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最能激起对维特根斯坦生活的兴趣的书籍之一是W.W.巴特利三世(W.W.Bartley III)的短论《维特根斯坦》。它描述了维特根斯坦的“走丢的岁月”,即他丢开哲学到奥地利农村当小学教师的1919—1929年。看上去,巴特利写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强调维特根斯坦这段生活的哲学相关性,特别是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塑造了奥地利一战后教育政策的运动)的教育理论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
然而,对巴特利此书的兴趣像是并未聚焦在其主要论题上,而是几乎统统集中在此书开头就维特根斯坦的性生活提出的耸动主张上。以我之见,他的断言引起的兴趣太过分了,但我觉得有必要对之说点什么。写作本书时我最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你要拿巴特利怎么办?”——对巴特利提出的维特根斯坦搞同性乱交的主张,我的书里该给出怎样的回应?
他主张了什么?据巴特利说,接受学校教师训练,自个住在维也纳的出租屋里时,维特根斯坦发现邻近的普拉特公园(维也纳的一个大公园,大约类似伦敦的里士满公园)里有一块“粗野的年轻人乐意提供性生活”的区域。巴特利主张,一见到这个地方:
[他]恐怖地发现自己几乎离不开那里。每周几个晚上,他跳出自己的屋子,快速步行至普拉特公园,照他对朋友的说法,一个他控制不了的魔鬼支配了他。维特根斯坦发现,他喜欢自己看见的溜达在普拉特公园小街小巷里的粗鲁直接的同性恋少年,大大超过时常出入于凯特纳街的西尔克角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区边缘酒吧的更有教养的年轻人。[《维特根斯坦》,第40页]
在一篇“后记”里——写于1985年、与此书的修订版一同出版——巴特利澄清了一种对此段落的普遍误解。看来,他并未暗示他笔下的“粗野年轻人”是娼妓。但在澄清了这种误解后,他仍坚持他说的是真的。
但他没有澄清这个谜:他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在此书的修订版和原版里他都未给出这主张的来源。他只是说自己的信息依据“他[维特根斯坦]朋友的密闻”。
这个段落甫一公开,就成了一个热议的、显然无法解决的争议话题。许多很熟悉维特根斯坦的人感到愤慨,他们给杂志写评论,写信喷射怒火,倾吐对巴特利的书的轻蔑,发誓巴特利对维特根斯坦性生活的主张是错误的——必然是错误的,他们知道维特根斯坦不可能做那种事。
另一方面,许多不认识维特根斯坦,但读过他出版的通信,读过他朋友和学生写的回忆文章的人,则倾向于相信巴特利的话——事实上他们觉得巴特利提供了理解维特根斯坦痛苦个性的钥匙。例如,柯林·威尔森在《不合时宜:性异者研究》[303](这本书的主题是天才和性倒错的联系)里说,读了巴特利的书后他才觉得自己理解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看来,许多人很自然地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个自感有罪的乱交同性恋,结果倾向于在手头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巴特利的主张。它与维特根斯坦的形象有着某种“符合”——甚至,维特根斯坦自感有罪地游荡在普拉特公园的小巷子里搜寻“粗野直接的同性恋少年”的画面,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公共形象里除不去的一部分。我曾相信维特根斯坦是“哲学家里的乔·奥顿[304]”。
我认为巴特利主张获得广泛接受的另一原因是,人们普遍感到,即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特别是他的遗稿保管人知道那是真的,也不肯承认那种事情是真的。人们感到有人在掩盖什么。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保管人之一伊丽莎白·安斯康姆教授为这观点提供了一种根据,她在一封写给保尔·伊格尔曼的信[发表在伊格尔曼《维特根斯坦的来信暨我的回忆》(Letters from Ludwig Wittgenstein with a Memoir)一书的序言里]中说:
如果按下一个按钮就能确保人们不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我将按下那个按钮。
另一根据是遗稿保管人对维特根斯坦写在哲学手稿里的私人札记——所谓的加密札记——的态度。
写这些札记时,维特根斯坦用了儿时学会的非常简单的密码(a=z,b=y,c=x等等),使之区别于他的哲学札记。密码的简单性,以及他用这种密码写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的指令,说明他加密不是为了对后人隐瞒,而是为了防备(比如)碰巧探过头来或碰巧看见他桌上手稿的人。
这些札记里较不私人的那部分已收集出版,题为《文化与价值》。更私人性的札记仍未出版。在维特根斯坦手稿大全的微缩胶片里,这些更私人性的札记被纸条盖住了。
这一切(a)增加了人们对加密札记的内容的好奇心;(b)印证了遗稿保管人在隐瞒什么的看法。这又帮着制造了有利于接受巴特利本来很离奇的断言的舆论氛围。“啊哈!”人们想,“所以这就是安斯康姆这么多年一直在掩盖的事!”
面对为叫卖而说谎的指责,巴特利本人利用了这种舆论氛围为自己辩护。在前述提到的“后记”(题为“对我的批评者的答辩”)里,他宣称遗稿保管人在表达对他的书的愤慨时虚张声势。因为他们手里一直:
……有维特根斯坦亲手写的加密笔记本,那是用非常简单的密码写的,早就被破译和誊写出来了,它们印证了我对他的同性恋生活作的陈述。
而这实际上不是真的。在加密札记里,维特根斯坦确实谈了他的爱——先是对大卫·品生特的,然后是对弗朗西斯·斯金纳的,最后是对本·理查兹的(涵盖了约30年的跨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确实“印证”了他是同性恋。但它们一点儿也没印证巴特利对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所作的陈述。这就是说,其中没有一个词提及去普拉特公园找“粗野的年轻人”,也一点儿没暗示维特根斯坦在一生的任何时候有过乱交行为。读这些札记倒是给人这种印象:甚至最微小的(无论是同性的或异性的)性欲表现都令他忧心忡忡,他不可能做出那种乱交行为。
很少人读过加密札记,所以能指出这一点的人不多。事实上,巴特利本人谈论“加密笔记本”的方式似乎说明他的信息也是二手的——他并未真正读过他口中的信息源。就没有什么加密笔记本。加密札记不是(如巴特利似乎认为的那样)聚集在两卷手稿里,而是散落在构成维特根斯坦文字和哲学遗稿库的约80本笔记本里。所谓的“印证”是完全不真实的。
许多人试图驳斥巴特利,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洛什·里斯和J.J.斯通巴罗发表在《人世》(The Human World)(第14卷,1972年2月)上的文章。依我之见,那是不成功的。事实上,里斯甚至没有尝试——在通常的表明巴特利所言不实的意义上——驳斥巴特利。他的论证要旨是,即便巴特利的话是真的,复述那话也是“不正当的”。斯通巴罗的文章,在剥除其中的高调子、过重的讽刺和道德愤慨之后,只剩下一个相当脆弱的论证:如果维特根斯坦干过巴特利提出的那种事,就会遭到勒索。巴特利在其“后记”里很容易地对付了这个论证。我相信,里斯和斯通巴罗把注意力放在巴特利的书的道德层面上,而非其信息的准确性上面,只是遮蔽了问题,无意中让巴特利脱钩而去。
唯一能有效驳斥巴特利的陈述的方法,是要么表明他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要么表明他错误地解释了那信息。想要作这种尝试,就必须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信息。而巴特利坚决拒绝透露。
巴特利的书的其他地方显出这种迹象:写作此书时他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在1919—1920年间的一份手稿。最惹人注目的这种迹象出现在(修订版的)第29页,他在那儿引用了维特根斯坦记下的一个梦,以及维特根斯坦自己对此梦的解释。我觉得只能设想巴特利此处的信息来自于维特根斯坦本人写的一份文稿。如果说这令人难以置信——维特根斯坦的朋友把描述维特根斯坦去普拉特公园的材料提供给巴特利,那么这就是断然不可信的——他们用第一人称写了维特根斯坦的梦的报告,并交给了巴特利。
有趣的是,在前面提到的加密札记里,维特根斯坦的确偶尔记录和评论自己的梦(本书里有三个例子,分别在276页、279页和436页)。而巴特利引用的梦的讨论虽比保存下来的其他讨论都更详细,但完全符合维特根斯坦在各种时候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解梦技术的兴趣。
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巴特利给出的梦的记录是真实的;因此,看上去有理由认为,巴特利见过一份维特根斯坦的遗稿保管人不知其有的手稿(甚至是对他们隐瞒的手稿)。保管人手里并无1919—1920年期间的手稿,虽然很可能存在一些这样的手稿。
如果这个(我承认是高度猜想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份手稿也可能是所谓“普拉特事件”的来源。在和巴特利的通信里,我直接问他是否存在这么一份手稿。他既未肯定也未否定这一推想;他只是说,透露他的消息来源是对一种信任的背叛,而他不愿意做出如此不光彩的事。因此我认为这个假设尚有待证伪。
写作本书时,我毫无限制地阅读了遗稿保管人手里的所有加密札记,并得到了任意引用的许可。我的做法是,凡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感情、精神和性的生活有任何揭示的札记,全都实际引用了。(正如林顿·斯特雷奇曾说的,自行判断不是一部传记的优点。)我毫未截留可能支持“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折磨着他”这个流行观念的材料,虽然我自己相信这是一种严重误解了真相的简化说法。
加密札记揭示的是,维特根斯坦忧虑的不是同性恋,而是性欲本身。爱,无论是对男人或女人的爱,都是他的珍视之物。他把爱当作一种礼物,一种几乎神圣的礼物。但是,和魏宁格(我相信,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表述了许多暗含在维特根斯坦的谈话、写作和行为里的对待爱和性的态度)一样,他截然地区分爱和性。他极为忧虑性欲的勃发——无论是对同性还是异性的。他似乎认为那不容于他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加密札记还揭示了,维特根斯坦的爱和性的生活只在他想像里进行的程度异乎寻常。这在基斯·柯克的身上最为显著(维特根斯坦对柯克产生了一种短暂的着迷,认为这不忠于自己对弗朗西斯·斯金纳的爱。见426—428页),但在维特根斯坦的几乎一切亲密关系里也都很明显。维特根斯坦对恋情的理解经常与其他人对之的理解毫不相干。如果没见过基斯·柯克,我可能因为读了加密札记而近乎确信他和维特根斯坦有点“事”。我见过了柯克,我确信无论有过什么事那只发生在维特根斯坦的心里。
如果读者允许,我对自己就巴特利的主张所作的设想总结如下:我相信,有可能巴特利的信息来自于1919—1920年间写的一份手稿里包含的加密札记,但他太过草率地依据那些札记作出维特根斯坦有性乱交行为的结论。这与我们对维特根斯坦所知的其他一切完全一致——他确实发现自己在普拉特见到的“粗野直接的同性恋少年”很迷人,一次次地从能望见他们的地方返回那里,在笔记本里记录了自己的入迷。但这也与我们的所知完全一致——那些少年全然不知他的入迷,甚至全然不知他的存在。我相信,如果维特根斯坦和街头少年“性乱交”,那只是在他“不忠于”弗朗西斯·斯金纳的同样意义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