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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55、瑞典的监狱像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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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脸色红润、笑容可掬的巡佐接待了我们,他对简和克丝敦说的是瑞典语,对我说的是只带一点口音的英语。他像接待客人一样同我握手,“阿巴纳勒先生,我在等你。我这儿有你的全部文件。”

“巡佐,弗兰克需要一位大夫,”简用英语说。“他病得不轻,需要立即治疗。”

当时大约已是晚上九点,但巡佐只是点了点头。“马上就办,伦德斯托姆巡官,”说完,他朝旁边一位穿制服的年轻警官招了招手。“卡尔,请把这位犯人带到他的住处去。”

“是,先生,”年轻警官说着,朝我一笑。“请跟我来。”我有些茫然地跟在后面。如果瑞典是这样对待犯人的,他们对诚实的人又怎么样呢?

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扇栎木大门跟前。他开了锁,打开大门,站在一旁让我进去。进去之后我惊呆了。这哪是牢房,整个是一间公寓。房间非常宽敞,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眺望村中景色。屋里有张大床,床头和床脚都雕着花,铺着彩色的床单。还有乡村风味的家具和单独的浴室,带浴缸和淋浴装置。墙上装饰着描绘瑞典昔日骑士风采的版画。雅致的窗帘目前是拉上的,可挡住屋外行人的视线。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先生。”卡尔在关门之前用带口音的英语说道。

“谢谢你,”我想不出其他的话,尽管我很想多说两句。他走后,我仔细打量这间屋子。窗户上装着厚玻璃板,不能打开,门也不能从里面打开。不过没关系,我没想从这个监狱逃走。

那天夜里我没睡觉。没过几分钟房门又开了,简带着一位谢顶的医生走进来。

那医生和蔼可亲,但做事干脆利索。“请脱光衣服,”他用英语说。我犹豫了一下,但简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便剥去了身上那点衣服。赤身裸体站在她面前还真有些难为情,可她的脸上除了关切之外没有任何表情。我了解到,裸体对于瑞典人来说只在一定情况下是和性有关的。

医生一言不发地捣捣戳戳,看看听听,用了各种仪器,叩叩拍拍,摸摸按按,然后收起仪器和听诊器,点头说道,“严重营养不良和维生素缺乏,更严重的是,据我看,他还患有双侧肺炎。巡官,我建议你叫一辆救护车。”

“是,医生。”简马上跑了出去。

半小时不到,我已被安置在一所干净而高效率的小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我在那里疗养了一个月。一位穿制服的警官时刻守在我的门外,但更像是陪伴而不是看守。

每天简或克丝敦、巡佐或卡尔来看我,每次都带来一点东西,花束、糖果、杂志或其他小礼物。

我住院期间没人问到我的罪行,也没人提到我将要接受的审判或对我的指控。

一个月后我被送回了“牢房”,中午时卡尔拿来一份菜单。“我们没有厨房,”他抱歉地说,“这上面的你随便点,我们从酒吧间给你端来。我向你保证,饭菜是很好的。”

确实很好。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便回升到两百磅。

我出院的第二天简来看我,旁边跟着一位瘦男子,五官很生动。

“我是瑞典国家警察局的简·伦德斯托姆巡官,”她正式地说。“我有责任告诉你,你将被扣留一段时间,我还有责任对你进行审问。这是一位牧师,他将担任翻译。他的英语很流利,并且熟悉你的所有那些美国俚语和成语。”

我目瞪口呆。“哦,得啦,简,你的英语就很流利呀。”我抗议道。“这是干吗?”

“瑞典法律规定,讯问外籍犯人时,要有一位熟悉犯人本国语言的翻译在场。”简依然用那种正式的语调说道,仿佛以前不认识我似的。

“法律还规定你有权请律师,审问时你的律师必须始终在场。由于你没钱聘请律师,瑞典政府为你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她叫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今天她会和你见面。我说的你都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说。“那么明天见。”她告辞离开。

一小时后我的房门被敲响,门开了,一名看守带来了我的晚餐。他把丰盛可口的菜肴摆在一张便携式小桌上,仿佛他是一位侍者而不是看守。

他回来收餐具时,朝我笑了一下。“你想散散步吗?”他问。“只能在楼里走走,在我巡察的时候。但我想你关在屋里可能呆闷了。”

我跟他走到厨房,来自附近餐馆的一位侍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和用过的餐具。厨房其实算不上是厨房,只是看守们煮咖啡的一个角落。然后他带我在监狱中巡视了一圈,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只能容纳20名犯人。每到一间牢房,他都是先敲门再打开房门,笑着同犯人打招呼,询问犯人的需要。在锁门前向每位犯人愉快地道一声晚安。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艾尔莎·克里斯蒂安森在等我,还有我的翻译卡尔·格里克牧师。我奇怪他怎么也来了。他解释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一点英语都不会说。克里斯蒂安森夫人也没有询问我的案情。她只是在介绍到她时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我明天早上简开始审问我时她会到场。

她是一位端庄的高个子女人,约莫四十来岁,举止有礼。但我对她做我的律师有些疑虑。可是我别无选择。我没钱聘请自己挑选的律师。法国警方没收了我在法国的所有财产,至少我猜是这样。在我被捕后和在押期间他们从未提到过我的财产,我获释时也肯定没有退还任何钱款。而在瑞典,我无法从我那些贮藏处提取资金。

第二天简和克里斯蒂安森夫人、格里克先生一起来了。她立即开始询问我在瑞典的犯罪活动。格里克把那些问题翻译给克里斯蒂安森夫人听,她默默地坐着,时而点一点头。

在前两次审问中我对简老是搪塞,要么拒绝回答,要么说“我不记得了”或“我说不上来”。