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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第一部 血祭 第五章 初办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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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乱世须用重典

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布袍素巾、腰缠麻丝一身守制装束的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当夜,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都在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着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亲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这样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了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錱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錱,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疼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还是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憷,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做事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着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着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了一场更大的骚乱。

二、“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援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吗?”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瓒立即审讯。过了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上: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有联系者。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瓒,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瓒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件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瓒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现在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瓒:“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瓒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瓒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瓒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是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都委托黄廷瓒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瓒审查。黄廷瓒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瓒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瓒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瓒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胁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瓒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不对黄廷瓒的方案置以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瓒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瓒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瓒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瓒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瓒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瓒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瓒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的人。”

“是串子会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瓒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为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瓒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的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瓒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瓒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瓒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合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瓒浑身热血奔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瓒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瓒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界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大家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十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妪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三、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审案局的委员们过了半个月的安静日子后,忽然又报抓了一个勾结串子会谋反的人,此人还是个秀才。黄廷瓒知曾国藩最恨串子会,又见犯人是个有功名的人,怕做不得主,请曾国藩亲自审理。曾国藩说:“一个秀才有多大的功名,何况他身为黉门中人,竟串通会匪,更是罪加一等。”他略微翻了翻黄廷瓒送来的案卷,吩咐升堂。待犯人押上来,曾国藩将特制的惊堂木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厉声喝道:“林明光,你这个衣冠败类,快将如何与串子会匪首魏逵勾结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如实招来!”

两旁团丁扶着水火棍,凶神恶煞般地吆喝一声:“招!”

案桌下那个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秀才吓得叩头不止,连忙说:“大人明鉴,这完全是一桩诬陷案。学生是圣人门徒,岂肯与会匪往来,玷污清白。”

“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一脸杀气地问站在旁边的善化县平塘都团总郭家虎,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审案局来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头说:“现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国为证。”

“带熊秉国!”

熊秉国被带上堂来,也是个二十多岁、穿着大袖宽袍的读书人。熊秉国靠着林明光的身边跪下。曾国藩又将茶木条重重一拍,声色俱厉地问:“熊秉国,林明光如何勾结会匪,你须实事求是讲来,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话!”

“是。”熊秉国磕了一个头,神气十足地说,“这有串子会大龙头魏逵的令牌为证。”说着,从怀中抽出一支上红下黑约一寸宽、六寸长的竹牌,站起来,双手递给曾国藩,自己又跪在原地。曾国藩看那令牌正面写着“串子会大龙头魏逵”一行字,背面画着红、蓝、黑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与半个月前收到的恐吓信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心头火起,暗骂道:这串子会果然猖狂!于是绷着脸问:“这块牌子是从哪里得来的?”

熊秉国答:“今早从林明光的书房里搜得。”

曾国藩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熊秉国良久,猛然大声问:“熊秉国,你如何知道林家有串子会的令牌?”

熊秉国被曾国藩如电目光、如雷吼声吓得两腿发抖,全身冒出虚汗,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颜癞子告诉我的。”

“颜癞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曾国藩追问。

“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癞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做证。”

团丁带上颜癞子。曾国藩见此人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癞子,鼻勾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先讨厌。那颜癞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您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癞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您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癞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癞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您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您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癞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癞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您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癞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癞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癞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癞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爷给他放痧,醒过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受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决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做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何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嫌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您老别看熊秉国穿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癞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癞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逵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逵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会使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钩。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的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以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痈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吁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惟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之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对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大兴问罪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做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毓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做一番秘密查访。

四、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遵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錱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錱、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錱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錱、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錱、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过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霆,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有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两眼却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您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您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您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您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您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您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您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功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眉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不起师傅,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招呼鲍超。菊英爱鲍超仪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盘缠眼看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乜斜着酒店老板。

“不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鄙夷地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做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浑身解数都使出来。当即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眉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啦”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五、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对不起,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哪还提得!再提,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能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起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儿,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怎么回事?”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筸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筸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究竟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上馆子、下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揉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精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癞,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才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子的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关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何我!”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棵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更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正中,无情地折磨着穿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的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冷再热,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却迁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缘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致,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为其小妾过生,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遍。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您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读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击。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

六、大闹火宫殿

夏去秋来,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十四日这天,绿营兵士每人得了五百钱节礼,又通知十五日放假一天。外委把总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接到一份请帖:十五日下午在天心阁祭吊去年守城阵亡的将士,祭吊仪式结束后,鲍提督宴请。但藩库没有给大团三营团丁发一文节礼,包括曾国藩在内,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收到请帖。这是对团练的公然歧视!王錱、李续宾、曾国葆等人对这种露骨的不公平待遇气愤万分。曾国藩强压着满腔怒火,将王錱等人劝阻住,又想方设法凑了点钱,十四日晚上匆匆发给团丁,总算把大家的怨气暂时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