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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叔本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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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暗示,就先暂时保持难以理解吧:现在我可要说一些很好理解的东西,亦即解释我们所有人如何能够通过叔本华来教育我们,以抗拒我们的时代——因为我们有通过叔本华以真正认识这一时代的优势。也就是说,假设这是一个优势!不管怎么样,再过几个世纪以后,这优势就是不再可能的了。人们很快就会厌倦了阅读以及那些作者;学者们在将来的某一天,也会想到要立下遗嘱,并指示他们的遗体要放在群书中间,尤其是要放在他们自己写的书中间火化掉——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好笑。如果森林真的不断在减少,那是否在将来的某一天,图书馆会作木头、麦秆和灌木之用?大部分的书籍都是出自头脑中的烟和雾,那它们就理应重回烟和雾中去。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火焰在其中,那就让火焰惩罚它们吧。因此,稍后的世纪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时代视为“黑暗的世纪”,因为这时代出的书能把炉子烧得最热和最久。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这一时代,那是多么的幸运啊。也就是说,如果关注和研究自己的时代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尽可能彻底研究它,对此不再遗留任何的疑惑,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幸运的好事。而这正是叔本华为我们做的。

当然,如果经过探究,发现像我们这样高傲和这样充满希望的时代,在过去还从来不曾有过,那就是百倍的幸运了。现在此刻,在地球的某一角落,例如在德国,的确还有着天真幼稚的人随时准备着相信,并且还非常认真地谈论着:自从好几年前[1],世界就已改好了;对存在或许有过的怀疑和阴暗看法,已被“事实”驳斥。这是因为对于这些人,情况是这样的:新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基础,就是对所有“悲观”哲学的决定性和毁灭性的一击,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谁想要回答这一问题,即“作为教育家的哲学家,在我们这一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他就必须回应上述那流传甚广(尤其是在大学)的观点;他甚至要这样回答:这样恶心的、为时代献媚的恭维话,由所谓的值得尊敬的思想精英反复说出来,简直就是羞耻。这也是一个证明:证明了人们一点都不再感觉到哲学的严肃与报纸的严肃,两者原来还差那么远。这些人已经不仅失去了仅剩的一点点哲学思想,而且也失去了仅剩的宗教思维。换来的,并不是诸如乐观主义那样的东西,而是报纸新闻文体,是每天的、日报式的精神或说缺乏精神。相信存在的问题会经由一桩政治事件而转移或者解决——这样的哲学,是滑稽的伪哲学。自古以来,很多国家都建立了起来,那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一次政治改革,又如何足以让人们从此变成地球上的快乐居民?但如果有人真心相信这是可能的,那他就要报上名来,因为他确实够格成为德国大学的一个哲学教授了,就像柏林的哈默斯(Harms)、波恩的约尔根·梅耶尔(Juergen Meyer)和慕尼黑的卡列尔(Carriere)[2]。

在此,我们所经历的,是最近在各个屋顶用大喇叭宣传的理论留下的后遗症。此理论宣讲国家就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对于一个人来说,并没有某种比服务国家还要高的义务。在此理论中,我认出的不仅是倒退回异教徒信仰,而且还倒退回愚昧中去。有可能的是,把服务国家视为最高义务的这样一个人,的确也就无法认识其他更高级的义务。但在那另一边,却还有一些人和义务,而其中的一个义务,在我看来起码是高于对国家的服务——那义务要求我们歼灭任何形式的愚昧,也包括这正在说的愚昧。正因为这样,我在此关注的是目的已经超越了国家福祉的人,是哲学家,并且我关注他们的,只是在那与国家福祉几乎无关的一方世界,亦即在文化的方面。那些相互交织而组成了人类社会的圈圈,一些是黄金做的,其他的则是黄铜。

那哲学家又是怎样看我们这时代的文化呢?当然是与哲学教授们很不一样,因为哲学教授们对国家是深感满意的。当哲学家想到生活中那普遍的匆匆忙忙和迫不及待,想到人们不再静观,也不再朴素,他几乎看到了文化遭受灭绝和根除的症状。宗教的积水已经退去了,留下的是一片片沼泽地和池塘;民族、国家之间充满仇恨地再度各自分离,并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那不受任何制约的科学,以盲目、放任自流的方式发展,正在动摇和击碎了所有之前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受过教育的阶层和国家,被那可鄙的金钱经济大潮冲垮了。这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不曾如此缺乏爱和善良。学者阶层不再是在这躁动不安的世俗化中的灯塔和避难所,他们本身每天都变得越加不安,越加缺乏思想和缺乏爱意。所有一切,包括现代艺术和科学,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野蛮铺平道路。受过教育者蜕变为教育的最大敌人,因为对现已普遍的病态,他们采取讳疾忌医的态度,妨碍了医者的救治。人们一旦说起他们的虚弱,并抗拒他们那些有害的谎言,他们就恼羞成怒。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巴不得让人们相信他们的世纪,已经超越了所有以往的世纪;言谈之间,尽是一副硬装出来的兴高采烈。看着他们那种假装快活和幸福,有时候会让人感觉揪心,因为他们的幸福完全让人无法理解。人们甚至不想问他们,就像坦海塞问彼特洛夫[3]那样:“你这可怜人,你到底又享受了些什么呢?”因为,唉,我们自己心知肚明,知道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是头顶冬天,住在高山之上,既危险又窘迫。每一个快乐都是短暂的,每一束阳光都是苍白的:它只是蹑手蹑脚地轻撒在白雪山上的我们。音乐声响了,一个老头摇起那手动风琴,跳舞者转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流浪者被触动了:举目尽是那样荒凉,那样封闭,那样缺少色彩,那样毫无希望,而现在在这里面竟响起了欢乐之声!那没有头脑的、喧闹刺耳的欢乐声!但傍晚的雾色渐浓,喧闹声音逐渐减弱了,流浪者的脚步嚓嚓作响,极目所见,除了大自然的荒凉和残酷面貌以外,别无其他。

如果只强调现代生活图像那缺乏力度的线条和呆滞的色彩就是片面的,图像的另一面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让我们更加宽心,只会使我们更加不安。当然,那里存在着力量,并且是非比一般的力量,却又是野蛮的、原初的和全然没有怜悯之情的力量。人们忐忑不安,夹杂着期待地看着这些,就犹如盯看着巫婆厨房里的烧锅:那里随时都会闪烁、发亮,迸出些可怕的景象。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准备好了迎接天翻地覆的改变;如果最近有人试图以所谓民族国家的根本力量来反对、消解或者引爆当代人最深切的愿望,那在一段长时间里,只会徒增已是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一些人表现得就好像他们对这些忧虑和惊恐一无所知。但这不会迷惑我们,他们的不安已经表明他们对此了解得多么清楚。他们思考得很匆忙,也只唯独想着自己——这还真是前无古人。他们只为他们的时代而建设和耕种,那对幸福的追逐从来没有这么厉害,就好像今天和明天再逮不住猎物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我们生活在原子和原子混乱的时代。在中世纪,敌对的势力会经由教会控制在一起,并通过教会所发挥的强制力量,把各方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同化。当这种纽带扯断了以后,强制力量就松弛下来了,各个势力就相互为敌。宗教改革宣布了很多事情为“无关宏旨”,很多的领域不再由宗教的想法而定夺。这是宗教为能生存下去而付出的代价,正如基督教在面对更有宗教味的古代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付出了相似的代价。自那以后,分裂不断在蔓延。现在,这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一切,都由那最粗野和最邪恶的力量,由眼里只有自己的赚钱生意人和军事的独裁者控制。国家在后者的手中,当然会尽力重新组织所有的敌对势力,成为一统这些势力的纽带和管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想要得到这些势力以前曾经给予教会的那种盲目崇拜。那收效怎样呢?我们还要走着瞧。不管怎么样,我们甚至现在还仍然处于中世纪的冰河流中:冰河融化了,并以毁灭性的强力奔流着。冰块上面堆积着冰块,河岸已被淹没,崩溃就在旦夕。革命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甚至那将是一种原子爆发的革命。但那组成人类社会的最小不可分的构成材料,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期即将到来的时候,与真的处于社会崩溃的混乱漩涡之中相比,可以说人性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恐慌地等待和贪婪地利用着每一分钟,诱出了灵魂中所有的怯懦、卑鄙和自私的素质;而真正的困厄时期,尤其是普遍的巨大困厄时期,却通常让人们变得更好和更加热心。在我们这样的危险时期,谁将会奉献自己,成为人性的守护者?成为保护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不同种族所逐渐积累起来的神庙珍宝的骑士?谁将树立起“人之形象”,而其他的所有人,则只是在内心里感受着自私的蛀虫和可鄙的诚惶诚恐,并从“人之形象”堕落为动物或者机械人?

有三种人的形象是我们新时代先后树立起来的,这三种形象也被凡夫拿来,在一段长时间里成为焕发、美化或者神化自己一生的原动力。这就是“卢梭[4]式的人”、“歌德式的人”和“叔本华式的人”。第一种人的形象甚具火力,也最能对大众发挥作用。第二种人的形象则只给为数不多的人而设,亦即只适合于那些格调庄重、宏大的观照者;这些是受大众误解的人。第三种人的形象则要求那些最积极行动的人也成为自己的观照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可以放心无害地看视这一形象,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所要求的,会累坏那些静观默想者,也会吓倒大众。卢梭式的人自有一种力量,曾经鼓动起猛烈的革命,并且仍然如此,因为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震动中,总是卢梭式的人在那里作鼓动。就像被压在了埃特纳火山之下的风暴之神堤丰[5]在咆哮。他受着傲慢的特权阶层和为富不仁者的压迫和剥削,受到教士们和劣质教育的坑害,还有就是因为那可笑的世俗风气,他在自己的眼里也觉得羞耻。这样,处于困境中的他就向“神圣大自然”发出呼喊。他也突然感觉到大自然是那样远离自己,就像那某个伊壁鸠鲁[6]的神灵一样。他的祈祷无法上达,他是那样深陷于非自然的混乱之中。他嘲弄地把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装饰从他那里扔走——而在这之前不久,这些饰物在他的眼中还显得至为人性;还有就是他那些艺术和科学,那精美细致生活的种种好处,也一并被扔掉。他把拳头砸在四壁的墙上——在四壁围墙里的昏暗中,他就是这样退化和堕落的。他要求光明、太阳、森林和山崖。他在喊着“只有大自然才是好的,只有自然的人才是具人性者”的时候,他鄙视自己,渴望超越自己。在这样的心境中,他的灵魂也已经随时要做出可怕的决定,但他那内在深处最高贵的和最稀有的东西也一并被呼唤出来了。

歌德式的人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威胁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歌德式的人甚至是一种矫正和镇静剂——对那受到危险刺激、亢奋起来的卢梭式的人而言。歌德在年轻的时候,全副身心信仰美好大自然的福音。他的浮士德就是卢梭式的人至高和至大胆的写照,起码在其刻画浮士德对生活那极度饥渴、不满和渴求,浮士德与心之魔鬼交往等方面是这样。但大家看看,集结起来的那些乌云,最终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不是电闪雷鸣!在此正向我们展示了人的一个新形象——歌德式的人。人们会以为,浮士德将会过上到处受压的生活,因为他是无法获得满足的起义者和解放者,是从善良、好意出发的一股否定力量,是颠覆性的宗教和魔鬼天才。这与他那完全没有魔性的同伴相映成趣,虽然他已经无法摆脱此同伴,对这同伴恶意的怀疑和反对,他只能是既利用又鄙视。这就是一切造反者和解放者的悲剧命运。但如果我们对这类人有所期待的话,那我们就错了:歌德式的人与卢梭式的人,就在此分道扬镳,因为歌德式的人憎恨暴力和激进,这就意味着憎恨行动起来、做出事情。这样一来,浮士德从世界的解放者就恍惚变成了世界的旅游者。生活和大自然的所有王国,所有的以往,所有的艺术、神话,所有的科学,都看着那永不满足的观照者匆匆掠过;那最深切的欲望被刺激了起来,也得到了平复,就算是海伦[7]也不能留住他稍长一点的时间。而他那在一旁嘲笑着的同伴,暗中等候的时分也要到了。在这地球上的某一地点,他的飞行就要结束,翅膀掉落了下来,墨菲斯托已经等待多时了。一旦德国人停止成为浮士德,那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无过于成为菲利斯丁人[8]和投入魔鬼的怀抱。也只有上天的力量才能解救他。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歌德式的人是格调高雅的观照者。也只有这样,他才不会在这世上受煎熬,亦即把所有过去有过的、现在仍有的一切伟大的和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东西,都收集给他作为营养。他就是这样地生活,虽然那也只是不断从一个欲求到另一个欲求。歌德式的人并不是一个行动者。相反,如果他一旦在由行动者组成的现行秩序中占据某一位置,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歌德充满热情参与舞台就是一个例子。但最关键的是,不会推翻任何的秩序。歌德式的人是保守、维护、循规蹈矩、容易相处的力量;但他遭遇的危险,正如上述就是堕落为菲利斯丁人,就像卢梭式的人可以成为喀提林[9]式的阴谋家、叛徒一样。歌德式的人能再多一些肌肉力量和天然的野性,那这种人的所有优点就会更加突出。歌德似乎意识到他自己那种人的危险和弱点所在,他借雅诺斯给威廉·迈斯特的话中点了出来:“您恼火和尖锐,这很好;但如果您能够愤怒爆发,只是那么的一次,那就更好了。”[10]

因此,坦白地说,愤怒爆发有其需要,这样才会让事情变得好些。在这方面,叔本华式的人就能够给予我们勇气。叔本华式的人把保持诚实的痛苦,自愿地背负起来,而这些痛苦,帮助他抑制自我的意欲,并为自己的脱胎换骨做准备——而生活的真正意义,正是要把我们引往这一方向。对别人来说,叔本华的那种直言真实,看上去似乎是心肠歹毒的表现,因为人们把遮掩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以及为其开脱的借口,视为人性的责任,而破坏了这幼稚把戏的人,就肯定是恶毒之人。人们就会尝试着向这样的人吼出浮士德对墨菲斯托说过的话:“那么,你就是要伸出冰冷的魔鬼拳头,对抗那有益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11]而谁要是愿意过上叔本华式的生活,那看上去就更像是墨菲斯托,而不是浮士德——对于现代的那些弱视眼睛而言。并且,这些弱视者,任何的否定话语,永远都会被视为恶毒的标志。但有一种否定和破坏,其实正是强烈渴望神圣和解救的流露,而作为这方面的首位哲学导师,叔本华就出现在我们这亵渎神圣和真正世俗化的人群中。所有的存在,如果能够被否定的话,那也就值得被否定了。保持诚实,就是相信某种存在是无法被否定的,这存在本身是真实的,没有谎言的。所以,诚实的人感觉到自己的行事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那需要一种别样的、更高一级的生命(生活)法则才可以解释;在最深的意义上是肯定性的——尽管他所做的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就是破坏和打碎目前这一生活的法则。虽然叔本华式的人,其所作所为必然引致持续不断的痛苦,但是,他知道爱克哈特大师[12]也知道的这一点:“能够最快把你带至完美境界的坐骑,就是痛苦。”我认为,每个人只要有这样的生活方向,那他的心就必然扩大,就会产生炽热的愿望,要成为这样的叔本华式的人,亦即对于自身和自身的福祉,有着某种奇特的泰然自若;其认知,则是一团强烈的、吞噬的火焰,与那些所谓科学人的冰冷和可鄙的中性格格不入;其观察和思考,远远超越了只是怏怏不乐和阴郁发脾气;把自己永远作为第一份祭品献给所认识到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诚实所必然带来的痛苦。确实,由于他的勇敢无畏,他葬送了自己的尘世幸福;他必然地成为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敌人,成为了他所成长其中的机构、制度的对头;他不可以宽容和体谅人或事——尽管对其受伤,他也心怀恻隐;他将受到误解,并长期被视为他所憎恶的力量的同盟;他争取正义的所有努力,以常人的认识眼光看来,似乎必然是有失公正。但是,他应该以他的伟大老师叔本华说过的话,劝告和安慰自己:“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所能达到的,顶多就是英雄般的一生。”这样的一生,也就属于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为了所有人的好处而与超强的困难搏斗;到最后,是取得胜利了,但却只得到一点点,甚至完全没有得到回报。在这结局时刻,他就像戈齐剧中的王子[13]:他已经石化了,但仍保持着高贵的姿势和神态。关于他的记忆会保留下来,人们会怀念他这个英雄;他的意志(意欲)在其整个一生中饱受挫折和屈辱,而最终在涅槃中熄灭,因为他的不懈努力和勤勉,换来的是甚微的成效和世人的毫不领情、毫无感恩。这样英雄般的一生,连带其承受的屈辱,却当然与大众心目中可怜的想当然很不吻合——但这些大众,却对他的一生议论最多,也举行庆典缅怀伟大的人物,并误以为伟大的人物之所以是伟大的人物,就与大众之所以是微小人物,原因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那些伟大人物,要么是由于仿佛得到了上天的馈赠,以应用这一馈赠为乐趣;要么就是由于某一类似于机械的作用,伟大的人物是身不由己地盲目听命于那内在的冲动。这样的话,那些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上天馈赠的人,或者那些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冲动的人,也就有了成为微小人物的权利,一如那些伟大人物成为伟大人物一样。但受馈赠和受冲动,都是可鄙的字眼,人们以此意图逃离内在的提醒和督促;并且,这也是对每一个倾听此提醒和督促声音的人的一种侮辱,亦即对伟大人物的侮辱;因为恰恰是这样的伟大人物,是最不会受“馈赠”或者随“冲动”而动;因为这样的人与其他每一个小人物都同样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让生活轻松自在,那高床软枕在躺下、在伸展身体的时候,又会是多么的柔顺舒服——如果一个人是以习俗和彬彬有礼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对待其同类的话,因为人类的所有秩序和制度,其设立和安排,毕竟都是为了持续分散和岔开人们的思维,让人们不会感受到生活。那为何他要如此强烈地反其道而行之,亦即就是要感受这一生活,意思就是要感受到生活的苦痛?因为他看出人们希望他欺骗自己,人们达成了某种默契,要偷偷地把他从他那洞里弄走。这样,他就打起精神,竖起耳朵,下定决心“我要坚持我自己!”这可是一个可怕的决定,他也只是慢慢明白到了这一点。因为现在他就要下潜到存在的深处,嘴里念叨着的是一连串并不寻常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要从生活中学到什么样的道理?我是如何成为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人?为何我会作为这样的人而受苦?他折磨着自己,而举目看过去,却没有人是这样自我折磨。相反,他的同类,对政治舞台上上演的魔幻般的一切,狂热地伸出双手;或者,他们就戴着一百多副面具,在那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那些面具当中,有青年人的、成年人的,有老者、父亲、市民、教士、官员、商人,等等,等等。这些人一心一意共同上演喜剧,而完全不曾关注自己的自身。对于这样的问题:“你活着是为了什么?”他们很快就骄傲地回答:“要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或者学者,或者政治家。”但他们却是某样东西,是某样永远不可能变成另外别的东西。那他们为何恰恰就是要成为上述那些东西呢?谁要是把自己的一生视为某一种族,或者某一国家,或者某一科学在变换中的某一节点,因此也就完全是在那不断变换的历史当中的某一节点,谁要是愿意牢牢地属于历史,那他就不曾明白存在教给他的一课,那他就必须重新学习。这种永恒的持续演变,是一出骗人的木偶戏——目迷于此的话,就会忘记了自身。这手法就是把个体四散八方,是时间这个大孩子在我们面前玩,并且是与我们一起玩的、永无完结的无聊和胡闹游戏。上述那种保持诚实的英雄气概,其实就是到了某一天,我们停止成为时间的玩具。在持续变换的过程中,一切都是空的、欺骗性的、乏味的和招致我们鄙视的。人们所应解决的谜,也只能在存在中解决,在某种只能这样而不会是别的存在中解决,在某样永恒和不会消失之中解决。现在他开始检视自己与那持续变换、自己与那存在,到底纠缠得有多深。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就摆在了他的灵魂的面前:把所有持续变换的破坏掉,把事物所有虚假的一面暴露出来。并且,他愿意认识所有的一切,但那愿意却与歌德式的人有别。他并不像歌德式的人那样,只是顺从自己那高雅的柔性,目的是保护自己,只纵情和流连于这大千世界。不,他自己本身就是他带来的第一份祭品。英雄的人物鄙视其自身的安逸或者窘困,鄙视自身的美德和罪恶,鄙视把他的自身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他对自己不再抱有希望,只愿意对所有事物一究到底,不抱任何希望地直达根子。他的力量就在于他忘掉自身;如果他想到自身的话,那他只是在量度他的自身与他那高高的目标之间的距离而已,并且,在他的身后和身下,他看见的就好像是不起眼的废渣堆。以前的思想家全力以赴去寻找幸福和真理,但大自然的邪恶定律却说:一个人是不会找到他必须找到的东西的。但谁要是在所有的一切中都寻找那不真的东西,并且心甘情愿地与不幸交往和结伴,那他或许就有可能获得某种别样的奇妙醒悟;他接近了某种无以言表的东西,什么“幸福”啊,“真理”的,也只是这东西的仿制品,供膜拜之用而已;大地也失去了它的地心吸力,大地上的事件和力量变得如梦如幻,就像在夏日的黄昏,景色慢慢变得优美。观者就好像刚刚开始醒来,那些袅绕着他的,就好像只是飘忽之梦的云雾。这些将会烟消云散,然后就是天亮了。

注释

[1]德意志第二帝国在1871年成立。——译者注

[2]三位是当时德国大学的哲学教授。——译者注

[3]参见瓦格纳的《坦海塞》第二幕。——原注

[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译者注

[5]堤丰(Typhon),希腊神话中该亚(大地)和塔耳塔洛斯(地下世界的)最小的儿子。在神话中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魔鬼,长着100个龙头。宙斯把他打败并投入冥界。——译者注

[6]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注重单纯快乐、友谊和隐居的伦理哲学创始人。——译者注

[7]海伦(Helen),希腊传说中最美丽的女人,特洛伊战争的间接起因。——译者注

[8]即没有精神需求的人——译者注

[9]喀提林(Catiline,前108—前1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曾试图推翻西塞罗任执政官的共和制,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10]参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译者注

[11]参见歌德著《浮士德》第一部。——译者注

[12]爱克哈特(Meister Johannes Eckhart,1260—1327),法国神秘主义哲学家、神学家。——译者注

[13]即《变成牡鹿的国王》。戈齐(Carlo Conte Gozzi,1720—1806),意大利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