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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夺路:回忆录四部曲之三》第一部 2 宪兵连长以国家之名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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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第二十二中学第二分校设在汉阴县的蒲溪镇,这里也是世局的一个小舞台。抗战胜利了,新戏码带来新演员,第一个登场的是个“骗子”。

这个人姓吴,是宪兵第十四团的一个连长,那时宪兵十四团驻在陕西,派人出来招兵。这天,学校的布告栏里出现了这么一张东西: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

许多同学围着它看。这张通告只有几十个字,与其说是看,不如说大家仰着脸在那里幻想。军人的专业教育,有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名气很大,论层次都在黄埔军校之上,“宪兵学校”这四个字排列在那里,和他们等量齐观,十分诱人。校中有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不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还是宪兵学校,都不是初中学生能够投考的。

“宪兵学校”招考通告中说,报名地点在本校教务处,考试日期是随到随考,通告由吴连长以招考委员具名,他盖了个私人名章。校中十几位教师,没人告诉我们,这样的通告应该由宪兵学校校长署名,应该加盖宪兵学校的大印。

这算什么人师!很久很久以后,我才能够原谅他们的苦衷。

陕西汉阴地区四面环山,资讯缺乏,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把这张不负责任的通告,当做遥远的、光亮的一线天空。只听得集合号响,全校学生到大操场听吴连长演讲。分校主任陪着他走上演讲台,那时候叫司令台,讲台后面竖着旗杆,旗杆顶上升着国旗。那天天气很好,吴连长就在青天白日下面,在青天白日的国旗下面告诉我们,宪兵对外代表政府,对内代表国家,是领袖的禁卫军,是革命的内层保障。

他说,宪兵上等兵的待遇比照普通部队的少尉。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他说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他很懂群众心理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当年吴连长发表煽动性的演说,由分校主任陪同登台,这位主任不但先讲话介绍,并始终在场静听。他的态度,使我们误以为他对老吴的话完全认可,用今天流行的词汇,叫做“背书”。以这位主任的经验阅历,当然知道宪兵学校是培养军官的地方,吴连长只是招兵,并不是代表什么宪兵学校招考学生。他当然知道宪兵也只是一个兵,学制兵制,对他们没有任何另眼相看之处。可是他没露半句口风,他是分校主任,有责任保护学生,怎么简直像一个共犯?我也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体谅他。

后来我知道了,人生在世,临到每一个紧要关头,你都是孤军哀兵。

回想起来,吴连长是个优秀的军人,身材高挺,威武中有文雅,扎武装带,佩短剑,足蹬长筒马靴,彬彬有礼。他带着一个班长同来,两人都穿黄呢军服,这种衣料有个别名叫“将校呢”,这种服装被人称为“黄马褂”。黄马褂是清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服装,代表某些特权,平民见了满心敬畏,吴连长说,现在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宪兵一律穿这种军服。战胜国的宪兵,世界四强之一的宪兵,就要衣锦荣归。那时我们哪里知道,即便是他,一个连长,也是为了出来招兵,团部破格特许他穿这套军服。

他说宪兵十四团就要离开陕西空运到北平接收,宪兵队的旁边,就是北大清华。老吴的预言博得更热烈的掌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那一代对大都市有无限的向往,俗话说,“到北京放个屁,也给祖宗争口气!”什刹海、天安门、北京大学、全聚德烤鸭,全在名家的作品里再三向我们闪耀着。那是既不可即又不可望的天宫,如今我们却要去做主人。

吴连长的演讲成功,大家一窝蜂报名,李孔思,我至今思念的难友,袁自立,五十年来缠绕在一条激流里的浮萍,都上了榜。你若问人生怎么开始,乡中父老说过一句话:小孩子是骗大的。李仙洲没骗我们,所以我们还没长大,李仙洲失势了,没法再照顾我们,我们在山坳里等着挨骗。

许多年后,我百劫千难寄身纽约,美国有一家汽水公司大做广告,消费者可以拿他家的汽水瓶的瓶盖换奖品,谁能拿出三万个瓶盖,可以换一架飞机。真有一个人借了许多债,买了三万瓶汽水,交出三万个瓶盖,汽水公司没有飞机给他,他一状告到法院。大家都判断他一定赢,谁料法官的判决是:瓶盖换飞机,“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法官反而怪原告不能欣赏汽水广告的“幽默”。我立刻想起老吴的幽默来,他说了那么多“一望而知其为不可能的事”,可是我们不懂欣赏,信以为真。

四十年后,我有幸和几位旧友通信,大家慨叹自己当年无知。骗局总是针对着人的贪念作出设计,我们妄想占尽天下便宜,活该报应,可是政府行骗,政府纵容默许行骗,总不成体统。可怜我们懂得什么,书本教我们相信政府,相信长官,相信现有的制度。我们还没学会怀疑。多年后,我从英文教科书里看见一句话“Too good to believe”(说得太好不可相信)。林语堂并没有把这句话收进他编的教本,我们没有读过。罗兰夫人说:“没有诱惑,生活是没有眼睛的。”我们有诱惑,没眼睛。

据黎东方教授写的《蒋介石序传》,当年蒋氏由广东出师北伐,对官兵提出承诺,北伐胜利全国统一之后,凡是参与北伐的官兵,都可以得到一份田地。黎东方很委婉地说,北伐成功以后,蒋氏左右的幕僚忘记提醒他们的领袖,以致授田并未实行。换言之,授田乃是虚诺。

后来才知道,抗战八年,军事第一,国民政府开出多少空头支票!各地军政当局从未因为欺骗人民受到处罚,即使是严重的陷害。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受害,也正因为太幸运,不知道防范。抗战虽然胜利了,国民政府还得准备内战,罗网依然张开。如何使骗术得逞,考验吴连长的才能,也关乎他的荣辱穷通。他的快乐要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共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的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得到你。”这是定律,政府也得受它支配。所以公务员、军人、青年学子受害最大。政府只好打击拥护它的人,削弱它的基础,饥不择食,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牲。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也许政治人物命中注定要说谎,拿破仑承认,他在公众之前没说一句老实话。抗战八年,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都正在护理谎言重创后的心灵,而中共新兴乍起,犹能以遥想的理想铸造钢铁骑士!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籍华人小说家哈金的《战争垃圾》(War Trash)出版,描写“朝鲜战争”后的劫余人物,哈金对我说,他喜欢人家把这本小说的名字译成《战废品》。中国对日抗战制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

那年代,这里那里,高尚的理想都短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句“格言”正在中国大陆十二亿人民中间流行。

我算是个“思而后行”的人,也还算有一点理想,那时吴连长住在学校附近的农家,我特别去见他,问他:宪兵十四团以河北为驻地,是否已经定案?他的回答斩钉截铁:精锐部队驻精华之区,十四团团部当然驻在北平,宪兵在全国各地的防区图早已画好,领袖已经核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已经下达,三个月内就要开拔。

我一向痛恨官兵欺压良民,屡次幻想自己变成剑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问他:宪兵是否真能够整肃军纪?老吴(我们私下都管他叫老吴)拿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上面写着:宪兵是国家“法治之兵种”,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司法警察。宪兵是“民众之保,军伍之师”。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他说,政府马上要实行宪政,推行法治,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宪兵这个“法治之兵种”负责兴利除弊,伸张正义。他张开双臂说,他代表国家政府号召有理想有胆识的青年。

他用简要有力的言辞批评了军纪,他说,抗战把军纪抗坏了。军纪关乎民心,民心关乎国运,谁来力挽狂澜?宪兵!宪兵由领袖亲自指挥,国运在领袖手中,也在宪兵手中,这番话一片救国救民的情怀,把我感动了!军人欺压百姓太多了!太过分了!我见过,我恨过,我做过多少除暴安良的梦,现在我想,机会来了!

我一直想做作家,那一年,陕南的《安康日报》副刊采用了我几篇文章,加强了我的野心。那时流行的文学理论说,作家第一个条件是丰富的、深刻的生活经验,所谓“生活”,那时指接触、了解、扶助劳苦担重担的,同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宪兵举足军民之间,哪里有弱者到哪里去,见人所未见,经人所未经,岂不是进了写作素材的宝山?

那时,我想,高尚的作家和低微的职务常常并存,薪水加上稿费,双倍收入,也就足以和大学毕业生的出路比美了吧?那时听说稿费的标准是千字斗米,鲁迅是大师,每千字稿费五元,可以买二百五十斤米。那时我读到谢冰莹女士一篇文章,她说,有一次她需要用钱,找某某书店想办法,书店查账,她的版税早已都领去了。谈话之间,一群学生来逛书店,有几个学生买了她的书,书店立时把版税结算给她。这一类故事我觉得很迷人。

我决定离开学校,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念过“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以后世事茫茫,我的盘算落了空,天不绝人,只有文学未曾负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