倒退。因为心理学出现而产生的文学样式都没站住。譬如意识流小说——人类读了几百上千年小说,突然发现小说没法读了。今天发生的许多事,让心理学家一分析,真是可笑透顶。比方在电视里比画,画几张图,你选这张是什么意思,选那张又是什么什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个人以为,除去弗洛伊德早期出于治疗的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心理学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骗术,它有点像克隆人,从自己的心出发去刻画别人的心,多么可鄙、可憎。

我强调小说的表,肯定有矫枉过正的倾向。但20世纪,人们开始大规模寻找意义,不管读什么,先求里。人类希望深刻这个愿望,造成作家们把小说做得越来越精致、复杂,掉进了一个追求深刻的泥淖。人们在小说里不满足于讲一个故事,不满足于它已经在那儿的意义,去寻找意义,去找来意义。

2009年11月,在上海寓所。这个家,代表马原的“中文系马老师”时代。拍摄者:张驰

马原在西藏。1983年,朋友裴庄欣为他画了这幅画。2005年,旅美画家裴庄欣想买回,马原说什么也不肯

但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着他的喜好在走。评论家吴亮说:“小说还剩下什么?最近几年的小说,就看得诺贝尔奖的(别的读得也不太多),很清楚,小说哲学化了,都是学问,或者说小说越来越知识化和异国情调,哗哗哗各种元素,特别渊博,或者装得非常渊博。不管是奈保尔还是艾柯,全一肚子他妈的学问,家里藏书都他妈的几万本。像纳博科夫这些已经比不过他们了,博尔赫斯再怎么博,都不如他们会编故事。另外一种是问题小说,写女性,写黑人,写一个族群。叙事和故事,已经完全被好莱坞拿去了。”

从好莱坞到张艺谋,渐渐地,人们先看电影再知道小说。当年,张艺谋订了十几种纯文学杂志,被陈村戏称为最忠实的小说读者,其实是小说已经在为影视打工。所以马原很早就说:小说已死。他也死过一回,作为一个小说家。

20世纪90年代初,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跑了八个多月(前后两年多),采访了120多位大陆作家、出版家,拍成了纪录片《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他对大部分人提了三个问题:怎么看待钱、房子,怎么写性。

说实话,回答让我挺失望的。文人一般都这样。我印象挺深的一个,当时的作家,如果去哪儿玩,一般都是笔会邀请,很少有自己掏钱去的。

你要我答这三个,那我说:我不愁钱。我有挺大的房子。性,每天都在需求、发生的,多重要的事呐。但在我受人关注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女人没有性。我后来也奇怪,怎么没写性呢?我当时关注的是物理变化,位移,转移,不是男女和日常。我记得李潮看了这些小说骂我:你玩得太漂亮了,但没汗味、没屁味、没人味,说我是“半仙之体”。

1988年,《收获》发了我的《死亡的诗意》,那个可以说是写性的。李潮看了特别激动,给我写信,说是名著诞生了。

1991年,我写过一个剧本,一个女孩跟三个男人精神上的暧昧关系。审查的人说,两个小时的戏,怎么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有关系?

性,劳伦斯写得不好,还不如中国古书里写得好,像《何典》,还有《济公活佛》(我看的还是木刻版),它写得跟日常特别接近。我当过知青我知道,性在老百姓那里是一个特别结实、特别昂扬、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反正说到的时候,兴致勃勃,脸上都能带出潮红来。我少年时接触到这些读本,觉得写得真是好,特别直接,酣畅淋漓。性,你把它日常化,把它当作生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就能写好。

王安忆《小城之恋》里写性写得好。她把人对于性、对于情感的那种无奈、疲倦,那种疲劳一再重复写出来了,以前没有小说家表现过性里有这个部分。

马原对写作环境很有点讲究:光线必须有光趋,而不是散射光,这样才能产生幻觉;纸是什么样的、墨水是什么颜色的,都关系到他的状态。摊开稿纸,他喜欢坐上一会儿,找到状态才动笔。从70年代初开始写,到90年代初基本停,一百多万字。

我和赵老屁在仔细寻找失败后决定打扰一下同屋的伙伴。我挨个儿搬动十三个已经远在睡乡的脑袋。

“哎,起来一下。”

“哎,起来一下。”

“哎,起来一下。”

……(重复十三次)

马原小说《错误》的片断。跟贾樟柯在《站台》里一遍遍让王宏伟被推倒在墙上手法相似,都可以拿来为“形式的先锋”做注脚。至于结构、人物设置、感觉的组合,评论家吴亮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当年很流行过一阵。

马原说,他从识字起,4岁,就开始读小说了。在他是孩子的时候,中国人写的小说大多有一个主题,有一个典型人物,然后是他的命运、生活、遭遇,能印成铅字的气味基本相似。“文革”后,西方翻译小说大量进来,马原和他的朋友们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他们在喝了点小酒后,会一遍遍相互拍打胳膊或者桌子:我这辈子,能写出一部就够了!

霍桑的《红字》,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城堡》《审判》,契诃夫的《草原》,格林的《布莱顿硬糖》,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从《小癞子》开始到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类的流浪汉小说……有一次,应邀推荐“最喜爱的小说”,马原一口气列了83种。它们像种子一样,埋在他身体里。

1982年2月号的《北方文学》刊发了两篇有分量的小说,头条是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讲瓦斯爆炸后的矿工;二条是马原的《海边也是一个世界》。这是他发的第一篇小说,一篇海明威式的男子汉小说。马原记得,那期刊物一时洛阳纸贵。

吴亮比较频繁地使用“先锋”这个词是在1988年。在他看来,先锋文学就像一个个箭头,射向当时中国固有的那个语言规范、描述方式、想象方式,它起的作用就是对写作、叙述、思维方式的解放。而且,那批人差不多是此起彼伏冒出来的。

那时候,除了勤恳的编译家,还有一批懂小说的编辑,像李小林、程永新、朱伟、看好稿子会流泪的《上海文学》编辑杨晓敏……有一次苏童喝得微醺,对程永新说,他就是希望到老,跟一摞自己写的书为伴。

马原也有一撂自己的书,也许还不够“等身”。他个人最喜欢的《零公里处》是第一部中篇,集中了他全部的入世经验。《冈底斯的诱惑》跳跃着写了三个小故事,来源于一个藏族的绝色美女,“她死了,我差一点看到她的天葬”。《虚构》是进了麻风村后回来写的。唯一的长篇《上下都很平坦》写知青生活,带有自传性质,写完感觉是“爽,少功利”。一部剧作《过了一百年》,写西藏佛教本教之争的两段传奇。

职业写家都渴望借上帝之手,灵魂出窍一次。苏童写完《妻妾成群》,让我们好生羡慕,好像他借了第三只眼,鬼使神差地把一群女子写得那么精准。李小林是女的,都夸它是《收获》那些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我大概有两次这样的鬼使神差,一次是《冈底斯的诱惑》,一次是《虚构》,都是在很奇怪的环境里写的。

1984年冬天,我本来是想去青城山,到了灌县,就是今天的都江堰,碰上鹅毛大雪,那个铺天盖地。老辈人说,打记事起就没见过。我哪儿也去不了,就窝在县委招待所胡思乱想。我披着被子,盘着腿,把枕头搁膝盖上,就这样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饿了出去吃点东西,然后在四周踏踏雪。那十几天都是这么过来的,最后写成三万多字。

《虚构》是在北京写的,全是夜里,六个还是九个通宵,我记不清了。实际上进麻风村也就那么两个小时,有人带着你,给你介绍点情况,你就听听,完了东看看西看看,就回来了。那些麻风病人也都没说话,像滑动的影子。冯丽(皮皮)跟我一块进去的,我每天写完一段她都看,看得惊悚,说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通常我是很会结构小说的,我从小玩这个,起承转合,但那次我竟忘了,所以就出来那么异常的一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就是时间没发生,给抹掉了。那里面有对话,是没有任何沟通的对话,写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因为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格林写过《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写的是麻风病人,法国有个叫莫利亚克的,也写过一个《给麻风病人的吻》,我觉得我写得比他们好——更接近真实。这种写作里面,真是有不可捉摸的力量,完全梦魇一样。

我知道我缺一些当一个好作家所必需的东西,像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热情和把握能力。我是个随意性很强的男人。但我往往可以几乎完美地还原、在假想中还原我的原始感受,那种感受通常是混沌的,我从来不去归纳。

马原说,写小说的人多半是因为爱上了自己亲手再造的第二种生活体验——在另一个世界里经历生命中所有的一切:生老病死、相遇别离、爱恨情仇,甚至更多。写了近30年,他记忆中有一部分甚至已被虚构悄悄替换了。有一阵,他跟朋友诉苦:什么都在写小说中经历过了,我现在连做爱都很形而上。

当年在西藏的家

当年的眼睛

马原是小说家中的技术至上论者,他更关注“怎么写”。他喜欢跟重方法技艺的同行在一起,谈论小说的构造、工艺及流程,提倡“拆破阅读”,拆穿结构的魔术,这可能跟他早年学机械制造专业有关。

80年代中期,莫言对马原说,去西藏是你一个幸运。7年西藏生活让他成为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脱胎换骨,带点神性,尽管他没学会一句藏语。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有神或无神论者,但他说自己确实迷信,信骨血,信宿命。在西藏那块有神性的土地上,马原说他领会了造物主的意志,即爱因斯坦说的“显示自然界和谐和秩序的那种阔大无边的力量”。他也是在那里弄懂了梳理和排列里的奥妙,悟到了蒙太奇和诡异哲学的理路。他见识了另一番天地,汲取了一直在寻找的那种能量。他在西藏赤膊踩着兽皮涂鸦墙壁的样子,今天再看,已是传奇。马原的“不写”,或许也跟离开那片土地有关。

终于承认跟博尔赫斯有较为深切的关联,是这几年的事。早些年,他宁肯绕开去谈胡安·鲁尔弗。

1986年有人问我,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博尔赫斯是谁?那是在装。年轻时自尊心强,被问这种总是很抵触。海明威、拉格洛夫、菲尔丁都影响过我,这些我都提到过,但我从来不提博尔赫斯。

我在看过《玫瑰街角的汉子》差不多两年后,写出了我第一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如果不是讲课,我不会再去读差不多已经忘光的《玫瑰街角的汉子》。重读之后,我发现两篇的人物关系、架构、发展都很像。我还写过一个很短的小说《康巴人营地》,那种杀人的不动声色、事先的预感,回头去看简直像在抄《玫瑰街角的汉子》。怪不得那么多人一点不客气地问我:请问博尔赫斯对你有什么影响?

如果记忆是个大口袋,那么博尔赫斯一定躲在某个褶皱里,我往里一看没看到,但他一直在那儿。就像1980年我看《萨莉·鲍尔斯》,1988年我写《低声呻吟》,里面两个女主角,萨莉和牛牛,非常像——我承认,一定是记忆在发酵。

博尔赫斯是诗人,也是哲学家,比我年长半个世纪。他是小说家中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我一直口口声声说不喜欢在小说里带进哲学,但事实上,在我早年写小说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过用博尔赫斯的方法去解决小说的美学——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叙事方法,可能是构思的链条。我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一开头就能看出博尔赫斯式的哲学意味。他对男人所做的定义,特别合我的心意。

但老实说,一定要拿我跟博尔赫斯扯上关系也是牵强的。因为我在写那些故事的时候,博尔赫斯离我很远,我们实际上是在各自不同的生活中汲取经验。

你刚才问我会不会再有一个马原,我不太确定。博尔赫斯曾经迷惑过我,他假想72岁的博尔赫斯跟27岁的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碰上了。想出这个命题的博尔赫斯了不起,但它只是个游戏。灵魂是有的,但不是以轮回的方式。如果真有来生,我当然还写小说,你想这是离上帝最近的工种之一了,多有快感啊!

“你为什么不写了?”

19年来马原被问了不下几百回,就像当年人们打探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每次的应答变成文字,定义出一个马原,一个永远的时代先锋:小说热的时候他在写小说,影视热的时候他在写剧本,房地产热的时候他盖房子去了。

“许多人不写了,张辛欣、刘索拉、徐星、洪峰都隐退了,干别的去了;先锋派也变调了,余华变了,格非也变了,有一些基本延续原有风格,像莫言、残雪。”程永新说,“写作是人生的长跑。对作家来说,除了才华,考验的是意志。”

王安忆是今天公认的马拉松选手,人们提到她的时候,既钦佩,又带点悲壮——换个方式说吧,大提琴家王健曾经告诉我:真正可以做到对名利无动于衷的,往往是女人。

然而,对于没有跑到底的选手,可不可以也换一种思维:哦,原来除了写小说,你还会点别的,而且干得也不坏。有谁规定一个人写出了像样的小说就得一辈子守着小说?整个时代都换台了,就他们非得坚守,像守着贞操一样?吴亮说,每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再写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都在选择——生活本来不就是这样的么?

选择,用马原旁观自己的话:“他不喜欢音乐,他宁愿夜里去八角街听狗叫,也不愿意坐在垫着软地毯的沙发里听贝多芬。他要是喜欢穿着新鞋去踩狗屎,随他去吧。”

在过去的九年里,吴瑶见证了马原在审美、设计、布局上的才能。“他设计的房间,看上去平平淡淡,但很奇怪,拍进照片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美。”

马原迷恋影像。讨论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我说我看过3遍,他立刻脖子一梗:“我看了20多遍!”他拆解《闻香识女人》剧本,简直像个外科医生。他能看出许多电影里的道道儿来,不一定就是真理,但决非人云亦云。

李零说知识分子在90年代“大势已去”,小说在90年代也“大势已去”。马原说,他上文学课的时候,底下好些学生在忙乎自己的事情,这让他很沮丧;而他开的电影课就很受欢迎。就在人们暗指他急功近利的时候,他还在跟洪峰互通那些讨论“写,还是不写”的信,真是“谁难受谁知道”。

这些先锋,在还是“业余”的时候,就已经相当“职业”了。马原说,很长时间里,持续的热爱和专注,使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对写作这一件事着迷,他的全部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事上。“80年代末,许多搞小说的人改行干别的去了,这个世界提供的可能性太多,不只有小说才更有干头,只是我有点执迷不悟。”

周围的人和事,变化得实在太快了。马原读到《数字化生存》的时候,被震住了。他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是离生活远了。影像时代,互联网世界,比特的出现,将那些缓慢古老的情怀远远甩在身后。他终于买了台电脑,替换掉手中的钢笔,左右手各伸出一根手指在键盘上笨拙地操练他的“一指禅”。

1997年初,在下了好几个来回的决心之后,马原躲在深圳写长篇。先锋应对媒体是一套说辞,私下里都在互相使鞭子:“哥们儿,你还得写,不写可惜了(li o)啊!”马原至今记得李小林对他的“可惜”。那一次,他早早定下的题目是《缘分的拉萨》。一蹲数月,困难异常。“写作对于我曾经是最拿手最有快感的行为,怎么现在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40岁上一个人大哭了一场之后,马原知道自己不再年轻了,他必须向平凡、世俗靠拢——工作要安逸,住房要宽敞,多挣些钱改善生活质量。他拍电视、办公司、跟生意场中各色人等打交道。他开始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直到深夜“晚安”。他的生活彻底变化了。有时他也问自己:那个写小说的马原,还会回来吗?

另一方面,这个体制没指望他们回来。它给不起他们一份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所谓的“一把钥匙,一个房间”。公众也只是以另一套标准,对他们“与时俱进”的谋生,或者比谋生更高些的要求,横挑鼻子竖挑眼。

苏童说,马原拍电影的时候瘦了几十斤,脸都是青的,掏心掏肺地对他说:“兄弟啊,以后再怎么好玩,也别玩这个!”

挣钱,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马原有个落地十斤的马大湾,法律上归他抚养。

大湾13岁的时候(之前先后在姥姥家、奶奶家长大),小学快毕业了。我突然意识到,再不抓紧他就长大了,我这个父亲就只是挂名的了。我生了他,得尽当父亲的责任,我不能总拿自己当孩子。这之前我一直是荡来荡去。我给自己定的是六年,就是他的中学时代,我得跟他在一起。这样,我就得安顿下来,所以当时急着找工作,最后找到了同济那份工。

这些年我有意培养的,是他的眼力,从视觉审美到价值观的。他穿衣服、配家具颜色不会错,看国家、城市、街道和那儿的人,都不会看错。现在他22了,超出色,1米94,英俊,在德国学数学,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就业,学习时间长一点儿,青春期也就延长了。他也不想一下子学那些马上能挣钱的专业,但我觉得他迟早要走艺术这条路。

即使哪天我不在了,他也毫无问题,他能面对任何事情。我打电话跟他说这事的时候,他在电话里一下就哭了。我说,儿子,哭归哭,哭完了咱们接着说。

我后来也告诉我妈了。前几天我回沈阳,她看我的眼光都那么愁苦,但又看我精气神儿特别高。我跟她说,真没什么事,事情可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从医院里逃出来那时候我就想,我只有一个一辈子,我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我不愿意死,活的乐趣我每天都在享受。在北京每天跟我老婆视频两次,看她抱着孩子在屋里走,孩子抓她头发什么的,这是我现在最大的享受。但要是死了,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说实在,现在每多活一天,我觉得都是赚的。看《培尔·金特》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没有培尔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和闪躲,我挺乐观。我就难过了一天,这一关就过去了。

当然最好满足几个条件,最好我妈看不见,你想她今年都80了;最好再画些画;手里的房地产项目能做起来,周围有些庄稼果树的。我一直想写两个人,林散之和毛泽东,估计没时间了。还想写本书(我问:《忏悔录》之类?),呵呵不是,《马大哈》,长篇,个人传记,像《培尔·金特》《阿甘正传》那种。我特别欣赏马大哈的境界。

吴瑶说,她目睹了马原这些年来的情感经历,每一次恋爱他都是扑心扑肝,百分百投入。如果某个黄昏他坐在那里唉声叹气,那一定是吵架了。他有时也会虚无,说“没意思”。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的每一天,都为爱活着。

什么是死?马原说,人人都欠上帝一条命。死,是归还。当那一刻真的来临,他早想好了,自己处理,跟上帝开个小玩笑——主动权别总掌握在他老人家手里。

“我只有一条命,我自己有些别的安排,行吗?”

采于上海、北京 写于2009年11—12月

附记:2012年8月,马原新作出版,一百万字的长篇《牛鬼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