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某年某月某日，吾乡的那些公子少爷一个个剪成光头、换上布鞋，陡然有穷苦的模样。他们又举止仓皇，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平时的自信。然后，只见他们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在那烈日之下，广场之上，横看成列，竖看成行，立正稍息地操练起来。
原来那时日本军阀蓄意亡华，国民政府定下“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各乡镇成立“乡农学校”，集训当地的青年精英，以备非常。那还是“好人不当兵”的时代呢，这些养尊处优的名门子弟，个个只有应召入伍。
那时，吾乡缙绅，没有几个人料到这是时代大变革、地方大变化的征兆，只是心疼孩子受苦，单是“黎明即起”谈何容易！孩子还有刚结婚的呢，还有抽大烟的呢。也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好小米稀饭，蒸好猪肉包子，看着他吃饱了出门。
那时候，大家只是盼望这三个月集训快马加鞭，早完早了。
没有谁了解军事训练是什么样的训练，例如“为什么”以及“怎样”。受了训好打仗，这个道理好懂，可是那个立正姿势是个什么玩意儿？站着，永远站着，站到万念俱灰，难道也凭这一套上战场？站就站吧，可是你那教官、为什么偷偷绕到我背后、用脚猛踹我的腿弯子？可叹我双膝点地，朝着别人的屁股叩首，还得站起来再挨你的拳头？“坏爷”就以观察家的姿态发表评论：“你把蒋介石叫来，让他立正站好，我在背后踹他两脚，看他还能原地不动？”
偏偏上头派来的这位教官是兰陵人，是兰陵的穷人，出去闯荡几年，在这方面成了先进。旁观者清，事后则明，如果那时培训教官选拔种子能考虑得周详一些……
结果这些大少爷的敏感作了怪：这小子，莫非花钱活动上头派他回兰陵？莫非他仗着现官不如现管，故意羞辱咱们？莫非他要把兰陵王踩在脚底下，他好称王称霸？
军队有军队的规矩，教官是有板有眼地把这一套规矩搬过来，对他讲话要立正站好，进他的房门要先喊报告，之类等等。好吧，咱们鱼死网破，大伙儿一商量，半夜把教官从床上拉起来，一顿拳打脚踢。
事情是闹大了，他们自有父祖。上面的看法是，倘若在操场课堂对教官动粗，那要军法审判，“操场如战场”。星期天在私室争执，又当别论。这看法对少爷们有利。
教官当然要换一个。不管原来的教官有多优秀，既然地方上有这么多人反对他，那就是“人地不宜”。新教官是个好好先生，和兰陵素无瓜葛，彼此没有心病。
乡农学校毕业的那天，上头派人来检阅如仪。之后，春梦无痕，每个人又恢复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可是对日抗战发生，军事训练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受过军训的人能愤怒，而且愤怒较能持久，而且可以化为行动。这些姓王的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兰陵王氏组织的游击队，番号是第十二支队。父亲带我进队的时候，它已经很有规模。十二支队，没听说上头有总队，也没听说谁是第一到第十一支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已经忘了那些村庄的名字。一路上只见拾柴的，拾粪的，搓麻绳的，抽旱烟晒太阳的（天已冷了）。没见打游击的。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全是游击队员。
村中有些鸡鸣狗吠，人声不多。后来知道三分之二的人正在睡觉，他们昨夜都没睡。
十二支队的绰号叫王团，支队的地位等于团。司令王松和先生，也有人管他叫团长。副司令王成和先生，兼第一大队长。自此以下，王毓英先生，王毓肇先生，还有王贤和先生，全是重要人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并不是他们。我在第二大队的队部里遇见一个奇怪的人，他坐在过道里一直喝酒，酒是劣酒，有辛辣的臭味。也许在这样的地方只能买到这样的酒罢，他是“善饮者不择酒”吗，那么他的酒瘾一定大极了。
虽然颠沛造次，还是有一点排场，过道里为他摆上一张方桌、一条板凳。桌上放着一把锡酒壶，听差在旁不停地斟酒、点烟。旱烟袋的竹竿很长，自己不便点火，没有那么长的胳膊。
“过道”是四合院内外交通的孔道，他的桌子凳子稍稍有一点妨碍交通，他不管，嘴里含着烟嘴，眼睛望着空气，但是眼球不停地左右转动，神态并不安详。
父亲要我叫他“二老爷”，我叫了，他没答理。后来我知道他整天不说话，只喝酒。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正纳闷，忽然听见有人发问：“他那么好的家世，为什么要做汉奸？”急忙回头看，贤和七爷正陪着两个都市青年模样的来宾参观。问得坦率，也不怕喝酒的人听见。
七爷修长白皙，无尘土烟火气，固一佳公子也。他回答：“他们家老太爷最佩服曾国藩，他想学曾国藩成立乡团、保护地方百姓。”
“你们是怎么逮住他的？”七爷顿了一顿，斟酌了一下，“他是投诚反正的。”
一个起义的大汉奸？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有这样苍白文弱的大汉奸？有把脑袋浸在酒缸里的起义英雄？
他叫什么名字？我悄悄地问父亲。父亲说，这人叫王意和，外号二秃子，住在插柳口，是进士衍公的儿子。
他是秃子？我急忙到过道里仔细察看。他并不秃，头发比一般人稀少而已。还好，衍公的儿子不能是个秃子。
然而，据说他是个酒疯子，人称“疯爷”。衍公的儿子可不可以天天醉酒？好像可以。
衍公的儿子当然不可以做汉奸。地方上，如果谁上了日本人的船，马上名扬四方，大汉奸？我不记得有个王意和。
他说：“疯爷跟兰陵的日本鬼子有来往，松和大爷半夜把他捉过来。贤和七爷说他反正投诚，那是心存忠厚。懂不懂？人要厚道些。”
是，人要厚道些。何况这人对我很重要，他后来教我读唐诗。
司令部设在一间茅屋里。这间房子很大，猜不出原来做什么用的。乡下村庄的房子都很小，但游击队常有大间房屋可用，好像军队开进来把房子撑大了。
司令部用的这间房子，一半面积铺满了麦秸，做司令官等人和衣而卧的地铺，另一半面积，当门摆上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把太师椅，松爷——我是说司令官就在这里会客、议事、运筹帷幄。司令官的这点子排场，又比疯爷喝酒的局面大得多，那桌子椅子，简直像是松爷从他家里搬来的。
看见我，松爷很高兴，他正计划办一张油印的刊物，需要人手。他交给我的任务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找些可以报道的材料。我暗想，我这不是要做记者了吗，马上恨不得雀跃三尺。
决定先去赶集，我在集上见过惊心动魄的事情。这天天气晴朗，风小，赶集的人多。我顺着大路走，走出十二支队的防区，也不知是哪家的山头，只见许多农人用独轮车推着粮食，在我身旁吱呀吱呀响，如果我作文，也许会说车轮在唱歌，今年收成好，田家赶集卖了粮食准备过冬，今年的冬天很温暖，等等。
走着走着，车子走不得了，成排的独轮车停在路旁，扛着枪的人来检查。不是检查，是路心摆个大箩筐，收鞋袜费。来人扛着步枪，披着子弹带，小袄的扣子不扣，毛线打成的帽子，标准的游击队打扮。冬天到了，弟兄们还穿着破袜子破鞋，大家有钱出钱，支持抗战。掏出票子往箩筐里一丢，光天化日，大公无私。推车的人说现在没有钱，卖了粮食回头再交吧，那可不行，交不出鞋袜费的人不能过关。那么，我不去赶集了，原车原路回家，那也不行，一车粮食扣在路上，你回家去拿钱。
热闹一阵，冷清了，零零落落有人赎车，车，人，渐渐稀少。
这才急急忙忙来了个庄稼汉，交了钱，问：“我的车呢，我的车呢？”在原先停车的地方团团转。扛枪的人也慌了，光知道扣车收钱，没料到有人投机发国难财。有一个人，这里本来没有他的车，他不是卖粮食的，临时见财起意，交了一笔钱，把一车粮食轻轻松松地推走了。这可怎么给人家出钱抗战的人交代。
只好报告长官。长官来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大模大样地问了三言两语，大喝：“刁民！你想讹诈！”手指头几乎戳到人家眼珠子。人家喊冤，长官就喊打，打完了收押，等他的村长来保。
不赶集了，回司令部告诉松爷去，一面说，一面上气不接下气。松爷很认真地听，听完了，忽然微微一笑。他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好吧。第二天我到第一大队，他们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大队长，也就是副司令，也就是爷，不知到哪里去了，带着警备队。警备队的配备全是好枪，包括十二支队仅有的一挺轻机枪。
他这一走，第一大队松垮垮的，队员正在聚赌。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松爷一定会说“这种材料不能用”，看了白看。
我去找村长，村长伸手一指说，东边有个村子，你可以去看看。到了东边的村子，那村长又伸手一指，他说那边的村子里有堵墙，招人看。
我找到那堵墙。日本兵曾经在这堵墙下杀死七个人，某一支游击队的队长经过此处，用刺刀在墙上刻下一行大字：“我必杀死七个鬼子。”
这一支队伍走了，另一支队伍来了，队长也来看这面墙，教人把原来的字刮去，自己另外刻上：“我必杀死七十个鬼子。”这面墙成了名胜古迹，每有游击队过境必来参观，队长必用刺刀刻字，刻新字必先刮掉旧字。墙上的数字由七十人到七百人，由七百人到七千人。我来时，土墙已削成薄片，上面的笔画也似有若无了。
我猜，若有人再来刻字，墙必立刻在地上跌碎。
回到司令部，向松爷报告发现。他老人家聚精会神，听完了嘴角一动，似有笑意。
我心知不妙。果然，他又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在司令部的那个“地铺”上，并排睡着六七个人。第一个睡在外沿的，是松爷的贴身勤务兵，第二个，紧挨着勤务兵的，是松爷，然后是贤和七爷，然后，我忘记是谁了，只记得他的脸又瘦又长。
副司令成爷和他的队伍住在另一个村子上，他抽大烟，而且带着姨太太刘姐烧烟伺候，必须有单独的房屋。他的排场又超过松爷。
这些首脑人物常在深夜议事，会场就在“地铺”旁边，椅子只有两把，地铺上的人睡熟了，军事会议就在别人的鼻息声中进行。
有时候，靠墙而卧的我并未入梦，也要装做睡熟了，即使便急，也不能起床。在这装睡未睡的时候，听到了不少。
那时候，各个游击队之间貌合神离，常有“摩擦”。发明“摩擦”一词的人是个天才，用它来形容游击队的互动关系，传神之至。
有一次，某“友军”派人到十二队的“地盘”里来要给养，也就是指派老百姓送饭给他们吃。依当时的规定，他们不该越区征集，十二支队如果不制止，防区里的老百姓就有双重负担，这些老百姓就瞧不起十二支队。“友军”的这种行为就叫“制造摩擦”。
对付“越区征集”，向来是把闯入“我方”防区的人缴械扣押，通知对方领回。对方可能拒绝领人，趁机“俘虏”我方几个战士以示报复，对方也可能说对不起，我们弟兄不是故意的，上面没有教他们这样做。等你把人把枪放回去，他们又马上恶声相向，说你用土枪调换了他们的好枪，你扣下了他们的子弹，要求赔偿。这叫“发生摩擦”。
“摩擦”是可能生电的，是可能起火的，双方都全神贯注，心无二用，因为摩擦常常是“兼并”的序曲。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不以摩擦对摩擦，他以疏解对摩擦。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非亲即友，脸红脖子粗已是下乘，更何堪杀人流血？
那时，游击队有的归国民党领导，有的归共产党领导，共同抗战。以国民党内部术语，沦陷区大势三分为“敌伪匪”，而共产党内部术语则称之为“敌伪顽”，双方的敌意很明显，“摩擦起火”的危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绝对不打中国人，不但不打“匪军”，也不打伪军，理由仍然是“非亲即友”，他要打的是“鬼子”。“谁也别打谁，谁也别杀谁，到抗战胜利那天，大家亲朋好友一块儿庆祝。”
松爷的这番主张，成爷似乎并不赞成。我听见他说：“我们请大哥出来领导，当然听大哥的。不过——”说着说着总是有个“不过”。
老哥儿俩从没有抬过杠。回想起来，他们如果好好地辩论几次，反而好些。
那时一般游击队所到之处首先推行的大建设就是布置一间牢房，备有老虎凳、杠子之类的刑具。这个有特殊设备的房间，是为“威镇四乡”准备的，半夜三更少不了鬼哭神嚎。十二支队没有这一套东西。
有时候，对松爷的理想，我也有些怀疑。
不过？
松爷兵符在握，敦亲睦邻，但是他夜探插柳口进士第，生擒了“大汉奸王意和”，这人现在天天在他眼皮底下喝白干吐口水。
意和老爷是进士衍公唯一在世的儿子，每天昏饮，心中醉时胜醒。日本人想利用他，游击队想吃掉他，他还不知道处境危险。松爷呢，是衍公的侄子也是学生，现在领导兰陵王氏打游击，他不能看着衍公的哲嗣毁了。他带着衍公的嫡孙毓肇叔夜探插柳口，插柳口守夜打更的人一看是他们爷儿俩，就开了寨门。
疯爷醉眼蒙眬，措手不及，但也别小看了他。进士第房子多，他在枪兵监视下走过一个门又一个门，冷不防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抢到一支步枪，一个箭步进了屋子。
谁也没想到他往屋子里头跑。屋子里有一张很大的方桌，他跑到方桌后头，枪口对着房门，哗啦一声子弹上膛，这才知道他也会使枪。这间房子呈长方形，疯爷雄踞一角，以方桌为防御工事，枪口对准门口。疯爷有了据点，开始大骂他的侄子，他们叔侄一向不合。松爷、成爷、瑛叔，轮流隔着窗子劝，再好的口才也没有用。疯爷不疯，他知道只要撑到天亮，他就胜利了。
双方相持到鸡叫，松爷知道不能再拖。插柳口离兰陵镇只有三里路，村中难保没有日本人的眼线，一旦消息走漏，日本军来个拂晓攻击，恐怕大家难以脱身。于是松爷——谁教他是大哥呢，谁教他是司令官呢？——挺身进屋，走到方桌对面，肚子抵住枪口。两个人眼睛对眼睛。松爷说：“劝你劝了半夜，你都听见了，现在只有两句话，要就是你开枪，要就是你跟着我们走。”
子弹在枪膛里。疯爷的手指头在扳机上。如果他真是个酒疯子，如果他的食指再弯一弯……枪是新式的中正式，子弹每一颗都光洁无锈，一定不会哑火，那就难以收拾了、难以收拾了！
疯爷对着松爷看了又看，慢慢地松了手，他把步枪轻轻地放在桌上，颓然坐下，叫着听差的名字，大喊：“拿酒来！”
好说歹说，他还是坐在那里喝了一壶酒。
残月三星，疯爷束装就道，进士第的自卫武力也大半跟着去了，这些人枪当然归疯爷的侄子调度。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嚎啕大哭，她不懂政治，度量着侄子串通某些人夺财。原来进士衍公有个哥哥，中过秀才，没有子嗣，遗产也归疯爷继承。疯爷是衍公在京做官时和侍妾所生，衍公辞官，把小星打发了，只带着儿子回家。疯爷的背景如此，不免受些歧视。二奶奶把问题放进这个框框里看，也没个人能开导。
第二天，兰陵的日本驻军开到插柳口，有人有马。那小队长问长问短，村人只好说是夜来土匪绑票。小队长说，他可以负责筹措赎款，又建议二奶奶带着孩子搬到兰陵暂住，由他保护。村人不免虚与委蛇一番。
松爷“破”插柳口，用心在保全衍公的后裔，而且未发一弹，符合他的一贯哲学，疯爷后来也能体会。
不过……
后来疯爷回到进士第，不见宾客，有个瘦长脸的老头儿，来陪他喝过酒。这人当初在十二支队司令部和我们睡“通铺”，知道一些内幕。他告诉疯爷，十二支队申报战功，公文上写的是攻破日军据点插柳口，逮捕“汉奸领袖”王意和。这人用恭维的语气说：“你是福大命大，这顶汉奸领袖的大帽子，岂是平常人顶得住的？要是上头来一道命令，教十二队把这个汉奸领袖就地正法，那怎么办？或者上头说，你把这汉奸领袖押解到这里来审判，那又怎么办？还好，吉人天相，阿弥陀佛！”
疯爷一听，眼珠子鼓出来，眼球上有粒红斑发亮。他默然痛饮，等到有了七分醉意，忽然拍桌大骂王松和。
那人吓坏了，一溜烟告辞，没敢再来。
十二支队经常南北游动，北方活动空间大，到过山区。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正副司令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副司令回师归队的时候，途中碰上小股日军，互相射击一番，虽然没有斩获，到底是跟敌人打了一仗，可以列为光荣纪录。
副司令成爷颇有凯旋而归的声势，留在司令松爷身边的官兵，全体整队行军到五里以外接应，只有司令一人未去，整个村子好像空了一般，很静。我看松爷一人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方桌上，像等着照相。他好孤单，我决定留下陪他。
回想起来，他是应该去接成爷的，成爷好歹是打了仗回来，松爷熟读经史，当然知道皇帝如何礼遇凯旋的将军，可是他老人家竟然没去。至于我不去，那就更没有道理了，简直莫名其妙。
那天我悄悄地看了松爷的脸。人家都说松爷的相有福有贵，因为他脸圆肉厚，面黑带润，口鼻周正，可惜眼睛小，脖子短，不能十全。我仔细核对他的脸，别人说的一点也不差。
松爷坐在那里，倒有“不动如山”的将风。他是读书人，不识干戈，使我想起中国历史上文官带兵的传统。我那时已熟读《论语》，读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时候心中暗想怎么可能，两种矛盾的气质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兼备而且调和，那天从松爷身上发现可能，一定可能。
成爷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司令部，和松爷谈了几分钟，急忙赶回自己的驻地去喷云吐雾。夜晚，他老人家过足烟瘾，再来跟松爷诸人细说一切，说着说着声音高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侧身面壁，听得见，看不见，也不敢看。
好像是，他们在谈过年发饷的事，游击队没有固定薪金，中秋节每人发了两块银元，眼看要过年了，弟兄们等着。
可是成爷说，中秋节并没有发饷，大哥记错了。
松爷说，每人两块钱，已经开支了，难道是我喝兵血？
成爷说，大哥事情多，大哥忘了。
十二支队虽然受政府节制指挥，政府没有一文钱一颗子弹给它，钱是兰陵王氏大户人家凑出来的。松爷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含糊，就朝着贤和七爷问：“老七，你说，过中秋是不是每人发了两块大头？”
七爷说，是发了两块大头。
不料这句话惹出极大的风波，我听见精致的机件摩擦、互撞的声音，犹如裂帛。我知道那是自来得手枪子弹上膛。这种手枪装在木盒子里，可以连发，俗称盒子炮。成爷有几把新得发蓝的盒子炮，性能极佳，人所共知。
“你想跟我作对？”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从愤怒的声音想象表情和手势。
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种紧张的寂静。我在等松爷说话，可是他一个字也没说。最后还是七爷的声音：“我得罪了大哥，我给大哥磕头。”这个“大哥”是指成爷。七爷可能磕了头，但是他并未推翻自己的证词。
我紧紧贴在墙上，恨不得把自己嵌入墙里。还好，成爷没有继续进逼。可是他已经伤了许多人的心，包括我父亲。
第二天，七爷对松爷说，他这次离家日久，有些牵挂，打算回去看看。他说得平平淡淡，松爷也平平淡淡接下去：“你早去早回吧，这里少不了你。”我们都知道七爷是不会回来了。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队上，跟弟兄们同吃同住，他说：“你先在这里住几天。”我知道，我再也不能睡司令部的大地铺了。松爷支开我，是怕我发现“不能用”的材料，可是这样一来，我连能用的材料也无法得到了。
在队上，我的顶头上司是毓肇叔，他说：“别的事不要你干，你在村子里到处走走看看，看到什么事情马上告诉我。”
村子里还能有什么事情？这村庄已经是游击队的了，老百姓不过是布景和附件。
还是看到一些事。大早晨，一个老太太，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一罐清水，瓦罐很小很小。早晨是家家户户挑水的时候，老太太没力气，只能站在井口央求别人顺便替她提上小小一罐水来，瓦罐太小，看上去好像老太太在打油。
虽然瓦罐很小，老太太的步履仍然有些艰难，我就上前一步把水接过来替她提着。她端详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八路军吧？”
不知怎么，我受到很大的刺激，内心震动。连这么一件小事也得八路军才做得出来，十二支队还能混得下去吗？
我闷闷不乐，送老太太到家，又看见另一件事情。
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游击队每天两餐，第一餐大约在上午十点，由防区内的居民把饭做好送来。来送给养的都是妇女和老翁，穿着布满补丁和污渍的棉衣，挑着瓦罐，呵着蒸气，景象有些凄惨。
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由我一个叔字辈的人检查。他先从排头到排尾扫瞄了，然后从排尾到排头一个一个把瓦罐踢翻，热腾腾的高粱地瓜稀饭流了一地。
他认为，“送给养”送来这样粗粝的食物，是对十二支队的侮辱。他把那一排低头缩颈的人大骂一顿，再抓过一支步枪，用枪托把瓦罐一个一个捣破。
他严厉地吩咐，限中午把新的给养送到。他走了，我站在原地继续看，看那一群垂头丧气的人把地上的地瓜捡起来，用瓦罐的破片盛好，郑重其事地端着回家。
我觉得我有许多话要说。我对毓肇叔说，老百姓很穷、很苦。我说，有些游击队帮老百姓挑水推磨呢。毓肇叔是个短小精悍的人，脸形窄长，于是，我觉得他像一把刀对我迎面劈来。他指着我：“小八路！你这个小八路！你不去当八路，在我们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他愤愤而去。不久，副司令成爷的护兵来找我。
成爷侧卧在一张方形的土炕上，面对着一盏烟灯，烟灯是放在烟盘上，烟盘旁边摆一把瓷制的茶壶。刘姐隔着烟灯，和成爷相向而卧，手执烟签，从烟缸里挑起烟膏，在灯火上烧烟。
烟灯，烟盘，烟签，以及吸烟用的烟枪，质料和制作有种种考究，烧烟更是专门的技术。烟膏平时是硬的，用灯火烧烤时它是软的，甚至是可以流动可以燃烧的，所以烧烟讲究火候。不用说，刘姐是此中妙手。
刘姐把烤成枣核形的烟膏插在烟壶上，双手把烟枪送到成爷嘴边，成爷把烟膏对准灯火，呼呼呼风生云起，异香满室，一口气吸个干净。然后抓起茶壶，来一口酽酽的龙井，然后仰天而卧，四肢舒展，吐气如呵。
然后，他和我说话。抽大烟的人非到这一套程序完成是不肯兼顾另外一件事的。
“大孙子，”他叫我，“《古文观止》里有一篇《辨奸论》，你读过没有？”
我读过。
“《辨奸论》里有一句话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句话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那就好。你想，当兵的怎么去给老百姓推磨呢？怎么去给老百姓挑水呢？这不近人情！不近人情！”
他又喝了一口茶。
“大孙子，你别以为这些老百姓真穷，他们不是穷，是省！是省俭的省！他们不是穷人，咱爷们才是穷人，咱们是卖地的，他们是买地的，咱们的田地最后都卖到他们手里！”
说着，姨太太已把第二口烟烧好，副司令侧身过去再狂吸一阵。喝过茶，他忽然坐起来。
这可吓我一跳，抽大烟的人轻易不坐起来跟别人交谈，而我是晚他两辈的小孩子。他一坐起来，整张脸浴在从门口射进来的天光里了，他一向营养好而又少运动，所以这张脸很大，很肥，惨白，他那有名的一对眼睛，大，圆，凸出，乡人说是鱼眼露睛的，也特别明显了。
我几乎要哀求他躺下去。
“说到扰民，还不是为了抗战？抗战还能不扰民？蒋委员长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句话就是教我们扰民。十二支队的这些枪，这些子弹，都是咱姓王的爷们自己买的，咱们是卖了房子卖了田地来打游击的，要说扰民，咱们先把自己扰够了。咱们十二支队，不过一天吃老百姓两顿高粱煎饼罢了！”
他说到最后一句，用巴掌猛拍一下大腿。
他该吸第三口烟了。
童谣儿歌有时能激起大风大浪，例如：
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
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踢蹬”的意思是作践、糟蹋，“庄户孙”就是种庄稼的人，“孙”指地位低下，一切听从“爷爷”。
十二支队的那些爷爷叔叔研究了半天：这歌谣是什么人做出来的？那时八路军主领文宣，这歌谣显然不是出于他们之手，它把所有的游击队都骂了，没说烂筐子里有一个好桃。
要人多，韩志隆。要打仗，孙业洪。
要吃馒头李子瀛。八路军，捣蛋的。
十二支队逃难的，××支队讨饭的。
这回是点着名评论，只肯定了一个孙业洪。这歌谣又是谁做的呢？是孙的幕僚呢，还是恰值孙业洪刚刚跟鬼子打过一仗，适时左右了作者的心情呢？
司令官沉默了很久。对第一首歌谣，他一笑置之，对这第二首，他觉得难堪。十二支队逃难的，天地间竟没个人了解他的苦心！尤其是，这歌谣传诵了几天之后，出现了新版本，第四句改成“八路军，抗战的”，以后再无变化，从此定稿。下面连接着第五句“十二支队逃难的”，对照十分强烈。十二支队的叔叔爷爷们都受了些刺激，只有“汉奸领袖”疯爷坐在司令部大门底下饮酒如旧，坦然展览自己。
拼一场，必须跟鬼子轰轰烈烈拼一场，十二支队才抬得起头来。爷爷叔叔们如是说。
我们从司令官的勤务兵口中听到许多消息。勤务兵经常到队上来聊天，他在司令部没有说话的份儿，很需要听众。
沸腾一腔热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着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烧得好，焦土抗战么！可是司令官说不好，他要找这么一个地方做战场：打完了仗，日军没法拿老百姓出气。于是选择作战地点是第一个难题。
即使找到了合乎理想的战场，十二支队能不能开到那里去作战呢？广大的乡村早已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人家当然要想一想，你到底是来打鬼子，还是来抢地盘？人家防你，你也防人家，十二支队也得想一想，一仗打下来，筋疲力尽，别人会不会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呢？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啊。
最后，据说，地点找到了。当然，到底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只见一瓶一瓶的生发油发下来，人人擦枪擦子弹，盒子炮的子弹绰号花生米，所有的花生米不但擦出令人馋涎欲滴的色泽，还一颗一颗用戥子称，把重量不合标准的子弹淘汰下来。
还有，据说，司令官写了遗书，用他那得到衍公真传的行书，写好了，交给我父亲保管，遗书说什么，我父亲自然不能偷看。副司令得到了消息，也急忙赶到司令部来，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华池，我多年不提笔了，你替我写吧，就说我幼承祖荫，耕读传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父亲自然也不肯告诉别人。
那些弟兄，那些小队分队，都有人摩拳擦掌，复诵他们代代承传的战争哲学：“该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
然后是行军，朝南走，宿过几个村子。
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
最后宿营的这个村子，地势高，副司令看了很喜欢，但村东村北一片平川，他皱了一下眉头。
他派出哨兵。然后，他整夜抽大烟，疯爷整夜喝酒，司令官中宵独坐沉思，一切如常。
当然也派出谍报员出入日军的据点，和潜伏在汉奸部队里的谍报员联络，打听日军有没有出动的迹象。
保安大队没有接到准备出动的命令。日军营地静悄悄的，没有多余的声音，也没有多余的灯火。
真令人料想不到，十二支队宿营的村子里，却有一只猫头鹰咯咯地笑起来，把夜笑得更白。全村的狗随之狂吠。
疯爷听见这凶恶怪异的声音，立刻命人取一副骨牌来。他推开酒壶洗牌，骨牌的背面向上，整副牌看列成乌龟的形状，再按照规定的程序一张一张地翻开。
这是占卜的一种方式。他一连推演三次，三次都顺利过关，于是推开骨牌，继续喝酒。
副司令和疯爷同时听见枭啼，他的反应是立刻加派了一组游动哨，在村北村东警戒。然后，他继续抽烟。
司令官已经睡了，闻声披衣而起，到户外走了一趟，回来正襟危坐，临危不乱的样子。
这时，我敢说，十二支队每一个人都醒了，他们在枕上听见村东村北同时打响的枪声。我敢说，他们不是被枪声惊醒，是被枭声惊醒，所以，他们多得到一分半分时间。
十二支队这时慌成一团。还好，都还扎紧了子弹袋、握紧了枪，都还知道等待命令。枪声中，副司令大摇大摆走过来。他老人家太胖了，用八字脚走路，肚皮前挺，上身后仰，两臂只能当翅膀用，想不摇摆也不行。
他对司令官说：“大哥，你先走，我有马。”
他转身伸手向西一指：“一二三队警备队，拔好枪，止！”
十二支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一大队都有一部分新枪、快枪，也有一部分旧枪、土枪。警备队没有土枪，但是有一部分短枪，短枪只能近战，不算“好枪”。这四队武力中的“好枪”有一个特别的编组，准备一旦情况紧急集中火力战斗，所谓“拔好枪”，就是动员这个特别的编组。至于“止”，它是当时游击队用的术语，意思就是制止敌人前进。
旋即听见十二支队唯一的一挺中正式轻机枪突突点放。
情况和日军的假想不同。日军是训练之师，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盲进，指挥官需要一点时间重估敌情。这点时间足够十二支队撤退之用，他们向南急走，日军不敢追击，追击不在作战计划之内。
当人人南奔的时候，独有疯爷吩咐跟班向北。跟班的大惊，问主人何往，疯爷轻轻松松地说：“咱们回家！”叨天之幸，十二支队全师而退，唯一的损失是走脱了一位有“汉奸领袖”之称的高级俘虏。
若说还有损失，那就是，副司令忘了收拾他那一套名贵的烟具。
不，损失不只这些。经此一役，司令官主动打鬼子的计划向后推延，直到十二支队北调入山，司令官辞职隐居，没能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