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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朵拉·邓肯自传》第十九章 未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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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柏林跳舞。跟平时一样,我跳舞时从不去注意观众——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代表全人类的神一样,但那晚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看我演出的一个人。我并没有刻意去看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意识到他的存在。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进了我的化妆室,而且面带愠色。

“你真了不起!”他赞叹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剽窃我的思想呢,你从哪儿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帘,我5岁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

“不!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理念!而你,正是我想象中的在这种布景前跳舞的人!你是我所有梦想的践行者。”

“可您是谁呀?”

于是,从他口中吐出了这样一句美妙的话:

“我是埃伦·特里的儿子。”

埃伦·特里,我心目最完美女人的典范,埃伦·特里……

“啊,请您一定得赏光到我们家吃晚饭。”毫无戒心的母亲说道,“既然你对伊莎朵拉的艺术那么感兴趣,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来到了我家。

他非常激动,向我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雄心壮志……

我饶有兴味地倾听。

可是,母亲和其他人觉得寡然无味,一个个都找借口睡觉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克雷格还在谈他的艺术,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讲着讲着,他突然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唉,真是太荒谬了!是我发现了你,创造了你。你是属于我的布景。”

埃伦·特里和儿子克雷格

克雷格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他美丽的母亲,他的五官看起来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精致。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却有些脂粉气,尤其是薄薄的嘴唇,显得很敏感。他儿时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发——埃伦·特里家的金发小孩——现在看起来有点发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目光坚定而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是娇柔的,只有一双手以及两个粗大的像猿猴一般的大拇指,才让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说那是杀人的拇指——“亲爱的,它们足以把你掐住。”

邓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戈登·克雷格,英国舞台设计师,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先驱

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任凭他将披肩披在我小巧的白色束腰裙外面。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飞奔下楼走到大街上。然后他就用标准的德语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几辆车都拒载,但最后我们还是雇到了一辆,于是我们到了波茨坦。黎明时分,我们在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小旅馆前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动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见我的母亲,便决定去找我一个叫埃尔西·德·布鲁盖尔的朋友。布鲁盖尔是波希米亚人,她体贴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准备了早餐——煎鸡蛋和咖啡,又让我在她的卧室里休息。我沉沉睡去,到傍晚才醒来。

之后克雷格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一座高楼的顶层,里面铺了黑色的打蜡地板,上面洒满了人造的玫瑰花瓣。

面对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我内心的爱情火焰猛然旺盛起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身体里潜伏了两年的渴望蓄势待发,现在突然一下子喷薄而出。在克雷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特质,我的情感能得到他的回应,我俩性情相通。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亲姐妹。”我甚至感到我们的爱情中蕴藏着乱伦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情人,我想,一般来说该是限于头部、肩膀或手臂吧,然后是他的衣着打扮。但是我一想起他,我头脑中便现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情景:他像一只挣脱茧壳束缚的蝴蝶一般,褪去外衣,露出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躯体,美得令我窒息。

也许,月亮女神最初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弥翁时,恩底弥翁想必也是这样身材高大、躯体洁白。海辛图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也都是这个样子。克雷格看起来不像是凡尘中的青年,更像是英国艺术家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仅迷住了我的双眼,还慑服了我整个身心。接下来,身体与身体贴在一起,紧紧相拥,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彼此契合。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个身躯,就像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所说的一样,两具身体共用一个灵魂。

这不是青年男女的交欢,而是一对孪生灵魂的结合。肉体的躯壳已随着心灵的陶醉而变化,世俗的狂热恋情已化为炽热的烈焰,缠绵交织,向着天堂飞升。

那种欢乐纯粹而完美。啊,为什么燃烧的灵魂没能找到一个出口,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我们地球的云层飞到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是那么年轻,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但他并不荒淫无度,懂得在爱欲泛滥之前抽身而退,把火热的激情转化成他的艺术灵感。

克雷格的工作室里没有床也没有摇椅,更没有饭吃。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拿钱。我在那里住了两周,到了吃饭时间,他就赊购一顿,让人送到房间。有人来送餐时,我就躲在阳台上,人走了才溜出来跟他一块儿吃。

可怜的母亲跑遍警察局和大使馆,四处打听,说她的女儿被坏蛋拐走了。我的失踪也急坏了我的经纪人。我失去了许多观众。有几家报纸故作聪明地刊登消息说我得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的住处。说实话,尽管我当时十分痴狂,但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所以我感到身心俱疲,而且只能吃熟食店那种快餐,出门也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怒不可遏:“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恨得要死。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虽然他从未积极地参与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但他的思想给人以启迪。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

他还是个有趣的伙伴,从早到晚精力充沛。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张开了翅膀。陪他在街上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1908年,克雷格为莫斯科剧院设计的《哈姆雷特》的布景

也许是因为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拿出纸笔,饱含激情地为德国现代建筑画速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激动万分。与他待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他时而欢喜异常,时而情绪布满阴霾,心情黯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越来越忧虑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每当他提到自己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多好啊,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啊。”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可是我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学校,它培养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人绘制完美的布景。”

这种争论总是以雷鸣般的吼叫开场,最后归于沉寂。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苏醒,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之后便夺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次我都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度过一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终于,我难以忍受了。

我能够激发这位天才,这是我的命运;我同时想保持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结果两败俱伤,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周的磨合之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苗头。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女人的艺术。

姐姐伊丽莎白邀请柏林市名流和贵族妇女为学校成立了董事会,她们听到我和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用责备的语气谴责我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她们不想再赞助一个校长道德败坏作风不良的学校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给我送信。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儿害怕,突然就哭了起来,然后把信扔在地上,抱着我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那些女人也是没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任你姐姐伊丽莎白的。”

对于舞蹈,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公开演讲。现在,我算是看清了这些贵妇的原则: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真是令人气愤。我在爱乐协会大厅专门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子的权利。

当然,人们会问:“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说出许多非婚出生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得声誉和财富。退一步讲,如果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因为发生争吵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呢?如果她假定他是个这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认为,忠诚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如果我不顾体力和健康而生下孩子,到头来,这个男人却依据法律说这个孩子属于他,甚至只允许我一周探望孩子三次,要是这样,我干脆就不去生这个孩子。

美国有一位很聪明的作家,他的情妇问他:“如果我们未婚生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将怎样看?”这位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我们就不在乎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如果选择了婚姻,就应该承担后果。

我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支持和反对声各半。最后反对的一半离开了大厅,支持我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妇女的权利和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有趣的讨论,这个讨论可比今天的妇女运动激进得多。

我还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而伊丽莎白则搬到了学校,母亲轮流跟我们住。从那时起,我的经历了贫穷和磨难的母亲,开始觉得生活无聊。这可能与她的爱尔兰血统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像承受贫穷那样面对富贵。她现在喜怒无常,经常闷闷不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自从我们离开美国后,她第一次想念祖国,开始想念祖国的一切。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饭店,问她想吃什么,而她总是说:“要点儿虾吧!”如果不是产虾的季节,她就会抱怨德国连虾都没有;如果碰巧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里的强多了。

伊莎朵拉在台上舞蹈

我认为,母亲性格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过惯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来,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一个个离她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到头来一无所有。我想,这是许多母亲特别是美国母亲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说要回美国老家,最后她真的回去了。

我一直挂念着格林瓦尔德别墅的学校和那40张小床。造化弄人。如果我早点遇到克雷格,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别墅,也不会有什么学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我就不会再去建学校。可是现在我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那也只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梦见身着发光长袍的埃伦·特里出现在我面前,正像她在《伊摩坚尼亚》中的打扮一样,她牵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用她特有美好声音对我说:“伊莎朵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她的到来,将给我带来欢乐和忧伤,生和死,带来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圣的使命充满我全身。我继续在舞台上跳舞,在学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弥翁相爱。

春天来了,我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年轻女人黑黑的卷发上都罩着一顶学生帽,令我惊异不已,而且,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行走,脸上满是幸福。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之所以参加这次巡回演出,是因为我的积蓄快花光了,无力再支撑学校。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送我回宾馆,她们看到我很兴奋,一路上又蹦又跳。我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可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体操的支持者。在我看来,瑞典的体操运动似乎是以静止不动的身体作为对象的,并没考虑到人体的能动性;而且它把肌肉发达作为一种目的,认为肌肉仅仅是机体的框架,未曾认识到它是从不停息的生长的源泉。瑞典体操是一套错误的身体素质教育体制,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把它当成充满了能量的能动体。

花园中跳舞的伊莎朵拉

在斯德哥尔摩,我邀请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来看我的舞蹈,我很景仰他。我给他在舞台上预留了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来。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水路回到了德国。在船上我大病一场,不想再做巡演了,这时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见任何人。

6月,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学校,突然特别想去海边。我首先去了荷兰的海牙,然后从那儿去了北海边上一个叫诺德威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租了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它的名字叫“玛利亚”。

对于生孩子,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以为生产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住的这幢别墅,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一百英里远。我又请了一位乡村医生。我无知地以为这位乡村医生经常给人接生,所以我还算比较满意。现在想来,她也只适合给农妇接生。

从诺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约有3千米的路程。在这里,我完全是独自生活。每天我都从诺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后走回来。我一直渴望亲近大海,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过着与世隔绝的桃源般的生活。在玛利亚别墅,我从6月一直住到8月。

同时,我同伊丽莎白频繁通信,她在我外出期间代我负责格林瓦尔德的学校。7月,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各种教学计划,还创编了包含500条内容的一套练习,这些练习会引导学生从最简单的舞蹈动作学起,一直到最复杂的。我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林瓦尔德学校学习,她来别墅陪我住了3周,常常在海边跳舞。

伊莎朵拉在柏林的别墅

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愿安宁,总是来去匆匆。可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我现在已有了孩子,她现在越来越能折腾。我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软了,脆弱了,延伸了,变形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神经越健全,大脑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这是大自然对人的可怕的报复。痛苦之余也有喜悦。我每天往返于诺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间的沙滩上,一边是波涛汹涌茫茫无际的大海,一边是高低起伏静谧荒凉的沙丘,风景并不悦人。海滩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风吹着,暴风来的时候,玛利亚别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风雨中飘摇。

我开始害怕与人接触。人们总爱窃窃私语,不懂得尊重孕妇。我曾看到一个独自沿街行走的孕妇,路人不但不尊重她,反而将她当做笑柄。

除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拒绝见任何来访之人。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我,给我带来书籍和杂志,还给我讲最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动态。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很崇敬她。他做事有条不紊,定期来看我,风雨无阻。除了他,我与大海为伴,只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能帮我排遣忧愁。那孩子在我腹中蠢蠢欲动了。

在海边散步时,我心情不定。有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为这个小生命而自豪;有时又因为满天的阴霾和汹涌的波涛弄得心情沉重,想象自己像一头困兽,拼命想逃出牢笼,可是又无法逃脱。我总是竭力去避免这种状态。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还是时时袭来,让我无法摆脱。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离我越来越远,母亲、克雷格都是如此。我对艺术的思考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时间如此的漫长难耐,就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阅我的人生历程,童年时光、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漫游、在艺术世界中寻宝,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遥远的序幕,只为静待我的孩子的出生。这是随便一个农妇都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所有远大抱负的最终指向!

母亲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这都是因为她荒谬的偏见,她认为应该先结婚再生子。可她也曾结过婚,后来发现婚姻难以忍受,又同她的丈夫离了婚,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进那个曾让她饱受创伤的陷阱呢?我一直反对婚姻,坚信婚姻是一种荒谬的、使人沦为奴隶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对艺术家)导致男女双方走向离婚的法庭和庸俗无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观点,那么就翻阅一下艺术家离婚的记录,以及最近十年美国报纸登载的离婚丑闻吧!虽然如此,我认为亲爱的公众还是热爱他们的艺术家,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8月,我请了一位看护,她叫玛丽·奇斯特,我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她善良、耐心而细致。她的到来让我感到欣慰。我开始感到害怕,便安慰自己女人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可这种想法丝毫不起作用。我的祖母生过8个孩子,母亲也生过4个孩子,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害怕,究竟在怕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8月渐远,9月到来了。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重,玛利亚别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将近一百级台阶。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时一想起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强烈的懊悔感就会猛然袭来。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体内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后在里面翻一个身。于是,我又喜上眉梢了,并且会想: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中的欢乐和奇迹的反应。

我原本漂亮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臃肿,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乳房不再小巧结实,而是变得又大又软还下垂;灵巧的双脚变得笨拙,脚踝也肿了起来;我的臀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的美丽身躯,以及我以往的抱负及美誉都离我远去,为此我痛苦而纠结。孕育一个生命对我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可是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所有这些痛苦就烟消云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在孤独中盼望黎明,常常辗转反侧,坐卧难安。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孩子在踢我,我便将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抚它。彻夜紧张的等待痛苦难耐。无数个这样的难熬的夜晚,因为母性的光辉,我都熬过来了。

有一天,以前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叫凯瑟琳)从巴黎来了,她说打算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这可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她很有吸引力,精力旺盛,活泼勇敢,后来嫁给了探险家斯科特船长。

有天下午,我俩在喝茶时,我感觉像被人猛捶了一下后腰,接着就是剧痛,仿佛有锥子扎进了脊椎,疼得要命。从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难就开始了,阵痛一浪跟着一浪袭来。人们常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害怕那种痛苦的,因为裁判所的折磨对于生孩子的痛楚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受尽折磨,那一阵阵的绞痛几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说这种痛苦不久就会忘记的,但我的真实体会是,只要一闭上眼就会听见我当时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与我的身体无关的东西围着我旋转。

有人认为女人必须承受这种折磨,这种观点实在是太残忍了。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无痛分娩应该早就实现了,但是却做不到,这真是一种罪过,就像医生不用麻醉药做手术一样不可原谅!一般的妇女得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经得起那种苦痛煎熬啊!

这种可怕的痛楚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医生拿出来一副大产钳,什么麻药也没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许除了被火车轧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与我受的罪相比了。如果不能设法让妇女完全解除毫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妇女运动”或“普选权运动”。我坚持认为,应该像其他手术一样,实现无痛分娩。

是什么愚蠢之极的迷信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人们习以为常,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这简直就和犯罪一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这么大罪。是的,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时,不会像我这么遭罪。但是,越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觉得这种痛苦可怕,越觉得不值得。即使是为了受过教育的妇女,也必须找到治愈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没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我们母女平安。也许有人认为,孩子是最大的回报。是的,我当时是高兴万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于操纵科学的人难以言说的自私自利和对痛苦的熟视无睹,使本来可以制止的残暴现象依然存在,无数的妇女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十分气愤。

啊,这可爱的孩子简直是一个奇迹,像丘比特一样可爱,蓝蓝的眼睛,棕色的卷发渐渐变得金黄。最神奇的是那张小嘴,找到乳房后,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咬住奶头,吸吮着汩汩涌出的乳汁。当婴儿咬住奶头,乳汁从乳房中不断涌出,这时,母性被唤醒,伟大的母爱在母亲心中升腾起来。

啊,女人,面对这样的奇迹,我们还奢望去当什么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博大的爱实在超越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嗷嗷啼哭着要找奶吃的时候,我紧张得要命。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呢?我的艺术、其他的艺术又在哪里?去他的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是超越了任何艺术的神。

刚开始的几周,我常常抱着婴儿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她入睡。有时看到她小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我觉得我接近了生命的奥秘,或许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这个新诞生的身体中的灵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满怀爱意地回望着我。爱,或许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我带着孩子和可爱的朋友玛丽·奇斯特回到了格林瓦尔德。学生们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兴。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克雷格想出一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意思是“爱尔兰的爱”。于是,我们就叫她“迪尔德丽”。

亚马逊女战士

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常常站在那尊亚马逊女英雄塑像前心生感慨,因为我和她一样,再也不能重现战场上往日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