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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二进宫”(1981—1982·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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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囚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份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煜,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牙医,只是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桌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盈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盈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入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造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地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上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面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象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扳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太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了四个扩音器,在收风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煞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国定”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国定”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风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风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50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风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风,走到放风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走相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页,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米,宽一点八米,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动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国民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3点前就起来了,6点50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9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曰“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为单位上,我虽不过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关李敖,却不敢草率从事。我报到那天上午,“法务部长”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为我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特别看过,表示满意。他又严格嘱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长严格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证,又叫流氓们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送进来(他们还以为我抽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舍主管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身份,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风,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屌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as deceivers,and yet true;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as unknown,and yet well known;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as dying,and behold,we live;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as sorrowful,yet always rejoicing;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as poor,yet making many rich;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having nothing,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子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囚,戴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头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出,

祸从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样。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样。

这种精细的感受,精炼的表达,我不相信别的诗人能达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诗人,可是笨蛋们都不相信。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净。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个得传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对双方都是解脱。你刚坐牢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来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后,他们不再好奇了,一个人到动物园看过斑马以后,可以十年无须再看斑马。所以那次来看你,不是来探望,而是来了清心愿,或来永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胆小的朋友中,是伤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没有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

在牢中术语,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作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出租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地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问。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做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笑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魏京生、刘青;也只能以“冶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多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投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2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爆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