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吴连长很得意，招兵能一网捞上来五十多个“知识青年”，他立了大功。他料定我们是煮熟的鸭子，丢在汉阴城外不理，他带着班长和曹湘源住在城里，每天陪着他吃喝游逛，他认为掌握了湘源可以掌握我们全体。
谁晓得事有不然。
这一夜，我又在做那个梦，梦里一心想飞。我终于飞起来，飞得很勉强，费尽力气拉高，还是往下坠。哎呀，我的肚皮几乎要擦着屋顶了！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候，有人把我一把拉上来。
一个姓于的同学拉我起床，把我引到另一农家、另一间屋子，满屋子大约有三十个人，都是我们投入宪兵十四团的同学，众同学中间坐着一个军官，宪兵中尉。
中尉望着我点点头，不说话，同学们个个眼睛朝地上看，也不说话，他们正陷于重大的疑难之中。终于拉我起床的于同学打破沉默，他向我介绍，那位军官是宪兵第六团的郑排长，他引述郑排长的消息，开到北平去服勤务的并不是十四团而是六团，十四团留在陕西不动，吴连长欺骗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商量怎么办。
我冲口而出：“既然六团驻北平，我改投六团。”
郑排长微微一笑，他这才开口对我说话，一口陕西腔。他说他是本地人，做事要对得起当地父老，绝不说半句假话骗人，尤其不能欺骗纯洁的青年。他说十四团不可能驻北平（北京），司令部要他们留在陕西，派到北平去接收的是他们第六团，六团在西安一带的勤务已经移交给十四团了，正等候飞机空运北上。
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表态，影响了犹豫不决的同学们。大家释然，郑排长欣然。那时六团驻在西安附近的宝鸡整训，郑排长也是来招兵，也看准了流亡学生是个兵源，他也想到一分校和师范部去演讲，碰了软钉子，于是追到汉阴来挖墙角。他是怎样及时找到这些同学，这些同学又怎样想到把我拉进来，至今是个谜。
满屋子学生，没有一个想留在陕西，空运北上多神气啊，更加上要发泄对老吴的不满，立即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一次分裂把我和李孔思分开了，我曾在病中蒙他照顾，他于我有恩，可是他为人落落寡合，平时很难倾心吐胆。唉，反正以后的遭际祸福难料，也只有各人去碰各人的运气了！袁自立想了半天，也没通知他的好友陈培业，我们都有遗憾。
郑排长也带了一个班长来，姓张，他的老家就在邻村。我们连夜迁到那个村子去住，在张班长家过中秋节，张班长的母亲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气氛很温暖。第二天夜里，张班长带我们再换一个村子，经过“三迁”之后，我们从此和老吴、还有老吴带走的那些同学断了音讯，四十年后，一九八六年，我才找到其中几个人，但是一直到今天，始终没找到李孔思。
张班长说，我们“失踪”以后，吴连长酒气熏天，提着马灯满村搜寻，逢人便照，曹湘源望着空屋大哭一场。四十年后我写信告诉湘源，你如果每天有两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郑排长无从乘隙而入，湘源回信承认错误。不过我一点也不后悔改投六团，我非常需要离开陕西。
由汉阴到宝鸡要经过汉中北上，沿途全是十四团的勤务区。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有，那要从安康穿秦岭到西安，十分辛苦。我坚持要走辛苦的山路，躲开十四团的势力范围，以免被他们扣留。郑排长说，他是本地人，强龙不敌地头蛇，老吴斗不过他。我说，扣留我们的未必是老吴。他说，六团团部会向十四团团部施压力，我说，我们突然脱离了十四团，是我们理亏，团部出面交涉，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同学们都认为我的见解正确，大家讨论时，郑排长非常注意地看着我。
最后决定走山路，六团有个医官回团部，由他带队。秋风黄叶，上路的心情凄凉。好吧，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也没有不散的冤家。第一站去安康，走的是回头路，半路要经过蒲溪。后来越想越发觉郑排长会办事，由汉阴到蒲溪五十华里，由蒲溪到安康九十华里，二分校就在蒲溪大道旁边，郑排长极不愿意我们走这条路，他得防止我们回到学校里面看看，进了学校和老同学叙旧，也许改变主意又留下读书。许多人从军出于一时冲动，求学读书是永恒的愿望，他必须使我们远离诱惑，以防功败垂成。
他设法弄来一辆大卡车运送我们，当年汉阴汽车极少，想必他费尽了力气。老吴不能把我们立刻带走，也是因为交涉车辆。车过蒲溪时特别加快速度，努力甩掉我们的旧梦。也是老天帮他的忙，学校门外的公路上有一个老者采樵归来，弯着腰挑着一担木柴，汽车与他擦身而过，吓得他踉跄跌倒，车轮卷起的飞尘埋葬他，露出一颗白苍苍的头颅，显出他在挣扎。我们在车上大笑，这一笑，我们忘记了二分校，确保了郑排长兵运的成果。这一笑，也笑出军心和民心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
安康和流亡学生有缘，抗战初期，教育部在此收容华北青年，送入四川。一年前，学校由安徽西迁，一分校设在安康，我由老河口坐船溯汉水而上，在安康“起旱”步行到蒲溪。如今抗战胜利，走来时路，说是青春结伴好还乡，心中却只有惶惑。
仅有的喜悦是匆匆拜访《安康日报》，《安康日报》副刊第一个把我的文稿用铅字印刷出来，它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报社是一座两层的小楼，编辑部设在楼上，副刊主编万钧先生和一分校的戴子腾老师早已等着我。我结识万主编出于戴先生介绍，我来向他俩告别。他们对我投入宪兵，没有一句询问、一句安慰、一句勉励，完全避开这个话题，无声之声应该是不以为然。倒是报社的总主笔，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他夸奖我写的《评红豆村人诗稿》，对我不再读书深为奇怪，问明原因之后，嗟嗟两声，相当动听。万钧先生从楼下排字房请来一位王先生，好像是编辑部的负责人，他显然十分忙碌，握个手，送给我一本艾芜的《文学手册》。
这是我今生看见的第一家报馆，虽然简陋，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惹我喜欢，端正庄严的铅字，比手写体多了几分神圣，好像文字一经铅印，便入“古典”。它每天载着信息，漫天飞翔，触手化作灵魂的营养，幕后的工作者岂是常人。这半日流连，产生我无穷的遐想。
他们登过我几篇文章，早就说给我一点稿费，见我远走他方，连忙东拼西凑拿出来以壮行色。我想起班上有位同学非常穷苦，而且生了慢性疾病，今天回想，也许是黄疸。我当场写了一张字条，授权那位同学来领钱。这笔钱是我生平第一笔稿费，钱数不多，给了他，我心里觉得很甜。有时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觉得付出是甜美的？难怪我一生不能聚财。
两年以后，我在河北省秦皇岛有了落脚之地，特地写信给《安康日报》，我说我是当年流亡学生中的忠实读者，我要求他们寄几份报纸给我看看。真难得，他们果然照办，而且是逐日付邮，连续一个星期。还是那样粗糙的土纸，还是那样缺边少框的铅字，一切并未因抗战胜利而改进。我本来想给他们的副刊再写几篇文章，这回我不要他们的稿酬，我要用文字酬答他们，可是他们的副刊已经取消了！我把报纸拿在手上抚摩久之，也惘然久之。
四十年后，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学长来信告诉我，老同学留在四川的，为数不少，有位某某，听到我的名字，表示当年曾得到我的资助。我想如果他肯来封信，开个头，从此温故知新，彼此都可以添制许多美好的回忆。可是他没来信，只撂下这么一句话。唉，四十年后，他还有这么一句话，也难得了。
写到这里，又得加几行注解。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一九五○年，国民政府失去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国共双方隔着海峡，严厉隔绝一切联系，大家“两世为人”。一九八○年左右，国共都改变政策，中国大陆和台湾和美国都可以自由交流，我开始设法寻找大陆亲友，自称“望乡台上看前生”。戴子腾住在湖北老河口，我寄去一份厚礼，他和我通信多次，但时存戒心，万钧住在湖南耒阳，根本拒绝和我联系，我完全没有机会对他表示回馈。他们在我心中的分量很重，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很轻，不能对称。
在安康，郑排长安排我们住在安康警备司令部控有的一座房子里，我们一步踏进大门，恰逢几个大兵烤狗肉下酒，他们用广东大兵特有的方法，如我在第一本回忆录《昨天的云》里所记。我们闻见香气，听见他们猜拳行令，也听见如此议论我们：“这就是那批闹学潮的学生。”我才知道风潮也是成名的捷径，难怪诱惑多少“英雄”入彀。这是我对安康最后的记忆，回想起来并不舒服。
以后的路程是由安康北行。还记得在安康城北渡汉水，初觉风寒衣单，迎面漫山红叶，血光火色，联想国共两军正在东北华北作战。我们此去正是走向杀声重围，山尖峻峭，山脊像刀剑阵势，不知怎能穿得过去。想起“上帝不能造两座山中间不留空隙”，人从山缝里找路，人也在山缝里耕种，生儿育女。
穿越秦岭山区到西安，中间要经过镇安、柞水。在我们之前，一九四五年，日军进攻河南西部的时候，李永刚教授由河南走避敌锋，奔陕西安康，再由安康穿越秦岭到西安，他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他事后著《虎口余生记》，沿途经过的村庄城镇，他都记下名字和里程，我把书中记述的里程加起来，由安康到西安一共是五百七十华里。
这一段路，他携家带眷走了十天，我们轻装赶路，作息不同，他记下的那些地名，除了几个重要的城镇，我都不知道。各有因缘，大概我们留宿的地方他也不知道。我走路很慢，而且容易疲劳，大家迁就我，在山中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我听说李孔思和陈培业脱离十四团，再回学校读书，也走过这条山路，他们晨昏疾行，只用三天。分校主任本来拒绝收容他们，经过全体教师说情，级任导师担保，他们以悔过待罪之身，勉强读完最后的课程。
记得第一站在东镇街投宿，镇安县境。这是一个依坡而建的小镇，层层石级穿街而过，见妇女挑着两桶水挣扎而上，心中恻然，那时只听说自来水，没见过，暗想山中人哪一年有这个福气。想起全家逃难时我在外乡自己挑水的经验，念现在有谁替我家挑水。
那一夜，我们投宿山家，郑排长忽然出现，他一直远远地尾随我们。他为什么不辞辛苦呢，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后来知道，他唯恐我们有人反悔，特意在后面拦截。中秋刚刚过去，月亮反而更团皎洁。他带来一瓶酒，托山家做了两样菜，说是陪我们赏月。我们坐在山村的小院里，夜色中四围皆黑，我们先看见光，后看见山，最后看见月。月光下看重重叠叠山，世界如同废墟，人和月的关系反而亲切，忘了月球也是废墟。有几位同学轮流向我劝酒，静悄悄望着我的脸让我一个人说话，我醺醺然，忘了我是谁，恍惚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文明毁灭，唯我幸存。又以为自己是李太白，笑傲江湖，五岳看山不辞远。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原来劝酒出于郑排长安排，趁我没注意，他离座走进屋去检查我的书包，取走我的毕业文凭。他以为我没有文凭就没有其他出路，也就没有脱队的动机，我的态度可能左右其他同学。经他导演，这些同学都做了称职的演员。我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啊！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后来我到台湾，又遇见美酒当前唯我独尊的场面，一伙平时自视甚高的人忽然谦虚和蔼，我就料到是怎么一回事了。
郑排长虽不光明，仍然磊落，我们接受新兵训练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忽然来到营房探访我们，他只说来看看大家，没有一句八股，然后他掏出那张文凭当众还给我，说明他为什么扣下我的文凭。
还记得镇安县城很小，站在市中心可以望见城墙，墙高刚刚超过人的身长。县政府的规模大约三房一厅，石墙瓦顶，算是全城最好的建筑，衙门大开，门外没有卫兵，黑黝黝空荡荡的大堂中间摆一张方桌，铺着红布，非常安静，桌上没摆文房四宝，古人称道的“花落讼庭闲”，也许就是这般模样。但愿不是这般模样，因为这并不代表民间没有争执，更不表示所有的争执都已公平解决。
还记得有个地方叫火地塘，那里的小旅店，依我们抗战流亡时的标准看，也太简陋肮脏。此去东北也是赴汤蹈火，所以记住了这个地名。彻夜山风呼啸，默诵“我是太阳，我是永远不灭的火”，这支歌一向使我热血沸腾，火地塘之夜却不能增加体温。一度唱到“母亲啊，谢谢你的眼泪，爱人啊，谢谢你的柔情，别了！这些朋友温暖的手”。流下清泪，因为我已一无所有，也就一无可舍，也就没有那份能舍的悲壮，这才体会到“舍”也是福气。
一路投宿，多在山家，石板盖的小屋，立在石块铺成的小径旁。没有院子，屋子里湿气很重。叠石为灶，大石当床，小石当枕头，只差石头不能当被子盖在身上。原来石头有香味，还有一种石头夜间发光。一宿无话，好像睡在石头缝里，山静似太古，我恍惚觉得是一个长生的人猿，从史前活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山中人腿短，个子细小，像山上的苦竹，他们爬山太多，脚趾抓着鞋子生长。男女都穿自己染色的粗布，黑如铁片。七岁八岁的孩子光着屁股，但是眉清目秀，看了觉得“疼”爱。他们沉默，不问山外事，我们喧哗，不问山中事，彼此面对面，中间隔着无形的山。
书上说，秦岭以南的人吃米，秦岭以北的人吃面。我们在秦岭，吃的是水煮玉米屑、加入白萝卜、用酱油搅拌成团。滋味不坏，一面吃一面算计缺少哪些维他命。我们能买到的菜只有豆腐，想零食，只能两元法币买一斤胡桃。两块钱算什么呢，安康的猪肉二十几块钱一斤，这里胡桃满山是，他们收两元法币还觉得卖了好价钱。
每天夜晚我都要想一想：人为什么要世世代代住在山里？为什么不离开？“路是人走出来的”啊！那时候，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是格言。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走，一定要走出去，山路崎岖，上山一身汗，下山一身冰冷，一天之内好几个寒来暑往，由脚掌到足踝都磨出高温，如炙如烤。走啊走，推开群山万壑，人要走路，山挡不住。一路都是晴朗的天气，风云变幻都在山外，偶然夜间有一阵小雨。夜宿农家，枕上听雨打蕉叶，早晨一看，门外并没有芭蕉，怎么回事，想了很久。
越走山势越高，登上最高峰，有一片平地，没长树也没长草，居然有座庙，庙门居然加了一把大锁。山风如海啸，逼得我们不能走，在地上爬。这地方没有鸟，山坡挡风，树木才有机会歪着插在石缝里。我大喊一声，声音被风裹去，连我自己也听不见。高山比较接近太阳，反而比平地冷，书本上说，高处水气少，热量散发也快。不敢想象高寒最处，四顾无路，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来到这里。天空大了几圈，下望群山罗列在云中，一望无尽，云无尽山也无尽，看山尖把云海戳破，冒出头来，想象海上仙山。我并不指望遇见神仙，只盼出来个和尚，可是没有。
越过这座最高的山峰之后，山路忽然平坦了！后来研习小说戏剧，情节冲突到达最高潮以后结束，跟秦岭山势吻合。多年后，我的秦岭经验帮助我领悟什么是“法自然”。到此山势尽，衣服不再每天湿透，汗水流完，心中一喜。路渐渐平坦，两旁巨岩有如拱门，大概就是谷口。谷形南北狭长，据说这是清军追击白莲教的战场，清军利用地形，设下埋伏，打一个大胜仗，来一次大屠杀。这地方怎么能打仗！纵是深山最深处，兵家也有理由必争。
看见瓦房骡马，看见举世闻名的窑洞，陕西土质有黏性，气候又干燥，陕西人借山坡或土丘挖洞居住。窑洞名气大，里面住过王宝钏、毛泽东。看见以一排窑洞做校舍的中学，学生进进出出，活泼可爱。有些窑洞分两层，如同楼上楼下。洞门长圆，一团漆黑，很神秘，想起陕北的无产阶级革命。再往前走，踏上公路，看见中央军官学校七分校的学生，人字呢军服，宽皮带，英挺鲜亮。没想到日后大对决，大崩溃。
匆匆过西安，夕阳西下，人也实在累了，不能欣赏城门城墙的古意，只嫌灰暗没落。看见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满街跑，身旁坐着中国少女，长发，涂很浓的口红。没想到日后北平出现“沈崇事件”，国民政府大伤元气。看见一片妓寮，屋内有人拉胡琴唱戏，屋外电灯光下冷冷清清，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毛衣拉客。经过一处路旁，停着一具棺材，几个学生在材头烧香，上前探问，知道是某大学的一个女生死了，想起流亡学校郊外的累累新坟。后来读圣奥古斯汀自传，他第一次进巴黎时经过巴黎最肮脏落后的地段，以致终生对巴黎没有好感，我跟西安的因缘不幸也是如此。
俱往矣！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新闻报道说，西安至安康间铁路业已修成，全长二百六十七点八公里。这条铁路号称隧道最长，桥梁最多，建造车站最困难。秦岭隧道长十八公里，中国最长，亚洲第二，世界第六，最长的有一千六百米。还是今天的人有福气，他们穿越秦岭再也没有我们的艰苦经验。
然后新闻报道说，西安到安康一线，要修双线电气化铁路，正在用岩石掘进机挖掘世界上最长的隧道。秦岭深处被人发现“秀才村”，平均每四户人家有一个大专学生。还有一条消息说，日本人小椋英勇到秦岭捉蝴蝶，违反中国法律。秦岭和大专学生，电气化铁路，还有蝴蝶等名词一同出现，我有说不出理由来的轻松。
当年我们徒步穿越秦岭，发挥了抗战时期锻炼而成的毅力，但是结局很可笑。我们在西安钻进火车，那时火车一路震动颠簸，座椅用木条制作，屁股像挨了板子一样痛。夜间行车，无从领略秦川风光。西安到宝鸡，一七三公里。宝鸡下车，鱼贯而入一个大院，四面有围墙。我们还没坐定，大门口已布下双岗卫兵，我想出门寄一封信，竟不可能。实在没想到，出了李仙洲的保险箱，关进宪兵团的保险箱，第一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日军隔绝，后来第二个保险箱想使我们与社会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