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生命的最后两年具有某种终曲的意味。为出版而整理自己著作的任务虽未完成,但现在已然完结了——至少对他来说。此时他已接受了这件事:他的书——20年里位于他生活中心的那项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出版。编辑、照管它在他身后出版的任务交到了别人手里。在其他方面,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来他也从未如此依赖别人。他没有收入,没有自己的家,对于从前渴望的独居和极端的独立,也没什么感觉了。他的最后两年是这样度过的:住在朋友和弟子那儿做客——伊萨卡的马尔科姆那儿,剑桥的冯·赖特那儿,牛津的伊丽莎白·安斯康姆那儿。
但是,与别人合住的动机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真正说来其实并无这么做的经济需要:他先前告诉过马尔科姆,他用剑桥的薪水存了足够的钱,可以再维持两年。与别人合住的需要,部分是感情上的,部分是身体上的(他病得愈来愈重,需要照顾),也部分是智性上的。只要活着,他希望作为哲学家而活着,虽然现在感觉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独居和写作,但他确实感觉自己能讨论哲学。于是我们发现,他的哲学思考的刺激在比以往大得多的程度上来自于别人的思想和问题。他最后两年里写的文稿,尽管很自然地在许多方面同《哲学研究》一脉相承,但在另一方面又与《哲学研究》截然不同:更多地指向对别人问题的解决。它具有一种他早先归之于自己所有工作的性质——澄清别人的工作——也比他的其他写作更有意识地以有用为目的。仿佛是,他希望回报主人的款待,用最珍视的财产——他的哲学天赋——帮助他们。
动身去美国前,跟马尔科姆通信时维特根斯坦一次次回到这个问题:他去伊萨卡在哲学上对马尔科姆有没有用。“我的心智累了、陈腐了,”4月份他写道,“我觉得,如果有人到这儿来跟我讨论哲学,我就能讨论,但我自个不能对之保持专注。”两个月后他写道:“我知道,即便我彻底迟钝了、傻了,你也会款待我,但我不想自己只是你房子里的累赘。我希望觉得自己起码能给一点什么,以便回报如此的善意。”
1949年7月21日,他乘“玛丽女皇号”启航横渡大西洋。“我的贫血症跟治好了一样,”动身前他写道,坚持说马尔科姆没必要到码头接他,“也许和电影里一样,我会寻见一位船上邂逅的、帮我忙的美丽女孩。”尽管如此,马尔科姆还是到那儿接他,吃惊地发现他看上去健康强壮,“大步走下舷梯,背着个背包,一只手拿着一个重箱子,一只手拿着手杖”。
起码在某些方面,马尔科姆发现他是个要求不高的客人。他坚持每顿饭都吃面包和奶酪,声称不在乎吃什么,只要食物总是雷同。
马尔科姆一家住在伊萨卡周围的居民区边缘,就在卡尤加高地的边界外,维特根斯坦常常到邻近的乡间长途散步。他对那一地区的陌生植被很有兴趣。马尔科姆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斯图亚特·布朗记得,至少有一次,这种陌生导致了吃惊的猜疑:
通常我让他搭车他是拒绝的。但是一天下午开始下雨了,我停下车,提出带他回马尔科姆家。他感激地接受了,他一进车就要我为他辨认他采的一种植物的心皮。“马利筋”[284],我告诉他,指出这种草由之而得名的白色汁液。他就要我描述这种植物的花。我很差劲地没做到,最后我在一片有花长成的地旁停下车,出去为他采了更多的花草,有些带着花,有些带种子。他惊异地看着,从花到心皮,从心皮到花。突然他把它们揉成一团,扔在车的地板上踩烂。“不可能!”他说。
布朗是维特根斯坦与之进行讨论的一群康奈尔哲学家里的一个。其他人包括马克斯·布兰克、威利斯·窦内、约翰·尼尔森和奥伊兹·鲍斯玛。用维特根斯坦写给罗伊·弗拉克的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我正在这儿干我的老本行”[285]。他说自己经常想起弗拉克——“尤其因为我以前常想,也许我要去盖斯医院或某个类似的地方捡起我的老本行,而现在我是个这么老的残废,我不可能做过去在药房实验室做的工作。”对马尔科姆,他也表达了对自己在余下的生命里该干什么的焦虑:“若一个人在世界里只有一样东西——即某种天赋——那么当他开始失去那种天赋时他该去做什么呢?”
同时,康奈尔对那一天赋有着丰富的需要和欣赏。维特根斯坦和马尔科姆一起出席了数目惊人的研究班和讨论会。他与布朗、鲍斯玛和布兰克定期会面,讨论各种各样的哲学话题;他和窦内开了研究班,一起读《逻辑哲学论》;他和鲍斯玛会面,讨论弗雷格的“论意义和指称”。他也与尼尔森和窦内讨论过一个关于记忆的问题;回忆那个场面时,尼尔森说它“很可能是我曾度过的在哲学上最费力的两小时”:
他拷问时毫不松懈地刺探推挤,我感到自己的头仿佛就要爆炸了……他不给丝毫宽限——话题变得困难时丝毫不闪避。讨论结束时我绝对精疲力竭了。
尼尔森的反应是典型的。虽然这些会面的话题通常由他人提出,但讨论一律由维特根斯坦主宰;他要求参与者具有的那种投入和严格的专注,其程度是他们不习惯的。在一次这样的讨论后,鲍斯玛问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夜晚会不会夺去他的睡眠。他说不会。“但接着,”鲍斯玛回忆:
……他加上一句——带着全部的严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类境地下的微笑:“不会,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会发疯。”
马尔科姆之外,维特根斯坦与之共度最多时间的人是鲍斯玛。在鲍斯玛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他认为讨论伙伴必须具备的那种严肃品性。与其他人不同,鲍斯玛和维特根斯坦年纪相仿。他曾是马尔科姆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导师,鼓励几个学生到剑桥跟随G.E.摩尔学习,马尔科姆是其中之一。鲍斯玛自己深受摩尔工作的影响,在摩尔拒斥观念论的冲击之下,放弃了自己早先的黑格尔主义。后来,通过另一个学生艾丽丝·安布罗斯,他见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蓝皮书》,对之作了细致研究。
在马尔科姆的房子里与其他人一道会过几次后,维特根斯坦安排和鲍斯玛单独见面。上文引用的谈话正是发生在那时。起初,维特根斯坦去见鲍斯玛是想问,他是否认为他们的讨论有“任何好处”——鲍斯玛从中得到了什么吗?“我是个很虚荣的人,”他告诉鲍斯玛,“那讨论并不好。就智性而言也许是好的,但那不是要点……我的虚荣,我的虚荣。”他对鲍斯玛谈了自己辞去剑桥职位的原因:
首先我想写完我的书……其次,为什么我要教课?听我上课对谁有什么好处?只有认为自己从中得到好处的人[286]。
他把几个学生当例外,“他们有某种执念,而且严肃”。但多数学生到他这儿来是因为他聪明,“我是聪明,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教学应该有一种好的效果,在这方面他最满意的学生是未当职业哲学家的那些——例如德鲁利和斯麦瑟斯,还有当了数学家的那些。在职业哲学里,他认为他的教学的害处比好处更多。他把它和弗洛伊德的教学相比,后者像酒一样令人大醉。他们不知道如何审慎地利用那种教学。“你理解吗?”他问。“哦是的,”鲍斯玛回答。“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式。”“正是如此。”
那天晚上,鲍斯玛开车带维特根斯坦上到俯瞰这镇子的山顶。月亮升起。“如果是我设计,”维特根斯坦说,“我根本就不会造出太阳。”
看!多么美!太阳太亮了,太热了……而如果只有月亮,就不会有阅读和写作。
除了已提到的会见,维特根斯坦还与马尔科姆有过多次私下的讨论。这些讨论有着特别的价值,因为维特根斯坦在生命最后18个月里写的文稿,主要的刺激源就是它们。
他把《哲学研究》两个部分的副本都带到了伊萨卡,这样就能和马尔科姆一起细读之。他告诉马尔科姆,虽然这本书并未完全写毕,但现在他认为自己无法在有生之年为之做最后的打磨。虽然不想把未完成的书交给出版商,但他确实希望他的朋友阅读并理解它。因此他考虑将其油印,在朋友中间分发,并把他的不满之语写在需修订的论述后面的括号里,比如“这不完全对”或“这是靠不住的”。马尔科姆不喜欢这个计划,劝阻维特根斯坦;他认为,对一本这么重要的著作而言,油印本是不相称的发表形式。
另一更耗时间的做法,是维特根斯坦个别地与每个朋友一段段细读此书。他似乎作了一点这样的努力。到伊萨卡后不久,他提出自己和马尔科姆用这种方式细读此书——就像他们1946年在剑桥着手做的那样。然而马尔科姆还是觉得这种做法太狭窄,几次会面后这计划又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讨论,主题是一个与马尔科姆自己的工作更直接相关的哲学问题。
这些讨论的话题是摩尔在其论文“外部世界的证明”(Proof of an External World)和“对常理的一种辩护”(A Defence of Common Sense)里驳倒哲学怀疑论的努力。怀疑论断言,对于外部世界,什么也不能确定地知道,连“它是外部的”这一点也不能确定地知道。摩尔的“外部世界的证明”的开头是想证明,至少能确定地表明某些外部对象存在;他的著名例子是他自己的手的存在:
我现在能证明,例如,两只人手存在。如何证明?通过举起我的两只手,用右手作出某个手势,说“这是一只手”,再用左手作出某个手势,说“而这是另一只”。
在“对常理的一种辩护”里摩尔提出了一组常理的信念[287],宣称确定地知道这些信念为真。它们包括:摩尔的身体存在;这个身体存在时一直未远离地球的表面;在摩尔出生前,地球已存在了很多年;等等。
维特根斯坦来访前不久,马尔科姆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说摩尔宣称知道这些时不正确地使用了动词“知道”。马尔科姆主张,举起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一只手”,或指着一棵树说:“我确定地知道这是一棵树”,是一种对“知道”的无意义使用。摩尔写了一封信给马尔科姆,强烈辩护自己对“知道”的使用,现在马尔科姆有机会知道维特根斯坦对此问题的看法;他决心不浪费这机会。
和马尔科姆谈话时维特根斯坦坚称:“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288]中才有意义。”于是,摩尔的陈述有没有意义,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想像一种可有意义地使用它们的场合:“理解一个句子,就是为它的某种使用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根本不能想出它的任何使用,那么我们根本不理解它。”于是:
与其说摩尔的陈述“我知道这是一棵树”是对语言的误用,不如这么说:它没有清楚的意义,摩尔也不知道自己在如何用它……甚至他都不明白自己并未给它一种平常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认为,比起摩尔的某些陈述,我们能更容易地为他的另一些陈述想像出平常的用法:“不难为‘我知道这是一只手’想出用法;为‘我知道地球已存在了许多年’想出用法则难一点。”
当然,摩尔不是以一种“平常的”方式使用他的陈述的;他用之作出一个哲学论证。他不是在告知读者他有两只手;他是在尝试驳倒哲学怀疑论。对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很明确地说摩尔失败了:
怀疑论哲学家说“你不知道”而摩尔回答“我知道”时,他的回答完全没用,除非这是要他们相信他——摩尔——没感觉到一点儿疑心。但那不是问题所在。
维特根斯坦自己对怀疑论的看法仍然是《逻辑哲学论》表述的看法:“怀疑论是不可驳倒的,但显然是无意义的,它试图在不能提问题的地方提出怀疑。”而正是联系着对怀疑论的这个看法,他在摩尔的“常理命题”里发现了某种在哲学上有意思的东西。它们并未给出“确定知识”的例子,而是给出了怀疑没有意义的情况的例子。如果我们能严肃地怀疑摩尔是否举起了两只手,那就没有理由不怀疑任何别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感觉可否信赖。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其中提出怀疑并给予回答的整个框架就崩溃了:“某些命题属于我的‘参照系’。如果我不得不放弃它们,那么我就不能判断任何事。”这样的一个命题可以是站在一颗树前时说出的“那是一棵树”这个陈述:
如果我向那树走过去却什么也碰不到,我可能失去对我的感觉告诉我的一切东西的信心……摩尔说“我知道那儿有一颗树”,部分是因为他的这种感觉:若它结果不是一棵树,那么他将不得不“放弃”[289]。
美国之行后,维特根斯坦在生命余下的18个月里写的一种著述[290]里发展了这一想法——某些判断(摩尔的某些常理陈述在此之列)属于我们的参照系,因此不能有意义地怀疑它们。
秋季学期初,马尔科姆带维特根斯坦参加康奈尔大学哲学研究生的一次聚会。约翰·尼尔森回忆,他在那儿的现身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聚会快开始前,”尼尔森写道,“马尔科姆进入走廊”:
他挽着一个细瘦的穿风衣和旧军裤的老人。如果不是闪着智性亮光的脸,人们会当他是某个马尔科姆在路边发现的,决定带他进来避寒的流浪汉。
……我朝盖斯俯过身去,低声说,“那是维特根斯坦。”盖斯以为我在开玩笑,对我说了“别耍我”之类的话。然后马尔科姆和维特根斯坦进来了。[格雷戈里·]伏拉斯托斯被介绍给大家,讲了他的论文。主持这次聚会的布兰克站了起来,转向右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明显要对马尔科姆带进聚会的那位老人说话。然后就是那句令人震惊的话了;布兰克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帮忙,维特根斯坦教授……”唔,当布兰克说“维特根斯坦”时,学生堆里响起了一阵大声和猝然的惊呼。你必须记得:1949年的哲学世界里,“维特根斯坦”是个神秘和令人敬畏的名字,尤其在康奈尔。那阵响起的惊呼——如果布兰克说的是“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忙,柏拉图……”,就会响起那种惊呼。
这次聚会后维特根斯坦很快病倒了,并住院检查。他已订好10月份回英格兰的船票,极其恐惧检查的结果令他不得不留在美国。他害怕自己像曼宁一样查出癌症,余生都卧床不起。进医院的前一天,他在狂躁之中对马尔科姆说:
我不想死在美国。我是个欧洲人——我想死在欧洲……我来这儿真是个傻瓜。
不过,检查没查出什么严重的问题,随后两周里他恢复得足够好,按计划回了英格兰,10月末到了伦敦。他的原计划是在剑桥和冯·赖特一道呆几天,然后回都柏林的罗斯旅馆。但到伦敦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了,直到11月9日才得以去剑桥,而且他的病还是很重,没法考虑都柏林之行了。
德鲁利曾告诉维特根斯坦,如果哪天需要在剑桥看医生,应该去请教爱德华多·贝文医生。德鲁利是在战争时结识贝文医生的,当时他们在同一支部队里,他对贝文医生的能力印象深刻。碰巧贝文也是冯·赖特的家庭医生。因此,维特根斯坦到剑桥后不久贝文医生就为他作了检查。11月25日给出了最终诊断:前列腺癌。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震惊。不过,听说可以对之作某种治疗倒令他很震惊。荷尔蒙疗法常常对前列腺癌有不错的疗效,因此医生立即给维特根斯坦开了雌激素。他得知,在这种荷尔蒙的帮助下,有理由指望自己再活6年。“我很遗憾我的生命要这样延长,”他写信给里斯,“这种半死不活的日子过6个月就够多了。”
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几天之后,他写信问海伦娜,自己是否方便到维也纳住在林荫街的家里。“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他告诉她,“因此我什么工作也不能做。我希望在维也纳找到平静……如果我能住在林荫街我的(有顶灯的)老房间里,那会很好。”
他预先知会她,她将看到他的健康状况糟糕,他将不得不每天都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但他一点儿没对她提自己的病的性质。他决心不让家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动身去维也纳前他写信恳求马尔科姆别向任何人透露他的病:“这对我有着最大的重要性,我计划去维也纳过圣诞,而且不让家人知道我到底得了什么病。”
12月24日他飞去维也纳,搬进了林荫街他的老房间里。赫尔米勒正躺在床上,在癌症的折磨下奄奄一息;维特根斯坦身上显出错不了的同类病人的苍白,因此家人不大可能猜不出他的病的真正性质。但维特根斯坦继续努力隐瞒,发了封电文委饰的电报给冯·赖特:“抵达维也纳健康精神棒。告知朋友们。”
到那儿的头一个月维特根斯坦完全没写作。他任由自己享受这个家令人艳羡的设施提供的舒适生活。在林荫街他的伙食很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甚至还有娱乐。“我还没听过音乐会,”他写信给冯·赖特:
但我听了相当多的音乐。我的一个朋友[鲁道尔夫·科德尔]为我弹钢琴(非常美),我的一个姐姐和他弹钢琴二重奏。另一天他们弹了两首舒曼的弦乐四重奏,一首莫扎特的四手联弹奏鸣曲。
“我很快乐,得到了非常好的照料”,他写信给贝文医生。贝文曾写信对他谈到本,信里显然谈论了本的怯懦。“与其说他怯懦,”维特根斯坦解释说,“不如说他非常害羞,非常压抑,特别是在他尚未充分了解某人之前”:
我但愿自己过去知道,得到一份巴兹[291]的工作其实对他那么重要。他似乎认为那是重要的。但我希望他能走出伦敦!我有一种想法,巴兹对他并不好。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他有变得肤浅或势利之类的危险。这里没有危险。但我希望他能和更简单、更友善的人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他能敞开心胸,否则他会越来越内向。
维特根斯坦愿意对自己的医生说一说自己的健康状况。不难预料到(尤其在奥地利的冬天——“我们这儿有零下15度”,他告诉贝文),他的情况不稳定:
我最近得了场相当严重的感冒,伴有胃部的毛病:恐怕我快要去看医生了,我对此非常担忧,但是它自己好了,我又几乎焕然一新了。
当然,唯当有能力做哲学时他才能真正感到“焕然一新”。1948年他曾写道,“颜色驱策着我们做哲学。这也许解释了歌德对颜色理论的热情”;1950年1月,正是怀着驱策自己做哲学的意图,他开始读歌德的Farbenlehre(《颜色理论》)。“它部分是无聊的、讨嫌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很有教益,而且在哲学上很有意思”,他告诉冯·赖特。照他对马尔科姆的说法,它的主要优点是“刺激我思考”。
最后,它也刺激了他写作。对歌德《颜色理论》的阅读引发的一组短短20段论述留存了下来,它们大概是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他最后一次到维也纳——时写的。它们现在已出版,即《论颜色》的第二部分。
就像先前对待歌德的其他科学著作一样,在这些论述里维特根斯坦把歌德的《颜色理论》联系到他自己的哲学考察。歌德本人认为他的理论是对牛顿光学理论的成功驳斥,与此相反,维特根斯坦很清楚,无论这理论有多少好处,都不是对物理学的贡献。它是一种概念考察。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它的好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
我也许会觉得科学问题有意思,但它们从未真正抓住我。只有概念的和审美的问题才抓住我。在心底里我对解决科学问题并不关心;但对于其他种类的问题则不是。
固然,就像科学研究,歌德的研究基于仔细的观察,但这些观察并不使我们能构造解释的法则。不过,它们的确使我们能澄清特定的概念。例如拿这个命题来说:“掺进白色除去颜色的有色性[292];但掺进黄色则不。”这是哪种命题?
我就是这意思:它不能是一个物理学命题。这儿,相信一种现象学——某种在科学和逻辑的中间地带的东西——的诱惑非常大。
它不能是一个物理学命题,因为它的反命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如果有人觉得不是这样,那么,不是他有相反的经验,而是我们不理解他。”因此,分析这个命题(及类似的命题),不是澄清一个事实问题——无论是物理学的事实问题还是现象学的事实问题;而是澄清特定的概念(“颜色”、“有色性”、“白色”等)。因此:
现象学分析(例如歌德会作的)是概念分析,既不能与物理学相符合,也不能与物理学相矛盾。
2月11日赫尔米勒去世。“过去三天我们都预备她随时去世”,第二天维特根斯坦写信给冯·赖特称,“这不是个噩耗。”
同时他自己的健康状况继续改善,能够每周两三次见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她在维也纳提高德语,准备翻译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安斯康姆起到了一种作用:进一步刺激他努力恢复自己的哲学工作能力。在阿尔普巴赫举行的一次奥地利学院学会会议上,她遇到了当时是维也纳大学学生的保尔·费耶阿本德。她把维特根斯坦著作的手稿给费耶阿本德,跟他讨论。那时费耶阿本德是克拉夫特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由不满官方课程的大学学生创建的非正式哲学俱乐部。它恰是那种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能够前去公开讨论哲学的非正式聚会,最终他被说服参加。费耶阿本德回忆:
维特根斯坦花了很长时间下决心,然后迟了一个多小时才露面,他表现得精神饱满,比起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奉承的赞美,他似乎更喜欢我们的无礼态度。
这次克拉夫特小组的聚会大概是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出席的唯一一次哲学家公共聚会。不过,他和安斯康姆的定期见面可能有益于“驱策他做哲学”。除了论歌德颜色理论的20段论述,他还写了一组65段的论述,延续了他和马尔科姆的讨论话题。这些论述现在已出版,即《论确定性》的开头65段论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坚称,和“摩尔悖论”一样,摩尔的“对常理的一种辩护”也是对逻辑的一种贡献,因为,“对语言游戏的任何描述都是逻辑的一部分”。
这儿的思路惹眼地令人联想起《逻辑哲学论》(正如维特根斯坦自己后来在《论确定性》第321页承认的)。这里的想法是,如果一个命题的反命题有意义,那么可把那命题视作其真假取决于世界里的实际情况的经验假设。但若一个命题的反命题没有意义,那么这命题不是对世界的描述,而是对我们的概念框架的描述;于是它是逻辑的一部分。
因此:“物理对象存在”不是一个经验命题,因为它的反命题不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类似地,如果摩尔举起两只手而我们的反应是说“摩尔的手不存在”,那么不能视我们的陈述为假,而是要视之为不可理解。但若是如此,那些“框架命题”就未描述一批知识;它们描述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既然如此,像摩尔那样宣称自己确定地知道它们为真就没有意义:
如果把“我知道……”设想为语法命题,那么这个“我”当然不能是重要的。这话的意思正是,“在这情形下没有怀疑这回事”,或“在这情形下‘我不知道’这个表达式没有意义。”而由此当然就得出,“我知道”也没有意义。
他对摩尔的论述和他对歌德的论述之间具有一种重要的对应。在两种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抱有同一种关切,即指出:看着像经验命题的东西实际上应被视作语法命题,描述的不是我们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在其中得到描述的框架。他对这两人的讨论都是对《哲学研究》阐述的一个一般性真理的某种应用:
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不仅包括定义上的一致,而且也包括(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奇怪)判断上的一致。这似乎要废除逻辑,其实不然。
这样的陈述:“掺进白色除去颜色的有色性”和“地球已存在了很长时间”,是那种判断的例子。把它们认作如此,并未废除逻辑,而是相当大地扩展了逻辑、使逻辑复杂化,从而把某些探讨——例如对歌德的颜色理论和摩尔的“对常理的一种辩护”的探讨——纳入逻辑的领域。
他在维也纳写的文稿只是这种探讨的肇始。与上一年在都柏林写的文稿相比,它是呆滞之物。它毫无后者格言似的简练,也丝毫不带有维特根斯坦最好工作的标志:那种想像力惊人的隐喻。不过它的确表明,随着健康状况渐渐恢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能力也渐渐恢复了。
3月23日维特根斯坦离开维也纳回到伦敦,在伦敦呆了一个星期,住在洛什·里斯的妻子琼位于卡姆登陶思的家里。他写道,回到英格兰是“可悲的”。这地方的秩序是“可恶的”。人们像是死人;生活的一切火花都被扑灭。
4月4日他搬回冯·赖特在剑桥的房子,发现有一份邀请在那儿等着他——牛津大学邀请他作1950年的约翰·洛克讲座。这是一个年度系列讲座,声望很高,酬劳相对丰厚,按传统由一位卓著的访问哲学家主讲。尽管经济报酬可观(他作这讲座可得到200镑),他却未受吸引。他得知,讲座将有超过200个学生的一大群听众,而且期间不会有任何讨论。不太可能有比这两个条件更让他却步的事了。他告诉马尔科姆:“我不认为自己能对着一大群听众作出有任何好处的正式讲座。”
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的钱快用完了,马尔科姆代表维特根斯坦接触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已设法引起了基金会的一个经理恰特邦·吉尔帕特里克的兴趣,有可能给予他一项研究资助。维特根斯坦对此的感激混合着一种惹眼的诚实得要死的自我评估。当然有理由接受这项资助:
想到能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不必是他人的负担或麻烦,做哲学(我的本性令我要做哲学),我当然愉快。
但他告诉马尔科姆自己不能拿这个钱,除非洛克菲勒基金会“知道我的全部真实情况”:
真实情况是这样。a)1949年3月初以来我都无法做任何持续性的好工作。b)即便在那之前,我一年也有超过六七个月不能好好工作。c)我越来越老了,我的思想显著地越来越无力,清晰的时刻越来越罕见,我很容易累,比以前容易得多。d)由于一种不间断的轻微贫血症,我的健康状况有点不稳定,由于那种病我易受感染。这进一步减少了我做真正好工作的机会。e)虽然我不可能作出确定的预测,但我觉得我的心智可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活跃工作,比如像14个月前那样。f)我不能保证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任何东西。
他要马尔科姆把这封信拿给基金会经理看。“在虚假的托词之下接受一项资助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你也许不知不觉把我的情况说得太过美好。”“我相信,”他补充说,“只要我活着,只要我的心智状况允许,我就会思考哲学问题,努力写作哲学。”
我也相信,过去15或20年里我写的许多东西,等出版时也许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尽管如此,我将搞出的东西完全可能是平淡的、无见地的和无趣的。
8个月后吉尔帕特里克去见他,维特根斯坦说:“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性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
他把自己“智性上的迟钝”部分归因于为减轻癌症症状而正服用的雌激素。服用这药时,他发觉自己很难达到写作哲学所需的那种强烈专注。“我做了点工作,”4月17日他告诉马尔科姆,“但我卡在简单的东西上,几乎我写的一切都很呆滞。”
这儿提及的文稿构成了《论颜色》第三部分,延续了他在维也纳写的对歌德《颜色理论》的论述。它有一点儿印证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对之的评价:反复地、相当吃力地试图澄清“颜色概念的逻辑”,尤其是“基色”、“透明”和“亮度”这些概念。维特根斯坦对之的不满是明显的:“我正在写的东西写得很沉闷,这一点在某个心智较不衰老的人眼里也许是显然的。”不过,它的确包含了一种简练非凡的对歌德的驳斥——驳斥歌德对各种颜色的一般特性的论述:
同一个音乐主题在小调和大调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一般性地谈论小调模式的特征是完全错误的。(在舒伯特那儿,大调常常听起来比小调更悲伤。)
照这种路子,我认为,谈论个别颜色的特征对于理解绘画是无价值的、毫无用处的。那样做时,我们其实想的是特殊的使用。绿色当桌布的颜色时有这个效果,红色则有那个效果,这不能使我们对它们在一幅画里的效果得出任何结论。
试想:有人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张脸上的虹膜里的一个点,说“我房间的墙要刷这颜色”。
维特根斯坦最后一次拍照,是1950年4月住在冯·赖特家里的时候。在这些照片上,维特根斯坦和冯·赖特坐在一块床单前的折叠椅里。据K.E.特拉诺回忆,这一古怪的安排是维特根斯坦的主意:
1950年的晚春,我们在花园里和冯·赖特一家喝茶。那是个晴天,我问维特根斯坦能不能为他拍张照。他说,可以,我可以拍照——如果我让他背对着镜头坐。我没提出异议,拿我的相机去了。同时维特根斯坦已改变了主意。现在他决定要我用护照相片的风格拍这张照,冯·赖特要坐他旁边。我又同意了,维特根斯坦就离身到他的床上拿床单;伊丽莎白·冯·赖特想到橱里拿新床单给他,但他没答应。维特根斯坦扯起床单挂在走廊前,然后拉来两张椅子。
4月25日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搬进伊丽莎白·安斯康姆位于牛津圣约翰街的房子。“我喜欢和冯·赖特一家住在一起,”他告诉马尔科姆,“但两个孩子太吵了,我需要安静。”在安斯康姆的房子里他占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弗兰克·古德里奇和吉莉安·古德里奇占着底楼,巴里·平克占着二楼。搬去后不久他告诉冯·赖特:“这房子不是很吵,但也不很安静。我还不知道我会怎样。房客看上去全都相当好,有一个甚至非常好。”
“非常好”的那个是当时在读艺术学院的巴里·平克。平克兴趣广泛:“平克想同时坐在6个凳子上,”维特根斯坦曾说,“但他只有一个屁股。”平克是约里克·斯麦瑟斯很长时间的朋友,跟斯麦瑟斯和安斯康姆一样,是天主教的皈依者。他发现维特根斯坦乐意而且有能力谈论自己感兴趣的全部领域——艺术、雕塑、石砌、机械制造等等。
两人一起绕着牛津散步,一时之间平克成了心腹友人。他们能相当坦率地讨论他们的思想、感觉和生活。例如,他们讨论隐藏自己真实本性的倾向。在这方面,平克问维特根斯坦是否认为他的哲学家工作,乃至他之为哲学家与他的同性恋有关。平克暗含的意思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工作也许是用于隐瞒他的同性恋的某种手段。维特根斯坦语带愤怒地踢走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
维特根斯坦计划和本一起到挪威过夏天,当时是本在伦敦巴兹当医科学生的最后一年。但7月份本没通过最后的资格考试,夏天不得不留在伦敦为9月份的“重考”而用功。于是他们的度假推迟到了秋天,整个夏天维特根斯坦都留在牛津努力续写他在剑桥写的对颜色的论述。
在写下了对颜色的论述的同一本手稿笔记本里,还写有一组对莎士比亚的论述,现在已被收进《文化与价值》(第84—86页)出版。很久以来维特根斯坦都为自己不能看出莎士比亚的伟大而烦恼。例如,1946年他曾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要相信自己未亲见其真实的东西是多么难。例如,听到几个世纪里的杰出人物表达对莎士比亚的赞美时,我从未能排除我的这种疑心:赞美他已成了习俗;虽然我不得不告诉自己不是那样的。得用弥尔顿这样的权威才能真正压住我。他之正直我视之为当然——但我这话当然不是说,我不认为数量庞大的赞美一直是、也仍将是一千个文学教授送给莎士比亚的不带理解、理由错误的溢美之词。
他之难以认可莎士比亚是大诗人,原由之一在于他不喜欢莎士比亚的许多隐喻和比喻:“在通常的意义上莎士比亚的比喻是糟糕的。所以,如果它们仍然是好的——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它们必定有自己的法则。”他跟本讨论过的一个例子,是《理查二世》里的毛勃雷在一句对白里用闸门当牙齿的隐喻:“您已经把我的舌头幽禁在我的嘴里/让我的牙齿和嘴唇成为两道闸。”[293]
一个更根本的困难是,维特根斯坦总体上不喜欢英格兰文化:“我相信,若要欣赏一位作家,就得也喜欢那作家所属的文化。若觉得那文化平庸或讨厌,那么他的钦佩便冷却了。”这一点并未妨碍维特根斯坦钦佩布莱克或狄更斯。差别在于,在莎士比亚身上,维特根斯坦看不见一个他能将之当作伟大的人来钦佩的作家:
我只能惊奇地瞪着莎士比亚;从未跟他有过牵扯……
“贝多芬的伟大心灵”——没人能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心灵”……
我不认为莎士比亚能思索“诗人的命数”。
他也不能把自己视作先知,或人类的教师。
人们惊叹地瞪着他,几乎像瞪着一种壮观的自然现象。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因此触到了一个伟大的人。而是觉得自己触到了一种现象。
另一方面,在狄更斯身上,维特根斯坦的确看见了一个能因为其“好的普遍艺术”——那种托尔斯泰意义上的、每个人都能懂而且拥护基督教美德的艺术——而投之以敬意的英格兰作家。弗拉克从苏门答腊回来时,维特根斯坦送了他一本《圣诞颂歌》当迟到的圣诞礼物;这是一本袖珍版,包着绿革皮,上面粘着喜洋洋的“圣诞快乐”胶贴。选这本书当然是有含义的。F.R.里维斯回忆,维特根斯坦几乎背熟了《圣诞颂歌》;实际上托尔斯泰在《艺术是什么?》这篇文章里把这本书归入了那个最高的艺术品类:“从上帝之爱中流出”的艺术。因此,作为礼物这本书极为适合这段友谊——这段友谊是矗立在维特根斯坦生活里的一个罕见例子,一个他对“普通人”的托尔斯泰式尊重的例子:对一位普通工人的简单直率的友爱。
1950年夏末,维特根斯坦又拾起了对摩尔“常理命题”之哲学意义的论述。这份文稿现在构成了《论确定性》的第65—299段论述。维特根斯坦在其中细述了这一思想,即摩尔的陈述的奇特之处是它们的否定不只是假的,而是不可理解的:
如果摩尔肯定他宣称具有确定性的命题的反命题,那么我们不会只是不和他持同样的观点:我们会认为他疯掉了。
因此,“如果我作出某些假陈述,那么我是否理解它们就成问题了。”摩尔给了我们这类陈述的例子。另一个例子也许是,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我在地址A处住了数月,我无数次地见到街道的名字和房子的号牌,在这儿收到了无数封信,给了无数人这个地址。如果我在这事上弄错了,这错误几乎就像是我(错误地)相信我在写的是中文而非德文。
如果我的朋友有一天以为自己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住在某某地方,等等,我不会称之为一个错误,而会称之为一种精神错乱,也许是一种暂时的错乱。
当一个错误不只是跟我们相信其真的这个或那个命题相矛盾,而是跟给予我们诸信念以基础的整个框架相矛盾时,对我们而言它就成了一种精神错乱。维特根斯坦想到的摩尔能正当断言“我知道我没有离开地球表面”的唯一场合,是摩尔碰上了生活在甚为不同的框架里的人:
我能想像,一个原始部落抓住了摩尔,他们疑心摩尔是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某地来的。摩尔告诉他们,他知道……[294]但他无法对他们讲出他如此确定的根据,因为他们对人类的飞行能力有奇异的想法,而且对物理学一无所知。这也许是作出那个陈述的一个场合。
但这个例子说明,一种不同的框架未必就是精神错乱的证据。在1950年,设想某人到过外层空间又回到地球是荒谬的。现在我们已习惯了这一想法。框架在变化,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变化,也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时代之间变化。
不过这不是一个反驳维特根斯坦的点。相反,他强调不能为框架自身辩护或证明框架是正确的;框架提供了进行辩护和证明的边界:
我看见和听见的一切使我确信,没人曾远离过地球。在我的世界图景里没有任何东西支持相反的情况。
但我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获得了我的世界图景;也不是因为我满意其正确性而保持我的世界图景[295]。不是的:它是继承而得的背景,我在这背景之中辨别真假。
框架是变化的:曾被当作荒谬之事遭到拒斥的东西,现在也许被接受了;坚固的确定性被搬动和抛弃。然而,若没有某种框架,我们不能理解任何东西;在任一具体的框架内都得区分两种命题,一种命题借框架描述世界,一种命题描述框架本身,但这区分并不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
……思想的河床可以移动。但我区分水在河床上的运动和河床自身的移动;虽然两者间并无截然的分界。
不过,要举出具有和我们自己根本上不同的世界图景的人的例子,无须考虑想像中的原始部落: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父亲和母亲;但天主教徒相信耶稣只有一个凡人母亲。另一些人也许相信有人没父母,丝毫不信任一切相反证据。天主教徒还相信,圣饼在特定情形下彻底改变其本性,而同时一切证据都证明情况是相反的。于是,如果摩尔说“我知道这是酒,不是血”,他就跟天主教徒矛盾了。
这段评论可能是维特根斯坦那时和安斯康姆的一次谈话引起的,他们谈的是“圣餐变体”[296]。看起来,他吃惊地从安斯康姆那儿听说“圣饼在特定情形下彻底改变其本性”真是天主教的信念。这大概是他对马尔科姆谈到安斯康姆和斯麦瑟斯时心里想的一个例子,他说:“我不可能使自己相信所有他们相信的事情。”这样的信念在他自己的世界图景里找不到位置。不过,出于对天主教的尊重,他不把它们视作错误或“暂时的精神错乱”。
“我有一个世界图景。它是真是假?最重要的是,它是我的一切探究和断言的地基。”一种宗教信仰没有理由不提供这种地基,宗教信念没有理由不是“继承而得的、我在其中辨别真假的背景”的一部分。但要做到这一点,一种彻底的宗教教育和教诲可能是必要的:“也许可通过特定的养育,通过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塑造某人的生活,而‘使某人相信上帝存在’。”
但若无这样的养育,宗教信念能有多少可理解性?看上去,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他自己)生活能把上帝的概念强加给一个人:
生活能教导一个人信仰上帝。而经验也是令此事发生的东西;但我不是指显圣[297],或其他向我们显示“这存在之在[298]”的经验,而是指比如各种各样的受苦。这些东西既未向我们显示一个对象,也不引起我们对他[299]的推想。经验、思想——生活能把这概念强加给我们。
所以上帝的概念也许跟“对象”概念类似。
当然,这样的话,这种信仰采取的形式不太可能是接受、甚而理解天主教的“处女受孕”和“圣餐变体”学说。强加给人的是一种特定的态度:
这儿说的态度指这样一种态度:严肃地对待特定的事情,而超出某一点后,就不再当它是严肃的了,而是认为某种别的事情甚至更重要。
例如,有人会说,如此这般的一个人在做完某项工作之前就死去是一件沉重的事;而在另一意义上那不是要紧的事。这时人们说“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我实际上愿说,在这情况下你说出的言辞或说话时的想法也不是要紧的事,倒是那些言辞在你生活的不同点上造成的差异才是要紧的。我怎么知道两个人说自己信仰上帝时的意思是一样的?信仰三位一体也是一样。一种坚持使用某些具体词句而取缔其他词句的神学并未把任何事弄得更清楚(卡尔·巴特)。正如人们会说的,它用语词打手势,因为它想要说点什么但不知如何表达。实践给予语词其意义。
维特根斯坦在第二段里举的例子当然不是随便举的。但是,如果——照它暗示的那样——在他死前写完《哲学研究》不是要紧的事,那么“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甚至更重要的“别的事情”是什么?
答案似乎是:他与上帝的和解。那个秋天,维特根斯坦问安斯康姆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个“非哲学的”神父。他不想讨论天主教学说的精致论点;他要安斯康姆介绍一个宗教信仰在其生活中造成了实际差异的人。她把康拉德神父介绍给了他,康拉德神父是那位在斯麦瑟斯皈依天主教时指导斯麦瑟斯的多明我会神父。康拉德两次去安斯康姆的房子和维特根斯坦谈话。“他想要的是,”康拉德回忆,“一个神父作为神父和他谈话,他不希望讨论哲学问题。”
他知道自己病得厉害,想要谈谈上帝,我想他抱着彻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就上帝和灵魂相当一般性地谈了(我想是)两次。
不过,安斯康姆怀疑,维特根斯坦想见康拉德并非真的“抱着彻底回到他的宗教的目的”——如果康拉德这话的意思是维特根斯坦想回到天主教会。而且,考虑到维特根斯坦明确说自己无法相信天主教会的某些学说,认可她的怀疑似乎是合理的。
9月份本成功地重考过了最后的资格考试,于是能脱身和维特根斯坦踏上他俩推迟了的挪威之行了。因此,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他们开始了漫长和艰难的前往维特根斯坦松恩峡湾边偏僻小屋的旅程。
维特根斯坦的健康状况并不稳定,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往北走那么远,人们可能视之为莽撞的冒险。然而,吃到寒冷苦头的是本的健康。到挪威后不久,他患上了支气管炎,不得不从维特根斯坦的小屋搬到位于海湾较高地带的一家护理所。随后他们又搬进了安娜·勒伯尼的农舍,在那儿度过了这次休假的剩余时光。
本随身带了一本J.L.奥斯丁最近翻译出版的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他和维特根斯坦在挪威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和讨论弗雷格的著作。维特根斯坦逐渐认为,自己也许终究又能在挪威独居做哲学了。
回到牛津后他写信对冯·赖特说,尽管本生病了,但“我们极享受此次逗留”:
天气一直都很棒,最大的友善围绕着我们。在那时那地,我决定要回到挪威工作。我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安静。如果一切顺利我将于12月30日启航再去舒登。我不认为我能住在自己的小屋里,在那儿要干的体力活对我太重了,但一个老朋友说我可以住她的农舍。当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做出得体的工作,但起码我在给自己一个真正的机会。如果在那儿不能工作,那么在哪儿都不能工作。
他甚至订了一张12月30日从纽卡斯尔驶往卑尔根的汽船船票。但圣诞节前不久,安娜·勒伯尼说自己还是不能让他留宿。无论如何,维特根斯坦的状况已完全不适宜这样的旅行。在计划的挪威之行前,他到贝文医生那儿作检查,结果在贝文的屋子里病倒了,只好留在那儿过圣诞。不过这事丝毫未阻止他实行自己的计划,圣诞节后他写信问挪威的另一个朋友阿尔纳·伯斯塔德知不知道什么适合他隔绝地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信也毫无结果。
前往挪威的计划挫败之后,维特根斯坦试了试另一种他偏爱的庇护所:一家修道院。康拉德神父为维特根斯坦作了安排,他可以去米德兰兹的一家黑修士隐修院;在那儿他可以过修士的生活,做洗碗之类的院内杂务,最重要的是在那儿可以独处。
然而,到1951年1月,维特根斯坦的健康状况令这一切计划都不切实际了。他需要持续的医疗看护。健康状况恶化后,他不得不越发频繁地到剑桥见贝文医生。除了服用雌激素,他还在阿登布鲁克医院接受了X射线疗法。
想到自己要死在一家英格兰医院,他深感恐惧;但贝文向他承诺,若有必要他可在贝文自己家里接受照料,度过最后的时日。2月初维特根斯坦决定接受贝文的好意,他搬到了剑桥,在贝文的家里去世:“故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