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在上海的时候，国共内战未歇，大家仍然幻想和平。那时李宗仁主政谋和，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和中共有交情，抗战期间，桂系人马常说，国民党蓝色，共产党红色，我们桂系是紫色。那时大家的印象是，中共一向主张和平，全是蒋介石要打。
但是中共把李宗仁列为内战的第二号战犯（第一号是蒋介石），李宗仁上台努力谋和，中共的电台仍然天天广播四十三名战犯名单，要求严惩战犯，没有缓和的迹象。
本来“战犯”是国际战争才有的罪名，国内战争用不上。那时抗战胜利未久，审判日本战犯的经过深入人心，中共宣传家乘势袭用这个名词，抢占正统上风。中共推出的和平条件“八条二十四款”，也是模仿盟军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可以读到张治中的回忆录，他是国府派出和谈的首席代表，一向亲共，主和最力，连他也在回忆录里说，中共的条件“苛刻”。
可怜的北方难民，可怜的南方百姓，犹在巴望和平。霹雳一声，四月廿一日夜间，解放军在安徽荻港渡江，他们事先挖了一条运河，准备船只，国军毫无所知，而渡江前一连三个月，气象台向解放军提供天气风向风力预报，中央地质调查所提供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说什么“长江无边，燕子也要飞三天”，说时迟那时快，西起九江，东至江阴，两天之内，三十万解放军全线强渡成功。
那时依我们可怜的、有限的常识推想，江防既已不守，两军应在江南决战。可是国军纷纷不战而走，那时报纸使用次数最多的字就是“撤退”，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那时国防部命令他在第二线布防，他找不到第一线在哪里。
后来台湾的历史教授编写教科书，把这一连串撤退写成“不守”。十几岁的少年学生问老师“你们为什么不守”，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怔住了，无法回答。李宗仁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指责当年蒋介石故意放弃东南的半壁江山，使他无法收拾残局，时人有云：蒋介石把门交给李宗仁，自己带走钥匙。今天回顾历史，他那时想“守”也不成。四月二十一日，江阴要塞投共。二十二日，海军第二舰队投共，浦口失守，我想起朱自清在浦口车站望着他父亲的“背影”。二十三日国军放弃南京，流民趁机抢粮店布店。京杭公路上，撤退的军队抢汽车汽油。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女播音员，长于播报新闻，那天晚上九点钟的广播新闻仍然由她播出，只是换了不同的立场和口吻。
南京是首都，依传统观念，首都失守就是“亡国”。安庆也失守了，军方曾指示溃散官兵都到安庆报到，抓到散兵游勇也送到安庆编训，安庆显然是整军经武的基地，除此之外，无锡、镇江、宜兴（我弟弟妹妹读书的地方啊）、嘉兴、常熟、常州、苏州纷纷告“失”。杭州也失守了，那是上海的大后方。解放军已在陆上三面包围上海，我顿觉呼吸迫促，氧气不足。
在那一片崩溃声中，每天晚上，我在那局促的“蜗居”里和父亲相对，整晚不说一句话，任时间流过，命运逼近。那时我只有“无用的知识”，我坐在父亲面前，想到唐诗“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我也想起《桃花扇》里的名句：“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偏爱《桃花扇》里那首七言排律：“龙钟阁部啼梅岭，跋扈将军噪武昌。九曲河流晴唤渡，千寻江岸夜移防。南内汤池仍蔓草，东陵辇路又斜阳。全开锁钥江淮泗，难整乾坤左史黄！ ……”
我回想“插柳学诗”的时候，疯爷涕泗横流朗诵《哀江南》。疯爷安在？《桃花扇》有一折《沉江》，剧情是史可法投江自尽，疯爷也偏爱。他以大清遗民自命，不用中华民国年号，在这个年号之下，他还可以西轩南圃，喝酒骂人，共产党来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一九八○年后，我千方百计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没问出究竟，传说他老人家拒绝渡江南逃，跳进长江去了！
我常猜谜：那时，父亲心里想些什么呢？上海是父亲的旧游之地，民国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父亲“宦游”上海，那时军阀割据，上海是孙传芳的地盘。孙传芳，山东泰安人，他控制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五省，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任江苏省督军。他的总部下设八个处，有四个处长是临沂同乡，父亲也投奔孙传芳幕中，担任秘书，在上海办公。我见过他早年的照片，仪表称得上英俊，十里洋场的繁华，他是个过来人。他，二十多年以后，重来上海，沦为衣食不周的难民，没有说过一句“想当年”。他几乎没叹过一口气。
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十六年八月龙潭之役，孙传芳全军覆没，父亲只提了一个小小的手提箱回家。都说军阀时代的官吏和贪污画等号，父亲的手提箱里却装满了上等的白纸！我曾写过一篇《白纸的故事》略述其事。
父亲读过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所谓“法政”，就是今天的政治经济，这个学校专门训练那个时代的官僚。抗战发生后，他的同学纷纷在沦陷区出任伪政权的官吏，也就是当了汉奸，那时当汉奸是脱贫致富的捷径，可是父亲从来没动过心。那时伪政权把国民政府设置的专员公署改成“道”，委派“道尹”，临沂是沂州道，我父亲的同班同学来做道尹。我记得有一次，这位道尹坐小轿车经过兰陵，事先通知八区区长要和我父亲见面，区长在欢迎道尹的队伍里给父亲安排了最好的位置。我记得那天街巷特别安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列队欢迎道尹，父亲却留在家里和我一起读《荀子·劝学篇》。抗战胜利时，我家在经济上已是贫民，论政治成分仍是地主，他带着未成年的子女离乡逃亡，困苦颠连，没有钱的人走不远，最后来到上海束手无策，很多老人后悔他当年做过的好事，父亲从未说过一句“悔不该”。
格言说“小心的人一直后悔”，父亲似乎从未后悔。
南京失守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失太原，五月初，失西安，五月十四日，失武汉。我说过，父亲一向重视资讯，他有个朋友在复旦大学教书，那人是父亲通往外界的一扇窗子，唯一的窗子。父亲常去找他谈时局，我到上海以后也跟着同去。这人的态度还算和气，他说你来了、父子团聚就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很少是消息，多半是意见。他说，老蒋打算死守上海，守到逐屋巷战，把上海守成二次大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倘若那样，上海市就要遭受很大的破坏。上海人本来很害怕，后来一想，汤恩伯不是能“死守”的人，老蒋把上海交给他，大家就放心了。
他强烈反对内战，他说：“也许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抗战胜利后， 陈诚扬言六个月内消灭共军，复旦大学这位“进步人士”就说，国民党在写神话。上海保卫战开始，他说：守，上海是守不住的，逃，你们也逃不掉。他说，其实又何必逃？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星期后就习惯了。谈到中共的作风，他认为打天下的人照例不择手段，一旦打下江山，必定换一个做法，至少至少他要善待及早归顺为他出力的人，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一首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那时民心如此，这位教授（？）的看法代表很多人的想法。保卫上海期间，上海影剧界拒绝劳军。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公司撤往台湾，电影厂的一切器材都没撤出来，员工“护厂”，工人拒绝搬运。人人闭口无言，连鸽子也是沉默的，可是，每天又几乎可以看见流言从家家门窗里流出来，里巷成河。你不是希望和平吗，“结束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投降”。解放军围城，中共的工作人员在市内深入家庭，教妇女扭秧歌，拿南方的圆形枕头当腰鼓，解放军入城，立即有万人秧歌队出来欢迎。标语画像也早已准备好，闹区和大道贴满。
商店柜台上的收音机里总是有周璇的歌：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
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确有知
懂得人间的兴亡
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上海的确守不住了，我们最后一次去复旦大学，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父亲表情彷徨，教授说人到上海，回头是岸。他不断上下打量我，好像代表解放军看我是个什么材料。那时多少人犹豫不决，很像是叔本华说的那个寓言，一头驴子面前有两堆草，它不知道该吃哪一堆，结果饿死了。
父亲默然无语。上海不守，我们侥幸脱走，而且越走越远，中国接连发生镇反，反右，“文革”，如果我们父子留在大陆上，以我们的性格和背景，恐怕是没法过关。
五月十二日，共军开始攻打上海，他们手中有上海防卫工事的详图。上海南有黄浦江，北有长江，中间由西到东有苏州河，都是天然防线。军械库在苏州河以北，靠近“上海的脖子”吴淞口，出海方便。解放军从南部进攻，我们到二十二日听见炮声。我完全不知道战况发展，办公室里，每个人都不慌不忙，好像一切如常。到了二十四日这天，我看见每一位同事都袖手闲坐，停止办公，他们也不谈天，办公室异常寂静。我发现这天邮差没来，送报生也没来，由早晨到中午，电话没有响过，气氛诡异。后来知道，这天共军已越过黄浦江，攻打苏州河以南。
二十四日这天下午，同事们一个一个减少。中校分库长没来上班，少校库员上午来过，下午不见了。然后是尉官悄悄消失，我看见某上尉往皮带里插一把手枪，顺手捞起一支气枪，大步出门，他抬头看电线上的小鸟，举起气枪射杀了一只。他怎么还有这份闲情！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不多积一点德！人走光了，空空的办公室装满惶恐，我知道我不能留下，可是我也不知道怎样离开，军人在“敌前”擅离职守，也许杀头！
多年后，我知道有一首乐曲叫《告别交响曲》。据说当年某一乐团的团员很想回家过节，可是出钱支持乐团的“老板”要他们演奏，乐团的指挥特别写了这首曲子。我也从电视上看见演奏的场面，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两个团员放下乐器，退出舞台，最后所有参加演奏的人都走了，只剩下音乐指挥。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江湾军械库办公室的情景宛然如此，不同的地方是：指挥先退，最后剩下的是我。后来知道此时汤恩伯已退到军舰上指挥作战，上海市长陈良已委派工务局长赵祖康代理市长，准备向中共办理移交，只做了七天市长的赵祖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为上海的“末日”留下速写。母亲常说：“我要你安全，不要你伟大。”她老人家不知道要伟大才有安全，那是“生男埋没随百草”的时代，我不去找危险，危险会来找我。
且说那时，军械库办公室门外出现大队国军，一个气宇轩昂的人来到门外，左右随从打开地图，听他东指西画。他转头看见我：“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朝我的符号看了一眼：“你如果要走，那就赶快离开，如果你还不走，我就永远不让你再走。”看样子他是带着军队来布防，他现在有最高发言权。我能判断苏州河以南的阵地不保，江湾已成前线。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通往吴淞口的公路上有成群结队的军人，路旁多少抛锚的汽车和坦克，东倒西歪。那时故乡的王氏家族四散奔逃，有二十几个年轻人逃到上海做难民，“上校爷爷”把他们一一安插在军械库的“监护营”里看守仓库，领饷吃粮，免受饥寒之苦，我在路上和他们相遇，他们和我一样，茫茫然往可能有船的地方走。他们有人和妻子诀别，告诉妻子说“你等我两年”，意思是两年以后我会回来，如果我不回来，你可以改嫁。妻子慨然回答：“我等你二十年！”那时以为二十年就是天长地久了，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十五年。
一路上右方和后方远处几处火头，后来知道国军烧毁了汽车千辆和机场仓库里的物资。众人走到一处军用码头旁边停住了，我们也停住，后来知道这个地方叫张华滨，位置邻近吴淞口，上海市出海的咽喉。众人怔怔地望着江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站在这里有什么希望。路已走到尽头，大海苍茫，前景辽阔天地一望无尽，但是我们寸步难移。“在家怕鬼，出门怕水”，水是我们的屏障，也是我们的绝路。
暮色变夜色，炮声震动码头，看见炮弹爆炸的火光。海面电光闪闪，海军军舰发炮射击共军的阵地，掩护国军撤退。码头上堆着无数木箱，没有闲情推测里面是什么物资，只盼望它能挡炮弹的碎片。来时路在我们脚下骚动，好像随时可以竖起来，把我们举高，使我们纷纷滑落回到原点。以后许多年，我每逢看见“上海撤退”四个字，我就回想这天夜晚的情景，这是撤退吗？这是逃亡！上将先逃，以后按官阶高低、职权大小、分成梯次脱逃，上帝遗弃了将军，将军遗弃了下级官兵。
后来知道，这天夜里，苏州河以南地区完全失守，负责守河的五十一军连夜开会，商讨起义投共。说时快那时慢，就在守军“找关系”向中共输诚的时候，张华滨海面驶来一艘船，起初我以为是幻觉，可是看众人的反应，证明那是事实。船缓缓靠岸，甲板上已经坐满了军人，它分明刚刚离开上海，为什么去而复返？这个伟大的谜、慈悲的谜，至今没人解得开。船离码头还有两三英尺远，岸边的人就往船上冲，大家都是军人，个个跳过木马。守船的部队也有准备，舷边甲板上站了一排强壮的士兵，你冲上来，他把你推下去，接二连三有人掉进江里，我听见类似下饺子的声音。还是有很多人往上冲，到了这般时分，你就是铜墙铁壁，也要来个鱼死网破。
轮船赶紧后退，离码头更远一些，守船的军队开枪镇压，子弹从我们头上掠过。人群稍稍安静下来，据说岸上的高级军官和船上的高级军官展开协商。大概协商有了结果，由船舷到码头架上一条长长的木板，好像一座独木桥，我们可以从木板上走过去。可是又有变数，甲板上早已坐满了官兵，他们本来已经脱离战场，又要回来冒这莫名其妙的险，简直火冒三丈。更何况摸黑上船的人可能踩着他们的腿，踢着他们的头。第二波推挤出现，先上船的人朝船外推后上船的人，船外就是江水。
我紧紧抓住父亲，我们裹在人流里，父亲跨上甲板，我的身体猛烈震荡，站立不稳，撒手下坠。我绝望中伸出一臂，幸而钩住了栏杆。我听见父亲低声唤我。可怜当初在新兵连咬牙切齿练过的单杠有了用处，我慢慢把身体举上来，这时候最怕有人再推我，这是我的最后关头。甲板上有只手拉了我一把，我转危为安，那天晚上这一推一拉，我历尽生死祸福。我们挤上甲板，只能在靠近码头的一边就地插针，以致船身开始倾斜，守船官兵再度开枪驱退码头上的人群，轮船急忙开入江心，驶向大海。天亮以后，我发现父亲是甲板上仅见的老人。我们周围都是愤愤的脸色。我小声探问昨天晚上是谁拉了我一把，居然没人回应，咳，他大概要避免触犯众怒吧，我想结一个生死之交的念头落空。
许多年后，我看电影《红尘滚滚》，这部戏因三毛编剧而知名，因第一次把汉奸塑造成正面人物而引起讨论。这部戏里有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撤退的场面，一切如我亲身经历。但是我得指出，那天晚上，张华滨码头只有军人，没有平民。国军撤退，一向受难民拖累，到上海撤退的时候，上海的老百姓看清局势，没人再跟着一同颠沛流离。
船上的滋味真好，“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我并不知道船往哪里开，只要开走就好。行走比停留好，道路比房屋好，海水比陆地好，漂浮比沉没好。三年半我奔波了六千七百公里，累了！而今而后，但愿能找到一尺土地可以站着不动，我再也不打算向外迈出一步。
第二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易手。中共史家以解放上海为段落作了一个小结：解放军以农村起家，费时三年九个月夺得全国城市的百分之五十一（一千零六十一座），然后解放军仅仅以半年时间，再占领城市九百五十三座，合计为全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这最后半年，解放军进展之速，可以想见。
国军失去上海，时在抗战胜利、汤恩伯由柳州飞上海接收之后三年零八个月，我经过上海转往沈阳之后两年零十一个月。还得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租界召开，共产主义在中国萌生，二十八年后，中共军队占领了上海。
此地一为别，正合了后来隐地的诗句：
拥抱我们的人
最后 都成为
看不见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